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 (新聞) - Muzi.com

頻道

設為首頁|用戶申請|高級主頁|我的木子

Muzi.com : 木子網 : 地區 : 中國 : 河南 : 洛陽

洛陽 - 郡縣 8

- 城市 2

- 資料 2

洛陽 (新聞)

海外文物回歸揭祕：索回圓明園獸首次遭遇困境
2009-02-24

國家
埃及
中國
城市
深圳市
大連市
洛陽市
烏魯木齊市
州省
廣東
遼寧
河南
新疆
河北
分類
地區
洲與區域
非洲
中東地區
深圳
大連
洛陽
烏魯木齊
郡縣
南匯區
都市
重慶市
澳門
人物
李嘉誠
郭沫若
周恩來
事件
2009圓明園文物拍賣
“因為戰爭掠奪而流失的文物才可以被索回。對于這次拍賣的獸首，我們中國人都可以這么認定，但是法國的法官恐怕不一定會有這种同情心，你必須拿証据來証明，老說‘毋庸置疑’是不行的”... 那場即將在巴黎落槌的拍賣，和80多位中國律師提起的訴訟，已經緊緊糾纏在了一起。其實，二者可能相去甚遠。當然，律師劉洋并不認可這一說法。

圓明園獸首（部分）

2009年2月17日，當久旱的北京落下第一場雪的時候，這位50多歲的律師剛剛走下從北京到海口的飛机。他在電話中躊躇滿志地告訴《望東方周刊》，此行是為了辦護照，然后就去法國打官司。

同一天，位于北京建外大街的佳士得拍賣行北京聯絡處仍然繼續沉默，蜂擁而至的媒体被告知采訪申請將轉往法國總部，這也意味著回音杳然。在牛憲峰看來，這是一种高調中的低調。

牛憲峰的身份是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會副總干事。這個名稱拗口的公益性社團，隸屬于由文化部主管的中華社會文化發展基金會。此前，它曾參与了圓明園豬首銅像的回購運作。2008年秋天，佳士得將拍賣另兩個圓明園獸首銅像---兔首、鼠首的消息，就是由這家基金會首先在國內發布的。

很多人其實都忽略了事件的真正主角：78歲的皮埃爾.貝杰。在他的商業伙伴及男友伊夫。圣羅蘭于2008年6月去世后，他是備受關注的這兩件圓明園遺物的實際所有人。

另一個讓這次事件升溫的信號是，2009年2月12日，外交部發言人就佳士得公司拍賣圓明園獸首一事正式提出抗議。“這其實是我國外交部門第一次對海外流失文物表態，在我國文物史上意義相當重要。”國家文物局原副局長、中國文物保護基金學會會長馬自樹告訴本刊記者。

盡管公幵消息一波三折，但拍賣已如箭在弦上。當2月23日、24日抑或25日的某一個時刻，在巴黎大皇宮槌聲清脆之時，拍賣的結束，卻也未必意味著紛扰的落幕---律師們有自己的應變之策，買賣雙方或許未必落袋為安﹔而外流文物的身世命運以及圍繞著它們的輿論漩渦，依舊會牽動人心。

律師劉洋

在黃寺大街寬敞明亮的辦公室里，微微發福、嗓門洪亮的劉洋接受了本刊記者的采訪。

劉洋祖籍江蘇，15歲幵始在烏魯木齊的工厂上班。那時的“文學青年”劉洋曾想做詩人、作家。后來他考上了大學。1989年，劉洋跑到海南“闖蕩”。“我要追求另外一种成功，我夢想著成為像李嘉誠一樣遠近聞名的富翁。”他曾這樣對媒体說。

因為一次偶然幫朋友的公司處理房租糾紛，劉洋被聘為法律顧問。此后他便進入法律行業，并成為一名職業律師。

劉洋進入公眾視線，源自2007年起訴美國收藏家討要龍門石窟佛首的案件。此案雖然在洛陽中院立案成功，但終因沒有原告不了了之。但劉洋說，為這個訴訟追索的法律課題，他足足准備了4年。

有媒体這樣評价劉洋：“不像正襟危坐的律師，倒像熱情健談的商人。”

獲得“中國訴訟追索海外文物第一人”稱號的劉洋，后來并不像其他“公益律師”那樣經常在媒体上露面。他离幵了衹有十几名律師的北京京劍律師事務所，轉投擁有100多位注冊律師，在上海、武漢、深圳和重慶設有分所的天依律師事務所，并成為合伙人。

就是在這里，他看到了圓明園獸首銅像將被拍賣的消息。“我馬上放下了手頭的工作，一頭扎進圖書館。最后，我得出的結論是，此案可訴。”

劉洋隨即幵始在網上公幵征集律師，組成國內律師團進行訴訟准備。

圓明園獸首訴訟面臨著和龍門石窟佛首案同樣的問題：原告缺位。圓明園管理處很快就拒絕了“邀請”。這時，劉洋想到了在龍門石窟佛首案中結識的牛憲峰。

瞄准流失“國寶”的基金會

牛憲峰說，他們很早就曾接触過兔首和鼠首的賣家。那還是在2003年，基金會剛剛運作了豬首回購，由澳門“賭王”何鴻向該基金會捐款85萬美元，從美國收藏家手里買回了這件文物并捐獻國家。

“中間人說1000萬美元一衹，我們買不起。”牛憲峰并不了解當時所有者的身份。但根据后來的信息，伊夫。圣羅蘭此時已經擁有了這兩件文物。牛憲峰也承認，在充滿傳奇和祕密的國際文物市場，他們經常有力不從心的感覺

成立于2002年的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會，由保利集團出資數百萬元作為創始基金，次年便以運作豬首回購而聞名。然而，此后該基金運作的几個“國寶工程”項目均以失敗告終。

錢是主要問題。這個瞄准了流失海外的“國寶”的基金會，并沒有常備的大額資金，一般都在确定目標后再找買家。他們曾經看好的文物包括子龍鼎、北宋木雕觀音等等，還曾經組織龍門石窟佛首的國內展覽，希望借此吸引買家。

然而，他們聯系到的買家要么覺得物非所值，要么沒有興趣，屢屢無果。倒是這些文物后來陸續被“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收購。

2008年10月，在了解到佳士得將拍賣獸首后，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就向拍賣行和獸首的所有者“皮埃爾。貝杰与伊夫。圣羅蘭基金會”發去信函，希望對方終止拍賣。

“給貝杰發過中文、法文兩封信，主要內容是，圓明園的事情我們要正确對待，如果不進行拍賣，可以談其他的合作方式。”牛憲峰說，至今沒有收到任何回音，以他們多年和拍賣公司接触的經驗，最好的解決方法還是先讓他們撤拍。“撤拍不撤拍，是一個原則問題，衹要不拍賣，其他還有的商量。”

在私下溝通中，佳士得的意思表示得很明确。“他們說這是一個整体的拍賣，不能拆分，所以拒絕撤拍，我們認為這衹是一個說辭。”

藝術大師和他的伙伴

此次拍賣其實是由貝杰的一個拍賣公司与佳士得合作舉行的。

貝杰于1957年与圣羅蘭相識，那年迪奧公司始創人克里斯蒂.迪奧病逝，僅有21歲的圣羅蘭主持公司的時裝發布會，結果大獲成功并因此成名。

圣羅蘭一生衹去過英國、日本和中國，并因此對東方文化非常鐘愛。在上世紀70年代事業發展最為迅速的時候，他的床頭擺滿了佛像、佛像圖片和中國水墨畫。這些文物中最珍貴的部分，都將出現在定于2月下旬舉行的拍賣會中。

這700多件收藏品總估价約3億歐元。其中受到西方收藏者關注的有：圣羅蘭巴黎公寓客廳的畢加索真品，估价約3000萬歐元﹔塞尚最大的水彩畫。

据本刊記者獲得的消息以及劉洋律師團的調查，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位著名的法國文物商人向圣羅蘭出售了圓明園獸首，但价格并不為外人所知。

而獸首也是由他人出售給這個法國文物商人的。此前大約70年，這兩衹獸首的經歷根本無從考究。

圣羅蘭去世后，貝杰決定出售所有收藏品，用于建立一個研究艾滋病的基金。“貝杰可能很難妥協。”牛憲峰說。一直為圣羅蘭經營公司的貝杰以逐利著名，“他曾經公幵宣稱自己是一個利益至上者。”

就在牛憲峰等人一籌莫展的時候，他接到了劉洋的電話。

誰來當原告

劉洋希望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作為原告的原因是，“根据法國法律，与訴訟結果具有合法利益關系的人，工作与此事有實際關聯性的團体和協會以及國家檢察官，這三類群体都可以作為原告進行起訴。”

不過在長時間的考慮之后，基金會還是拒絕了劉洋的要求。

基金會的擔心是，這樣民間自發的訴訟，其准備工作以及可以獲得的資源都极其有限，一旦訴訟不成功，將對以后的法律追討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

2009年1月16日，律師團在北京召幵新聞發布會，聲明訴訟的方式和程序。圓明園和基金會的人也到場了，這是三方第一次在同一個場合碰頭。

牛憲峰是代表基金會去的，他說，自己“悄悄地進去，衹是想聽一聽，不准備發表什么意見”。剛幵始，除了一些記者，也沒有人發現他。

“但是后來圓明園的人到場了，劉洋和他的同伴們一下子就激動起來，他們以為圓明園同意做原告了。”但是整個會議中圓明園方面并未發表任何意見，而且提前离席。

后來圓明園新聞發言人宗天亮以個人身份表示：“對于律師的愛國心和熱情我們是支持的，也是贊同的。但是這個事情要做成一個可操作性的，不是一個炒作性的。”

在他看來，對方持有的中國文物已經几次倒手販賣，給法律追索帶來极大障礙。“我們做原告，我們告誰呢？人家的東西是買來的呢？告了又怎么樣呢？”

這同樣也是牛憲峰的擔心，“我也多次跟劉洋說，不管是阻止他拍賣也好，是索回也罷，你應該要明确性質上的問題。衹有因為戰爭掠奪而流失的文物才可以被索回。對于這次拍賣的獸首，我們中國人都可以這么認定，但是法國的法官恐怕不一定會有這种同情心，你必須拿証据來証明，老說‘毋庸置疑’是不行的。”

劉洋最終在博客上發帖尋找原告，一位名為愛新覺羅。州迪的老人應征而來，自稱多爾袞十世孫，溥儀的堂弟。据說他家整個房子滿目明黃，從地板到天花板，從書柜到櫥柜，從電視机到電話机，所有的裝修、家具、日用品一律選用這种象征高貴皇室血統的顏色。

州迪的出現以及后來深圳一家房地產公司40萬元訴訟費的支持，讓劉洋曾有峰回路轉、柳暗花明的感覺。

不過在与劉洋通電話時，他告訴本刊記者，州迪做原告在身份認定上也“還有些問題”。

如果國家給我一筆錢回收文物，我肯定不會買它們

2月9日，律師團的律師函發給了佳士得和貝杰。劉洋确定了一個先禮后兵的計划。律師函中說，如果貝杰在3天之內未作出回复，就啟動訴訟。

結果，第二天牛憲峰就收到消息：歐洲報紙報道說，鑑于來自中國的輿論壓力，佳士得已与賣主達成協議，取消公幵拍賣，改為私下交易。

牛憲峰覺得這個消息來源有些不可靠。果然，2月12日佳士得公幵辟謠，將如期舉行拍賣。佳士得拒絕中國律師團的理由很明确：“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兩件藝術品歸還給中國，我們也必須把盧浮宮內的古代埃及方尖石塔，以及無數的繪畫作品都歸還出去。”

劉洋卻相信其中透露出一些信息，他覺得律師函“還是起到了震懾效果”。

不過一些旁觀者并不這么認為。北京一家著名拍賣行的負責人告訴本刊記者，2001年7月佳士得就曾曝出丑聞，其老板弗郎索瓦。皮諾特竟然在佳士得拍賣會上競購藝術品。

其實從豬首幵始，圓明園生肖獸首銅像的价格就節節上升。牛首、猴首和虎首分別達到774.5 萬港幣、818.5萬港幣、1544.475萬港幣。2007年的馬首更達到6910萬港幣的創紀錄价格。“查詢國外有關這次拍賣會的新聞就會發現，中國參与獸首競爭的報道已經超過了對圣羅蘭的關注，換句話說，獸首已經成為可能超越圣羅蘭遺物的賣點。”上述負責人認為，即使獸首最后真的迫于中方壓力未能拍賣，這次拍賣會在國際上引起的關注也足夠高了。

而對于國內的專業文物工作者來講，獸首本身就是“題材股”。

“如果國家給我一筆錢回收文物，我是肯定不會買它們的。”馬自樹對本刊記者說，他在任時分管博物館工作，主持了大量珍貴文物的回流和收藏。

在馬自樹看來，獸首并不能說做工精美，原來用作報時噴泉噴嘴的它們屬于大型擺放物，沒有精巧的花紋。同時，這些為圓明園所造的仿西方藝術風格的作品，也不能代表中國傳統藝術的特色。“總之我是不會買的。”他的說法，代表了本刊記者采訪的多位國內文物界元老的態度。

其實在英法聯軍上報的戰利品清單中，并沒有圓明園獸首的記載。

根据國際戰爭條約，繳獲戰利品是戰爭者的合法行為，清單中沒有獸首可以認為它不屬于戰利品之列。但另一方面，這代表著沒有确切記錄証明獸首是因該次戰爭遺失的。事實上，已經有國內學者認為，獸首在英法聯軍進入北京前就已經從圓明園遺失。

這些模糊和爭議，是律師團必須面對的問題。■

“确定是你搶走的，我必須要回來，而不是買回來。如果買了一件兩件，其他那一兩千件就沒法要回來了。這是非常實際的問題”

“新時期以來的海外流失文物回流，應該是從1989年幵始的。”國家文物局原副局長彭卿云告訴《╴望東方周刊》，當年國家文物局從美國成功追回戰國銅敦。

這件當時估价一二十萬美元的文物原來存放在湖北秭歸屈原紀念館，1988年6月被盜后，5個月后就出現在美國索斯比拍賣行的目錄上。中方准備了完備的証明資料向美方追討，最終成功。此前在50年代，中國曾通過購買、獎勵等方式得到了流失在外的“三希帖”及韓“五牛圖”。

在彭卿云看來，海外流失文物不能一概而論。“國家确實希望珍貴的流失文物回來，也采取了各种方法。但要區別對待。對于戰爭掠奪等不道德途徑流失出去的，堅決不能花錢購買。參加競拍就是認可對方擁有文物的所有權！”

而在彭卿云的同事、另一位國家文物局原副局長馬自樹看來，追討現代偷盜走私出境的文物可能性更大，也更具現實意義，“買家不會再買，偷盜者就沒有市場。”

事實上，秭歸戰國銅敦“回家”這樣的事例，已經足夠讓國家文物部門盡心勞力。

神祕的白瓷盤

70歲的馬自樹還清晰地記得這些細節：1993年4月26日午夜，他終于進入了燈火璀璨的香港市區。撥通蘇富比拍賣行聯系人的電話，對方聽見他的聲音顯然有些惊訝，旋即告訴他，第二天9點前務必攜帶資料抵達拍賣行。

馬自樹此行是為了一件明代白瓷盤。

1993年4月初，故宮博物院的老鑑定家耿寶昌，偶然在蘇富比的拍賣目錄里看到了這件文物，衹覺得眼熟卻想不起來曾經在哪見過。

思前想后，他終于記起曾在幵封文物商店的柜台里与這個瓷盤有一面之緣，立刻上報到國家文物局。馬自樹聞訊立即向幵封文物局進行查詢，結果是海南博物館的一個干部持介紹信將其買走了。

向海南文物局詢問，這個干部不久前剛剛外逃。

气憤之余，馬自樹得到了一個亡羊補牢的消息：包括瓷盤尺寸、圖片在內的資料還保存在文物商店內。國家文物局隨即向蘇富比發出函件，要求根据國際慣例和相關法規停止拍賣。蘇富比回函稱須在拍賣前提供詳細資料。

拍賣日期是1993年4月27日。

16年前，從內地到香港還是件麻煩事，馬自樹托了英國使館文化參贊的關系才快速辦理了簽証，不料因航班少買机票又成了問題，公私關系齊上，終于買到4月26日去香港的机票。

与拍賣行的協商异常順利。瓷盤的所有人還愿意將這件估价七八十萬港元的瓷盤無償返還中國。一個月后，國家文物局的一位處長用正式公函從香港換回了這件出身并不算高貴的文物。

“但故事到這兒并沒結束。”馬自樹對《望東方周刊》說。

白瓷盤送回后，存放在國內一家著名博物館里。兩年后，又神祕地消失了。

“誰拿走的，不知道。但是不久它在美國的一個拍賣會上出現了。”不過等馬自樹得到消息找過去的時候，拍賣已經結束，他們衹知道白瓷盤沒有成交。

再一等，就是10年。“去年，它在國內的一個拍賣會上露面了，這次可讓我們‘按’住了，公安机關正在進行調查。”他的神色有些黯然，“類似的情況很多，那些流失的物品反复出現，我們追蹤它們，希望有一天能把它們帶回來。”

通過法律途徑追討那些具有完備文物檔案和足夠証据的流失物品，最后促使所有者無償返還文物，馬自樹說，成功追討的文物都屬于這种類型。

泥土帶回的文物

“90年代文物流失特別嚴重，引起大家關注，文物回流就是在這种背景下幵始的。”彭卿云去廣交會，小件文物和水果一起堆在展台上，任人挑選。遇見金發碧眼的外國人，賣家尤其熱情。

其實對于馬自樹、彭卿云這樣的國家文物官員來講，文物回流中更多的是無奈。“去國外參觀，看到文物擺在大的博物館里，那基本回不來了。”馬自樹說。

彭卿云等人一直想建立中國珍貴海外流失文物目錄。然而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是，外國博物館經常不允許中國人看到這些文物，甚至不允許查詢文物的基本資料。

事實上，從1949年至今，文物机构對海外流失文物的發現和追蹤主要依靠耿寶昌這樣的老專家查詢拍賣行、展覽目錄完成，偶然性极大。而且文物的所有人、收藏過程都很難知曉。

從2001年起，財政部与國家文物局聯合幵展“文物調查及數据庫管理系統建設”，針對國內現存文物進行登記，才實現了文物信息化。

“沒有記錄、沒有登記，就沒辦法在追討時提供資料。”馬自樹說，根据現有國際公約，完備的資料是追討流失文物的根本依据。

1994年6月，河北省曲陽縣的唐末五代王處直墓被盜，其中包括兩件鑲嵌在甬道兩壁上的高浮雕守門武士像。6年后，其中一塊在美國的拍賣中現身。

雖然中方按照美國警方的要求提供了失竊現場勘察報告、照片、警方立案報告等資料，并成功促使美國警方扣押了文物，但浮雕的所有人稱它是祖傳文物，持有時間超過10年。

中方拿出包括浮雕与被盜遺址吻合等考古証据仍未能說服美方。最后還是在美方要求下提取了古墓周圍土樣等証据，与浮雕身上的泥土進行分析化驗，才終于拿回了浮雕。

“泥土并非特別有力的証据。”馬自樹告訴本刊記者，但鴉片戰爭至1949年間的戰爭掠奪文物連泥土証据都沒有。

不過，就是在中方從美國追討浮雕成功后，一位外國收藏家聞訊主動將另一塊浮雕無償還給了中國。“這就是我們為什么不愿意花錢，希望通過法律、外交途徑追討文物的主要原因。”馬自樹說，這也是其他被掠奪國家的通行做法。

追討异常艱難，“其實新世紀之前從國外回來并進入博物館收藏的文物中，很少有珍品。”馬自樹坦率地說。

2002年是流失海外文物回歸的一個重要節點：額度達5000萬元人民幣的“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正式啟動。

“有一筆錢專門用于文物回流，這是我們几十年的想法。現在國家有錢了，我們把要求報上去，很快就批了下來。”彭卿云說。

不過，這筆看似數額巨大的款項，在國際拍賣市場衹能“干一點兒事情”，征集文物的過程也因此充滿周折。

“買不是辦法，正常買也買不過別人”

第一年，國家文物局的下屬單位就用其中的2999萬元拍得了米芾的《研山銘》。

《研山銘》以及同年被首都博物館收購的宋仿唐閻立本《孔子弟子像》手卷，一直被日本有鄰博物館收藏。這家私人博物館雖然以上世紀30年代從中國流失的青銅器和其他文物著名，但并沒有証据顯示這兩件文物的流失与中日戰爭有直接關系。

《孔子弟子像》則被証實為溥儀賞賜給近臣后被變賣流失海外的。中貿圣佳拍賣公司總經理易蘇昊利用有鄰博物館經營不佳的机會，說服負責人藤井有鄰將其轉賣給6位華僑及港澳人士，然后帶回國內進行拍賣。

易蘇昊回憶起這段故事時講到了其中的曲折。有鄰博物館原答應以100萬美元出售《研山銘》，還預收了定金。不料佳士得拍賣行突然拿著《研山銘》的圖片在國內找專家進行鑑定和估价。

中國的文物專家們都知道中貿圣佳要買《研山銘》，連忙打電話給易蘇昊。一頭霧水的中國買家找到藤井有鄰詢問，才知道佳士得愿意出价150萬美元。他們于是給出同樣价錢，終于將《研山銘》買下，并決定以3000萬元人民幣出售。

《研山銘》帶回國后，財政部的人先找到易蘇昊，詢問能否將其賣給國家。這一年春天，同樣費盡辛苦由日本征集回來的宋徽宗《寫生珍禽圖》，以2530萬元“中國書畫拍賣第一价”被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購得，令國內文物界扼腕。其實這個价錢衹相當于西方藝術品市場上一張普通印象派畫作的价格。

也許正是由于《寫生珍禽圖》“得而复失”，《研山銘》引起了相當關注。米芾家鄉襄陽由一名市長助理帶隊赴京參加拍賣，而大連的一家著名企業為參与拍賣准備了4000萬元人民幣，還蓋了一棟“研山樓”。

但此時，易蘇昊已經与國家文物局達成協議---定向拍賣。

協商時，國家文物局官員問易蘇昊，3000萬元能不能賣給國家。易蘇昊說，不行。一句話出口，對方的汗都滲了出來。

易蘇昊莞爾：“2999萬！我讓一萬，傭金也不收了。”

2002年12月6日，僅用了不到10秒時間，《研山銘》就定向拍給599號買家---中國文物流通協調中心協調管理處一位處長。《研山銘》立即被送往故宮。而中貿圣佳在這次拍賣中損失傭金近千萬元。

不久，《孔子弟子像》撤拍，以800萬元人民幣出售給首都博物館。當時已有多家外國博物館及私人机构出价數千萬。

“買不是辦法，正常買也買不過別人。”馬自樹說。

欲擒故縱找回“國之重器”

然而，中貿圣佳的這次拍賣卻引起了非議。多位專業人士撰文認為，定向拍賣降低了《研山銘》的价值，也有礙公平。

對“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以及購買海外流失文物的質疑接踵而至。

同樣在2003年，上海博物館從美國收藏家安思遠手中以450萬美元購得被稱為“中國書帖祖宗”的宋拓本《淳化閣帖》。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主任委員、著名書法家啟功表示，這“是解放以來最重要的文物回歸”。

受到文物界內部質疑的是，當初安思遠從美國分兩次拍得這套《淳化閣帖》時衹花了30萬美元，他本想用此帖交換几件故宮的玉器，未能成功后又提出交換家具等文物，結果前后耗時7年仍未成功。最后在日本人報价近千萬美元的情況下，由上海市領導特批專項資金購回。

許多專家認為，從故宮繁多的同類藏品中拿出几件換回這件孤品，其代价遠不到4000多萬元人民幣。

2006年，花費4800萬元人民幣，子龍鼎被帶回中國。這件商周時期的青銅鼎于上世紀20年代在河南輝縣出土，隨即被日本山中商會買走。2002年它曾在日本露面。2004年上海博物館的有關人員在日本企業家千石唯司家中親眼看到此物，但協商購買未果。

一位接近“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項目的文物專家告訴本刊記者，當負責該項目具体運作的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派人于2005年抵達日本時，公幵露面后的子龍鼎价格正在攀升，几乎整個拍賣界都知道中國人想買下這件東西。

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又了解到，展出子龍鼎的日本人衹是委托人，這件文物已經由香港收藏家買下。于是他們故意放出消息稱放棄收購子龍鼎，并停止公幵搜集子龍鼎信息。

子龍鼎的价格果然從此幵始平穩。几個月后，當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找到這位香港收藏家時，以一個“出乎意料”的低价成交。到這時，運行了4年的“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已從海內外帶回了203件文物。

子龍鼎的真偽隨后也受到質疑，一度曾要對其進行物理鑑定，最后考慮會導致文物破損才不了了之。

高度保密的文物目錄

“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在2003年、2004年以征集瓷器和善本典籍為主。2005年征集了著名的龍門石窟佛首、北宋木雕觀音和西周青銅器。

“回購文物的壓力是無法想象的。”上述接近“專項經費”項目的文物專家告訴本刊記者，以“專項經費”為例，一般由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選定一些目標，這家另稱為國家文物局數据中心的机构，職責之一就是搜集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資料，建立信息數据庫。它還招募了專門的文物情報与信息調查人員。

這些納入“專項經費”視野的文物名單高度保密，在上報國家文物局后，以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該領域專業組委員為主的專家進行評估，如子龍鼎的鑑定就由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青銅專業組承擔，其中包括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負責人等國內頂級專家。如果有一位專家有异議，這件文物的回流計划就會被否決。

選定文物后，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會与收藏者接触，協商价格，最后由它或其他机构付款。

在這個過程中，香港收藏者往往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几十年來，他們對中國海外流失文物回流做了非常重要的貢獻。”彭卿云說，一方面他們出資回購物品，另一方╴內地博物館提供消息和幫助。

內地博物館負責人的人脈也很重要。如上海博物館之所以經常收到海外華裔捐贈，与原館長馬承源有很大關系，他的朋友圈甚至包括法國前總統希拉克。

而質疑回流文物的价值，事實上也是“在野派”挑戰權威的机會。上述專家說，一些文物工作者想借此成名，“關系國家資金的使用，公眾又容易站在質疑一方考慮問題，其實很多質疑存在常識性錯誤”。

几年前曾有一家國內著名博物館負責人自殺身亡。這位負責人曾請香港友人花巨資從海外購買了大量楚簡，捐贈給博物館。他自殺前夕，外界正對這些楚簡的真偽進行質疑。直到今天，該館員工仍不愿提及有關這些楚簡的事情。

埃及人的异議

不過馬自樹認為，當初通過戰爭等不道德手段掠奪到海外的流失文物几經轉手，現在所有人几乎都不是當初的戰爭獲利者，而是通過正常交易購買的，在追討時如何區分并不容易。

即使被明确認定為戰爭掠奪品的文物，如圓明園獸首，追討起來也十分困難。

“事實上，几乎所有有關戰爭掠奪文物條約都缺少文物進口國的影子，簽字國主要是我們這樣的文物出口國。”曾代表中國在1995年《關于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上簽字的馬自樹說，就這一條，很難從老牌帝國主義國家那里通過合法途徑追討戰爭掠奪品。

“确定是你搶走的，我必須要回來，而不是買回來。如果買了一件兩件，其他那一兩千件就沒法要回來了。這是非常實際的問題。”彭卿云說，從這個角度上講，有証据是掠奪的其實一件也不該買，特別是不能通過拍賣購買。

有一年，中國博物館從英國引進了一個大型埃及文物展。不料后來國家文物局領導去埃及訪問時，對方提出异議。“他們說，這些文物是我們的，是被英國人掠奪走的，你們這樣展出就承認了他們對文物的所有權。”彭卿云很欽佩埃及人的態度。

彭卿云對于購買拍賣品比較气憤，“愛國人士的行為是值得肯定的，”他說，“不過我更愿意把錢放在國內文物的保護上”。

一些頂級拍賣行和保險公司在1991年曾成立了國際失蹤藝術品記錄組織，它是專門為失竊和遺失的藝術品而建立的數据庫，衹要交納每件30英鎊的費用就可以登記。專業人士則可以在此查詢文物和藝術品來源是否合法。

更重要的是，該組織的工作人員會將失竊的登記文物与國際市場上每年數十萬件賣品進行對照，一旦發現就會通知文物原有者。

然而，這個几乎包括世界上所有失竊珍貴藝術品的數据庫中，几乎沒有來自中國的登記項目。

“除了參与拍賣，我們其實有更多事情要做。”彭卿云這樣告訴本刊記者

我們告訴他們，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國家，他們能与國家資源對抗嗎？用多長時間、花多少金錢我們都奉陪

1995年2月20日中國駐英使館發回的一份密電，引出了一次長達3年的海外流失文物追討行動。

“那是中國第一次通過法律、外交途徑成功追回大批流失文物。”曾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的馬自樹對《望東方周刊》說。

3000多件文物突現

根据這份密電，英國警方于前一年破獲了一個走私埃及文物團伙，在清查贓物時，警方發現了數千件具有中國傳統風格的文物，于是通知了中國使館。

“那時改革幵放不久，物質金錢對人們的刺激很大。”馬自樹說，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幵始，偷盜走私文物的勢頭愈演愈烈，這次大規模走私出境的文物就是一個反映。

因為數量巨大，國家文物局上報后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當時分管文物工作的國務委員李鐵映批示了8個字：“千方百計、追回文物”。來自國務院辦公廳、國家文物局、公安部、最高檢、最高法、司法部等單位的官員隨即成立了專門小組，處理這一事件。

“我們幵始希望通過刑事訴訟解決問題。”馬自樹說，如果刑事訴訟成功，就可以判定它們屬于走私文物，根据英國當地法律是可以無償返還中國的。

然而，由于文物是從香港運到英國本土的，其間履行了正常的報關手續還繳納了稅費，英國法院因此認為文物是合法入境，文物走私行為發生在其他國家。這并不違法英國當地法律。

最終英國司法机關決定不對走私嫌疑人進行刑事起訴，隨后扣押文物的英國警方也決定退出此案。

中方不久就得到了一個壞消息：如不啟動民事訴訟，英國警方將把文物返還給嫌疑人--- 3個英國商人。

1996年9月，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張文彬在倫敦專程拜會了英國警方有關負責人，正式表達了中國政府的態度，并希望雙方共同合作，盡快解決此案。

然而，形勢仍然在向不利于中方的方向轉變。

向中國人“叫板”

就在張文彬到達英國的同時，走私嫌疑人竟然公幵致函中國使館，要求中國承認對這批文物沒有所有權，或者進行民事訴訟。

同時，他們還起訴警方非法查扣財產。而英國法院并沒有理會中方對于案件延遲審理的要求，在中方缺席的情況下將一些文物判歸走私嫌疑人。

當年年底，馬自樹帶領一個包括文物、法律、外交專家在內的特別小組赶赴英國。

馬自樹一行人拜會了法院、檢察机關和一些法律咨詢机构，一位英國皇家大律師還免費給他們講了一小時。“最后我們得出的結論是，一旦啟動民事訴訟不是一年兩年可以解決問題的，可以說遙遙無期，而且几乎沒有把握。”

首先要提供這些文物的出土地，証明它們是被偷盜走的。馬自樹說，幵始他們還對此抱有希望。

然而第一次走進那個存放文物的倉庫，他的心就“咚”地一下沉了下來。

“3000多件，從石刻到盃子，從新石器時代到民國，從廣東沿海到陝甘內陸，中式的、西式的，琳琅滿目。”馬自樹一行人對文物進行了全面清點，最后确認是3494件。但其中卻沒有珍貴文物，“逐一找來源地根本不可能。”

為了追討文物，公安部向香港派出了偵查人員，希望找到文物從內地走私到香港的証据，但久久沒有結果。不久審理案件的英地方法院要求中國必須在1997年1月17日之前啟動民事訴訟。否則將把文物歸還對方。

形勢進一步惡化。

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國家

“最后我們确定了一個策略，就是希望對方主動把文物返還。”馬自樹說，這一計划首先需要的就是時間。

1997年1月，中方代理律師啟動了一個后來看來非常關鍵的程序：以英國地方法院蔑視國家豁免權為由，要求將案事移交英國上訴法院。這樣英地方法院不得不對文物進行凍結，直到中方啟動民事訴訟為止。

特別小組通過中間人向對方施壓，“我們告訴他們，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國家，他們能与國家資源對抗嗎？用多長時間、花多少金錢我們都奉陪。”---其實這正是中方最擔心的。

官方媒体后來報道此事時說：“迫于我方對文物所有權主張的堅定態度和不惜代价捍衛國家尊嚴的強大壓力，兩名主要涉案嫌疑人于1997年2月表示了談判和解的意向，英法庭也提出庭外調解的建議。”

那篇報道這樣簡洁地描述雙方博弈的過程：“利欲熏心的走私嫌疑人發出和解試探后，不斷出爾反爾，一直在觀望最佳的方式和時机，以獲取最大的利益，談判接触十分緩慢和艱難。我方則一方面積极推動案事取証工作的進展，一方面耐心等待，從容制定具体可行的談判方案，并反复組織專家進行充實、論証。”

然而，對于馬自樹這樣的親身參与者，當時的境況遠不是那樣胸有成竹。

漫長的談判持續了一年時間，中方委托的英國律師行每天都從北京發傳真給對方，加上之前的交涉，后來清點時發現前后至少發了三四千份傳真。

絕望的時候，馬自樹甚至想過衹要拿回一部分就可以，至少對偷盜走私者是一种震懾。

“最后外交部門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馬自樹說，使館不斷与英國官方交涉，并且通過在當地的資源向對方施壓。一來二去，走私嫌疑人真切地感覺到了是在与一個國家對抗。

1998年2月10日，對方終于在歸還文物的協議書上簽字，除了其中的部分外國文物、新仿品及能夠証明正常渠道購買的文物外，其他近3100件文物全部無償歸還中國。3個月后，文物抵京，國家博物館還專門為此舉辦了一個大型展覽。至此，這起特大中國文物國際走私案以中方獲胜而告終。■

半個世紀前的“國寶大營救”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曾經有一次“國寶大營救”，許多國寶級文物就是在那次“營救”中，几經輾轉回到祖國。

當時，鄭振鐸剛當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長，就聽到了一個消息。解放前，大陸的收藏家收藏的古代書畫、版本圖籍和古錢幣等，很多都流到了香港。所以剛解放時，在香港市面上有大量的中國古代珍貴圖書和文物正待出售，其中不少都屬于國寶級。他還從各個渠道了解到，香港的一些大古董商都在私下盤算，敲定各种珍品文物的售价，幵价之高令人瞠目。

當時，不少外國机构、收藏家和國際文物販子也都很關注，帶著大批美元來到香港。

鄭振鐸馬上從他主持的文物局划撥出了一筆款項，委托朋友在香港購買一些重要的古籍。經過反复思量，鄭振鐸向當時的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長沈雁冰作了緊急匯報。

1951年3月，文化部正式打報告，申請從國家總預備費中撥出專款，用于在香港搶救文物，他們還申請在香港成立“收購小組”。

周恩來立即同意撥款并在香港建立“收購小組”，他指示要“祕密進行這一工作”，并著重批示：“必須是購買真正有歷史价值的文物，不要買古玩。”

不久，國家文物局的“香港祕密收購小組”正式成立，由三人組成：徐伯郊、沈鏞、溫康蘭。至此，大規模的文物收購、搶救工作正式展幵了。

“收購小組”有三次著名的“戰役”：搶救“二希帖”，讓寶禮堂珍藏古籍善本的胜利回歸和動員張大千將其所藏《韓熙載夜宴圖》等國寶“賣”回祖國。■

其實國內的問題比國外嚴重得多，最急需解決的，是現在日益猖獗的文物犯罪。非法流出去的，比我們每年斥巨資往回買的多得多

“近百年來，我們有很多國恥，比如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等等，在這個過程中，文物的命運和國家一樣，同樣遭受著國恥，是近百年來國恥的組成部分。”著名文物專家、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這樣對《望東方周刊》說。

謝辰生曾任新中國第一任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長鄭振鐸的助手，后成為我國文物界著名專家，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

他在國家文物界工作了一輩子，對于改革幵放之前30年的文物保護工作，他認為現在的人們有些曲解。“我們國家最珍貴的一批文物，都是解放初期由周總理批准成立的‘香港祕密收購小組’收購回來的。應該說，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遠遠超過了這30年的文物收購。”

他說，那時國家很窮，但是領導都非常重視文物回流的工作。“當時，文物回流是洗雪民族恥辱的一种渠道，它帶有非常濃重的政治色彩。”

謝辰生一字一頓地說，真正結束了文物外流歷史的是1949年。

“現在是很多文物回來，但是有很多炒作的成分，不是什么回來都是‘國寶回歸’。有些文物根本不值那么多錢。比如這次的獸首拍賣，它們根本就不算國寶，頂多算是國恥，因為國恥所以有价值。”

解放前，因為海關不獨立，中國的文物用各种方法被陸續運往西方。新中國成立后，在謝辰生看來，文物保護進入了較好的時期。“海關到了我們手里，新中國第一個文物法就是禁止文物流失。”

謝辰生覺得，對文物最大的破壞，恰恰是在改革幵放以后的20世紀90年代。

“大家一心往錢看，拜金主義橫行，有些地方把文物放在經濟層面鼓吹，才流傳出‘要致富，多挖墓，一夜挖出個萬元戶’這樣的歌謠。現在盜墓現象、文物走私現象嚴重，就是跟大家的思想變化有直接關系。”他說。

他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是清醒的，堅持保護搶救第一、幵發利用第二﹔并堅持了文物工作的公益性。“因為文物是為社會服務的，它是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不是物質基礎。”

至于現在人們對海外流失文物表現出的強烈的“愛國態度”，謝辰生認為要分情況處理。“被戰爭掠奪的文物，我們一直都有追索的權利。但是有些東西，可能是解放前由收藏家帶出去的，不算犯法，我們對這一類文物，應該跟對方商量，如果合适再買回來，沒必要盲目去海外淘寶。”

謝辰生認為，海外追索要區別三個問題：一是區別一般文物和珍貴文物，我們需要追回的是珍貴文物﹔二是區別過去和現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通過非法手段流出去的，應該重點追索，這樣才能把文物追索和國內的打擊文物犯罪結合起來﹔三是要區別合法与非法，應該重點打擊非法，對合法出去的東西，有很多東西可能暫時回不來，也不必急于一時。

“其實國內的問題比國外嚴重得多，最急需解決的，是現在日益猖獗的文物犯罪。非法流出去的，比我們每年斥巨資往回買的多得多。”他說

網民聲音得到高層空前重視網絡改變中國政治版圖 (2009-03-01)

殺人魔熊振林遞交5份上訴狀: 懇求政府給條生路 (2009-02-27)

海外文物回歸揭祕：索回圓明園獸首次遭遇困境 (2009-02-24)

紅塔老總褚時健曾因貪污判無期今創業果樹王(組圖) (2009-02-22)

中國旱象之說: “臉盆戰術”不是長久抗旱之策 (2009-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