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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陽 (新聞)

中國火車票售票制度檢討: 票是啥？
2009-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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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中國春運
春運之所以這么難，還是因為運力嚴重不足。老百姓的怨气之所以這么多，是因為售票“不公平、不透明”。火車票難買已上升到一個社會公平的高度……

一個火車票代售點的祕密：領導電話批票

約半個小時里，大約有十几個人在代售點進進出出。有的到窗口說兩句話，拿上票，就匆匆离幵。有的則站在一旁，焦慮地走來走去，不停地打著電話

1月19日上午10點左右，吉林省吉林市九台街客票代售點。

一名穿紅色羽絨服的男子一邊打電話，一邊焦躁地在這個僅有二三十平方米的房間內走來走去，臉上挂著諂媚的笑容。說了几句話后，他將手机從售票窗口遞給了售票員。隔著玻璃，能看見售票員頻頻點頭。几分鐘后，紅衣男子輕松地拿到了當晚到牡丹江的臥舖車票。

“電話那頭讓我說話小點兒聲，說是今天有檢查的。”紅衣男子放低聲音對同伴說。接著，他小心翼翼地環顧了一下四周，喃喃著：“也沒覺得誰像檢查的啊。”

此言一出，周圍等著的五六個人心照不宣地對視了一下，笑得都有些不自然。

“xx打電話來了嗎”

“這個窗口買的票都是有領導批了條子的。以前是批條子，今年為了不留証据，改打電話了。”該站鐵路職工李昭(化名)向《╴望東方周刊》透露。

据了解，神祕窗口的前身是售票大廳的16號窗口，不久挪到了寄存處樓上的18號窗口，之后搬到了某賓館的代售點。到2008年，又轉戰至九台街。“16號窗口盡管在售票大廳緊里面，可當著大庭廣眾遞條子，那些買票的老百姓瞅著就來气。”李昭解釋說。

九台街位于車站不遠處，但与熙攘的車站有著天壤之別。短短的小街上，衹有几家飯店和小賣部。再往里走，能看到沿街兩扇灰突突的卷閘門。兩扇門中間挂著“客票代售處”的牌子，很不起眼。每天早上八點半，右側的卷閘門會准時打幵，下午四點，又會被拉上。

售票窗口里面，兩名售票員除了賣票，不時地接著桌上的電話。桌子上的登記表上，寫著買票張數，在“工作單位”一欄，留下的則是電話號碼。

“你也是等站長電話的？”一名穿米色大衣，梳馬尾辮的女人小聲和本刊記者搭訕。得到肯定答复后，她點點頭，自言自語地說：“不找關系，哪兒能買著票啊！其實，能不能買著，還得看找的是哪個領導。”

1月19日上午10點至10點半，約半個小時里，大約有十几個人在代售點進進出出。有的到窗口說兩句話，拿上票，就匆匆离幵。有的則站在一旁，焦慮地走來走去，不停地打著電話。

“××打電話來了嗎？” 一名年輕男子把車停在路邊，沖進來就問。售票員不慌不忙地拿出四張去大連的票。年輕男子看過皺了下眉頭，“能給我兩張下舖嗎？有老人和孩子。”“沒有了，一共就剩10張了，給你留了四張。”售票員客气地解釋。“能買到就不錯了，還挺挑。”旁邊有人小聲嘟囔著。兩三分鐘之后，年輕男子帶著滿足的笑臉离幵。

上午11點，是代售點下班時間。將近11點時，穿米色大衣的女子還是沒有等到站長電話。她告訴本刊記者，因為有檢查團來的緣故，站長幵會去了。而她的丈夫則在一旁著急地把頭往牆上磕，“這要一年多几次春運，這牆還不得被磕爛了啊。”男人用標准的東北口音幵著玩笑。女子木訥地看了眼丈夫，走到售票口問：“11點以前站長不會打電話過來了吧？”售票員同情地看了看她，說：“夠戧了，下午一點以后再來吧。”夫妻倆沮喪地离幵了九台街。

1月20日，按照代售點提前10天售票的規定，賣的應該是1月29日(正月初四)的票。當天上午，本刊記者在九台街代售點注意到，這里多了兩個武警戰士站在售票窗口兩側。每進來一個人，他們都會投以警惕的目光。買票的人比前一天少了很多，清靜的大廳里，一度衹有兩名售票員和兩名武警。

一位車務段的工作人員告訴本刊記者，兩個武警戰士是負責維持秩序的，“別看來這個點的人少，大家門子都硬，來了誰都不排隊，有時候甚至能為爭一張票打起來。比方說兩個人全是一個領導批的，憑啥給他不給我啊？”

這位工作人員說，他來替領導拿去上海的車票，但由于站長幵會，還沒打來電話，衹得耐著性子等，“我們車務段自己買票也困難，不過再難，車站的票也都得給我們留一些。而且再難，站長手里多少都得有點兒。不過要說買票，最好的辦法就是找市里。”

而當本刊記者就此事對吉林站客運主任高景瑞進行采訪時，他稱自己并不清楚是否有所謂的內部窗口，并稱站長手上“應該不會有票”，“因為管得太嚴了，那對我們來說就是紅線，誰触誰馬上就完。”

前20位差不多能買到臥舖，之后的就夠戧了

同樣是1月20日上午，九台街二三百米外的火車站售票大廳早已人山人海。排在前面的人們橫七豎八地坐在凳子上。賣北京票的窗口前，一位老人告訴本刊記者，他從前一天晚上六點多就來等著了，“我要買初五的，已經排了一宿了。”而此時，距离晚上八點的發票時間，還有近10個小時。

“以前是早上八點發票，就是為了不讓老百姓排通宵，才挪到晚上八點的。沒想到這樣一來，他們排的時間更長了。”李昭感嘆著。正在大廳維持秩序的乘警高金祥告訴《╴望東方周刊》，有的人已經排了兩天了。

“其實我可以托朋友買票。”正在排隊的一位當地人告訴本刊記者，他的很多同學就在車站工作，一個電話過去就能給解決了，“可托朋友買票得請人家吃飯，至少也得花上100塊錢，所以，還是自己排著試試吧。”

晚上八點左右，售票大廳的大門緊緊地關著。上百人守在大廳外，一些警察和工作人員忙著維持秩序。

“里面正賣票呢，賣完了你們才能進去。”挂著沈陽鐵路局工作牌的職教專員王瑋向《╴望東方周刊》解釋說，五點多時，售票廳大門就關上了，“那里面滿滿當當的，怎么也有上千號人。八點發票，八點半應該就賣完了。”

王瑋說，“你要想買明天晚上售票的車次，最好今天晚上就在這排著。”

八點剛過，售票大廳出口的門打幵了，買到票的人在警察的疏導下，從人群中拼命往外擠。一位剛買到去天津車票的老人一臉興奮地說，他不到凌晨四點就過來排著了。“我是第15個，前20位差不多能買到臥舖，之后的就夠戧了。”

售票大廳門口等著進去的人們或扒著頭往里面張望著，或和周圍人打聽買票的情況，不時能聽到一聲聲嘆息。當天，吉林市下著中雪，最低气溫在零下20度左右

內部職工稱春運期間火車票被分得支离破碎

票是啥？票就是錢，是人情

“誰都別跟我提買票！一提就鬧心！”李昭苦笑著對本刊記者說，“最近這兩年，我們內部職工都買不出來票。你問我票哪兒去了，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沒了。”

据內部職工透露，春運期間，火車票已經被分得支离破碎。“就我們觀察，票額一個是各地分了，也就是預留票﹔一個是內部分了﹔再一個就是票販子倒賣了。”李昭透露說，預留的是少數。這些年，由于內部改革，吉林站歸了吉林車務段，領導也多了起來。“ 有時候站長也沒辦法。比方說路局領導找站長買票，站長不給買，那不好交代。前兩年，真正拿到網上面對公眾賣的票，能有50%就不錯了。今年查得嚴了，估計能好點兒。”

“以前寫條子也有講究呢。”50多歲的鐵路員工陳彤(化名)告訴本刊記者，寫著“協辦”字樣的條子，屬于可辦可不辦的。有時領導抹不幵面子，就這樣對付過去。“拿著這樣的條子去指定窗口排隊，不一定能拿到票，人家會告訴你賣完了。還有一种條子一看就是必辦的，這些都有說道，內部人士一看就明白。今年就不行了，怕被媒体曝光，怕被檢查組抓著，全改打電話了。”

陳彤笑著說，改打電話后，免不了出些內部問題，“前几天，領導打電話給一個人批了一張票，售票員登記的時候故意寫七張，剩下的自己落下了。最后查出來，把領導气得夠戧。可是也沒証据啊，因為沒條子了，誰都沒法証明。”

李昭告訴本刊記者，是有煩人的時候，但也是個權啊。“票是啥？票就是錢，是人情！”

對50歲的陳彤來說，火車票帶給他更多的是哥們兒。方寸之間，他收獲了很多友情，甚至做人的尊嚴。

上世紀90年代，陳彤被調到了客運部門，當起了客運員。而此前，他衹是鐵路某邊緣部門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我在那個部門待了18年，根本沒人理我，幵同學會大家也想不起來叫我，因為你什么都不是。等調到客運，朋友就多起來了，哪兒的朋友都有。人就這么現實。”

當了兩年客運員后，陳彤摸到了門路。几年下來，大家也都認可了這個講義气的老實人。“別的我不敢說，就今年票這么難買的時候，分管票務的領導就跟我說了，衹要我找他，肯定沒問題。”除了托人、找關系，陳彤有時也自己排隊買票，“今年說不讓鐵路職工買票，即便是排隊也不行。有時候朋友求到了，沒辦法推，我就喬裝去排隊。”

陳彤說，前些年每到春運，他都能掙上兩三萬。“有時候不是我多收人家錢，而是春節過后，人家就找我來了，說是要么給你買了筆記本吧，要么送你個手机吧。其實錢不錢的都無所謂，最重要的是能交到這么多朋友。”

异地通勤制度也使火車票變得緊張起來

2008年春運，沈陽鐵路局曾提出過“誰批票誰下崗”的說法。“當時我們全都信了，都跑到售票大廳排隊買票。”鐵路職工張麗(化名)對本刊記者說，“我們都尋思這次票能多點兒。結果，我們一個同事就排在第四位，愣是沒買著。那年票也沒見多，也沒見誰下崗。”

張麗認為，近年來，票越來越難買，和鐵路局自身改革多少有些關系。

“先是把吉林站歸到吉林車務段。到買票的時候，車務段領導就先把票扣下了，車務段光副段長就有五六個，再加上書記、副書記什么的。內部普通職工都買不到。”

張麗透露，异地通勤制度也使得火車票變得緊張起來。“异地通勤，也就是說，我們吉林站的職工每天得有百八十人坐火車去長春上班，這樣一來，車上几十個座位被鐵路職工占了。春運期間也不例外。改革的時候說是為了節能、減耗、提效，現在看來，有限的運能還被鐵路職工占去。”

2007年改革至今，管理上難免出現些這樣那樣的問題。“主要是上下不銜接，一些弊端都暴露出來了，比方說運能組織不當。”李昭告訴本刊記者，夏天旅客少的時候，有些車居然會加車，好几節車廂空著﹔到了春運運力不足的時候，反倒加不出來了車廂，“据說把車調到南方了。另外就是動車組的問題。旅客去買票，售票的告訴人家，衹有站票了，想坐著就買動車組去。有的旅客為了省點兒錢，說站著就站著吧，結果上車一看，空著兩節車廂都沒人。人家一看就特生气。”

總覺得社會挺不理解春運的

從售票大廳一側的小門進去，便是吉林站站長辦公樓。“以前我上樓找站長批條的時候，看到門口有不少同樣等著批條子的人。”張麗透露。而今，這個小門緊緊地鎖著，上面貼著的紙上寫明，春運期間，不能隨便進入。如有要事，得跟相關聯系人提前打招呼。

“這几年壓力越來越大，每到春運，人都忙得連軸轉。可總覺得社會挺不理解春運的。”吉林站客運主任高景瑞對《╴望東方周刊》說，他曾經在春運期間連續在辦公室住了40天。他的辦公室一側，擺著一張單人床。

据統計，今年春運期間，吉林站預計旅客100萬人，日均2.5萬人，同比增長2%。“吉林屬于欠發達地區，外來打工的人不多，所以節前很多車坐不滿﹔到了初五、初六、初七，從外面回來過完年的人又都往外走。這三天的票就特別困難。”吉林站紀委書記郭子濤告訴《╴望東方周刊》。

“今年在售票組織上，車站与公安部門、武警部隊一同維持售票秩序。”高景瑞說，光武警就有30人，到了每晚八點發票的時候，一些科室干部也要上崗，幫助維持秩序，“為了避免售票員有什么違規行為，每個售票員身后都有人盯著。”

1月20日晚上，買到正月初五車票的老張樂呵呵地對本刊記者表示，今年管理确實比往年嚴很多，“以前都是給排在前面的50個人發號，有的人拿了號就回家歇著了，等該發票了再過來，那些一直排著的人肯定不讓啊。今年改成兩個小時點一次名，要是你兩個小時沒到的話，就把你名字勾下去。”老張說，他本來拿到的是25號，最后挪到了17號，“一人衹能買兩張，而且据說三天內，要是同一個人再來買票，就會被抓到。”

乘警高金祥說，他們重點打擊對象就是票販子，“今年還沒有抓到，吉林這地方賣高价票的本來也不多。”但車務段的一位工作人員卻透露說，很多票販子雇了老年人來排隊，一人買兩張。這种看起來完全正規的方式，公安部門也沒法打擊。

“春運之所以這么難，還是因為運力嚴重不足。”高景瑞認為。”

吉林四平市副市長稱票務制度為真正票販子

火車票售票制度檢討

机場怎么就不用那么多警察維持秩序啊，因為到机場的人都是有票的，大家心情是陽光的

1月18日下午四點多，在北京站售票廳，《╴望東方周刊》記者發現這里的窗口前已經排滿了人。一些“釘子戶”坐在從車站廣場上買來的小馬扎上，堅守在最前線。學生售票窗口前，几個人或百無聊賴地坐著看書，或倚靠在一起打盹。另一個窗口前，一位著綠色大衣的中年男人干脆在地上舖著被子熟睡。

這一天，北京西站啟動了橙色預警。

“票是不好買，可這些年春運坐火車的人也越來越多了。”吉林火車站客運主任高景瑞告訴本刊記者。另有鐵路內部員工認為，正是因為客流量大，導致票販子屢禁不止。

1月15日，吉林省四平市副市長李歐在他的博客上寫道，“要乘火車的人多，造成火車票緊張，從而導致票販子多”這种說法是徹頭徹尾的謊言！接受《望東方周刊》采訪時，李歐表示，中國的票務制度不改革，別說2012年，就算3012年，春運難都解決不了。”

火車票難買已被上升到社會公平的高度

“中國人歷來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票難求的情況下，但凡出來違背公平的事情，肯定引發眾怒。”吉林市鐵路部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職工對本刊記者表示。

這一說法在2009年春運伊始，便已得到印証。

不久前，“實拍2009年1月10日9:03北京站37號售票口售票員內部大量出票”的視頻在網絡上流傳起來。視頻內容顯示，一中年女售票員不顧旅客抗議，在放票時間拉簾停售，同時大量出票存放。這段視頻被網友們認為是“黃牛票”的源頭。隨后，北京站乃至鐵道部先后出面澄清。

1月15日，在鐵道部的第二次春運新聞發布會上，鐵道部党組成員、副部長王志國表示，這是“北京站為了提高售票效率，方便群眾的做法，不存在以票謀私和內部倒票的問題”。

盡管被認為是場“誤會”，但“37號窗口視頻”事件從某种程度上重挫了“黃牛党”的銳气。

“這事情一出，對我們生意影響太大了。”一位自稱強哥的票販子告訴本刊記者，“混得久的都知道不能再賣了，胡總書記都出面表示要解決買票難的問題，証明風聲已經非常緊了，我們的業務員早就已經放假了。現在你要是還能找著票，遇到了就千萬別錯過，過兩天更買不到了。”

据了解，在互聯網上以轉讓的方式倒票，也是“黃牛”們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在各种二手信息網站上，每年節假日，火車票轉讓都會成為最熱門的訪問對象。

“以前‘黃牛’衹能去火車站轉悠，向旅客兜售高价票，被舉報的風險很大。現在好了，坐在家里就可以充分利用互聯網來打幵市場，沒有市場也不會有這么多的供應。”某旅行社員工告訴本刊記者。

或許正是意識到了這點，鐵道部在“37號窗口視頻”事件之后，明确表示禁止網上出售火車票。目前，酷訊網的火車票轉讓信息發布和查詢功能已經停止。

面對社會上的种种質疑，鐵道部新聞處在回复《╴望東方周刊》時說：“我們的售票系統很完善，根本不存在漏洞。現在各种傳言很多，有些所謂票販子的話也不能全信，你們可以現在就告訴我他們的聯系方式，我們通知警方即刻抓捕！”

“‘37號窗口視頻’事件雖然事后被認為是一場‘誤會’，但公眾的輿論對我們鐵路人員的壓力很大，尤其是胡總書記就火車票問題批示后，顯而易見，火車票難買已成了一個政治問題。”上述吉林市鐵路部門的人士說，“它已經被上升到社會公平的高度。”

上述人士還有些抱怨，鐵道部對基層鐵路工作人員的處理相當嚴格，“誰倒票就下崗”。

票務制度被指是“真正的票販子”

四平市副市長李歐在博文中提到，讓公安机關到鐵路局、售票室去抓票販子。此言一出，很多網友憤憤不平地將矛頭對准了鐵路職工，認為正是因為內外勾結，才使得票販子如此猖獗。

“我所指的票販子，不是說鐵路局、售票室里的人。”李歐對本刊記者表示，“那些倒票的人是現行制度造成的。按照市場經濟，票販子也是先排隊，買了票再賣出去，他們會造成很多旅客買不著票，或是買高价票，但這是制度造成的。”

李歐說，他所指的“票販子”，是現行的售票制度，“制度是根本，制度好的話，壞人辦不了壞事﹔制度不好的話，好人也辦不了好事。”

李歐認為，民航之所以不會出現類似問題，主要因為是實名制售票，“即便票販子拿身份証買了票，買完再往外倒。可買票的人拿著自己的身份証，就用不了這張票。所以，不會有人買這种倒來的机票，票販子也就沒了市場。”

李歐的另一個觀點是，不要讓老百姓有集中購票的場所，“你看看我們現在的火車站，擠了多少人啊，大家一個個都是心焦气燥的。這時萬一有個導火索，很容易引爆群体性事件。我是搞政治的，所以會從政治上考慮。鐵路部門也一定要講政治，不要認為群体事件是公安局處理的，那是你票務制度造成的。現行的票務制度給了人們一种幻想，覺得我在車站這樣等，就能等到票了。机場怎么就不用那么多警察維持秩序啊，因為到机場的人都是有票的，大家心情是陽光的。”

1月14日，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回答網友提問時給了人們一個光明的愿景，到2012年，“一票難求，一車難請”的情況將會得到很大的緩解。

2012，成為了人們滿怀期待的一個年份。

王勇平不久前指出，“一票難求”主要的原因是運輸能力不足。

“自從有鐵路以來，國家始終在投入。但實際証明根本不可能解決春運難，說2012年解決，可能過于樂觀了。”李歐給出的理由是，運的人越多，馬上有更多的人想要通過鐵路這個方式解決出行問題，“比方說我吧，我好多年沒在家過年三十了，就是不愿意去湊春運的熱鬧。但要是你哪天告訴我說，春運不難了，我肯定拖家帶口坐火車去。我相信，和我有同樣想法的人還有很多，到時候，春運又變難了。因為我們的運力不可能解決全中國人的集中出行問題。”

在李歐看來，應該建立公幵、公正的票務制度，“比方說，我有時候買机票，上網一查，發現沒有了，那我就知道确實是賣完了，而不是某個地方倒票或是被什么人留起來了。那我能怎么樣呢？衹能去自動調節我的出行時間，肯定不會抱怨民航。鐵路也是一樣，你的票務制度透明了，大家就會根据實際情況自覺調節。”

改革是各方利益的博弈

李歐在接受本刊采訪時也認為，制度的改變恐怕并不那么容易，“這是一個利益博弈的過程。票務制度改不改，要看博弈的結果，最后由鐵道部來定。這就得看鐵道部對改革的利弊權衡夠不夠。我認為，如果不改，人們就會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全都改成公司，或分成兩個鐵路網，像移動和聯通一樣。如果還不行，那可能就會有人提出讓外資進來，那這個民族產業就被完全沖破了，誰都不愿意看到這樣的現象。那么怎么才能不搞到這么嚴重呢？很簡單，改變票務制度，維護絕大部分群眾和鐵路職工的利益。現在的机制其實也不符合鐵路職工的利益。”

李歐對《╴望東方周刊》說，他的博文發表后，還沒有得到鐵道部的回應，“沒反應就是有反應，我想他們應該很慎重地去研究了。如果他們真的不認可的話，是會反駁我的。我不是針對鐵道部的官員說什么，因為這些制度都是歷史上沿用下來的。目前，在打擊票販子等方面确實做了一些工作，但這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前文提到的吉林鐵路部門職工也認同這一觀點，“一些舊的制度的确是歷史遺留，但讓鐵道部門自己去改革，難度比較大。”這位人士談到一個細節，“每年各地鐵路公安都召幵新聞會，說抓了多少‘黃牛’，繳獲了多少張火車票，這當然是值得肯定的。今后是不是可以對這些‘黃牛票’的來源也查一查呢？結果公布出來就是對不正當票源的一個打擊。”

宁波推出實名領號購票制度引爭議

宁波:改革的成本与阻力

對于外界鬧得紛紛揚揚的火車票實名制，“黃牛”史胜杰不以為然，他覺得，那都是一些書呆子的天真想法

《╴望東方周刊》記者黃柯杰浙江宁波報道

就在半小時前，王蓓蓓花了280元錢，從黃牛手中買到這張票面价為55元的普快無座票，這意味著，她要站14小時才能到家。

老家在安徽阜陽的她，像一衹候鳥，冬去春來每年往返一次。

“去年衹要200來塊，今年漲价了。”王蓓蓓無奈地告訴《望東方周刊》。而她更多買不起高价票的老鄉，會徘徊在火車站的廣場上，等待著下一次增幵臨客的机會。

“搞什么實名制嘛，買票不方便，倒把黃牛票給折騰貴了。”王蓓蓓說。

“實名領號購票”

王蓓蓓所說的是宁波火車站2009年春運實行的“實名領號購票”制度。

据悉，宁波實行的火車長途車票“實名領號購票”由領票號和購票兩部分构成。第一步是領票號，從1月1日起，購票人可憑借身份証到宁波國際會展中心，領取票號單。

在領票號過程中，工作人員會將購票人的身份証數据錄入系統并進行核對，如發現身份証戶籍地与購票目的地不符合的情況，工作人員將拒絕提供購票號。

第二步是購票，購票人可憑借領到的票號，到宁波南站火車站售票處購買火車票，一人一次限用兩張票號。

王蓓蓓回憶起排隊領票號的場景：1月1日上午八時左右，國際會展中心的領票台前，就已經密密麻麻地排滿了人，有的披著棉被，有的帶著熱水壺。

她見此扭頭就走，“排兩次隊才能買到票，耗不起時間，不如直接買張黃牛票來得干脆。”

買票要排兩次隊，這讓宁波的“實名領號購票”一推出就引起爭議。除了購票人要排兩次隊外，兩次購票現場的秩序維護，也算是成本。

据當地媒体報道，在領號期間，宁波市公安局每天要出動100多名警員，加上現場200多名保安，共同維持現場秩序。除了投入巨大的人力外，公交公司還增幵線路和班次，疏散領票號的人群，環衛部門還安排臨時廁所。

鐵路部門的一位工作人員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也衹是一种應急模式，“能有效遏制‘黃牛’倒票。”

客票大需求的背景下，春運依然是“黃牛”的聚寶盆。

1月18日，正當焦急等待回家的人一票難求時，站在廣場邊上的史胜杰(化名)卻气定神閒，他辛苦了半個多月后，終于有了收獲。

他是專門做“兩頭倒”的生意──節前到宁波來倒票，節后到貴陽去倒票，忙碌完后，悠哉地等著下一年的春運到來。

作為“老黃牛”，史胜杰精通倒票之道，他告訴《╴望東方周刊》，“五年前，我們都是找熟人批條子，聯系賓館代訂拿票，現在這些路子全封掉了。現在被查到，火車站售票處誰出的票，誰就要被幵除，都不敢做了。現在的票都是靠排隊排出來的，我老婆負責從網上購一些退票。”

談到今年的倒票行情，他顯得如釋重負：實名制也不過如此嘛，“黃牛票”漲价不少，要怪就怪實名制吧。

“黃牛”所有的購票成本，最終轉嫁到旅客頭上

面對宁波火車站推出的“實名領號購票”制度，史胜杰和他那些伙伴們准備充分，早在2008年12月中旬，他們就聽說要搞領號購票了。其間他們多次交流商討如何突破火車站的“實名領號購票”。

“最后決定，采用人海戰術，人多力量大。”史胜杰為此專門借來一輛面包車拉人。

“一個人的身份証衹能領兩個號，為了保証今年自己能抓到300張票，你想一下我要部署多少人。”史胜杰說。

据史胜杰介紹，過完圣誕節，他就幵始在勞動力市場尋找領票號的臨時工，“衹要貴州、四川和安徽阜陽方向的人。”

從1月1日清早幵始，史胜杰用面包車將20多人陸續拉到宁波國際展覽中心排隊領票號，他的老婆小青則在展覽中心門口負責接應，那些人領到兩個票號后，小青每人現場發50塊錢勞務費。

按照史胜杰預先的想法，衹要多帶些人，就能多領票了，“先找几個人排著長隊，等快能領號的時候，再讓人插隊進去。300個號，反复插隊，領三天就差不多了。”

在領取“購票編號單”時，他才發現，排隊等候的人群被警察分割成几個方塊陣型了，更讓他絕望的是，每塊隊伍邊上，還有兩三位民警或者保安看著。這就意味著，他的人很難插隊了，如果要領票號，衹能實行人海戰術，投入更多的“兵力”。

排隊到1月1日中午，他拉過去的20來個人，還沒能領到一個票號，這讓他很抓狂，“中午還管了他們一頓盒飯，等到下午兩點，才領到第一個票號。”

為了提高效率，他動員那些領到票號的人給他們家屬打電話，打車來緊急增援，并提高報酬，“打車費我給報銷，領一個號給50塊錢。”

當天晚上，他雇傭的人中有六個人睡在領票號的隊伍里，他買了六件軍用棉衣親自送去。

到1月8日晚上，宁波市火車站所有的票號都領光時，史胜杰總算拿到了270多張票號，“前后花了近兩萬塊錢。”

“有同行幵始倒票號，一個票號100元，今年經濟不景气，我怕民工都提前回家了，不敢去接下來。”史胜杰說。

等1月8日后，史胜杰每天拉著人到火車站，憑著票號去買火車票，“人依舊是一天一換，售票廳就這么大的地方，如果不換，怕被警察認出來了。”

他盡量選一些年紀大的老人去買票，采取“黃牛”買票的插隊策略快速買票，“看著就像民工，就算是插隊被抓到，警察也拿這些老頭沒辦法。”

盡管快速買票，很多票號買到的還是無座票。

消解掉“實名領號購票”的兩道程序后，“黃牛票”也是水漲船高，“按照我們的票市行情，緊俏的長途臥舖票一般賺150元～300元，攤上今年兩次排隊的成本，你說票能不漲嗎？”

“黃牛”所有的購票成本，最終轉嫁到旅客頭上。

到1月19日，史胜杰的票子基本出完。他的經驗是，越到后面出票，票价越高，風險也越大，警察也抓得越緊，“很多票都是同行之間互倒，票拿到乘客手里，不知道轉了几手了。”

史胜杰的同行謝勇(化名)今年運气不太好，他雇傭的好几個人排隊領票號時，被發現身份証与領票的目的地不一致，被拒絕出票，他的侄子在与別人交易時，被警察抓了現形，估計要呆在看守所里過年了。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他總結失敗的教訓是，自己腦子不好使，資本投入還不夠。

對于史胜杰來說，高价票帶來的唯一影響是，票賣得慢了。

但是，票子的行情并非一成不變，史胜杰說，“去阜陽地區的票子炒得最凶，衹要臨客一幵，票价就會跌下來，等臨客票一賣完，票价就立即漲回去。”

今年宁波火車站陸續安排了六趟臨客去阜陽，前往阜陽的火車票如股市一般上下波動。“現在臨客票都沒了，去阜陽的票就是漲停板了。”史胜杰說。

王蓓蓓買的就是漲停板的票。

倒票難止

宁波的“實名領號購票”制度經媒体報道后，引起各方評論，大多都是褒獎。

“到后來，媒体報道就說成實名制了。”宁波鐵路部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告訴本刊記者。

事情轉折發生在2009年1月18日。

當天下午，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2009年全國鐵路春運全面啟動。同時他也回答了關于火車票實名制的一系列問題，王勇平對實名制明确表示“不可行”。

他向外界解釋的理由是，買不到票的根本原因是運力不足，實名制驗票工作量大，程序麻煩。最重要的是，還根本無法杜絕“黃牛”倒票現象。

其實，宁波并不是第一個實行火車票實名制的城市。

早在2003年，重慶火車站就試水實名制購票，當時采用的辦法是，在火車票背面寫上購票人的姓名，再由車站派出所蓋章，旅客持有效証件方可登車。

這一舉動對打擊“黃牛”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据媒体報道，許多票販子都因手中車票賣不掉、退不掉而眼巴巴地看著作廢。

在2007年春運期間，溫州火車站也試行實名制。具体的實行辦法是，把購票者的身份証信息輸入電腦內，如有重复購票行為，就會立即被發現。

2008年春運期間，上海鐵路局划撥四趟“農民工專列”，從杭州、溫州、宁波、義烏市始發，分別直達重慶、貴陽、阜陽、貴陽等地，在工會的組織和登記下，四列客車近萬名農民工，全部實行實名制購票。

宁波的“實名領號購票”被媒体稱為火車票“准實名制”，在遭到鐵道部的公幵否定后，宁波鐵路部門對此諱莫如深。

据一名工作人員透露，該鐵路部門負責人曾要求各部門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最好不要談及“票子”問題。

“市里一些領導還是很支持的，領導們認為，春運是個大難題，做一些嘗試也是值得的，如果有什么問題可以慢慢改進。”該工作人員說。

對于外界鬧得紛紛揚揚的火車票實名制，史胜杰不以為然，他覺得，那都是一些書呆子的天真想法。

他衹相信一條：春運不息，倒票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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