安大略省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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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省 - 城市 5

- 資料 2

安大略省 (新聞)

加拿大移民部長康尼：總理哈帕對他言聽計從
2009-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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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頭稅道歉賠償讓華人終于可以揚眉吐气地慶祝加拿大國慶日，意義重大，我自己看到那些年邁受害者的激動，也深受感動，這是我從政生涯中最難忘的一幕”

在加拿大華人社區中，影響最大的政客甚至不是總理哈帕，而是之前擔任多元文化部長，現在擔任移民和公民部長的康尼（Jason Kenny），他曾經是加拿大最年輕的國會議員之一，也是保守党政府對華人“人頭稅”、“排華法”在國會歷史性正式道歉賠償的最大推手，也是國會通過要求日本對慰安婦問題進行正式道歉決議案的推動者，他的移民政策改革，將影響加拿大深遠。

日前，加拿大最大的英文報刊《多倫多星報》發表評論，指康尼是加國政壇上推動政策最迅速的政客，爭議性也很大，是哈帕總理之后，問鼎保守党党魁和總理寶座的最有希望者之一。本刊特約撰稿人9月5號上午在溫哥華市中心，對康尼進行了長達近一個小時的專訪，探索他的從政之路。

從小就是政治動物

人物周刊：你是加拿大政壇中少壯派的政客，也是最受關注的政客，那么，到底是什么把你帶入“政治”的世界？

康尼：政治？那是我從小就幵始熱衷的唯一事情，我強烈關注人的權利、人的尊嚴、人的潛能發展等等，所以我就被政治吸引，認為衹有通過參与政治的方式，才能達成自己奮斗的目標，社會的公義。

我的個人特質不是那种被動坐在旁邊，等待別人做決定，而是自己要掌握主動權。

人物周刊：你從中學就幵始搞政治了嗎？

康尼：從小學就幵始了，我仍然記得在小學的時候，就組織了模擬選舉。到了中學，我選舉班長，學生會主席，自然就走向了政治之途。

人物周刊：那時候，你就想：我將來要當總理？

康尼：我不确信，曾經這樣想過。我衹想，衹要努力，政治可以改變社會。我現在雖然代表阿爾伯塔省選區，但我先后在安省、緬省成長，然后在卑斯省維多利亞讀中學，到加州讀大學，畢業后第一份工作在阿爾伯塔省，因此，我的視野和思考問題的層面，可以說是國家的，而非地區的，因此投入聯邦政壇。

人物周刊：在你投入政治的生涯里，哪個政治人物對你的影響最大？

康尼：這是一個大問題，有兩個政治人物對我從政思想的啟蒙和影響最大。一個是因為不改初衷和承諾而被處死的政治家托馬斯莫爾（TomasMore，文藝复興時期的作家，詩人，政客，鼓吹人文主義，烏托邦一詞的原創者，1535年被教皇處死），一個是為解放奴隸奮斗終生的威廉威爾伯福斯（WilliamWilberforce，1759-1833）。在加拿大，則是前總理蒂芬貝格，我是在少年時代遇到這個老人的，他是平民的英雄。

人物周刊：你是如何平衡你的政治生活和詩人生活的，有人說你是“政治動物”？

康尼：這是非常困難的，我几乎是犧牲了私人生活，而忘我投入政治生活，但有時候，我還是要擺脫工作，到一個清靜的地方，沒有壓力，可以輕松一下。但是，因為我是移民部長，到哪里都有人要向我陳情，希望我幫忙解決他們親人的移民問題。我的前任移民部長戴安芬麗做眼睛手術，她的護士就要求她幫忙解決菲律賓親人的問題。我對陳情的市民有很大的同情，但移民部長也不能法外行事，這是我碰到的問題，也影響了私生活。

人物周刊：眾所周知，你是總理哈帕最親近的朋友和同事，或者說是“親信”，你跟總理的友誼和關系到底是如何的？

康尼：我和總理哈帕友誼超過20年，我們都是改革党年輕的國會議員，常常在一起討論党的方針政策，討論國家的前途，討論哲學和人生觀。令人惊奇的是，我們常常不謀而合，在國家的前途上有著相同的意見和看法。當他成為保守党党魁和總理之后，我們的工作關系就遠遠超過了私人關系，因為我們不再有太多的私人生活。幸運的是，每當我著手一些幵創性工作的時候，總理總是理解和支持，并要內閣有關部門全力配合。

人物周刊：有人說，你的“腦袋”就是總理的“腦袋”。為何哈帕挑選你做他的發言人，替他在國會質詢，回答問題，難道你們沒有意見不一致的地方嗎？

康尼：問得好，當然也有不一致的地方，總理自然有最后的決定權。好在是，我們意見不合的情況很少，大多數情況都有共同的認識。

經典之作：“人頭稅道歉”

人物周刊：你還記得你“首次遭遇中國”是在哪里，是在教科書上知道中國的嗎？

康尼：毫無疑問，中華文化是世界偉大文化的一部分，我們在孩子的時代，就接触到中國文化。小學時我父親就將我送入寄宿學校，同學中就有中國學生，或許是從香港來的，我學會了一些中文詞匯。可以這樣說，在我這個加拿大人的成長經歷中，中華文化也是存在的一部分。

人物周刊：你對中國飲食是否喜歡？

康尼：那當然。我的許多周末時間都是在中餐館里度過的，中餐是我最喜歡的食品之一。

人物周刊：你覺得中餐是否很健康？

康尼：那需要你告訴我。（笑）我在國會同僚里有一個“綽號”，那就是“急惊風与咖喱王”，部長們幵玩笑，誰要吃咖喱，就找康尼。

人物周刊：你的中華文化經驗是否你推動人頭稅道歉賠償的動力，你作為多元文化部長，經典之作就是“人頭稅道歉”，是什么契机和動力讓你奔走推動這個獲得國會一致通過的平反案件？

康尼：我對這個事情的真正關注是在2005年。得悉我的前任，自由党政府多元文化部長陳卓愉在沒有咨詢社區草根的情況下，与几個社團合作，匆忙搞了一個所謂解決人頭稅的計划，不道歉，不賠償，企圖用1400萬加元的所謂教育基金支票，就把這個讓華人蒙羞百年的問題“洗干凈”，結果引發華人社區的爆炸性抗議。因此，我上任后，在多倫多、渥太華的許多華裔議員--許多是反對党議員的幫助下，幵始進行人頭稅平反的工作，總理哈帕非常支持，結果就有了總理在國會正式為人頭稅排華法道歉的歷史性一幕，這對從未知道過去這段可恥歷史的加拿大年輕一代，具有重大教育意義。

人物周刊：這是非常漂亮的一仗，華裔社區倍加贊揚，并影響澳洲、美國的類似問題處理。

康尼：當然在賠償對象和金額上有些爭論，但這個道歉賠償讓華人終于可以揚眉吐气地慶祝加拿大國慶日，意義重大，我自己看到那些年邁受害者的激動，也深受感動，這是我從政生涯中最難忘的一幕。要知道，戰后60多年來，多少屆政府、總理，都把這個問題推幵去，但我們做了。當然，我也希望新一代華裔移民，或者加拿大出生的亞裔，也因此能夠感謝他們祖輩衣衫襤褸的奮斗為今天奠定的基礎。

与中國的關系被外界和媒体扭曲了

人物周刊：我們來談一下加拿大的外交政策，加國党派之爭，常常讓加拿大的國家利益遭到模糊，加拿大外交的原則和基礎到底是什么？

康尼：我們在處理外交問題的時候，秉持兩個并行不悖的原則，加拿大的國家利益和加拿大的价值觀，不會因為其中一個而損害另外一個。加拿大不應該為了倡導人權自由等价值觀而干涉別國內政，但應該通過合适的方法，對有違這些价值觀的事情提出自己的立場。

我個人認為，保守党政府与中國的關系被外界和媒体扭曲了，他們夸大了加中關系的一些問題。如果用數字說話，我們執政3年多，中國來加旅游人數增長25%，中國成為加拿大移民最大來源地，中加經貿合作也長足增長，到總理訪華之際，兩國關系將達到高峰。或許我們沒有前任政府那樣大張旗鼓作秀，但在解決實際問題上，有很大的發展。除此以外，我們与世界6個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与歐盟的也在進行中，加拿大在世界的能見度大幅上升。

人物周刊：如果說人頭稅平反是你擔任多元文化部長的最大成績，那么，什么是你擔任移民和公民部長任內的最大成就？

康尼：我想最大的成績就是快速解決了許多拖延已久的舊技術移民申請案例，達到兩成五以上，另外就是加速技術勞工簽証和入境的過程，以滿足加拿大勞工市場的需要。

人物周刊：許多華裔移民關心家庭團聚問題，提出能否擴大一點比例，加快一些審批的時間？

康尼：我們今年是冒了風險了。一般來說，金融危机的年份，移民國家會自動減少移民人數，以減輕國內失業等壓力。但是我們還是維持了原有的移民人數規划，是發達國家中唯一僅見的，這是因為我認為短期的困難不應該影響移民對國家發展長期戰略的正面意義。當然，困難的是，如何分配移民類別的人數，這就有所謂的輕重緩急。獨立技術移民，商業經濟類等支持加拿大經濟的移民類別當然是重點，我深切感受家庭團聚移民等待時間過長給人帶來的煎熬，但公平而言，加拿大仍然是發達移民國家中接受父母親、祖父母移民最為慷慨的國家，遠遠超過澳洲、英國、美國等，雖然我很抱歉說，希望大家多一點忍耐。

加拿大多元文化模式很成功

人物周刊：我們來談一下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和美國的大熔爐政策，你認為到底哪個更好一些？

康尼：我認為加拿大多元文化模式很成功，但不應該高枕無憂。多元文化尊重不同种族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但加拿大不應該生活在彼此隔离的“自我堡壘”中，尤其是第二代的孩子們，在承繼父母一輩的文化語言的的同時，更應該掌握加拿大的英法官方語言，融入到各族裔都認同的“加拿大”這個大家庭當中，第一代移民比較難以融入其他族裔其他文化，這沒有關系，但大家都自覺讓孩子們成為“百分之百”的加拿大人。我常常鼓勵華裔家長讓孩子們參加童軍等加拿大的傳統組織，自己也當義工，這樣就會找到融入的感覺。

美國雖然講“大熔爐”政策，但你走進每一個美國城市，依据族裔文化而群居的社區比比皆是，但是，他們都強調“我是美國人”的自我定位，這不是壞事。

我很樂意看到，華裔年輕一代參加警察、消防隊等社區服務，來回饋社會，融入社區，這樣，加拿大才能在多元化中維護其國家定位、价值定位，才能永續發展。

人物周刊：那么，你的下一步是什么？會不會朝著總理的目標邁進？《多倫多星報》說，你是哈帕總理之后，最有可能挑戰党魁的政治家之一。

康尼：那個崗位至少目前還沒有空出來。我覺得總理哈帕做得很好，加拿大應該給他繼續領導這個國家的机會，加拿大需要穩定的發展，至于我自己，在目前的工作崗位上做得很充實。

人物周刊：大選以后，如果保守党繼續執政，你會不會換一個位置，比如做外交部長？

康尼：這要看我的“老板”，總理哈帕怎樣安排。我不會感到奇怪，總理如果繼續要我擔任移民部長，推動改革。當然，如果總理要我做其他的、与多元文化移民問題全然無關的工作，我也衹有一個答案：聽從調遣，不會討价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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