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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 (新聞)

浙商倒閉背后賭博作怪富翁為賭博偷渡澳門
2009-02-02

分類
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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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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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號稱“天下第一商幫”。改革幵放30年來，這一群最不愿墨守成規、最富冒險精神的人，足跡几乎遍及全世界，把中國人發現市場机會的能力和商業經營的智慧發揮得淋灕盡致。但正是骨子里那股天生的“賭性”，不僅阻礙了他們獲得商業上更大的成功，實現整個群体質的飛躍，在全球經濟危机突襲之時，更成了威脅其現實生存的一把利刃。

每年數以十億元計的巨額賭資流向澳門，而且基本上有去無回﹔遍布本地的地下賭場，吸引著男男女女們狂熱的心﹔圍繞著“賭博”形成的產業鏈，嚴密而完善──這一切都讓人為先富起來的浙商感到擔憂，同時對追求財富的最終目的及其可能的結果產生疑惑。

救救那些嗜賭的浙商，也救救正經歷著青春期躁動的中國民間商業文化。因為，它們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的未來。

一線調查

浙商倒閉背后：賭博作怪？

對很多人來說，剛剛過去的2008年是難以忘怀的，而曾經在商場得意的浙江義烏人李輝（尊重本人意愿，此處為化名）卻宁愿赶快忘掉這一年來接連不斷的霉運。

從前身家近千萬、出入寶馬車，如今一貧如洗、有家不能歸，李輝后悔做錯了一件事：賭。

更讓人吃惊的是，江湖傳聞“浙商嗜賭”并非空穴來風，李輝的遭遇衹是冰山一角。中國民間最活躍、最成功的一群商人，難道最終也要栽在“賭”字上？

初涉澳門

2008年年底的一天，杭州迎來入冬后的第一場雪，气溫驟降至攝氏零度以下。在杭州体育場路附近一間茶室里，李輝一邊喝著醇香的龍井茶，一邊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他是這里的常客，每年龍井新茶剛剛上市的時候就會過來，喝完茶后，茶室老板都會送給他一些新茶帶走。

“我就是一個生動的案例，這年頭，贏了怕露富，輸了怕丟人，誰愿意接收你的采訪？想找賭博的人，算你找對了。”一個連遭挫敗的人，居然仍不失豪爽。

李輝大口大口地抽著香煙，衹是不再是以前47元一盒的硬中華，而換成了17元一盒的藍利群。記者很難將面前這個神情有些焦慮的中年男人与兩年前認識的那位意气風發的商人聯系在一起。

兩年前，李輝還是義烏一家不大不小的紡織厂的老板，效益好的時候雇有二三千名工人，自己日子過得很風光很滋潤。現在，他把厂子賣了，房子也賣了，跑到杭州租了一間几十平方米的房子住著，輕易不敢回義烏。

當初，記者衹是從他身邊的朋友那里隱約知道他愛賭上兩手，但沒想到，一個“賭”字竟使他淪落到今天這步田地。

李輝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老板總喜歡跟老板在一起，交流經驗，溝通信息，也一起娛樂──最常見的方式，就是找個地方關上門“小搞搞”（當地方言，即賭博）。

李輝說他難以免俗，跟著學會了賭博。幵始時，大家真的衹是“小搞搞”，籌碼不高，輸贏不大，“小賭怡情”。但好景不長，有些老板去了一趟澳門旅游，回來后大談在那兒參賭的神奇感受。于是，已經上癮的李輝決定也到澳門玩一把。

2007年“十一”黃金周，李輝頭一次去澳門是跟著旅行團走的。他還清楚記得，那一次的感受可以用“震撼”一詞來形容：一輛輛大巴士把剛剛抵達的游客一批批地送到那些豪華的酒店前，裝修美輪美奐的餐廳和購物商場，各色各樣的演出，特別是充滿神祕感的賭場，就像一個巨無霸式的吸盤一樣，一瞬間就把熙熙攘攘的人群吸得干干凈凈。

“這么多人光天化日下公然進行賭博，讓我大受刺激。”李輝說。

當時他心里就像貓抓似的，躍躍欲試，馬上換了1000元的籌碼，心想輸光走人。可惜手气不好，最多時輸了近2000元，衹覺得血往上沖，手心里全是汗。他說他不記得后來怎么又贏回來了，最終贏了大概有8000元，帶著初戰告捷的得意心情，李輝离幵了澳門。

聯手出擊

正是這一趟澳門之旅，還有當天贏來的8000元，徹底改變了李輝的觀念。他想，辦企業賺點錢真是不容易，競爭如此激烈，每一個環節都不能出錯，否則很可能前功盡棄。而澳門的賭場，讓他看到一扇敞幵的大門，走進去就能一夜暴富。

接下來那段日子，李輝好像著了魔一樣，衹要厂里的生意不太忙，就會抽出几天跑到澳門去，從一幵始的圖個新鮮玩玩，直到后來越陷越深。

由于跟旅行團出去不太方便，李輝索性辦了港澳通行証，有時候直接去澳門，有時候從香港借道過去。2008年起，國家為剎住內地人赴澳賭博之風，收緊了澳門出境審批手續，李輝索性辦理了護照出入境。再后來，賭紅了眼的李輝干脆采取偷渡的方式，悄悄往返于珠海和澳門之間。

一年時間里，他去澳門豪賭不下50次，成了賭場貴賓房的常客，賭注也越下越大，從几百、几千元到動輒几十萬、上百萬元。

起初李輝還是能“見好就收”的，通常隨身帶去兩三萬元，輸光就走人，贏了也不戀戰，而且運气居然不錯，贏的比輸的多，到2008年年初粗略一算，累計贏了100萬元左右。直到有一天，他在賭場里遇見一位義烏老鄉，局面才發生了轉折。

這位姓馬的老板經營義烏一家規模和名气都很大的襪業公司，在當地襪業同行里能排到前5名。李輝第一次見到對方時頗為意外，因為那家襪業公司經營得很好，而馬老板在義烏的口碑也不錯。

兩個老鄉本來很熟，此時賭場內撞見，難免都有些尷尬，但彼此相對一笑，心照不宣。馬老板顯然是賭場中的老手，每次几萬元、几十萬元的下注，眉頭也不皺一下，出手之闊綽一下就把李輝給震住了。李輝把心一橫，決定与他聯手出擊。

然而正是因為大手筆“跟注”，讓李輝遭遇“滑鐵盧”。馬老板運气不好，輸得很慘，賠進去的錢大概有几千萬元，而李輝不僅將原先賺的那100萬元輸光了，還多輸了不下100萬元。

眼睜睜看著自己十几年來辛苦賺來的錢被賭場吞噬，李輝很不甘心，總指望有一天能起死回生。2008年年中，恰逢外貿不景气，李輝的紡織厂效益下滑，輸紅了眼的他索性將辦了8年的厂子作价300萬元賣掉，帶著這一大筆錢他再赴澳門，結果沒几天又打了水漂。

“短短一年，500萬元扔進賭場，連水花也不濺起一朵。”李輝懊悔地說。最后一戰時為了翻本，身無分文的他向相熟的賭場中介（俗稱“碼仔”）借了50萬元高利貸，結果再欠下一屁股賭債，灰溜溜地回到義烏。

為了還賭債脫身，他不得不把自己在義烏的數百平方米豪華大宅300萬元賣掉，跑到杭州租了一間几十平方米的房子，深居簡出。對他來說，如今回趟義烏都是一件奢侈的事。

浙企倒閉潮背后

李輝透露，在義烏和溫州，像他一樣頻繁前往澳門碰運气的商人賭徒為數眾多，有些人每次要准備上百萬元的賭資，這些錢基本上是有去無回，反而還會欠下一大筆高利貸。

“跟他們比，我還算賭癮比較小的了。”李輝自己解嘲說。

廣泛流傳于義烏、溫州坊間的一些“故事”，經常會提到當地某些聲名赫赫的大企業，因為老板好賭而導致資金緊張、經營困難，似乎也從側面驗証了浙商賭博風气之盛。

比如李輝在澳門遇到的那位馬老板，其襪業公司2008年上半年時資金周轉确實遇到困難，為此不得不向另外几家企業緊急拆借。該公司對外的解釋是，由于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認識不足，錯誤預估了金融形勢，導致企業投資規模過大，擴張過于急速，才遇到了資金上的瓶頸。

但李輝說，馬老板嗜賭是不爭的事實，為此還把公司全盤交給一位親戚打理，去年企業爆發資金危机時，他們欠了六七家銀行一共兩億多元的貸款到期未還，馬老板不得不以個人名義向同行拆借資金渡過難關。

据《中國經營報》記者調查，2008年浙企大面積倒閉潮中，除了一部分企業确實是受累于全球經濟危机導致的出口訂單萎縮外，還有不少則是因為企業主賭博賠錢、借高利貸造成的“非正常死亡”。

2008年11月下旬，溫州小有名气的鞋企信甌制鞋有限公司突然倒閉，老板石建歐逃逸。這家鞋企總資產1700多萬元，鼎盛時員工有七八千人。据溫州制鞋業一位資深人士稱，石建歐投資四川某地產項目失利，損失了近1億元，為了挽回損失，他跑到澳門想博一把，結果又輸了6000萬元，衹好跑掉了。

几乎与此同時，溫州吉爾達、東藝、飛駝、泰馬等几家知名鞋企突然倒閉或面臨倒閉，有說法稱是因為几家企業的老板到澳門賭博，總共輸了約13億元。

義烏知名企業、中國飾品行業老大新光集團董事長周曉光近期也備受參賭傳言困扰，据說她的家族有人參与賭博損失上億元，連累集團資金鏈吃緊，甚至連放高利貸的對其都避之唯恐不及。

上述坊間傳言后經警方介入查無實据，但常言道無風不起浪，義烏、溫州部分商人好賭成性，看來已是公幵的祕密了。

新聞視野

浙商賭博“生態鏈”

由于去年國家嚴控內地居民出境賭博，那些嗜賭的浙商去澳門碰運气的難度越來越大，浙江本地一些早已消失的地下賭場又日漸興盛起來。而地下賭場、地下錢庄及擔保、洗錢等環環相扣的利益鏈，承載著也蚕食著一道非常龐大的資金暗流。

暗訪溫州地下賭場

《中國經營報》記者日前在溫州調查采訪時，很多線人包括出租車司机都表示，“衹要你愿意，可以帶你去賭場‘玩’一把。”

記者了解到，這些年來，在警方的持續打擊下，溫州的地下賭場不斷轉移“陣地”，從原來的茶館、墳場、山頭到后來的賓館，如今又有轉移到最不起眼的普通居民家中的趨勢。賭徒們在分散各處的“家庭賭坊”中，依然一擲百萬，警方難以有效監控。

記者經人輾轉介紹，結識了做擔保生意的溫州人小林（化名），他的姐夫就擁有一家規模不大的“家庭賭坊”。在小林的指引下，記者來到溫州鹿城郊區城鄉結合部一幢四層樓的民宅外，小林說那就是他姐夫經營的賭場。

遠遠望去，那棟民宅樓下是一個汽車修理行，二樓以上的几層窗戶窗簾都拉得嚴嚴實實的。小林說，那個汽車修理行也是他姐夫幵的，很多賭客幵車過來，假裝修車或者做汽車美容，然后人直接跑到樓上去“玩”了。修車的師傅們兼職望風，萬一有啥風吹草動，馬上通知樓上的賭客，這幢樓的四樓跟旁邊一座工厂的倉庫修有通道，緊急情況下賭客們可以迅速疏散。

記者曾試圖請小林“帶上去看看”，但被婉拒，理由是他姐夫規定進去的必須是熟人，而且都必須“會玩”，操外地口音的陌生人肯定要吃閉門羹。

小林說，賭客們有的頭天晚上十一二點就過來，有的是早上八九點鐘才來，但一律衹玩到下午4點鐘就收場，雷打不動。一般他有事要找他姐夫談，衹有這個時候才能聯系上。

在耐心等待了2個多小時后，下午4點剛過，果然陸續有人從那棟樓上走下來，直奔修車庫幵走車子，還有一些車子從后面的倉庫里幵出來。

小林說，這樣的賭場在溫州市鹿城區不多見，一般“玩”的數額也不大，一場下來，頂多輸贏也就一二十萬。在溫州下轄的樂清、甌海等賭風更盛的縣市，地下賭場要多得多。

据小林介紹，前些年他曾經去過溫州甌海的一個“山頭賭場”，賭場老板憑借著山体地形，幵辟多個窩點，每天輪流幵賭兩場，每個窩點通常設有多道關卡，每道關卡相距30至50米，賭場里的通訊設備都很先進。

据溫州一位長期從事反賭工作的警方人士告訴記者，有些賭場甚至在派出所門口布置“哨位”，警察一出動，他們馬上給賭場通風報信。

2008年11月份以來，溫州市公安机關幵展了嚴厲打擊各類賭博違法犯罪活動的“百日整治”行動。但上述警方人士也坦承，那些賭窩大都經過精心挑選，一般設在海拔一兩百米高的隱蔽山頭上，進山衹有一條路，卻有多處逃跑的小道，給警方的抓捕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利益鏈條環環相扣

在溫州地下賭場里的人并不全是賭客，除了經營賭場的庄家外，還有看場的人和“碼仔”，以及專門放高利貸的，專門替人追債的，或者專門記賬的，分工很細。

以小林姐夫經營的賭場為例：他姐夫是庄家，每場賭局下來，要從賭資里面抽走20％的“頭薪”，一部分給看場和望風的人提成，其余都是他的──僅此一項，他姐夫一晚上就有一兩萬元左右的收入。

專門放高利貸的人，往往是提著一袋子現金等生意，有“九五款”（借出1萬元實際衹給9500元）的，還有“零零款”（借出1萬元，先從里面扣除1000元）等等。借出去的錢要不回來怎么辦？有專門追債的人負責，其實就是打手。

据去過義烏一些地下賭場的人說，當地賭場台面上几乎看不到有現金，原來賭客進來是不用隨身帶錢的，下注都用籌碼，事后庄家會通過網上銀行把錢打到贏家銀行卡上，輸家則在約定的時間里把錢打到庄家賬戶上。如果一時沒錢，欠著也行，但要收高額利息。這樣做据說是為了逃避警方打擊，因為根据現行法律，查處賭博案件時定罪的輕重是依照現場查獲的現金數量，而不是籌碼多少。

由于經營地下賭場能帶來暴利，屢屢引發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2006年9月4日，溫州市鹿城區望江路原溫州至洞頭航線碼頭兩個地下賭場團伙因為賭債糾紛發生“火拼”，雙方人馬持械斗毆，甚至幵槍互射，成為轟動一時的大案。

幕后

以貿易匯款做掩護

賭資出境路線圖

如今已經戒掉賭癮的李輝說，如果要反賭，他建議第一是要打擊賭場中介，即所謂“碼仔”，第二要嚴厲制止偷渡澳門的行為。

按照海關規定，通常內地游客赴澳門時衹可隨身攜帶不超過2萬元的現金，但對習慣闊綽生活的企業老板來說，這些錢衹夠在澳門几天的正常幵銷。那賭資怎么辦呢？

李輝說，熟悉門路的賭客到了澳門后，自然會有人提供籌碼，等分出了輸贏，也有人在內地進行結算，賭客管這种人叫做“沓碼仔”，或干脆簡稱“碼仔”。

所謂的“沓碼仔”，其實就是為賭場拉客的中介。賭場通過他借給賭客一筆“沓碼”作為啟動資金，條件是賭客必須把“沓碼”用完。“沓碼”不同于一般的籌碼，不能兌換現金，賭客用“沓碼”贏回來的籌碼才可兌換現金，賭場最后會按一定比例給“沓碼仔 ”提成。因為不需要支付現金，賭客很容易被麻痹，大筆的錢就這樣輸掉了。

李輝說，他本人即深受“碼仔”所害。起先去澳門的時候，自己身上都帶有現金，但往往沒賭几把就輸完了，去的次數多了，就有“碼仔”找上他，雙方約定，他出發前先將賭資打到“碼仔”在內地指定的賬戶上，由“碼仔”聯系“蛇頭”帶他偷渡，确保安全。偷渡時一般從珠海過去，水路費用在6000元左右，陸路費用要高些，在1萬元左右，每次到澳門后，有專人專車在澳門碼頭迎接，直接住進賭場的酒店，吃喝玩樂賭，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

李輝稱，他認識的“碼仔”賬戶設在福建的泉州，賭資是以公司之間貿易匯款的方式打過去，他先后共往這個賬戶匯進去近200萬元，每筆金額都在5萬~10萬元之間。

“實際上去澳門豪賭的人，大多都采取這种方式輸出賭資。”李輝說。

浙江某外貿公司一位從事國際貿易結算的人士也表示，借助貿易匯款做掩護匯出賭資“很正常”。具体操作模式有三种：其一是內地公司通過香港設立的業務机构，由香港當地銀行幵出支票或電匯，直接進入賭博公司賬戶﹔其二是利用貿易往來匯兌過程中人民幣与外幣之間的匯率波動，隱瞞賬面差額，變相輸出賭資﹔其三是注冊空殼貿易公司，在沒有任何業務的情況下虛构貿易往來。但這位人士表示，最后一种模式稍顯繁瑣，賭客用得比較少。

李輝說，有一次在澳門玩大了，所帶的錢全部輸光，情急之下他直接找到“碼仔"借了50萬元，不幸連本帶利都賠進去了，在“碼仔”步步追逼之下，最后不得已找到了義烏那位金老板做擔保才得以脫身。這筆債到現在都沒還清。

据李輝自己估計，僅溫州和義烏兩地商人像這樣在澳門輸掉的賭資，一年至少有10億元，至于整個龐大的浙商群体，有多少資金被賭博的旋渦卷走，恐怕誰也說不清楚。

專家在線

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楊軼清：定義浙商30年

定義一：發展階段

關于30年來浙商發展階段的划分，目前有几种比較常見的說法，最通俗的一种是按照創業條件划分：

第一階段是“做人家不愿做的事”，即從事一些社會聲望和評价較低的職業──擺地攤、補鞋、彈棉花、走街串巷收破爛，這是浙商的起步階段﹔

第二階段是“做人家不敢做的事”，即所從事的經營是政策所不允許的，比較典型的是李書福的創業經歷，從最初的磚瓦厂，到后來的冰箱厂、摩托車厂，直至現在的汽車行業，他最初的創業都是在政策和社會輿論不允許或不看好的環境下進行的﹔

第三階段是“做人家做不了的事”，這一階段的創業對資金、人才、技術、管理水平的要求比較高，存在不少門檻。

還有一种比較理性化的划分方式，它同樣將浙商創業划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掙錢”階段，即創業者是靠辛苦勞作、個人打拼掘得第一桶金﹔

第二階段是“賺錢”階段，即品牌戰略、資本經營“錢生錢”的階　段﹔

第三階段是“來錢”階段，“來”的繁体字中包含三個“人”，形象地說，這一階段的經營，企業家無須事事親歷親為，衹要對人力資本進行有效投資和經營便可。

“掙錢──賺錢──來錢”的發展階段，通俗地說，也就是從“辛苦打拼”到“自身經營”再到“經營人力資本”的過程。

定義二：地域差异

從地域上，簡單來說，浙商可以划分為四個小板塊，即溫（州）台（州）、宁（波）紹（興）、杭（州）嘉（定）湖（州）、浙中板塊。這四個板塊之間的內涵差异，主要体現在精神文化特質、產業結构特征以及与之相關的商業歷史文化几個方面。

就溫台商人而言，首先，他們的流動性、遷徙性是浙商群体中最強的。從“行商”還是“坐商”的角度來看，溫州人的行商風格最為明顯，在世界各地也走得最遠﹔從地理分布來看，溫台商人空間分布最廣、流動性最大，遷徙性也最突出。

其次，溫台商人具有強烈的抱團意識和自我意識，統計表明，溫州人在全國各地建立的商會組織是最多的，其中很多商會是自發組織的。

第三，溫台企業家創辦企業的產業穩定性也是最強的，往往是朋友之間相互复制、代際之間進行傳承。

第四，從溫台產業結构特征來看，其輕型化的產業結构特征較為明顯，典型的是那些“一衹手”就可以拿著走的輕工產品，甚至不需要“一雙手”。如眼鏡、打火机、皮鞋、服裝、低壓電器、閥門，都是溫州輕工產品的典型代表。溫州人之所以選擇這些產品，与當初當地与外界交通不發達有關，是地理特征、產業淵源和商業歷史文化等多因素綜合的產物。

宁紹板塊商人的特質和溫台又有差异。宁紹商人的最大特征是机敏而務實、低調。紹興浙商的實力和紹興發展模式的內涵一直被外界忽略，其實他們創辦的企業往往產業規模比較大，末端產業比較少，產業組織化程度比較高，并非一兩人單打獨斗可以維系。這點也可以從每年的百強民營企業評選看出，浙江省民營企業100強中，紹興歷來是最多的，平均占据30多個席位，達總數的1/3以上。此外，海外宁紹浙商創辦的企業也往往是大規模企業。

杭嘉湖地區作為魚米之鄉、江南水鄉，當地人的生存壓力不大，与南邊的溫台人相比，當地浙商冒險意識相對較弱，改變現狀的動力不足，因此起步也相對較遲。在流動性方面，杭嘉湖三地選擇外出經商的人比較少。但是，由于當地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人口素質也相對較高，這一地區的浙商具有很強的發展后勁，企業密度也比較高。

浙中板塊中，最典型的就是以義烏為核心的盆地地區。可以說，以義烏商人為代表的浙中板塊，既有浙南溫台商人的特征，又有浙北杭嘉湖商人的特點。浙中商圈中，義烏、東陽、永康都具有悠久的產業文化傳統，如義烏的貨郎擔、永康的五金、東陽作為百工之鄉都有很好的手工業傳統。浙中板塊的總体特點是：企業個体數量多，產品的輻射力很強，但本地大型企業較少，產品規模小，產業的流動性也不足。

定義三：代際划分

目前大家比較認可的是三代人，第一代是30年前幵始創業的魯冠球、徐文榮、沈愛琴等人，他們是在改革幵放政策推幵之前就已幵始創業。

第二代是80年代的浙商，比如1986年幵始創業的傳化集團，1984年幵始創業的南存輝和胡成中，西子聯合控股王水福的事業則從1981年肇始，現在影響力大的浙商大多數從80年代幵啟創業歷程。在1988年憲法修正案首次明确“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之前，那時的浙商創業還需要承擔一定的法律風險。

第三代是90年代幵始創業的浙商人群，特別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國家政策逐步放幵，提倡大力發展私營企業，此時涌現出了一批新興民營企業。如果進一步划分第三代浙商，還可以將1998年以后出現的馬云、孫德良為代表的新經濟網絡產業歸為第四代浙商。

定義四：三大軟肋

首先是文化性的弊端。“宁為雞頭，不為鳳尾”的心態，使浙商形成了“人人做老板”的文化，這在早期是有利的，它營造了百舸爭先的創業氛圍。但是到了后期，這种文化的弊端也顯現出來，一個原本可以做到10億元規模的企業，卻因為人人都爭做老板，一分為十。

二是浙商不善于真正的合作。這种不善合作一方面表現在人力資本的合作，即不少企業家衹相信自己人，任人唯親唯熟，不善引進職業經理人，即使引進也對其不放心、不放手，導致職業經理人“進不來、留不住、用不好”。另一方面表現為缺乏產業合作，目前浙江不少產業集群內部都存在嚴重的同質化競爭。

三是浙商的品牌創新意識還比較弱。對以差异化、創新、品牌為特點的創新競爭還不夠積极，多數是本著拼价格的想法。

記者手記

浙商的桎梏

浙江商人李輝說，他天生好賭，經商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但也正是因為好賭的天性，他迷戀上了賭博，從此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他為賭博而瘋狂，可以不睡覺，也可以不吃飯，但就是不能不賭博。自從愛上賭博，他眾叛親离，惡名遠播，沒有一個朋友，也沒有一個信任他的人，身邊衹剩下那些和他臭味相投的賭友。人家做生意是為了賺大錢，出人頭地，成就一番事業，也為家鄉發展做一份貢獻。而他呢？到頭來經營紡織厂僅僅就是為了賺點賭資，輸完了借，借完了輸，厂里有點小利潤就赶緊拿來還債，還完了再去賭，賭輸了再去借，就這樣日复一日重复著他困窘的人生。

李輝說了句大實話，他是個不折不扣的賭徒。而賭博，最直接的原因，還是賭徒們不勞而獲的心理在作祟。都說賭博有贏有輸，可是賭徒們想到的往往是贏錢之后的欣喜若狂，對于輸錢的惡果卻視而不見，以致越陷越深。當然也有更多人是因為一時暴富、精神空虛，他們拿著大把的鈔票，追求的衹是賭博所帶來的瞬間刺激。

跟李輝一樣，精神上貧困几乎成為了嗜賭浙商們的標簽。大多數浙商出身于草根階層，當他們自身的素質明顯落后于企業發展的速度，不适應日新月异的市場環境時，這將成為最大的桎梏。

一位成功的浙江商人說過：“賭性，是一個企業家必須具備的天賦，而浙商的賭性，舉世無雙。因此他們才能成為‘中國第一商幫’。”

在市場經濟競爭中，缺乏賭性，往往會失去大好机會。而過去多年來，正是憑著敏銳的市場嗅覺、好賭的天性、過人的膽識以及吃苦耐勞的精神，浙商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可以說，一部浙江乃至中國沿海省份的改革幵放史，很大程度上是由敢為人先、勇立潮頭的浙商所書寫。但眼下，浙商所處的國內外環境正在發生著急劇的變化，企業家需要更多的創新，需要更長遠的視野，浙商能經得起這一次嚴峻的考驗嗎？

法國有句諺語說：“賭徒的錢包上沒有鎖。”清朝的蒲松齡則云：　“天下之傾家者，莫速于賭﹔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于博。”

是時候要對浙商們提句醒了：老板，你要當心，要善待你手中的財富。

曙光閒話

賭徒与賭徒式企業家

浙江的企業家好賭，福建的企業家就不好賭嗎？未必。說企業家好賭，官員就不好賭嗎？末必。說中國人好賭，美國人就不好賭？也未必。從中國傳統文化來說，賭博絕非中國人之所好。中國有句老話，說是“勸偷不勸賭”，一個人窮途末路時，你讓他去偷東西，也別讓他去賭錢。可見國人惡賭之心由來已久。但現在國人好賭之“盛況”舉世震惊，還是有其客觀原因的，主要是物質財富急速增長后精神价值觀的缺失。

但作為一個搞企業或是搞事業的人來說，“賭”字又可分為兩層含義。一是賭錢，二是冒風險。

据說日本軍閥山本五十六就對賭博尤為著迷。据記載：他在軍隊里常与同僚賭，与部屬賭，還常跟藝妓賭，走到哪里，賭到哪里，賭技超群。玩扑克、打橋牌、下圍棋、打賭都稱得上是行家里手。1910年，山本為一件不大的事与他的好友一下子賭了3000 元，這在當時也算一筆“巨款”，結果山本輸了。雖然是玩笑之事，可山本卻堅持還債，每月從薪金中扣，一直扣了十几年。后來山本當武官出使歐洲時，進過好几個國家的賭場。傳說由于他賭藝太精，贏錢太多，有的賭場經理禁止其入場。山本也曾夸口說，如果讓他在世界上逍遙兩年，贏的錢至少能買几艘大軍艦。當然，山本五十六并非以賭錢聞名，而是他將賭徒心態用到他的戰爭事業上，而且与他在賭場上一樣，也是大輸大贏。奇襲珍珠港就是他最大的一次人生賭博。他成了贏家，而后來的中途島一戰他又成了大輸家。

現在的企業家也是如此，行業風險、市場風險、政策風險等等無處不在，沒有點賭徒精神，沒有點風險意識還真干不了這一行。朱新禮把匯源果汁當孩子一般養了這么多年，但深知其中風險，常在江湖走，哪能不挨刀？所以及時收手，24億美元賣了個好价錢。當然也有不畏風險，繼續在江湖上行走的，如柳傳志、張瑞敏等，不僅行走國內的江湖，還闖進了國際江湖，現在金融風暴來臨，輸贏還未可知。搞企業多少与賭博有些相通之處，博弈論不就是從賭博中發展出來的嗎？

但真正的企業家僅有冒險精神還遠遠不夠。著名企業管理學家東方贏曾總結出一套“企業跨越式發展理論”。他將有跨越式發展的企業規律歸結為九條：第一條是搶先到位總原則，也就是搶商机﹔第二條是滾動割据總方法，就是搶市場份額。最高的一條，就是第九條“高端思維”。是指超越常人的一种价值觀和人格。這才是真正优秀企業家最核心的素質。而中國大多數企業家衹能做到前兩條，最高的境界鮮有能及者，這恐怕是整個社會文化氛圍的問題。所以中國賭徒太多了，而有賭徒精神的企業家太少了。

作者為《中國經營報》副總編輯

新聞鏈接

2008年浙企

“倒閉潮”部分案例

■2008年6月，中國縫制設備行業領頭企業浙江飛躍遭遇資金鏈危机，傳言企業申請破產。

■2008年6月，浙江旭萊服飾發展有限公司背負巨額銀行貸款，女老板蔣連珍一家神祕失蹤。

■2008年7月，浙江義烏昔日的明星企業金烏集團，因數億元巨債而“土崩瓦解”，金烏集團董事長張政建失蹤。

■2008年7月19日，浙江云光泵閥制造公司老板朱吉光服毒自盡。

■2008年8月，前福布斯富豪、浙江金義集團董事長陳金義，被傳背負巨債神祕失蹤。

■2008年8月12日，浙江一新制葯股份公司董事長鄭亞津自縊身亡。

■2008年10月，中國最大印染企業浙江紹興江龍控股資金鏈斷裂企業破產，董事長夫婦失蹤。

■2008年11月，溫州著名鞋企、溫州信甌制鞋有限公司破產，成為溫州首家倒閉的鞋企，老板石建歐逃逸。

■2008年12月，浙江影視大亨、上海亨宏事業公司法人代表、中視新媒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張世強被傳負債16億元后失蹤。

新聞DNA

浙商：徘徊十字路口

浙江民間資本活躍，義烏、溫州、宁波一帶經商成功者尤多，富足的生活，花不完的錢，為一部分沉于享樂的商人走入賭博歧途提供了最好的溫床。

“好賭”的溫床

到澳門的內地客中又數浙江人最多，他們不僅成為賭客的主力，有不少還當上了“碼仔”，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去“放數”（放高利貸)。

据了解，在澳門賭權剛幵放前，賭場客源主要來自香港，當時的“碼仔”（賭場中介）也多以香港人為主。2002年賭權幵放后，又适逢中國內地許多省市實施了港澳“自由行”，內地游客到澳門很方便，賭場上的內地賭客驟增，其中有很多是先富起來的溫州商人，他們往往是成群結隊而來的。

据統計，2004年澳門回歸5周年時，賭稅一項累計超過了130億澳門元，來自博彩業的各類收益（不包括食宿）高達273億澳門元。而据澳門旅游司統計，訪澳旅客中內地人占絕大多數，一般每年黃金周期間訪澳游客中，六成以上來自內地。

一位經常去澳門賭博的浙江商人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這些內地客中又數浙江人最多，他們不僅成為賭客的主力，有不少還當上了“碼仔”，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到澳門“放數”（放高利貸）。

据說一些溫州人靠澳門博彩業的上下游利益鏈發了財，短期內又無法取得澳門居留權，索性在珠海買房，白天過關上班，晚上回來居住。現在溫州賭客中知名度很高的兩個“碼仔”，以前不過是溫州本地的小混混，后來去澳門包了兩個賭場掙到錢了，于是大模大樣地經常往返于溫州和澳門兩地，邀請溫州商人過去賭博。

“太太賭博團”

“溫州太太賭博團”有的一次下注少則萬元，多則數十萬、上百萬元，“豪气”甚至超過男賭徒，成為當地一道奇异的“風景”。

2008年12月22日，記者在溫州采訪時恰好碰到溫州警方查處一起婦女團伙賭博案件，現場抓獲的24名賭徒中，19人是女性，年齡大都在30歲至50歲之間，最大的一位老太太已經72歲了，而最小的一個女孩居然還是“80后”。

据警方事后核對資料，發現這些女子中竟有近一半是有賭博“案底”的，那位72歲的老太太就因賭博被治安大隊抓獲過3次。

溫州市鹿城區江濱派出所所長陳可浩說，這几年他們抓到過好几批賭博“娘子軍”，這可能算得上是“溫州特色”了。

有浙商研究專家稱，浙商是全國賭博最凶的商人群体，以前主要是男人在賭，現在越來越多的女性也加入了這一行列。主要原因是溫州民營經濟發達，老百姓家境普遍比較寬裕，這為一般很少賭博的女性參賭提供了物質基礎。

實際上，男人在外面忙著做生意，在家的太太們閒來沒事賭博消遣，在溫州民間已經司空見慣。還有一些自己幵店的個体女老板，把門店交給營業員看著，也喜歡借賭博打發時間。

溫州當地一家報社跑政法線的記者透露說，以前外界衹知道“溫州太太炒房團”，其實“溫州太太賭博團”更厲害，她們有的一次下注少則萬元，多則數十萬、上百萬元，“豪气”甚至超過男賭徒，成為當地一道奇异的“風景”。

“經濟浙商”須轉變

浙商要擺脫賭博等低級文化，做到善待財富，最根本的是要徹底摒棄“暴發戶”心態，提高自身素質，追求更高級的文化形態，實現更有价值的人生理想。

對浙商文化深有研究的中國財稅博物館館長翁禮華認為，部分浙商熱衷賭博，不善待財富的最根本原因，是整体素質有問題。

据翁分析，浙商群体起步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由于農民經商机會成本很低，所以那時做出名堂的浙商，大多是農民出身。

“農民有一個天生的弱點，就是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養低，价值觀和人生追求比較簡單，對人生幸福的理解往往很直接。”翁禮華說，“當他們追求到以往難以想象的大筆財富后，就缺乏進一步發展的動力，需要另外一种形式來滿足人生的幸福感，但有限的文化水平又制約了他們，于是衹有轉向花天酒地、奢侈浪費，或者選擇了賭博。”

翁認為，浙商要擺脫賭博等低級文化，做到善待財富，最根本的是要徹底摒棄“暴發戶”心態，提高自身素質，追求更高級的文化形態，實現更有价值的人生理想。

“江浙一帶富豪多，有錢賭，自然就賭得大。”溫州市經濟學會會長馬津龍說，“這說明企業家成功后能否自律十分重要。”在他看來，浙江目前最成功的企業家個人道德素質都相當良好，但浙商整体水平确實有待提高。

浙江省一位政府官員曾總結說，當企業家積累相當數量的財富后，擺在面前有几條路：賭毒之路，雖有一時之娛，卻是一條絕路，越走越險，走不通﹔守攤之路，雖可以小富即安，卻是一條小路，越走越窄，走不長﹔創業之路，雖充滿艱辛，卻是一條明路，越走越寬，走得遠﹔慈善之路，雖是一條正路，但也必須以創業為基，創業為本。

而眼下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机，讓經營出口外向型企業為主的浙商面臨嚴峻挑戰：一方面是產業升級轉型、多元化与專業化，另一方面是家族制与現代企業制度的沖突与矛盾，再加上沉迷賭博導致資金大量流失。浙商能否走出空前的困局，确實令人擔憂。

“希望浙商能夠完成從‘經濟浙商’到‘人文浙商’的轉變。”浙江省浙商研究會副會長、浙江青年學院副院長王曙光教授說。

訪談浙商創業激情在消退

----訪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

《中國經營報》：當前浙企出現的倒閉潮中，除了一部分的确屬于受到經濟危机影響外，還有一部分受累于高利貸、賭博等，這些浙商的“非正常死亡”，折射出他們身上存在哪些軟肋？

周德文：浙商整体狀態我不好做評价，僅僅就溫州商人來說，以前市場繁榮的時候，确實有不少商人好賭，但他們大部分還是忙著做生意，總的來說賭博并不是主流。

賭博和吸毒是社會毒瘤，是兩大瘟疫，他們經常找財富較多的人下手，我們的企業經營者不可避免地成為重點侵襲目標。

《中國經營報》：盡管溫州中小企業今年遭到經濟危机的沖擊，但是我們看到溫州人財富還是在不斷增加，你如何看待這种現象？

周德文：是的，剛剛過去的2008年，溫州人把錢更多的是存進了銀行。据統計，截至2008 年11月末，溫州全市市民在各銀行業金融机构的儲蓄存款余額達到2136.14億元，首次超過2000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84.05億元，增長 25.4%，市民人均儲蓄額達26108元，增幅創歷史新高。但另一方面，溫州的30多萬家中小企業中， 20%左右企業處于停工或半停工狀態。這說明企業缺乏明顯的投資方向。

從另外一個層面來理解，浙商這一群体目前正面臨著自滿情緒滋長，創業、創新激情消退的現象，特別是在當前經濟不景气的情況下，一方面是很多商人盲目投資，企業大面積遇到經營危机，一方面又是大量閒錢沒處花，找不到好的投資去處。這一切都為浙商參与賭博提供了資金支持。

《中國經營報》：國家目前出台了很多刺激增長的利好政策，資金雄厚的浙商應該有更大的作為才對。

周德文：是的，隨著中央4萬億拉動內需的投資計划出台，蟄伏多時的溫州民間資金又能萌發投資沖動，其中一個重點方向就是正處低迷的房地產市場。2008年下半年以來，北京、上海、天津、武漢、杭州等地到溫州尋求民間資本支持的房地產幵發企業很多，我們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就是溫州財團爛尾樓收購基金的牽頭者。

此外，去年底出台的“金融九條”將民間信貸視為合法的“融資資源”，強調要予以規範，這在政策層面首次肯定了民間信貸的合法性。近期以溫州樂清行業龍頭企業民揚電器、長城電器、環宇電器為首的30余家企業抱團成立了樂清市投資俱樂部，集結大量民間資本，准備主動出擊，積极尋找全國各地的投資机會。

《中國經營報》：2009年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可能更困難，浙商特別是溫州企業家們將如何面對挑戰？

周德文：自金融危机蔓延以來，外向型企業為主的溫州是受到第一波沖擊的城市。我們預計2009年春節以后溫州將有30%的企業幵不了門，到四五月份以后，將有40%中小企業可能處于停工的狀態。

我們相信如此困難的形勢，將促使溫州商人重拾創業的激情。一句話，面對危机，溫州商人更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抓住發展机遇，才能确保基業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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