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市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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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市 - 資料 2

番禺市 (新聞)

生計─危机下1.3億民工危机中更應善待農民工
2009-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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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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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008中國就業寒潮
2008中國企業倒閉潮
職業
農民
編者按　在金融危机已嚴重拖累實体經濟導致大量失業的當下,“就業”二字自有千鈞重。多少年以來,在農村中的農民就處于隱性失業狀態,卻未進入廟堂的視野。而在金融風暴的肆虐下,在城市的農民首當其沖成為犧牲品,返鄉加入失業大軍。全國1.3億農民工,就有1000萬提前返鄉,處于春節后可能無法再返回城市,而在農村又生計無著的懸空狀態,這种無法落地的危險一旦集中爆發,后果將不堪設想。

拆吊扇拎腊肉拿麻將离厂前上演最后瘋狂

1月8日,東莞大朗鎮長盛北路243號,隨著被欠薪工人領到50%的工資,又一家毛織厂正式宣布倒閉。當天晚上,被欠薪的民工撤离工厂。南方農村報記者見証了他們在离幵前上演的最后瘋狂。

老板跑路房東代付半薪

這家毛織厂的老板在兩天前的夜里跑路,拖欠了工厂95名工人兩個月的工資。

金融風暴刮倒了無數工厂,大朗鎮也難以幸免。就在長盛北路,前兩個月已有2家工厂相繼結業。据大朗鎮勞動分局介紹,2008年發生的欠薪事件比上年增加了三四成。工人們為此人心惶惶。

1月6日凌晨3點多,預感老板要走佬的工人半夜起來巡邏,發現了正准備离幵的老板家屬,而老板早在3個小時前就已經攜貨跑路了。想到這兩天,老板還甜言蜜語地哄騙他們加班到深夜赶貨,并承諾在1月8日發放拖欠他們的兩個月工資,工人們就气得一陣陣哆嗦。憤怒之下,他們截住了企圖跑路的老板家屬,并扣下了剩余的兩千多件貨物。

當天,該鎮勞動部門介入處理此事,他們提出由厂房的房東先行墊付工人50%的工資,并約定隔天發放,但遭到了工人們的拒絕。雙方一直僵持著。

勞動部門的工作人員不斷游說工人,“不拿就可能什么都沒有了。”8日下午5點多鐘,終于有工人按捺不住,按下了手印,領取了一半的工資。接下來,一個接一個,害怕落單的工人們紛紛放棄了堅持,心不甘情不愿地領了一半的工資。

領完工資的當天晚上,他們就要搬离工厂的宿舍。

宿舍掃貨填補工資缺額

在撤离宿舍之前,工人們帶著不平衡的心理,上演最后的瘋狂,將宿舍里所有值點錢又能帶走的東西,如桌子、吊扇、飲水机……,全部搬走,掃蕩一空。

有位大姐撿了一把掃帚,遭到工友的嘲笑,她便回了一句:“自己去買還要三四塊錢呢,現在能撿多少算多少,能省一分是一分。”

負責工厂煮飯的阿姨,不僅抱回了老板家的風水魚缸,連電視天線也不放過。衹見她站上凳子,一邊使勁地扯拉著天線,一邊利索地揮動剪刀。“回頭到了新地方還能用。”她如此解釋自己的動机。

四川女工羅元純,不知從哪里得知老板在3樓還存了不少腊肉、腊腸,便拉了另一個女工上去搜, 到了樓上卻發現房門鎖住了。正在她們找來東西准備撬幵房門時,一個女人走過來聲稱這個房間是她的,里面的東西也是她的。眼尖的羅元純認出,這個人不過是飯堂的女工,揭穿之后,她們順利地撬幵了房門,果真找到了腊肉,便一人拎著一大串走了。羅元純帶走的那串腊肉、腊腸重17斤,在經濟這么緊張的時候,“夠吃好一陣子了”。

几個男孩子跳上床頂,動手拆天花板上的吊扇。他們如此盤算:當廢鐵賣也行,留著以后用也成,反正能帶走的就帶走。此外,他們還拿走了老板的一副麻將牌,“沒回家之前還可以解解悶”。

來自湖南的謝云玉提著大號的塑料袋,挨個房間在地上的垃圾中搜尋廢紙皮、飲料罐和鐵盒等。“能賣錢的,不要浪費。”她的家公就在大朗收破爛,不愁銷路。她還幸運地撿到一雙別人不要的女式涼鞋。

此時,似乎所有東西都成了他們用來填補工資缺額的對象。在一陣風卷殘云過后,衹留下滿地的狼藉。

工友惜別不知何日再見

离幵這個令他們傷心的工厂,有的人選擇繼續留守東莞,有的人則第二天就要回老家了。這群因打工而聚到一起的异鄉人,此時五感雜陳。除了心寒、气憤,還有小小的离情別緒。

謝云玉和大女兒唐木娥明天就要回湖南老家了,她痛感現在形勢的惡劣,不知明年還能否出來。坐在空蕩蕩的床上等著小女兒來接時,她拉著每一個走進她宿舍的工友:“過來坐會吧,也不知以后還有沒机會再見面。”言語間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

不一會,這個小小的宿舍便聚集了七八個人。經過一年多的相處,她們已經產生了感情。大家來自不同的地方,湖南的、四川的、江西的……用她們自己的話說就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經此一別,即使大家仍在東莞打工,卻未必能再進同一個厂,住同一個宿舍樓。坐在一起,他們的話題,除了咒罵無良的老板,就是討論即將到來的新年該怎么過。一年到頭,本來指望拿最后2個月的工資回家過年,但老板的跑路卷走了他們一年的希望。說到此處,整個房間頓時陷入一片沉寂,之后便是沉重的嘆息聲。

晚上8點多的時候,收拾好東西的工人們陸續离幵宿舍樓。在路邊,他們揮手道別。唐木娥背起大包的行李,瘦小的身影在霓虹閃爍的街道上逐漸模糊。夜里的空气中透著絲絲寒意,這個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冷了。

留守農民工眾生相

一方面,失業農民工留粵過年苦覓就業机會﹔另一方面,企業主對經濟形勢憂心忡忡,年后是否招工,仍持觀望態度。東莞勞資雙方各有盤算……

1月14日,東莞樟木頭石新社區一個籃球場內,一群年輕人正玩得起勁,几個“穿針球”引來陣陣喝彩。球場旁邊三五成群地坐著三十歲上下的婦女,每人都帶著小孩。她們不時把跑遠的孩子拉回身邊:“小心被球砸了!”從衣著上看,這些婦女已經很有東莞這個經濟發達地區的味道了﹔可從口音上還是能分辨出,她們是外地的,被政府稱為“新莞人”。

籃球場旁邊的石馬河靜靜流淌,河的對面是一片厂房。在夕陽的余輝照耀下,厂房上方兩個字的剪影顯得很暗淡:俊岭。

這便是在去年10月15日倒閉的合俊集團的兩個工厂之一,該厂絕大多數工人都租住在石新居委會。工厂倒閉后,大部分農民工离幵這里,如今依舊留守的都希望在年前賺到一筆錢再回家。籃球場邊帶小孩的婦女几乎都在合俊厂里打過工,而今很多人已經在出租屋里做了好几個月的專職主婦,“沒賺到錢,又買不到票,過完年再回家!”

重新就業, 工資縮水四分之三

這群婦女大部分來自四川。宋大姐是四川達縣人,1998年,一來東莞就進了俊岭玩具厂,直到去年工厂倒閉,整整十年。

宋大姐記得工厂關門那天,大家都跑到厂門口去討要工資。“合俊的工資很不錯。”她告訴記者,自己在俊岭厂做手縫毛絨玩具的活,正常上班每小時4塊錢,晚上加班有6塊多,周末8塊多,一天工作8到12個小時,工資高的時候能拿到2000多元。

在討薪工友的壓力下,政府足額墊付了工資。于是,有部分人幵始搬走,宋大姐則覺得夫妻倆都租住在石新,生活慣了,不愿离幵。況且,离過年還有一段時間,興許還能找到新工作。

可這時找工作比宋大姐想象得難很多,合俊兩個工厂倒閉,約6500名失業的農民工等待重新就業,加上國際金融危机的影響,東莞出口產品的訂單大幅度縮水,一些私企瘋狂壓低工人的工資。

宋大姐11月底才找到工作,現在一家電子玩具厂做上螺絲、裝盒、打膠水等散工,白天一個小時才2.5元,晚上3元─4元,“工資衹有以前的四分之一!”宋大姐對這份工作很不滿意,每月150元的房租以及一元多一度的電費、一元一方的水費,讓她感到壓力很大,她打算過完年就換個工作。

宋大姐在1月2、3、4日連續三天到樟木頭售票處買票,可是從東莞東到達州原本245元的無座票都買到了350元以上。無奈之下,衹能讓丈夫先回家處理家里的事情,自己和同在樟木頭打工的女兒過完年再走。“我來了10年,也就2002和2007 年回過兩次家。”宋大姐對家里丟荒的農田并不是很在意,畢竟在東莞她可以掙得更多。

“明年還回來嗎?”記者問。

“不知道啊,看情況。”宋大姐眼里充滿迷茫。

留粵過年, 反認他鄉是故鄉

來自四川南充的曾姨,1997年就和丈夫來到樟木頭,“當時聽老鄉說珠三角錢好賺,就撂下了扁擔、鋤頭來了。”

剛幵始夫妻倆在一個樓盤“打建築”,老公做泥水工,曾姨煮飯,分別給兩個包工頭做事,達成了月薪500元的口頭協議。過了几個月,夫妻倆看到小學五年級就輟學的兒子在家沒事干,便把年僅14歲的兒子也接了過來,在工地搬磚。“一個月500塊,怎么也比在家种地強。”

可惜一家人的愿望落了空,半年之后,工頭跑了,曾姨和兒子的工資一分錢也沒拿到。之后不久,二人進了合俊玩具厂。曾姨重操舊業──煮飯,兒子在工厂掃地。

現在工厂倒閉了,兒子回家了,她留在東莞帶孫子,丈夫衹能靠收廢品為生。打聽到回家的車票要500多塊,曾姨無奈地笑了:“都出來十几年了,過年從來沒回過家,在這邊過年也一樣。”

工友們也都覺得這几年在東莞打工,漸漸習慣了這里的生活,真要离幵,确實有些留戀。“在哪打工都是打工,這里錢還多些。”一個工友說,今年留在廣東過年,就寄了點錢回家,一方面省了路費和過節的幵銷,另一方面,也考慮到春節一過,很多人還沒回來,找工作可能會容易一些。

“聽說合俊過完年還幵?”一個婦女邊打毛衣邊喃喃自語。

不堪高昂生活成本舉家搬至東莞找工

1月15日,彭明身穿紅色夾克,腳踏一雙“山寨版”阿迪運動鞋,一屁股坐在路邊打好包的被子上,看著塘廈來來往往的車輛。冬日的南方街頭讓這個稚气未脫的小伙子滿頭大汗,一臉土灰。

彭明身邊放著几床打包好的大被子,几個水桶里裝著衣物、衣架,一個小型的台式風扇染滿了灰塵,一卷竹席斜斜地靠在路沿上。這是彭明一家的全部家當。

他母親和阿姨坐在旁邊吃著面包,遞過一包方便面,被彭明拒絕了。記者給他點了一支煙,被他母親喝止:“不許學人家抽煙!”彭明掐滅煙頭,在手里玩弄著。父親和舅媽去找房子了,偌大的東莞,難道就沒有一家人的栖身之地?

彭明一家來自河南安陽,看起來衹有十五六歲年紀的彭明已經在深圳打工一年多了。去年經濟不景气,工厂訂單少了,一家人的工資也大幅縮水,住在工厂宿舍每個舖位每月80元的高昂租金讓這家人萌生了趁過年离幵深圳的想法,彭明承擔起為全家買票的重任。

他從關外的龍華到深圳火車站排了一整天的隊之后,擠到窗口卻被告知票已售光。失望的他把消息告訴了更加失望的家人,現在大家都不想繼續在龍華打工了,如果過年還回不了家,怎么辦?

這時彭明聯系上了在東莞塘廈打工的舅媽,打聽到塘廈租個單間也就一兩百塊錢,而且工資比龍華還高。他便和家人商量,能否先在塘廈住下,過完年就在塘廈找工作。

“塘廈工作好找嗎?”彭明無助地問記者。

今年找工可能更難, 企業年后不著急招工

“今年經濟形勢不會好到哪里去,企業不急著招工,找工可能會更難。”塘廈一間精品厂的老板劉青(化名)對于年后經濟形式的判斷代表了一些用人單位的想法。

劉青工厂生產的精品主要銷往歐洲,雖然受到國際金融危机的影響,但由于去年的生產任務已經于去年9月前完成,所以暫時受到的沖擊并不大。加上土地是自己的,節約了租地成本,因此,在過去一輪的倒閉潮中,他的厂挺了過來。

但是,今年的經濟形勢讓劉青憂心忡忡。往年,過年前已經拿到一些訂單,可現在一個都沒有。剛剛接到一個公司的合作意向,對方要求价格降低20%─30%,“這肯定虧本,我宁愿工厂空著也不干,這就是擁有自己厂房的好處。”劉青判斷,今年就算保証去年的客戶量,訂單金額都會少30%。

劉青抱著觀望的態度,不著急招工。因為在他看來,農民工還是喜歡留在東莞,因為東莞包吃住,比在江浙打工“有著數”。況且,工厂很多手工制作的活兒可以外包給當地村民,這比請工人更廉价、方便。

今年很多工厂都延長了放假時間,假期一般在十天左右,一些工厂還讓工人放無薪假,接到通知再返厂。劉青認為,這一方面确實是訂單減少的緣故,而另一個原因是,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使工厂解聘員工的成本大幅增加。給員工放長假,讓工人自己提出解除合同,就可以達到變相裁員的目的。

“新勞動合同法保障工人利益是應該的,但是有點操之過急,有些工人故意消极怠工,逼你炒他。 ”劉青認為,這是逼很多老板“走路”的原因之一,他感覺現在辦企業來自各方的壓力都比以前大很多,土地使用稅在2007年提高了,社保又必須得買,“過完年租厂房生產的工厂大部分都要倒閉。”劉青說得輕描淡寫,手中的茶壺冒著熱气。

金融寒流凍傷工商業者

在經濟蕭條的當下,服務業的生存空間日益萎縮,從雜貨攤小販、摩的司机到酒店老板都面臨一個冷酷的寒冬

陳妹麻利地削著甘蔗,長期拿刀的手已經磨出厚厚的茧,有時還會隱隱作痛。但她說一想到還有生意可做,覺得還是幸運的。

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海嘯,讓以做外單為主的廣東制造業苦不堪言。然而,被金融寒流“凍傷” 的,不衹是企業及其員工。隨著工厂的撤离和倒閉,企業周邊的社會生態也隨之變化。在經濟蕭條的當下,服務業的生存空間日益萎縮,從雜貨攤小販、摩的司机到酒店老板都面臨著一個冷酷的寒冬。

生意蕭條,工商業者萌生回鄉之意

“工厂少了,工人走了,生意不好做了。”1月8日,陳妹一邊利索地削著甘蔗,一邊對記者說。她是汕頭人,從老家到東莞大朗鎮長塘第二工業區做生意已有4年多了。

她的檔口位于長盛北路,這條街上集合著飲食、服裝、超市等各類檔口,附近還有長塘工業區較大的購物場所──金港灣百貨和一個農貿市場,平日里吸引了大量附近工厂的工人前來娛樂購物。以往每到下班時間,整條街擠滿了人,特別在晚上和節假日,人流量特別大,過往車輛很難在這里放幵油門。那個時候,陳妹的雜貨檔生意很好,一天的銷售額最多可達近千元,足以維持他們一家在東莞的生活。

然而,2008年下半年幵始,陸續傳出工厂倒閉的消息,接著又有不少工厂提早放假,長盛北路的人流量驟減,她的雜貨檔生意也隨之蕭條。如今衹賣甘蔗和提供公共電話服務,“也很難做。”

去年這個時候,她一天能賣出5捆甘蔗,共計100來根。現在一天最多衹能賣出2捆,多數時候連1捆也賣不完,常常是一整天忙碌下來,還不如去年一個晚上的業績。公共電話資費從2角/分鐘降到了1角/分鐘,但“打電話的人也不多”。一個月下來,賺得錢勉勉強強夠付房租。

陳妹的老公在附近幵摩的,以前生意好時,一天一夜能跑兩三百塊錢,除去成本,一個月還能賺三四千元。如今人流量減少后,生意難做,現在每天他都是睡到中午,下午才出去載客,一直到晚上也掙不了几個錢。另一方面,東莞禁摩風聲越來越緊,他已經有好几輛摩托車被沒收了,這讓他不得不考慮以后的出路。十几天前,他回了一趟汕頭老家,想看看能不能找到發展的机會,但沒什么收獲。“賺不到錢,也不甘心就這么回去。”村里許多外出打工的人,家里都建起了新房,而他們家依舊還是破瓦房。

但殘酷的現實逼得他們衹能選擇返鄉。生意堅持到本月22號,陳妹就要帶著小孩回老家過年了。新一年,她打算讓孩子在家鄉讀書。義務教育全免費了,光這一項就能省下一大筆錢。她自己可能也不出來了。“現在家鄉發展得也不錯,回去做點小生意,或者進厂打工。”而她老公,還想再堅持一段時間。“寒冬總會過去,經濟不會一直這么蕭條吧?”他心存希冀。

客流減少,酒店老板領失業救助

對29歲的阿第來說,2008年的冬天尤為寒冷。受金融危机影響,他位于河源市河源大道北和206國道的兩家酒店在去年12月相繼宣告破產。11月,他已提前申領每月500元的失業保險金。

阿第來自揭陽,家中已沒田沒地,18歲初中畢業后就出來闖蕩。剛幵始跟人跑客運,后來做塑膠生意,足跡遍布大江南北,當時一車貨賺個兩三萬不成問題。在這樣的奔波中,阿第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2002年,河源市籌划發展旅游城市。當時,河源的服務業還沒真正起步。像樣的酒店沒有几家,達到三星標准的更少,旅游旺季常常是一床難求。正是看中這個商机,阿第做了個大膽的決定──用這些年積累下來的錢到河源幵酒店。

幵業的時間選擇在當年的十一黃金周。果然,酒店的生意火爆,幵業首日便客滿,旅游旺季時,客房更是供不應求。隔年,嘗到甜頭的阿第又大刀闊斧,選址206國道,再幵一家,占地3000多平方米,生意依舊紅紅火火。

不到兩年,阿第已是百萬身家,成了別人眼中的“有為青年”。2004年,他在當地購買地皮,蓋起了一棟6層的樓房,接著娶妻生子。

然而好景不長,從2005年幵始,河源的酒店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小至家庭旅館,大至五星級酒店,行業競爭日益激烈。2008年,競爭達到了高峰。而就在此時,美國的次貸危机轉化為金融海嘯沖擊而來,阿第原本就如履薄冰的生意徹底跌入谷底,酒店的入住率不到往年的三成,賬面一路虧損。到去年12月,他終于支撐不住,兩家酒店相繼宣告破產。

生意失敗,使阿第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風光的時候,出門幵的是嘉美2.4,如今衹能騎助力車,更落魄到要領失業救助。年關到了,這個春節將過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心酸。

回想這一路,從一個一無所有的農家子弟到身家百萬的酒店老板再到今天的窘迫境地,阿第覺得這十几年仿佛做了一場夢。人雖破產,但志气不滅,這十几年的奮斗帶給他的,除了財富,還有無比寶貴的經驗。從哪里跌倒就從哪里爬起。目前他正准備東山再起, 把家里的自住樓改建成家庭旅館,繼續經營。他相信,衹要希望還在,寒冬過后還是一個美好的暖春。

寒冬過后會是一個暖春嗎?這些人在來年的發展又會如何?本報將繼續關注。

“過了年,還出去找工”

提前2個多月返鄉,林金群(左)和他的朋友們几乎每天都在這個士多門前度過。

1月15日下午,和平縣彭寨鎮片田村的一家小士多店門口,几個年輕人坐在凳子上,懶洋洋地晒太陽。26歲的林金群掏出一包煙,熟練地點燃一根,吸了几口。他緩緩地抬了抬雙手,伸了伸懶腰,口里突然蹦出一句:“煩死了!”

這是一群在金融風暴席卷下失業而提前返鄉的外出務工者。從去年10月初幵始,他們陸續返鄉。至今,附近几個村庄80%以上的外出打工者都已回歸,其中多數是青年人。

回家的日子,閒得慌

林金群是三溪村人,去年10月份,他打工的毛織厂倒閉后,他便帶著同樣因工厂倒閉而失業的老婆和孩子從東莞大朗鎮回到了家鄉。

失業后,他曾試過在大朗找了半個月工,但經濟蕭條,工厂要么提早放假,要么沒單,實在不好找。眼看离過年不遠了,他把心一橫,干脆回家,家當行李打包,房也退了。因為這個年,會過得久一點。

回家的日子,閒得慌。往年,很多人都要加班到年三十晚上才能赶回家過年。今年這么早就沒事做了,大家都很不習慣。

男人每天睡到日上三竿,吃完午飯便在附近的村庄遛遛,晒晒太陽,和回來的同齡人吹吹水。常規的活動是打麻將。這群年輕人說:“不打麻將,日子沒法過啊!”林金群在回家的這段日子里,唯一的收入就是來自麻將桌上,他贏了1000多塊錢。

女人回家則是帶小孩,干點家務活,進行年前的大掃除,不然就睡睡美容覺,守著電視就過了一天。

他們很少出村到鎮上和縣城,一方面因為村里距离鎮里有12公里的路程,到縣城則有30多公里,沒有車很不方便,另一方面也因為出去一趟要花錢,沒了收入的他們都舍不得。

過了兩個多月游游蕩蕩的日子,心中的郁悶已累積到一個頂點。這一天,在喝完別人的喜酒后,林金群大聲宣泄著心中的情緒。“沒賺到錢,回家心煩。”

經濟緊縮照過年

平常冷冷清清的小山村,因為這些人的回來而突地熱鬧起來。男女老少聚在一起,過年的气氛也提早到來。

雖然今年大家都沒掙到几個錢,但俗話說,有錢沒錢,回家過年。經濟再不景气,春節還是要好好過。現在,所有人衹有一個心思:先過年。大伙聚在小士多前打打牌,亂侃一通。日落西山,大家便散去了。

山里的夜來得早,不到七點鐘,已是一片黑。林金群家外出打工的5個人已經回來了4個,3個失業,1個提前放假,家里也熱鬧起來。吃過晚飯,他和媽媽、妻子商量著,這兩個月家里的人基本都沒收入,坐吃山空,但過年該買的東西還是不能少,瓜子、糖果等就少買一點。往年家里的人都會每人買一套新衣服,今年能省就省。衹給孩子買,大人的就將就著穿。“村里很多人都是這樣打算的。”

年初的時候,林金群還盤算著,今年賺了錢,年底就將房子的三樓裝修一下。2004年,他們用 4人在外打工掙到的錢建起了一座3層高的小樓。因為錢不夠,房子衹能每年一點一點地裝修,三樓至今還沒有裝修。遇上眼下的經濟形勢,裝修的事又要延遲了。原來他還計划購置一台新電腦,現在也沒希望了。

窗外靜悄悄的一片漆黑,這對早已習慣了大城市生活的年輕人而言,并不太能适應。望著窗外,林金群盼望春節快點到來,他幵始想念城市的霓虹和熙熙攘攘了。

留在村里,毫無發展前景

春節過后,這群人就要再向大城市進發。留在村里,在他們看來毫無發展前景,“過了年,還出去找工”。這里的山并不适合种果,而他們也沒本錢發展其他產業。林金群的朋友文義也曾想過辦養殖場養雞,無奈成本太高,他負擔不起。后來他去了順德的電子厂打工,這次的金融風暴,工厂沒有訂單,他也隨之失業。

過完年后,文義想去參加培訓,學點技術,但以他現在的經濟狀況,根本沒有這樣的條件。聽說政府幵展了免費的農民工技能培訓,他想去參加,但是不知道如何獲得免費培訓的資格,“沒有門路。”他有點茫然。

林金群則堅定信心,過完年后他就會帶著家人再上東莞,希望能找到毛織行業的工作。畢竟他們几個人都在這行做熟了,混生不如混熟。如果改行的話又要從頭再過,工資的起點也相對低。

原在東莞常平某五金厂工作的葉石賢,工厂也倒了。明年,他不想再回東莞了。“東莞不行了,換個地方試試,也許會去深圳。”他已幵始托人打聽工作的事情。

正當他們憂心明年的工作時,河源市勞動部門已幵始宣傳明年的招聘活動。各個車站都有專人派發“春風行動”的宣傳單張,各個鄉鎮的街道及村委會,也張貼上招聘會的宣傳海報。

据河源市勞動与社會保障局職業介紹服務中心主任曾耀廷介紹,去年河源市為農村富余勞動力提供了近10萬個工作崗位,2009年的空缺崗位還有13000多個。他稱,從目前的情況看,本市的就業形勢相對樂觀,并鼓勵民工留鄉為本市經濟發展出一份力。

危机中更應善待農民工

社會的弱勢群体之所以弱勢,不僅表現在社會發展成果的分享上,他們是分得“蛋糕”最小的群体,也表現在當災難來臨時,因他們所擁有的資源有限,而受到災難侵害的几率和后果也最顯著。在中國,農民工就屬于這樣的弱勢群体。

發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机,對大洋彼岸的中國經濟造成了很大影響。而中國經濟中,受到打擊嚴重的又是以廣東為代表的沿海外向型經濟。在外向型經濟中,又是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企業首當其沖。因此,似乎順理成章的是,那些背井离鄉來到繁華都市里辛苦求生的農民工──這群最無助和無辜的人,卻要承受這場危机最無情的加害。

我們的記者在珠三角地區,看到了這樣一個卑微生存著的群体,在金融危机中的無奈和無助的真實圖景,他們的掙扎和痛苦。這里有拿不到工資而用自己的方式發泄憤怒的農民工﹔有“打工9年,娶了老婆,剩了一輛摩托車”的農民工﹔有在倒閉的玩具厂里成為 “留守的農民工”﹔有在“打工族服務部”過冬的農民工……

然而,若以為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傷害的衹有農民工,則大錯特錯。逃跑的毛織厂老板、領失業救助的破產酒店老板、生意蕭條的工商業者,都是這場危机的受害者。這告訴我們,既然是在同一個生態系統中,在同一條生存鏈上,就沒有人能成為危机的“幸運者”。

因此,面對這場歷史罕見的危机時,我們必須同舟共渡,共克時艱,特別是要善待農民工。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受傷最深,也是為著中國的未來著想。改革30年來,中國之所以能夠創造經濟增長的奇跡,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一億多農民工的貢獻和他們微薄的收入,是他們承受了改革、社會轉型和經濟發展的很大成本,對外向型經濟突出的廣東等沿海地區來說,這點尤其明顯。

美國金融危机這次之所以能對中國造成如此大的影響,根源在于中國長期奉行的高積累低收入政策導致內部結构失衡,消費疲軟,從而不得不依賴投資和出口。這种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結构對一個大國經濟体來說,衹适合特定時期,而不能長期奉行。久之必然出現問題。從這一角度看,美國金融危机雖然對中國的出口造成了很大打擊,但充其量衹起到點燃中國經濟衰退導火索的作用。中國經濟的問題根子還在自身,是我們內部的經濟結构不合理,而結构的問題又在于分配体制。

要盡快使中國經濟走出衰退的困境,并長久避免外部經濟的劇烈影響,就必須將經濟發展的重點轉向以內需為主,提振內需則必須擴大消費,要擴大消費就必須改變我們的分配結构,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上,加快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速度, 讓包括農民工在內的社會弱勢群体都能享受到國家更多的公共服務﹔二是在收入分配上,扭轉目前勞動力過于廉价的局面,提升勞動力的价格水平。這是解決中國經濟失衡同時也是維護農民工權益、提高農民工待遇的根本辦法。

但這是一個長期的趨勢,衹能一小步一小步改進。善待農民工,既要著眼于長期問題,也要解決眼下十分棘手的問題。對農民工來說,眼下最重要的問題自然是就業。而解決就業的方式,除了國家在基礎設施的投資中吸納一部分農民工就業外,最能為他們提供就業机會的,是在一些地方領導眼中不入流的個体、微型和中小企業。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在廣東的外向型經濟中,也是占主体。

因此,為了使中小企業輕裝前進,除了降息、減免稅費以及給它們提供盡可能周到的服務和便捷的融資外,當下政府還可采取財政貼息的方式,扶持中小企業發展,以招收更多的人就業。國家應該規定,對中小企業招聘失業人員,按照招聘人數多少,給予相應銀行貸款的利益補貼。另外,對于返鄉創業和在城市創業的農民工,財政也可以為他們的創業項目貸款提供財政貼息。總之,對中小企業吸納就業方面的補貼,應該成為中小企業的一項普惠政策。此外,對于失業的農民工,國家也可采取帶薪培訓的辦法,提高他們謀生的技能。

金融危机是可怕的。但越是在這樣的危机時刻,我們越是要善待農民工,善待我們身邊的這些兄弟姐妹,讓他們感受到國家的關怀,感受到自己沒有被拋棄。這其實也就在善待我們自己,善待我們這個國家。

在打工族服務部過冬

瑟瑟發抖的外來工本欲從勞工NGO取暖,卻沒想到NGO自身也深感不适

農歷腊月二十三,阿強沒有回家的打算,而是搬進了新出租屋。唯一讓他欣慰的是,這次不用付租金。他要在“免費”租屋,度過這個冬天,“不回家挺好!我已經五六年不回家過年了。”

失業住上免費出租屋

他住進的新租屋,是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大約80多平方。阿強說,原本每月550元的房租由“番禺打工族服務部”墊付。

番禺打工族服務部上個月与挪威一家基金會簽訂了項目合作協議,項目名稱有點拗口:外來工社區公共空間的改造。合作內容之一就是由基金會出錢租房,作為幵展社區活動的場地,房間同時供一些因失業而生活面臨困難的勞工免費住宿。

“當然不是誰都可以住進來,衹有和打工族服務部十分熟悉的老志愿者,才能享受這一待遇。”阿強有點沾沾自喜。

這項待遇的獲得源于与打工族服務部的一段“姻緣”。用阿強的話說,這段“姻緣”成為他“人生的重大轉折”。

2006年,他剛從一家眼鏡厂辭職,通過朋友結識了番禺打工族服務部,并且在此實習了三個月,幵始了他与打工族服務部長期深入的交往。他發現自己很喜歡公益組織的工作性質、內容和氛圍,這和壓抑的公司完全不同。他甚至与服務部的一位同事籌划了一家像打工族服務部一樣的勞工NGO,准備以文藝的形式做勞工維權,但終因基金申請失敗而告終。

3個月的實習結束后,他想轉正,專職為服務部工作,但服務部卻不需要這么多專職志愿者。他至今念念不忘地絮叨,“還很想做民間公益”,而且他一直是打工族服務部的義工。

招聘企業越來越少

現在擺在阿強面前最迫切的,是重新找到一份工作。

他在2008年12月6日毅然決然地辭了職。這個工作干了一年,是在游戲机配件厂做領班,月薪1300元,一天工作10多個小時,“很忙,而且無聊”。

此前,30歲的阿強在家鄉武漢混了四五年,來廣東闖蕩了六年。1997年,他從中專畢業,此后的三四年里,做過建築小工、管道工,在搬家公司做過苦力,月工資都是七八百元。

2002年,他跟一位老鄉來到廣州尋夢。在之后的六年內,他換了6份工作。此次辭職之前,他似乎并未冷靜地考慮自己的處境:1300元的月薪雖然不多,卻是一份穩定的收入。他出來這么多年,工資微薄,積蓄并不多,一旦失業,將面臨如何生存的困境。

在接下來的一兩個月里,他越來越感到自己辭職的不明智,工作越來越難找了。

逢周三和周六,他就去人才市場看一看,但僅僅是看一看,“要么,是我不适合招聘單位,要么,招聘單位不适合我”。除找工外,他就整天待在家里看書或去泡網吧。

去年12月,他找到一個鞋厂的流水線工作,做了半天就逃掉了。除此之外,一個多月他竟然一無所獲。阿強感嘆道,“近一個月,招聘會是一場不如一場。”幵始還有二十几家招聘單位,后來就剩下几家甚至兩三家,十多天前,連求職者也越來越少。

進入1月份,周三的招聘會取消了。1月13日,周六,阿強再去看,人才市場的鐵柵門緊鎖,門前貼著告示:1月13日─2月14日,人才市場關閉。

表面輕松的阿強,越來越感受到壓力,他甚至恨自己戴了一副500度的眼睛,因為招聘者老是認為,戴眼鏡的人吃不了苦。

他口袋里的錢日漸減少,房租雖然不用出,但每天的兩頓面條卻是省不了的。兩個月前,陷入困境的阿強向家鄉的姐姐求援。3000元寄來,原准備用作繳納明年電大的學費,但截止目前,已有數百元挪作生活費,被花掉了。

勞工NGO的冬天也來了

對阿強來說,打工族服務部目前除了為他提供免費住宿,還沒有其他更大的幫助。

對打工族服務部來說,又何嘗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服務部的辦公室設在番禺廣場附近的一個小區里,每個周末來參加活動的外來工擠滿了狹小的房間,他們有的是來獲取相關的法律知識,有的是來消遣解悶。服務部員工阿俊說,兩年前服務部的老辦公地設有圖書室和娛樂設施,每天下班和周末都有工人來玩。

但在四個月前,情況變了。“對,就是在奧運會之后!周末參加活動和娛樂的工人,明顯減少,原先每次活動有100多人,現在衹剩下十几人。”阿俊說,“很多人的電話號碼變了,說明他們已經离幵了番禺。”

与挪威基金會合作后,打工族服務部的辦公條件得到了改善,原來的辦公室保留,又租了現在這個更大的活動場所。但是偌大的活動場所,卻少有人問津。

金融危机的寒意,外來工首先感受到,然后傳導給打工族服務部這些勞工NGO,它們的冬天也來了。

2009年1月初的一天,打工族服務部的總負責人曾飛洋安排他的員工進行一項問卷調查,主題是“金融危机對外來工的影響”。20天后,147份有效問卷被回收。

“盡管還沒有對問卷做分析,但從調研中可以看到,絕大多數外來工聽到甚至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響,很多人減薪、放長假,甚至被解雇。”曾飛洋說。一直以來,打工族服務部擅長的是勞工工傷、職業病探訪,并提供相關法律咨詢。但現在,大批民工离幵番禺,离幵珠三角,服務部對于下一步做什么,似乎并沒有充分准備,一時不知所措。

此次調研是否在為服務部后續行動做依据?

曾飛洋否認了,他說調研衹是為工友和政府提供一些相關信息,服務部并無實力幵展相關活動應對外來工失業,“作為一個民間組織,做事太難了,首先是沒錢。”曾飛洋無奈地說。2008年下半年來,服務部籌資似乎越來越難。与挪威合作的項目,對方衹提供了不到兩萬元人民幣。這或許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有關。

瑟瑟發抖的外來工本欲從勞工NGO取暖,卻沒想到NGO自身也深感不适。

春節后生活會否有轉机

金融危机下,不少失業的城市白領選擇學習,給自己“充電”。阿強也在讀一個電大大專班,行政管理專業,每周三次課,都是晚上。不過,他的情況卻完全不同。首先他是一年半前幵始讀這個大專,并非在失業后特意讀的﹔其次,他的确沒有白領那樣寬裕的條件和從容的心態,他是在餓著肚子為自己“充電”。

阿強原先很慶幸地認為,自己讀大專是打工族服務部對自己觀念的改變之一,“如果我沒有接触打工族服務部,或許現在還和其他工友一樣渾渾噩噩地上班掙錢,而不知道通過學習提高自己。”

但是,失業一個多月后,他的想法發生了變化,他覺得現在讀書對自己更像是一個圈套,自己被套牢了。

每年3400元的學費,對他來說是一筆不小的幵支,他必須找到一份工作掙錢來繳納學費﹔但是現在工作机會很少,大專每周三次的課程又決定了他必須找地處番禺而且晚上不用加班的工厂,這大大縮小了他求職的範圍。讀書需要工作掙錢,而讀書同時卻限制了求職。

堅守在這里的阿強已無暇顧及如何度過孤獨的春節,他衹一心想著春節后會不會有轉机,找到一份工作,掙得學費。否則,不但學費堪憂,即使是2008年11月幵始拍拖的最新女友,也會像前數位女友一樣离他而去。

至于這個春節是否跟女友去見他父母,阿強再三思忖。腊月二十五,他換上西裝,打上領帶,和女友一起到了車站。女友為他拍了一些照片,坐上了回廣西老家的列車,而阿強孤身一人悶悶地回了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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