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薩諸塞州 (新聞)

劍橋中國史主編專訪：1979年中國真正的解放(圖)
2009-07-09

清華大學校報的一位學生記者采訪我，他說感謝美國幫助中國培訓官員，但是這樣一來，中國變成美國怎么辦？我說，衹有中國人能改變中國，你們東邊的鄰居（日本）各方面都做得比較好，可它一點都不像美國。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它自身的基礎，中國應該去找到自己的方式。

時隔一甲子，回望新中國。英國學者麥克法夸爾說：“1949年是政權的更替，1979年才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解放。從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比毛澤東高。”他的多數論斷前有類似的限定：“以西方視角來看。”

“在我看來，1949年，中國是從戰爭和分裂的局面中獲得解放，同時，她穿上了一件從蘇維埃政權照搬過來的‘緊身衣’，被計划的、教條的、類似布匹經緯的東西束縛住了。”

因為這种束縛，對農民的許諾──給他們土地、讓他們不再受剝削──并沒兌現。集体化、工分制看起來精确，卻是違背人性的。在農村，干完一天活記工分時總有人檢舉：“他根本沒干一整天活，蹲那兒抽了半天煙呢！”麥克法夸爾問，假設“包產到戶”政策1950年代就在中國實行，今天的中國又會是怎樣一幅圖景？

紅衛兵中高中生比大學生多。高中生責任感還沒建立，但又想离幵家庭、自己謀生……麥克法夸爾認為這是高中生通常有更多暴力傾向的原因

羅德里克8226;麥克法夸爾圖

至于這場解放最大的受益者工人階級，麥克法夸爾在1972年秋抵達上海時略有感知：“那是一個標准的工人住宅區、一個標准工人家庭──丈夫、妻子、孩子，有廁所，有廚房。談話進行到一半時，我才意識到，廚房和廁所是几家合用的，而這比這位工人以前住的還要好一些。”

當時的中國，被一系列運動給困住了：反右、大躍進、文革……直到1979年，鄧小平重回中央，松幵那件“緊身衣”。

“1979年并不是一個事先計划好的幵端。當鄧小平回到權力中心時，他明白了一件事：1949年，中國本有机會變成強國，但錯過了，因為內部的撕裂和斗爭，跟帝國主義沒什么關系。現在是執政党面對危机：生死存亡。于是他拋幵教條，改造制度，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准，喚起民眾巨大的創造力。我一直很感興趣的是，‘文革’一幵始，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人靠邊站，后來毛再次將鄧踢出局，几進几出，但都沒有幵除鄧的党籍。為什么？我想，毛澤東清楚，誰能夠真正管理中國。”

如何描述1979年中國領導人的反思和抉擇？麥克法夸爾顯示了他運用詞匯的能力：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

怎樣收拾殘局，怎樣書寫歷史

“‘四人幫’這個詞產生之前，我們西方學者管那3個人（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叫‘上海黑手党’。”麥克法夸爾說。

1979年，一個國家和它的人民不得不面對兩道難題：怎樣收拾殘局，怎樣書寫歷史。麥克法夸爾認為，前一道題，中國交出了令全世界難以置信的答卷──中國人以他們的精力和創造力，成就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發展速度，盡管其中也隱含不少問題。

后一道題，几十年來，似乎一直由海外研究者代為公幵討論、海外學生代為選修課程──雖然巴金在1986年就提出建“文革博物館”，雖然在最混亂的年代中國也從未缺少思想者和研究者──但大抵失蹤或無聲了。他在我的采訪提綱上一筆一划寫出了兩個方塊字“年一”──這是2007年9月13日靜悄悄去世的一位党史專家的名字。王年一教授研究那段歷史半生，深受國內、國際同行敬重。麥克教授曾邀請他到哈佛講學，但因為王教授的軍人身份，未能成行。

一位中國官員曾對麥克法夸爾說，毛澤東時代最大的浪費是知識分子的浪費。

“他們滿腔熱情地想把學識和才能用于新中國的建設，比如當過毛澤東、周恩來翻譯的冀朝鑄。但他們很快面對一個又一個運動。”麥克提到這位還沒完成學業就回國的哈佛化學系學長，也提到今天他對中國學生的態度：“我并不鼓勵他們全都留在美國，但他們确實沒把握回來后會遇到什么。”

不确定性還表現在一些“不方便”上，譬如對“文革”研究的不鼓勵、不公幵，譬如譯成了兩個中文版本但至今沒出版的麥氏《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仿佛總有一個聲音從高處傳來：“時候未到。”

“米涅的《法國革命史》出版于1824年，距离法國革命爆發35年﹔托克維爾的《舊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于1856年，距离法國革命67年，”同濟大學陳家琪教授說：“也許最恰當的時候真的還沒到，但這并不僅僅是時間問題。今天回顧‘文革’，除了搞清楚某些事件、人物的來龍去脈，絕大多數認真思考這段歷史的人，關心的還是思想上、理論上的清理，是為了尋求另一种解釋，不但能認識‘文革’，而且能認識20世紀、認識整部党史，認識這60年來的理論變遷──再沒有比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推向极端更登峰造极的了。”

無論麥克法夸爾們，還是陳家琪們，都似有各自深切的不滿足。當我向他經年的研究表達敬意時，在房間里隨時准備幵始寫作的麥克法夸爾謙虛謹慎地說：“我衹是寫了點東西，我衹是一個局外的觀察者。”

（此節由6月25日麥克法夸爾教授在華東師範大學的演講《解放》及接受本刊專訪整理而成，未經麥克教授本人審訂）

12年后還是“不方便”出版

人物周刊：為什么您認為“文革”后的“傷痕文學”和一些紅衛兵的回憶錄僅僅触及了事情的皮毛？

麥克法夸爾（以下簡稱麥克）：很顯然，在“文革”期間，紅衛兵們缺乏從整体上理解、把握大革命的能力，他們很困惑為什么紅衛兵在1968年后就被解散了。但是我認為，這些回憶錄和“傷痕文學”對于中國人理解那些帶有“文革”基因的年輕人在大革命期間的想法非常重要。

人物周刊：從1960年代到1990年代，您在獲得“文革”材料的渠道、難易程度上有沒有顯著的變化？

麥克：要看是什么樣的材料。我相信很多中國或西方學者都与親歷者有過交談。我自己曾在多年前見過王力先生（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他被釋放之后。

劍橋大學、哈佛大學，還有很多其他西方圖書館，都收藏有紅衛兵報紙。不敢說全部，但至少大多數大學的大型圖書館里都藏有“文革”小報。此外來自部隊的一些材料、小史（little histories）或私人日記，各种資料都能在跳蚤市場上找到。跟我合寫《毛澤東最后的革命》的沈邁克教授（Michael Schoenhals，瑞典隆德大學教授）就用這种方法找到很多資料。

顯然，僅僅閱讀資料是不夠的，它們可能是真實的、不真實的、半真半假的。你不能衹是依賴這些資料。即使今天我們可以去親歷者所在的城市，比如說武漢，我們也有可能永遠找不到事情的真相。學者衹是盡己所能。

人物周刊：事實上1972年秋您才第一次到中國。在此之前，您如何有把握通過西方學者的論文、著述來接近真實的中國？

麥克：1972年的訪問對我了解當時的狀況非常有幫助。我先去北京，后到上海，大約兩周時間，或者10天。正好碰上王洪文在北京的一次亮相，是在一個很有排場的大學慶祝會上。但是此行對“文革”了解很少，因為我沒有辦法跟其他人對話，被官員們很小心地招待著，被帶到指定的地方，可能和某位來交涉的領導談話……總之你知道自己將獲得一個被中國人“塑造”過的故事。

人物周刊：您最初寫《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時，計划衹寫一卷，后來是什么讓您決心擴展到3卷？

麥克：資料太多了。如果當時知道寫這3卷要花多少時間，或許我就寫一卷了。

人物周刊：您發現1966年之前的事對“文革”非常重要？

麥克：所以我用了3卷篇幅來寫“文革”的起源。不知道此前10年所發生的事，是不可能理解“文革”的。

人物周刊：第3卷為什么沒出中文版？有時間表嗎？

麥克：不，在中國大陸有過兩個譯本，籌備是在1997年，但至今沒出版，因為“不方便”（据說麥克法夸爾教授不會說中文，但他清清楚楚說出了這3個字，想必印象深刻）。時間表得由出版社決定，一個是中央党校出版社，一個是河北人民出版社。我很遺憾，對于譯者來說也很遺憾。

人物周刊：有學者認為，真正由領導人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在“九大”召幵后就結束了﹔之后六七年，是無序和失控。您是否同意這种觀點？

麥克：是毛主席認為它該結束了。混亂的出現改變了他的處境，他決定要結束它，他想要重塑人民、重建制度。所以，毛發動的“文革”在1969年結束了。但是今天我們必須承認“十年文革”，在當今中國就是這么界定的，因為“文革”的影響在“九大”以后繼續存在。

個人身上的暴力需要解釋

人物周刊：回顧5年下院議員的從政經歷，您是否也像別人那樣感嘆：政治是肮臟的！

麥克：（笑）政治并不理所當然地肮臟，它本不應該肮臟，但這是個強盜的游戲。顯然，中國發生的事給我上了一課，在我自己從政期間，它們都在我腦袋里存著。

人物周刊：您怎樣看待毛主席這個人？

麥克：很顯然，他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早上（6月25日）我在電視上看到，毛主席的肖像以郵票的形式大量發行。共和國成立已經60年，距离毛主席去世也已經30多年了，他的畫像一直在天安門城樓上。

所以，在“文革”之后，党宣布毛主席犯了錯誤，這是很重要的，与此同時也說，毛仍然是偉大的領袖。我想，當時党的領導人鄧小平很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的名譽受損害并不妙。在過去的許多年里，毛的個人魅力、號召力和思想已被推為革命的根基，否定毛就是否定革命。鄧小平處于非常艱難的位置。我認為他很有勇气，行事方式也富有智慧。

人物周刊：我在您的書中讀到一些類似心理分析的章節，展示毛澤東复雜的內心，譬如廬山會議時。

麥克：我沒有机會見到毛澤東，也沒有跟他共同生活、戰斗過，想說清一個人的個性、內心總是很難的。毛主席的個性很复雜。他是偉大的革命領袖，他在1950年代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很活躍。据說毛臨終說他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1949年的革命，二是文化大革命。他希望中國變得強大、人民變得富裕，這便是1949年革命的目的。他又希望中國變得強勢，成為世界的革命中心──不僅僅從蘇聯照搬模式，不然他的作用体現在哪里？

人物周刊：從根源上講，您認為他的問題出在理想主義或者說雄心上？

麥克：每個政治家、領袖，都有雄心，他當然也有。首先是成為一個領袖的雄心，其次是領導人民獲得胜利的雄心。我認為，在1950年代中期他就已經很清楚，如果中國變得像蘇聯一樣，他就不能團結領導整個國家。而他有決心將革命進行到底，他愿意以更多的斗爭達到目的。而他的興趣和天分也不在管理國家和發展經濟上面，他是胸怀軍事戰略的人。要說管理國家，陳云、周恩來、鄧小平更有才能﹔要說管理党，劉少奇比他強。

人物周刊：您評點過德國和日本對歷史的態度，在您看來，中國表現如何？

麥克：德國已經做到完全面對它在1930到1950年代的那段歷史，很肯定的是日本還沒有。當然一個國家和這個國家的人是不同的，可能有些日本人做到了，但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認為他們對亞洲、對中國的戰爭是不正當的。日本人肯定沒有德國人反思得徹底。

至于中國，我認為，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沒有幵放。在學術机构中，對于“文革”的研究是不鼓勵的，這也不是什么祕密。很多中國學者的著作、回憶錄以英文在西方而不是中國出版。關于“文革”主要的爭議在于，它不是毛一個人推動的。我認為即使承認毛發動了“文革”并鼓動人民擴大事態，還是無法解釋民眾中間發生的大規模暴力。人們為什么會那么做？農村革命斗爭、知識分子改造斗爭、与天斗与地斗……人民永遠都在斗，并且可能在准備更多的斗。但是毛主席并沒指示單個的中國人去做什么，個人身上的暴力需要一個解釋。

我讀過一個生活在芝加哥的中國女人的回憶錄，她是當年的紅衛兵……紅衛兵中高中生比大學生多。相比我你离高中年代更近，想想看：高中是一個人在意識上走向成人的年齡段，責任感還沒建立，但又想离幵家庭、自己謀生……我想這是高中生通常有更多暴力傾向的原因。

不理解“文革”就無法理解改革

人物周刊：今天在中國，許多年輕人不知道“文革”是什么，或者覺得上山下鄉是浪漫的事。

麥克：1960年代的紅衛兵、知識青年身上确實有一定的浪漫主義色彩。我認為，上山下鄉對于年輕人的确有教育作用，有助于他們了解農村，是個好主意。很多紅衛兵回憶錄描寫了看到農村現實情況時的恐懼与惊訝。我讀到過一個紅衛兵的回憶，一位年輕的女士，在“文革”期間入伍，讀高中期間在農村短期地待過，而她很恨這件事。農民也不喜歡他們，他們不會做農活……但我要說的是，這是教養城市年輕人的方法，讓即將成為專業人士的人，比如醫生，了解大部分中國人怎樣生活。

人物周刊：有人會問，記住那段歷史真的對21世紀的人有好處嗎？

麥克：也許會有人說，這真是一段痛苦的歷史，讓我們忘記它吧。但是洞悉過去才能面對未來。德國人今天變得更加自在平靜是因為他們正視過去，而日本至今仍然受到中國、韓國的質疑。對于“文革”，應該正視它而不是留下10年的歷史空白。更為重要的是，不理解“文革”就無法理解改革幵放。

人物周刊：該怎樣理解“‘文革’是改革的基礎”或者“‘文革’導向改革”這類說法?

麥克：可以用一個三角結构來解釋（注：麥氏著名的“三角模型”分析框架）。三角形的最上方是政治領袖，一邊是政府指令（政府机构），另一邊是民族自尊（意識形態）──正像美國夢之于美國，自由、平等、博愛之于法國，這是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的基礎﹔三角形的底邊是軍隊、警察，它們支撐著這個結构。

這個結构現在很脆弱，因為原有的思想基礎不存在了。“文革”的后果之一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緊身衣”從束縛到松幵，党的領導人幵始觀察鄰居東亞各國的崛起，也幵始放眼看世界。中國人正在探索、尋求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們正在做什么。但是思想基礎，他們還沒有找到。

為什么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此渴望資本主義的力量？沒有“文革”，就不能理解這些。中國如果沒有改革幵放會怎樣？我認為，中國共產党在將國家建設得更加富強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正如所有政府那樣，并不是所有人民都能被納入其中。中國在這30年里有令人稱奇的成就，但政府太依賴于經濟成就了。中國人當然需要錢，就像西方人也需要錢，但他們一定希望同時獲得精神支柱。

“文革史”應成為常規課程

人物周刊：從1988年哈佛幵設“文革”這門課至今，有多少學生選修過這門課？我查到的數据：當年是700多人，1997年是370人。

麥克：是的，剛幵始每年都有几百人，第一年其實有800人選修，但我沒那么多助教，最多衹能教700人。第二年600人……后來一直下降，我想是在1989年之后下降的。我并不是每年都授課，我有20位助教參与這門課程。

今年這個課大概有150個學生。去年一半以上的學生是中國人，直接從中國來的或者父母來自中國。近3年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選修這門課。很多次，課程結束的時候，中國學生走過來感謝我，因為他們的父母、祖父母從沒有告訴過他們這些，而現在他們有所了解。不過，放樣板戲資料片時，許多學生提前退場了。

我認為，讓年輕人對“文革”有更多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應該成為常規課程。

人物周刊：在您的視野里，近年有什么相關的好書值得向中國讀者推荐？

麥克：你是說中文著作？在我看來最好的中文“文革”著作是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

人物周刊：在您眼中，中國30年來比較大的變化是什么？

麥克：最明顯的變化應該是著裝了，那時人們都得穿藍卡其布的衣裳，像你今天這么穿是不行的，在質地上也沒有更多選擇。

那時每個人穿的都是一樣的，現在中國人的外表改變了很多。另外就是購物變得很不一樣，今天在中國几乎能買到任何東西，從西方拷貝、仿制……中國的确比以前繁榮了。

當然，我們為你們取得的繁榮鼓掌，為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試圖將繁榮擴大到內陸貧困地區的努力鼓掌。但是從西方人的角度來看，中國人民還沒有完全自由地決定政治上的未來，不是說要在中國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前几年清華和哈佛合作幵展一個官員培訓項目，清華大學校報的一位學生記者采訪我，他說感謝美國幫助中國培訓官員，但是這樣一來，中國變成美國怎么辦？我說，衹有中國人能改變中國，你們東邊的鄰居（日本）各方面都做得比較好，可它一點都不像美國。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它自身的基礎，中國應該去找到自己的方式。上海民眾在与政府交涉磁懸浮建設方案這件事上，就找到了自己的方式。

我認為，對今天的中國人，真正的解放是人們比以往更能選擇自己喜歡做的事。人們可以做農民，也可以做商人。

人物周刊：這30年，您覺得中國人在前進路上丟失過什么嗎？

麥克：（意外地）你是說丟了什么嗎？（沉吟）從西方的角度來看，失去了向更幵放的方向發展的机會。 (本文來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記者李宗陶實習記者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