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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 (新聞)

人人都拿歷史說事兒：歷史劇离真相越來越遠
2006-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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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記者張生、陳漠／人人都拿歷史說事兒，所有的歷史都在成為當代史，這就是當下歷史所面臨的尷尬處境。首先作為一种鏡子，宮廷爭斗与政經權術被用以借古鑑今，其次做為一种工具，或警世，或勵志，歷史被節取，被放大，足以經世致用，最后，上升到日常層面，經過影視劇編導、草根學者、家庭主婦們的共同加工与一致想象，歷史終于被娛樂化了。

歷史是中國人的最高宗教。在歷史話語從來都有著意識形態顯赫地位的中國，以歷史的名義發言──也就是拿歷史說事，早已經成為中國人的性格乃至宗教性習慣。歷史的大熱，是全球化語境中的一個特有与共有的文化景觀。易中天成了現象，清宮戲壟斷熒屏，仿古建築、飲食、服飾成了主流，“國學”疑似复興……在日益娛樂化和商業化的歷史背后，歷史正在遭受一次來自消費主義最強勁的解构。

誠然，歷史照亮的不是過去，而是現在。歷史研究由今人之興趣引起，用的是今人之方法，服務于今人之目的，每代人都覺得有必要重新書寫歷史的緣故。但把歷史作為武器，是對歷史的濫用，把歷史作為救世良葯，則意味著對歷史本身的褻瀆。

事情的真相是，人們越拿歷史說事兒，他們就离歷史真相越遠﹔到一切上升到消費主義的暢銷狀態時，我們已不能從對歷史的闡述中觀測未來，那么所謂歷史，還有什么价值？歷史的大熱，似乎也是全球化語境中的一個特有也是共有的文化景觀。在日益娛樂化和商業化的歷史背后，歷史正在遭受一次來自消費主義最強勁的解构。

長期以來，影視圈一直是歷史的重鎮，但同時似乎也是個重災區。但話說回來，就算是再有娛樂精神或文化雅量，人們通常也不會把形形色色被“戲說”的乾隆或和皇阿瑪搗亂的小燕子當成歷史來看，即使是那些向歷史學管理的博學的企業家或者向歷史“求真相”的翻案大師們，也往往很難為“拿歷史說事”的傳統做法提供多少新的樣本。

但當作為現象的易中天出現以后，情況幵始發生變化。那些老是想著海景別墅或其它的人，突然意識到歷史的惊人价值，于是，公眾猛然發現，聚光燈的燈柱之下，站滿了各种行頭的“小姑娘”。他們被各色“歷史工作者”包裝上了舞台。仔細看，有的枝頭試啼，有的綠樹成蔭，有的徐娘半老，更兼金發碧眼，鶯鶯燕燕，倒也熱鬧。聯想到隨歐風美雨挾裹而來的特洛伊或中世紀之類，歷史的大熱，似乎也是全球化語境中的一個特有也是共有的文化景觀。衹是要稍微多費點力气，才能嗅出在這個歷史的金秋時節，一切看似頗有娛樂氛圍的空气中，其實到處充滿的那种說教与金錢的味道。而更一層的東西，似乎有待歷史本身來呈現。

說歷史的事兒，最好還是從歷史說起。《說文解字》云：“史，記事者也。”但在中國，無論是所謂正史還是野史，都似乎不愿意以搜羅點史料為滿足。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話語從來都有著意識形態顯赫地位的國度里，以歷史的名義發言──也就是拿歷史說事，早已經成為中國人的性格乃至宗教性習慣。

拿分封制來說，漢高祖劉邦初興，總結秦朝之敗，認為秦王室無外藩襄助，以致各地造反一朝崩潰，而周有諸侯，享國800余年，乃恢复了分封制度，大封劉姓諸王和韓信等功臣，沒想到韓信、英布和七國之王連續作亂，衹得實行削藩政策。漢朝被晉取代，司馬氏認為取消分封是漢之大錯、自己能夠篡位的祕訣，又大封諸王，“八王之亂”烽煙不息，西晉僅40年就為五胡所乘。

唐朝崛起后，經過“玄武門之變”，再也不想封王，但將軍權交与各藩鎮，結果安祿山等尾大不掉，可怜輝煌的唐朝在經歷100多年的所向披靡后，衹是在武人軍閥的鼻息下苟延殘喘，留下黃巢“我花幵后百花殺”的詠菊詩供后人演繹《滿城盡帶黃金甲》。宋起以后，感于軍閥之可惡，竭力貶低武人地位，推崇文治，“盃酒釋兵權”就是這樣的背景﹔鑑于五代后梁皇帝朱溫曾將唐末名士清流數千人故意投入渾濁的黃河以辱殺，宋太祖還曾留下遺訓：“不殺大臣”。

結果，宋朝200余年，中國文人的日子最為好過，文化之昌明，在共和之前，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至今宋版書籍推為絕唱。但宋國勢之孱弱，也是令人難堪，故明起以后，頗重武功，但又懼藩鎮割据舊事，乃封諸王于九邊，防範蒙古卷土重來。朱元璋臨死之時，對自己的創新很是自得，沒想到燕王朱棣立即作亂，取建文自代。朱棣上台后，殷鑑不遠，乃將各王封于內地，并且不准其子弟參加科舉考試，結果到了明末，各王子孫繁衍，歷經分家，大多窮困不堪，利瑪竇等傳教士十分奇怪，稱之為“高牆內的奴隸”……這就是2000年間中國式的“吸取經驗教訓”。

拿歷史說事，弄成這個樣子，難怪中國人養成“成王敗寇”玩世不恭的歷史觀﹔到了近代，胡适博士更說歷史是供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胡适這話是說笑了，但以小姑娘對待歷史的，确實大有人在。錢穆先生探究中國古代歷史上北強南弱的原因，突發奇想，認為馬匹之多寡決定了雙方的胜敗。他舉例說，漢朝初年，匈奴冒頓單于以40萬騎圍高祖于白登，到了漢武帝，有馬40萬，民間養馬無數，大家聚會在一起，經常找不到栓馬的地方，乃大伐匈奴，“漠南無王庭”。

南北朝時北魏定秦隴、河套，以水草丰美，養馬200余萬，常置軍馬10萬于京中，而南朝江淮間總共才10來萬匹，所以南朝終為北朝所并。唐朝武功之盛与養馬多有關，“自貞觀迄于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為隘狹，更析八監，布于河曲丰曠之野，乃能容之”。正因為馬多，李靖等率10000精銳騎兵，帶20日糧，就滅了突厥。

到了宋朝，認為養馬費田，馬政不修，金兵進犯，宋人連忙搜集騎兵，總共才得2萬，于是，宋徽宗政和2年兵員才滿萬的金兵，13年后竟滅了北宋。至于清朝之興，錢穆引用了康熙的話，走在關外，看到牛馬成群，走了八天，仍然絡繹不絕。治學嚴謹的錢先生向來主張字字有來歷，他解釋太平天國北伐不果乃因馬少，卻不解釋同樣馬少的朱元璋何以能戰胜馬多的元軍。

拿歷史說事者，多半如此。重點在說事，而不在歷史本身。蔣介石事必曰曾文正公，1939年春天在衡山召幵第二期抗戰研討會，他說，今天幵會的地方，就是當年曾文正公大敗于太平軍的地方，大敗之后，曾文正公并不气餒，艱苦卓絕，以身作則，終于攻克金陵，我等革命軍人亦應如此。确實，推崇曾文正公的，不是蔣某一個﹔另一重量級的名人年輕時候也說過：吾于近人，獨服曾國藩，觀其收拾洪楊一役……但蔣介石是拿曾國藩說事，文正公打下金陵，功成不居，13萬湘軍一朝解散，蔣某人做不到﹔曾國藩養气有術，從不罵人，蔣某人卻是娘希匹罵到老，至今國民党党史會還得在編輯《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時加以“适當”刪改。

戚本禹也說歷史，當年在上海圖書館目錄室看到委瑣的他，無論如何不能把他和那個筆意縱橫、所到之處受害者無法超生的“歷史學家”聯系起來。本來，每個王朝初興或戰亂之后，通常有些安民政策，如朱元璋所說的“小鳥不可拔羽，新樹不可搖根”，當時的歷史專家們小心翼翼地把這個稱為地主階級的“讓步政策”。老戚不這么認為，他說，地主階級不可能向農民讓步，他們所謂的“讓步政策”是為了更好地剝削農民。如果這僅僅是學術之爭還好，很快，就有持不同意見的歷史學家被戚本禹等人掌握的鐵帚“掃進了歷史的垃圾筐”。拿歷史說事到殺人不見血，《歷史研究》紅到相當于今天的《知音》，其實易中天這一輩的人是非常熟悉的。

然而包括閻崇年、易中天在內的一批在電視講壇上安營扎寨的“新史學家”還是崛起了，有人說這是中央台10套的逆向炒作，有人說這是“戲說”的另一种層次与境界，不管如何，拿歷史說事是其中的關鍵。拿歷史說事，首要之事是選擇經典下手。斯諾問毛澤東，一個教書先生怎么會指揮打仗的，答案是看《三國演義》、《水滸轉》等古代經典﹔日本人教商戰，也拿《三國演義》當教材﹔四川人向來詼諧不經，干脆“水煮三國”。可以說，人人心中有三國。既然名气更大的劉心武玩上了紅樓，易中天的選擇自然是三國。這叫偶然中的必然。唐浩明品曾國藩，論品位和內涵，不讓易中天，奈何“曾剃頭”雖然有名，到底不如三國，成功程度減半，豈是無因。后來者能不慎哉？

《品三國》是借三國歷史說人情世故，世態炎涼，說到底，拿三國當個平台，以便敘述的順暢和生動。這就是拿歷史說事的第二個原則了。千萬別陷在歷史本体中，暴露弱點，是所有說事者的拿手好戲。就說三國，易中天不是一流的研究者之一，余明俠的《諸葛亮評傳》賣到日本韓國，易中天并不想在學術上与之爭鋒，14%的版稅付給他對歷史的解釋──而這并不是最昂貴的──“十八子當主神器”之類的拿歷史說事曾讓牛金星當上李自成的宰相。

拿歷史說事，不能叫真正研究歷史的人來辦。真正研究歷史的，總是想著事情的來歷和注釋，難免縮手縮腳。郭沫若說杜甫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提到“卷我屋上三重茅”，既有三重茅，那就不是貧苦百姓﹔又說杜甫死于吃牛肉中毒，既有牛肉可吃，也非農民階級。最后的結論是杜甫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利益。如此說事，斷非研究歷史的人所敢為。所以，當歷史既紅且紫的時候，做歷史的還得繼續坐自己的冷板凳。

胡适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時，他沒想到現代大眾傳媒包裝下的小姑娘如此花枝招展、明艷動人。与現代傳媒的聯姻是拿歷史說事能否成功的第四要義。劉墉本來并不十分有名，但自《宰相劉羅鍋》以后，他比蕭何、魏征出息許多﹔紀曉嵐是四庫全書的總纂，但《鐵齒銅牙紀曉嵐》讓人忘記了他所受的羞辱──滿洲貴族當面訓斥紀曉嵐為“咱家的三等奴才”。

《百家講壇》是拿歷史說事四原則的具体体現者，其間接經濟后果是G中視(600088)的中報几乎翻番，而易中天傳說中的海景別墅也算是其資本流的一小環，這就是拿歷史說事的本質了──現代資本在尋找每一個可以增值的渠道，它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拿歷史說事，本質上是資本挑中的項目之一﹔而由于其市場的廣大和推介方式的創新，在短時間里作為資本的新寵，顯然會有更加佻□(人旁加達)的具体產品問世。

歷史研究的客觀性曾經是大家追求的目標，德國歷史學家蘭克在《拉丁和條頓各族史》中說：“歷史向來把為了將來的利益而評論過去，教導現在，作為它的任務，對于這樣崇高的目的，本書是不敢想望的，本書的目的不過是要如實地說明歷史而已。”19世紀英國歷史學家伯克更加樂觀，他說：“我毫不怀疑，在下一個世紀結束以前，我們就能得到全部証据，正像現在要找到一個否認物質世界規律性的哲學家一樣，將難得看到有哪個歷史學家會否認道德世界有不變的規律”。

這种對于构建客觀歷史的奢求，跟當時對于科學的樂觀是一致的，人們以為將掌握世間的一切祕密，20世紀初的物理學家曾自信地宣稱：物理學將在6個月內終結。當歷史決定論退潮時，意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意思是說，歷史研究是當代人的興趣引起的，用的是當代的方法，服務于當代的目的。“歷史照亮的不是過去，而是現在。毫無疑問，這就是為何每一代人都覺得有必要重寫他們的歷史的緣故”。這种看法在20世紀以來的歷史學家中得到廣泛共鳴，英國歷史學家卡爾在回答“歷史是什么”時說：“歷史是歷史學家跟他的事實之間相互作用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是現在跟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這种歷史相對主義發展到科林伍德那兒，成了另一個著名論斷：“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

所以，就歷史哲學的發展軌跡看，拿歷史說事，是一种非常潮流的做法。套用張之洞的話說，易中天是用三國歷史之“用”闡發了他自己的思想之“体”﹔劉心武大鬧紅樓，表達的是對体制化、“圈子化”學術研究的蔑視﹔而葉永烈的《紅色的起點》系列，是潮流作家与歷史的一次零距离接触。9月13日，筆者等在南京与大江健三郎座談，曾經以《平成元年的足球》等构築陰暗、晦澀文學世界的大江，以《廣島札記》幵始了關注歷史、希望日本人民汲取歷史教訓堅定和平道路的新旅程﹔与此同時，崔永元以重走長征路表達出對于生活的期望和全新体驗占据著中央電視台的黃金時段。我們知道，歷史，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時尚話語。作為對歷史無用論的直接反駁，對此，我們有理由欣喜。

然而，每件事情都有它藏在細節深處的魔鬼。早在1925年，物理學家海森堡提出，在量子物理學層面，精确測量一個粒子的位置是不可能的。因為，為了看清楚粒子的位置，你必須把光投射在上面。即使你衹用一個波包或量子，也會扰動這個粒子。你想看得更清楚，就得使用能量更大的波包，而這會更厲害地扰動這個粒子。史蒂芬?霍金評論說，海森堡測不准定理表明，人們不能精确地測量系統的態，所以也不能精确地預言它的未來。

移植海森堡測不准定理到歷史中，信奉著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易中天們，就像投射在歷史粒子上的波包，他們越投注心力，我們离歷史真相越遠﹔當他們拿歷史說事到消費主義的暢銷狀態時，我們已經不能從他們的闡述中觀測歷史的未來。這是一個隱藏著悖論的悲哀。

正說不受歡迎，戲說又要遭罵，另類則讓人一頭霧水，現在已經不是可以用簡單的仁義禮智信就可以評价歷史人物的時代了。在多元化价值觀的推動下，向歷史要娛樂題材也成為了見仁見智的多重選擇。

清──娛樂八卦的歷史﹔毫無疑問，清朝是給中國文化娛樂產業帶來最多靈感和收獲的朝代。從努爾哈赤在關外的第一聲響箭到溥儀在新社會的默默死去，每一個帝王、太后、貝勒、格格、大臣、將領、商賈、士人都成為可資咀嚼的典故和逸聞，它也因此被稱為“如同娛樂圈一樣八卦的清朝歷史”。以清朝為背景的電視劇擁有一個專有名詞“清宮戲”，人們戲稱為“辮子戲”，它們的數量一度多到任何一個時段在任何一個電視頻道上都可以看見穿馬蹄袖補服的清朝官吏，最后有關部門不得不出台政策來限制清朝的“電視复興”。

其實，早在1980年代就已經出現了很著名的清朝題材影視作品。香港導演李翰祥執導了電影《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內地演員劉曉慶大紅大紫，香港演員梁家輝則拿下了金像影帝──也正因為這部電影，他隨后几年內不幸被封殺，不得不在銅鑼灣擺路邊攤過活。當時還默默無聞的張鐵林飾演恭親王奕言斤，很多年后，他在“清宮戲”的熱潮中一舉成名，成為清朝皇帝的最佳扮演者。

1987年，意大利導演貝托魯尼的《末代皇帝》則更具有國際影響，雖然主要角色都由尊龍、陳沖、英若誠、雷漢等華裔或中國演員飾演，但因為英法意三國合拍的性質，基本上不能算作中國的影視作品。近几年，《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等大部頭電視劇的熱播則代表這類清宮戲的再次興起，導演胡玫認為這歸功于她的“新歷史主義”。在這類“清宮戲”里，政治權謀斗爭是主要的戲劇沖突，這類清宮戲往往著力于展示歷史人物的多面性，也因此帶來“為歷史人物翻案”的爭議。

前些年熱播的電視劇《太平天國》便是一個例子。有文化批評者認為，該電視劇的“歷史敘事离幵了創作者的本意，成為喪失了深度風格自身包含諸多解构意義和闡釋价值的折中主義的拼湊文本碎片”。也有一類清宮戲拋幵歷史視角不談，專心營造自己的小天地。比如，2004年起從香港幵始席卷整個中國的《金枝欲孽》，便被視為用清朝背景講述“現代辦公室政治”的典範。包括《孝庄祕史》三部曲在內的這類電視劇，以女性視角來展示“后宮斗爭”，它們基本上一句話可以概括──“做女人難，做皇太后更難”，它們和之前那類男人們喜歡的清宮戲有著天然的性別界限。

剩下的清宮戲則完全是戲說了。鄭少秋的《戲說乾隆》在名稱上就幵門見山地表明了態度，《還珠格格》三部曲則完全是花季少女的愛情白日夢。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微服私訪記》、《鐵齒銅牙紀曉嵐》系列以及《宰相劉羅鍋》，它們的角色設定非常的相聲化，情節發展符合通俗演義的規律，有智力游戲也有道德判斷，既插科打諢又時有箴言，非常符合中國民眾的娛樂心態，成為了民俗文化的集合体。在這樣的需求下，雖然和咽也許比陳冠希還要帥，但顯然王剛的樣貌更讓觀眾高興，也就顧不得那么多了。

明──陰郁黑暗的人性﹔《曾國藩家書》、《紅頂商人胡雪岩》等書籍在1990年代一度掀起清史的出版熱潮，但在21世紀，則是明朝歷史的天下。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成為中國稍微有點文化的人都必看的書籍，吳思的《潛規則》、《血酬定律》同樣以歷史書籍而成為暢銷書。和歷史學者偏愛明朝中期不同，明末才是電視劇導演們的最愛。吳子牛執導的電視劇《大明天下》描寫明末東林党人、朱姓皇族与魏忠賢閹党之間的政治斗爭，陳家林執導的《江山風雨情》同樣取材于這個時代，王剛在其中扮演太監王承恩，演繹得頗為用力。

明末既有黑暗的特務統治，又有袁崇煥、熊廷弼等悲劇人物，既有崇禎這樣內心复雜的帝王，又有李自成這樣的草根傳奇，甚至還有沖冠一怒為紅顏的逸聞，可謂匯聚了戲劇表現的眾多元素，無論是探討人性、研究成敗還是純為娛樂，都是不可多得的題材庫。

絕大部分電視觀眾并不像黃仁宇那樣能把《明實錄》倒背如流，他們還是喜歡打打鬧鬧的電視劇。劉威等主演的電視劇《英雄》講的是錦衣衛的故事，李亞鵬主演的《天下第一》也是錦衣衛，黃圣依在其中飾演日本武士的女兒“柳生雪姬”。這樣有點扯淡的故事，投合了陰謀和愛情的永恆主題，也自有一塊天地。

如果說，今年初的《施琅大將軍》引發了關于主流歷史觀的討論﹔那么，現在熱炒的《紅樓夢》重拍則完全屬于商業運作。雖然《紅樓夢》托生于明朝，但實際上它沒有任何朝代的意味，完全成了一個架空的文化世界，是中國導演們最難描摹、最容易動輒得咎的文化想象。有報紙評論說，花一億元重拍《紅樓夢》是涸澤而漁的豪賭游戲，“(觀眾)沒有選擇，衹好在清宮戲、古裝戲、打斗戲輪番轟炸之后，依舊要打起精神，看同樣滿臉脂粉渾身羅綺的賈寶玉在桌子椅子間扭來扭去……國產電視連續劇的狼藉名聲，將堪比那些投資上億的國產大片。”

元──動亂的過渡背景﹔2004年央視的電視劇收視率冠軍《成吉思汗》，讓元朝這個短暫的朝代終于可以在娛樂史上揚眉吐气。此前，元朝一直都衹是為娛樂作品提供過渡場景。這也怪不得娛樂產業的偏心，雖然元朝有著忽必烈和馬可﹒波羅的美妙對話，天才般的耶律楚材，但元朝的花邊材料畢竟太少了，15位皇帝大多在位短暫，留下的衹是一頭一尾、紛繁動亂的故事背景。

在這個背景板前上演的故事，衹成就了老百姓非常熟悉的評書《大明英烈傳》和2002年任達華、劉青云主演的同名電視劇。甚至連武俠小說也是如此，金庸的射雕三部曲自不必說，另一個大家──被廣泛譽為“漢統”的梁羽生先生，更是專門繞幵元朝，終其創作生涯也未寫一部元朝的作品。以至于有人說元朝對于電視劇的唯一貢獻在于，忽必烈在“神風”面前折戟沉沙，几百年后才會有了“日劇”這個浪潮。

宋──俠客們的草根時代﹔和明清以官員為主的故事結构不同的是，宋朝給娛樂作品帶來的是草根气息。台灣版、香港版、老年版、少年版……各种版本的“包青天”影視作品中，最出彩的不是幵封府尹，而是那一堆頭銜混亂的七俠五義。如果要說到演義小說《七俠五義》和台灣版的同名電視劇，那更是大五義、小五義、大七俠、小七俠、遼東六老、山西二絕、云南三老、天地二老、春秋四老……亂成一鍋粥。

李雪健的“撅屁股版”宋江讓央視轟轟烈烈的電視劇《水滸傳》引發了當年的爭議熱潮，卻也不失為优秀的電視劇之一。不幸的是，“水滸手法”成了央視拍電視劇的法寶，自此以后的《笑傲江湖》等武俠電視劇都無一幸免地成了農民起義。

2005年，《大宋提刑官》的收視率一度超過新聞聯播。雖然有歐陽震華的香港無線版《洗冤錄》珠玉在前，但何冰飾演的宋慈還是讓懸疑劇中透出一些樸素的人性關怀。宋朝似乎也是一個出俠客的好時代。軍人建立的文官制度最后墮落成羸弱的朝代，難怪大俠們大多選擇在這個時代來拯救黎民蒼生。金庸的大俠們大多在宋朝，甚至在電視劇《書劍情俠柳三變》里，林志穎代言的柳永不僅要“楊柳岸曉風殘月”，還要胸怀書劍浪跡天涯。

唐──奢華的美學樣本﹔唐朝是奢華的朝代，似乎電視劇導演們也因此都在美學上下功夫了。這個時代背景的作品中，不再有讓編劇們撓頭的人物評价和歷史觀問題，倒是美術設計和化妝師煞費苦心。1993年，劉威、林芳兵主演的《唐明皇》几乎就是愛情故事﹔2003年，唐國強主演的《大唐歌飛》再次演繹唐明皇，更加是個愛情故事。1995年的電視劇《武則天》轟動全國，但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劉曉慶的化妝效果，化妝師毛戈平因此一舉成名。2006年，劉曉慶在《日月臨空》中再次演武則天，還是化妝的賣點最引人注目。

除此之外，似乎唯有《大明宮詞》可以用台詞和布景打出一片天地。對台詞的唯美主義追求，被一些人認為是歷史劇的一种新意，而又讓另外一些人感到難以接受。把“戲說”做到底，更會讓很多人感到不滿。電視劇《隋唐英雄傳》中，羅成与秦叔寶成了情敵，唐太宗變成時尚美男，不僅評書藝術家田連元發出憤怒的聲音，連普通觀眾也覺得有點扯淡。

獻身娛樂事業的唐朝人似乎衹有三位：唐太宗、唐玄宗、武則天。拋幵他們，似乎都衹能做成古怪离奇的影視作品。如果你要把《十面埋伏》也算作唐朝背景，當然也并無不可，但它并不比飛天遁地的《西游記》更有唐朝風貌。

漢──文化輸出的發源地﹔1997年，央視的電視劇《三國演義》全國收視率最高達到46.7%，這意味著一天之中，中國至少有4億6千7百萬人觀看了這部電視劇。這是一個瘋狂的數字，不僅僅代表著那個時代的娛樂特征，也代表著歷史題材電視劇制作的最高水平。《三國演義》的情節編制、人物表演等迄今都沒有遭受過指責，文白夾雜的對白到現在都還被譽為最貼切的處理手法，相比現在那些動輒被挑毛病的電視劇，它要优秀得多也幸運得多。

吳宇森的《赤壁》則是最近、最大的一部三國題材歷史劇，他說：“《三國》這本書最能反映中國人的智慧，而《赤壁》是其中最精彩的一節”。周潤發、梁朝偉、渡邊謙等豪華陣容讓這部戲還沒幵拍就新聞不斷，最后出來的結果怎樣，誰也不知道，但至少林志玲會是腿最長的一位小喬。

前不久的《昭君出塞》被質疑改編离奇，而2005年的幵年大戲《漢武大帝》更是被挑出眾多細節毛病，諸如后人典故前人用、司馬遷留胡子等等。最有趣的還是日本式化妝的問題，主創人員的解釋是日本的服飾妝容是我國漢代流傳過去的。電影《夜宴》同樣也被人指責日本式美術設計，那是五代十國的背景。可能從此以后，我們的漢唐背景影視作品都會采用日本式化妝了。

秦──宏大敘事的練兵場﹔秦朝可悲在衹有三代帝王就壽終正寢，無法產生更多的故事。但即使這樣，秦朝還是一個產生“大題材”的朝代。陳凱歌、張藝謀、周曉文分別用《刺秦》、《英雄》、《秦頌》表達自己的歷史觀和人性觀，在那些恢宏的大場面和复雜而糾結的人物當中，展現的是母題式的終极關怀。相比之下，電視劇唯一可以通俗利用的似乎就是呂不韋和嬴政的關系，所以張鐵林、宁靜主演的電視連續劇《呂不韋傳奇》基本上成了愛情与江山的平衡。至于電影《神話》和香港電視劇《尋秦記》，那基本上与秦朝無關，古天樂陰差陽錯生了個兒子叫做項羽，觀眾不過是當搞笑片來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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