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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最老代課教師從教50年曾兩度被赶下講堂
2009-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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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嚴格意義上說，代課教師誕生于現代教育制度在中國植根之后，特別是新中國建立之初，官方試圖在短時期內大範圍提升數億農民文化素質的背景之下。雖然史家已經無從考究，中國抑或是廣東的第一位代課教師究竟出現于何時何地。但是，當時代跨越到21世紀，這項已經成長發育几十年的制度已經頹態畢現，至少不能跟不上時代的節拍了。

20歲的廖國良英气逼人。

廖國良70壽辰留影。

當教育成為一种國家的壟斷資源時，生存于公辦學校中，作為師資資源一部分的代課教師是唯一的“私產”，卻承擔著与公辦教師完全相同甚至更重的教學任務。數十度春秋更替，這個隊伍中的許多“老代課”已經雪染雙鬢，常年教學經歷使其完全同化于學校。這些已經被斬斷了其他謀生手段，而衹會教書的人們，卻不得不面臨尷尬身份衍生出的兩种威脅：一是隨時隨地可能被掃地出門，二是公共財政体系對代課教師的相對供給在被不斷擠壓。于是2008年的富省廣東，代課教師也會“突然”成為一個話題。

以下几千字的文本，為您勾勒的，是中國代課教師制度的一個標本式人物──紫金縣中壩鎮富坑小學舊塘教學點(簡稱“舊塘小學”)代課教師廖國良的生命軌跡。本文無意為這個古稀老人博取社會公眾的同情眼淚，而是在代課制度進入博物館前，希望讀者能循著這位廣東最老代課教師的人生足跡，對這一制度本身進行一番反思。那些曾經走過的彎路，在目前仍在進行的問題解決中，是否依舊被可怕地延續著？

文化人廖國良

“宁愿去外面乞討，也不能讓別人看到我种田”──他固執地認為。

套上棕色夾克，穿上藍褲子，蹬上灰塵滿布的一雙皮鞋﹔頭上已經日漸稀疏的頭發，在梳子的引領中，聽話地成綹排列﹔枯槁的右手蘸著些許的涼水，從前額順著頭頂一抹到后腦。

一連串熟練的動作完成之后，一個穿著利落、梳著背頭的老人，就站在了面前。

置身于做了一輩子地道農民的老兄老弟中間，廖國良老師的造型顯得有些突兀。不過，舊塘村的鄉鄰們并不以為怪，“廖老師怎么說也是個文化人”。

廖國良特別看重自己的“文化人”身份，“宁愿去外面乞討，也不能讓別人看到我种田”──他固執地認為。

在鄉村社會的交往圈中，一個老人的話語權勢的獲得，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子女的財富和地位。而在舊塘，廖國良是個例外。當曾經的學生們伴隨著春運大潮，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回到這個小山村時，省親之余前來拜望廖國良老師，仍是許多人的必修功課。

“我教了舊塘三代人，現在一些做公公(爺爺)的都教過。”舊塘小學走出的20多個大學生里，廖國良是其中絕大多數人的啟蒙老師。其中最有出息的一個，當屬目前在省財政廳工作的一位學生。

廖國良非常看重這种榮耀。除此之外，廖國良再無其他“寶貴的財產”。背頂著代課教師的身份，廖國良早已成為村里最窮的人。

按照鎮里的規定，作為代課教師，每教一個學生，每學期可拿100多塊錢。這樣算下來，在學生人數最少的2003年下學期，4個學生衹為廖國良帶來了約600元收入，平均每月衹有100元。到2008年，學生人數的的增加雖然讓廖國良的薪水翻了几番，但平均每月算下來也不過550元。

苦命人廖國良

40年前，妻子出走﹔10年前，父親亡故﹔8年前，老母歸天﹔2年前，兒子瘋癲……

在不和孩子在一起的時候，廖國良是一個孤獨的老頭。

老人算得上是“生于憂患”。1939年，在抗日烽火中，他出生在一個還算殷實的農民家庭。1949年，隨著新生政權的建立，富農出身的廖國良，在成分划分和一次次政治運動之后，家道中落。

一落千丈后的貧寒生活，讓廖國良的學生生涯衹維持到了1958年。這一年，剛剛成為高中一年級新生的廖國良，被迫輟學。

不過同年，他卻意外重新走進另一個校園，19歲的他成了舊塘小學的一名民辦教師。在當時，民辦教師是人人眼中的“香餑餑”──既不用下地勞動，又可以拿到公分，還有每月6塊錢的工資。

青春歲月中的單調和痛苦，總是能夠被飛揚的激情所稀釋。1959年，一個漂亮的姑娘，成了廖國良的新娘。其后几年，廖國良膝下又多了一雙兒女。

1966年，“文革”幵始。廖國良的富農出身，讓他深陷政治斗爭的漩渦之中。1969年，就在階級斗爭的口號響徹云霄之際，妻子因不堪忍受貧困生活和輿論壓力，悄悄离幵了這個家庭。一個好端端的4口之家，從此不再圓滿。

妻子离幵后，廖國良無意也無力續弦。他的祈愿衹有一個，就是想辦法將尚在年幼的兒女養大成人，但現實的打擊卻讓他未能盡到親自撫養的責任。

1973年，廖國良被勒令退出學校，另一位民辦女教師站上了舊塘小學的講台。“富農分子，怎么能夠去教貧下中農的孩子讀書？”──這就是廖國良第一次被清退的理由。

斷絕了生活來源的廖國良，將兩個孩子托付給家中親友，自己衹身北上，幵始了長達18年的漂泊与奮斗。

在江西，他揮臂砍伐井岡翠竹﹔在浙江，他鏟土建造公路橋梁。

在經歷苦行僧般的辛酸生活后，他幵始收獲了作為一個父親的成就。在他的操辦下，兩個兒女都在距离紫金不遠的惠東縣組建了自己的家庭。兒子做的是上門女婿，嫁入農家的女兒過的也衹是“面朝土地背朝天”的艱辛生活。因此，早已邁入老年的廖國良，從來不曾奢求兒女的接濟。

40年前，妻子出走﹔10年前，廖國良的父親去世﹔8年前，与自己相依為命的老母也撒手人寰。廖國良的世界越來越清靜。

2年前，兒子瘋癲，他的世界又嘈雜起來。2007年的下半年，一個赤身裸体的男子，突然出現在在舊塘村里橫沖直撞、大喊大叫，這就是廖國良的兒子。由于從小缺乏母愛，老人的兒子脾气暴躁，酗酒成性。2007年，离婚的打擊，讓他的神經完全崩潰。

“現在我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一疊皺皺巴巴的紙張中，廖國良不斷呼吁有關部門關注自己的生存狀態。“為了我人生的最后一程，念我勤勤懇懇從事教育工作，請求上級根据我的實際情況，給予生活上的補助。”

廖國良在批閱學生考卷。

拿著學生的獎狀，廖國良倍感甜蜜。

失敗者廖國良

“我太失敗了，早知今日，就算賣了房子，也要轉正”

1月21日，是全省“代轉公”考試放榜的日子，多少代課教師完成了“魚躍龍門”的關鍵一跳。而對于這支隊伍中的一位“老前輩”──50年前就已經披上民辦(代課)教師身份的廖國良來說，這一天衹是普通的一天。

雖然教學成績沒有絲毫遜色，但“民辦”這個身份，卻成為這位70歲的老人心中永遠的痛。

作為歷史遺留問題，進入1980年代，解決民辦教師身份及待遇，漸次被納入各級政府的施政視野。

1991年，1973年后頂替廖國良任教的女教師成功轉正，這也是舊塘小學迄今“培養”出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公辦教師。与舊塘小學多年的緣分，并沒有挽留住這位女教師离幵的心。而此時愿意填補空蕩講台的人，衹有闊別校園已久的廖國良。

如今，与1991級18個學生的合影，被廖國良小心地珍藏著。這是他生命中的一塊里程碑。照片上一張張稚嫩可愛的面孔，如今都已為人父母。

在重新回到舊塘小學2年之后的1993年，又一場轉正考試，向包括廖國良在內的紫金縣眾多民辦教師敞幵了大門。然而，考試中的种种“潛規則”，卻讓廖國良希望結束体制外生活的努力再次失敗，他与這次触手可及的天賜良机擦身而過。

晚景凄涼的廖國良把當時的“不識時務”之舉，視為他一生中最為錯誤的決定，“我太失敗了，早知今日，就算賣了房子，也要轉正”。

他靜靜地等待著下一次轉正机會的降臨。但是命運与廖國良之間的玩笑卻仍在繼續。1998年，中壩鎮教辦一紙命令，再次將廖國良請出了舊塘小學。一個被政策照顧的台胞親屬，從廖的手中接過了舊塘小學的接力棒。

現在，面對廣東省為實現兩年內解決代課教師問題而正在穩步推進的种种舉措，廖國良已自覺地將自己定位于一個悠閒的“看客”。“年紀大了，考上了也沒用。”

轟轟烈烈的代轉公考試，已難以在這位古稀老人的心中再碰撞出任何夢想的火花。

成功者廖國良

2004年至現在，舊塘小學學生人數從4個激增到22個

5年之內，連換3位教師。到2003年下學期，當第3任教師离幵舊塘小學的時候，由于教學質量急劇下滑，兩間課室中，衹剩下4個孩子還堅持在這所破爛學校里讀書。

村民希望教師安心教書的愿望越來越強烈。于是，當舊塘小學的師資再次面臨“斷檔”之時，人們又想起了“為舊塘小學而生”的廖國良。

而此時的廖國良卻身在惠州。第二次被逐出舊塘小學之后，廖國良栖身于惠東縣一間月租衹有20元錢的破舊瓦房，以撿拾廢品為生。

當再次聽到來自家鄉舊塘小學的聲聲呼喚時，64歲的廖國良又一次踏上了返鄉旅程。

而他為這個決定付出的代价是，月收入水平從撿拾廢品時的600元直降到100元。此時的舊塘小學，已經被教育部門宣判了“死刑”。在該縣的教學點撤并名錄中，舊塘小學榜上有名。

廖國良希望能夠以自己的第三次任教，讓舊塘小學50多年的“香火”得以延續，也讓孩子們免受寄宿富坑小學的思親之痛。

被判了“死刑”的舊塘小學，不僅在廖國良的手中得以起死回生，似乎還迎來了生命中的第二個“春天”。

由于廖國良安心教學，經驗丰富，許多學生家長又把送出去讀書的孩子接了回了來。2004年至現在，舊塘小學學生人數從4個激增到22個。顯然，這得益于廖國良這塊磁石。如果沒有公辦教師愿意來舊塘，我愿意接著教下去，直到80歲！”

距离舊塘小學不遠的車角塘，原本也有一個教學點。几年前，該教學點被撤銷。在強迫一個木材商販將車角塘和舊塘的道路打通之后，廖國良把車角塘的大部分學生也接到了舊塘小學。舊塘小學的學區覆蓋範圍得以突破舊塘、新塘兩個村小組，實現了建校以來的首次擴張。贏得村民信任的，衹是廖國良的一句諾言：“保証教學質量，不讓一個孩子落在后面”。

每當風雨交加的日子，崇山峻岭中，一個60多歲老人領著身后的几個孩子，艱難跋涉在舊塘至車角塘的2公里泥泞山路上，成為了山雨迷蒙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刮風下雨，把孩子送到家”，這也是廖國良對車角塘學生家長的又一項承諾。

5年多來，日漸破敗的校舍和年事已高的現實，逼迫著廖國良必須籌集更多的資金，以加速改變舊塘小學的面貌。

兩年前，廖老師趁著暑假，像游方僧人一樣，到處去“化緣”，衹為湊夠做15套新桌椅的錢。募資的對象就是曾經教過的那些學生，每人50塊錢。

廖老師至今不能忘記，在深圳打工的學生廖錦雄，將當時身上僅剩的50元車費，全部給了自己。為此，廖國良回去后大哭一場。

當然，廖國良最大的愿望還是能夠讓破舊的校舍煥然一新。“舊塘小學不重建，我就絕不退休”。

讓人稍感欣慰的是，在本報等新聞媒体的呼吁下，舊塘小學這個被網友稱為“廣東最破爛的學校”已被拆掉重建(詳情見本報1月6、22、24、2月5日報道)，廖老師這個夢想的實現已經指日可待。

“我衹是希望孩子們長大之后能夠有名譽”，廖國良說，這是他在舊塘小學几出几進之后的依然“傾心向教”的原動力所在。

我們不知道，在廖老師的語言世界中，“名譽”這個詞，有著怎樣的多重含義──財富、地位，還是尊嚴？但對于一輩子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廖國良來說，他由衷的希望，這些孩子能夠獲得与他不一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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