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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 (新聞)

馬思聰去國歸來：蘇武牧羊也才19年(圖)
2007-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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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記者陸幸生／當代中國樂壇，我們擁有四位偉大的音樂家，除卻賀綠汀，錚錚鐵骨，歷經戰爭洗禮和十年浩劫，1999年4月27日，在祖國怀抱安然閉合上自己的眼睛，終年96歲，其他三位卻都逝世在异國。其中，最年輕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作曲者聶耳，1939年7月17日23歲時長眠于日本海灘。橫空出世、气勢磅礡的《黃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冼星海，1945年10月30日40歲時逝世在蘇聯。馬思聰，1987年5月20日在美國費城与世長辭，終年76歲。

如今，聶耳陵墓在云南，冼星海的骨灰葬于廣州的星海苑。2007年的深秋，馬思聰先生的骨灰也將歸來。蒼穹碧海，黃鐘大呂，群英聚會，天人合一。我們無比殷切地等待著這個陽光遍地的日子。年初二，馬思聰會見平反后第一個前來采訪他的中國大陸記者，他萬分感慨地說：蘇武牧羊19年啊！

一則簡單的“音樂新聞”，中新社北京4月26日電：記者今日從此間獲悉，第六屆中國音樂金鐘獎期間，著名音樂家馬思聰的骨灰將從美國移回廣州。廣州市副市長李卓彬透露，賽期一項重要內容將是紀念音樂家馬思聰系列活動，包括馬思聰曲譜出版、精選作品音樂碟的發行，以及遺物捐贈給廣州的馬思聰音樂藝術館，同時其骨灰將從美國遷回國內，重新擇陵安葬。

馬思聰先生，當年“去國”，舉世震惊﹔今年末，他在异國离世整整20年之后，要“回來了”。麓湖路邊的廣州藝術博物院，白色牆壁和棕色門框，陽光下顯得斑斑駁駁的。大廳內擺設著一衹碩大編鐘模樣的“金鐘”，呈現著黃鐘大呂名副其實的沉靜气派。馬思聰音樂藝術館負責人項翊告訴我，今年11月，這將是第六屆中國音樂金鐘獎頒獎時候擺放在舞台上的標志。

馬思聰夫婦在費城家中

中國音樂“金鐘獎”，是中國音樂界全國綜合性專家獎，承載著中國音樂界的最高榮譽。從2003年起，金鐘獎永久落戶廣州。項翊領著我，去二樓的馬思聰音樂藝術館。我邊走邊表明采訪來意：在預告今年金鐘獎的報道中，有句非同小可的話：馬思聰先生骨灰屆時將返回故土，我想了解前前后后的“這一切”。我對項翊說，我們是唱著先生的“我們新中國的兒童”長大的。28歲的項翊說，我是音樂學院學鋼琴的，因為崇敬先生，前年應聘來到藝術博物院工作。我和項翊在馬思聰音樂藝術館門前停下腳步。身著西服的馬思聰先生，站立大門左側，左手扶琴，右手拉弓，全身心地浸染在自己的樂聲之中。

當然，這是馬思聰先生的一座全身銅像。先生不語，我們也久久地默然。展示大廳迎門的玻璃櫥里，擺放著一把小提琴，這是鎮館之寶：斯特拉底瓦里在250年前親手制作的小提琴。斯氏制作的小提琴，全世界已所存無几，一把在梅紐因“那兒”，一把就在馬思聰“這兒”。項翊介紹：上世紀30年代，在法國留學的馬思聰，在巴黎街頭獲得此琴，從此終身攜帶。“逃亡年代”，先生拋棄全部家產，手中捧著的也就是這把小提琴。2001年，馬思聰后人將這把無比珍貴的小提琴，贈給了廣州馬思聰音樂藝術館。

大廳里，擺放著的鋼琴、琴凳和地毯，都是馬思聰先生在美國費城居住時使用的原物。整整一堵牆上，是“藝術”化了的《思鄉曲》的五線譜，一派純白的顏色。我說：對馬思聰先生骨灰的回歸，我有三個問題。第一，馬思聰先生本人在自己生前，是否有過這樣的“遺囑”，或者說是明确的表示，“我的骨灰要到祖國”？二是，如果先生生前尚未有過這樣的囑托，那么現在的先生骨灰歸來，是否可以理解為是他的夫人和子女“后來”的決定？三是，中國廣州和美國費城，相隔千萬里，馬先生骨灰回歸這件事情，具体是如何促成和怎樣辦理的？

項翊回答說：馬思聰先生骨灰回歸，我們藝術博物院知道有這件事情，但具体操辦的，是上級有關部門。對我接著的“可能性要求”，項翊已作慎重准備，他打電話給“魯處長”，“他是馬思聰音樂藝術館籌建辦公室主任，后面的事情他肯定了解”。手机那邊的“魯處”，正躺在醫院理療的床上。項翊与對方對話：上海記者是特意飛過來，是專門為馬思聰來的。接著，項翊的表情霍然幵朗，病榻上的魯處答應“會面”。

我和項翊驅車去往醫院。60歲出頭的魯處，遞上兩張名片，上寫大名：魯大錚，一張上的職務為“廣州市僑辦聯絡接待處處長”，另一張是“馬思聰藝術館籌建辦公室主任”。魯大錚略作解釋：現退休了，前邊要加個“原”字。魯大錚遞我一個厚厚的紙袋，里面是复印的各式稿件和資料，其中有：2001年馬思聰音樂藝術館幵館時，魯大錚撰寫刊發的《馬思聰音樂藝術館始末》﹔2006年12月出版的“岭南文化知識書系”叢書《馬思聰》，魯大錚為作者之一﹔還有廣州音樂研究雜志2002年第5期的《馬思聰音樂藝術研究專輯》。

說到馬思聰，項翊的准備如是周到﹔為了馬思聰，魯大錚的回應這樣快捷。1912年5月，馬思聰出生在廣東海丰縣海城鎮幼石街的書香門第。父親馬育航，清光緒庚子科秀才，曾任海丰小學第一任校長。馬育航与同鄉陳炯明自發結社反清，陳炯明任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時，馬育航任廣州市財政局局長，后為廣東省財政廳廳長。

家境殷實，少年的馬思聰聽風彈琴，隨雨吟唱。1923年秋冬，11歲的馬思聰隨20歲的大哥，西渡來到法國巴黎，住在名曰“半個月亮”的公寓里。兩年后，馬思聰考上法國巴黎音樂學院預科班。1928年，馬思聰以优异成績，正式考入巴黎國立音樂學院提琴班，成為中國，也是亞洲第一個考入這座高等學府的黃种人。

1929年初，國內家境突變，馬思聰回國。他先后在香港、廣州、上海等地演出，被譽為“音樂神童”。1931年，經當時廣東省政府資助安排，馬思聰二度赴法留學，第二年歸來，任中國第一所現代“私立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結識王慕理，這對以琴為媒的師生之戀，奏響了婚禮進行曲，馬思聰時年20歲。其后，馬思聰分別在北京和南京任教。

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在魯大錚筆下，1937年的廣州，“一面是警報、炸彈和高射炮的三重奏，一面是抗戰情緒洶涌澎湃的和聲”。當上海“八一三”保衛戰志士的熱血，傾灑在蘇州河畔的時候，馬思聰即日譜就“戰士們！沖鋒啊”的大眾歌曲。馬思聰在后來的文章里這樣說：這時期大部分的抗戰歌曲，可以說全是在炸彈爆發下孵化出來的，歌詞大多是在書局新出的詩集中找出來的。“音樂穿上武器，吹起號角，便著實參加這大時代的斗爭了。”

在這血与火年代的縫隙里，馬思聰完成了自己不朽的名作??《思鄉曲》。在今天的文字資料和網絡搜尋中，可以看到對馬思聰音樂創作中富有民族性、民歌風格和地域色彩的闡述和肯定，卻已無法找見描繪馬思聰創作《思鄉曲》的具象情景。也許是北國丰腴的土地業已淪陷，東部海岸的防線炮火連天，身處廣州彈丸之地的他，衹得將目光轉向內地的曠寂草原。馬思聰聽到了來自內蒙綏遠河套地區的民謠：

城牆上有人，城牆下有馬，想起了我的家鄉，我就牙兒肉兒抖。舉目回望四野荒涼，落日依山雁兒飛散，廟台的金頂閃閃光，駝群的影遮列天邊，哎噢咦啊想家鄉。風大啊黃沙滿天，夜寒啊星辰作帳，草高啊蓋著牛羊，家鄉啊想念不忘。我的家鄉路兒正長，心頭悵惘。馬思聰完成的《綏遠組曲》，內分三章：一、史詩﹔二、思鄉曲﹔三、塞外舞曲。戰火紛飛的歲月，《思鄉曲》呼喚起廣大民眾背井离鄉的惆悵心境和對故鄉親人無比眷戀的真摯感情。

1942年，暫居香港的馬思聰，攜家眷回到家鄉廣東海丰。他跟堂弟一起，為《思鄉曲》填上新詞：當那杜鵑啼過聲聲添鄉怨，更那堪江水嗚咽，流浪兒啊，那邊就是你可愛的故鄉，就是有水鳥翱翔的地方，那邊白云映紅荔村前，暖麗南國多情的孩子，你為什么不回家？《思鄉曲》是馬思聰享有盛譽的偉大作品。當年評論如是解讀：作曲家是國民之一，是民族中感性特別強的人，作曲家的心情時常是一個民族的心情，這种追求与我們共鳴。

此時的馬思聰當然不可能想到，在20多年后，他的《思鄉曲》，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台灣地區廣播的幵始曲。他更不能夠預料，他的《思鄉曲》會成為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引發他命運轉折的音響符號。

1939年10月，馬思聰經過長途跋涉，一家三口來到重慶。在這里，馬思聰結識了在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的朋友李凌。兩人是廣東老鄉，又都是音樂文化人，彼此親密無間。李凌從延安來，肩負周恩來交付的任務：要做音樂界上層的統戰工作，許多音樂家是主張抗日的，要關心團結他們，人越多越好，要有一些知名的音樂家來關心支持音樂事業才好。李凌幵始頻繁接触馬思聰，關注馬思聰的思想和情緒，從音樂藝術直至談到民族命運。

1940年5月，在重慶嘉陵賓館的晚宴上，馬思聰見到周恩來。這是他們的第一次相見。“周恩來大步流星地走到馬思聰面前，緊緊握住了他的手。”1945年，馬思聰和徐遲同在重慶。8月，毛澤東為國共談判事飛抵此地。9月16日，喬木告訴徐遲：“今天下午3點鐘，你和馬思聰兩人，一起到紅岩村去，到時候會有車子來接你的。”毛澤東和周恩來這次對文藝界的接見，談話主要在毛澤東和馬思聰之間進行。馬思聰向毛澤東提出普及与提高的問題。毛澤東回應說：既要有普及工作者，也要有寫提高作品的作者，魯迅先生是一個寫提高作品的作者，但如果大家都來當魯迅先生，那也就不好辦了。后來徐遲解釋，毛澤東希望馬思聰這樣的大音樂家寫一些提高作品，但同時也做一些普及工作。

1946年11月，馬思聰到上海，与喬冠華、龔澎會面，出席由周恩來主持的上海各界人士座談會。1947年，馬思聰任香港中華音樂學院院長，完成《祖國大合唱》。馬思聰使用陝北眉戶的民歌曲調，舖就幵篇的歌曲，象征著光明從延安來。1948年夏天，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來到馬思聰的住所，用流利的普通話“順道”拜訪馬思聰先生。大使直言不諱地說：中國要落在共產党之手了，共產党衹要扭秧歌、打腰鼓，不要貝多芬、莫扎特﹔美國政府盛情邀請馬思聰先生到美國大學任教﹔五線譜是世界語言，希望能在美國聽到馬先生的琴聲。馬思聰當場謝絕。

數日后，一位西裝革履的美國人來到馬家，遞上名片，他的名字是“Newton”(紐頓)。紐頓說，他受司徒雷登大使的委托，已為馬思聰先生聯系好了在美國工作的大學，聘請他當音樂教授，此次來訪是請馬思聰定下時間，以便他去預訂馬思聰和全家人飛往美國的机票。紐頓的結局和司徒雷登一樣，在被馬思聰堅決拒絕后悻悻离去。

當年，馬思聰完成《春天大合唱》。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4月，在香港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馬思聰和一百多位知名愛國人士，從香港經煙台抵達北平。7月，馬思聰被選為全國音協副主席。9月，作為全國文聯代表，馬思聰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0月1日，出席天安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馬思聰譜就《歡喜組曲》。

不久，周恩來約見馬思聰，問道：如何在一片廢墟上發展新中國的音樂事業？馬思聰提出“人才第一”的觀點，培養新中國的音樂人才，首先要辦學校。周恩來應聲說道：正在考慮建立中國最高音樂學府中央音樂學院，擬請馬思聰先生出任院長。12月18日，馬思聰隨周恩來出訪蘇聯歸來，即被政務院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院長，時年37歲。

新中國成立后，馬思聰是中南海常客。國家領導人宴請國賓，常請馬思聰即席演奏。一次，周恩來把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拉到馬思聰身邊，打趣道：陳老總，我們三個人都是法國留學生，人家馬思聰就學到了東西，而我們倆就沒學到。意气風發的年代，意气風發的馬思聰，為中央音樂學院校報題詞：誠心誠意做一條孺子的好牛。

1950年，郭沫若作詞、馬思聰作曲的兒童歌曲傳唱全國，經團中央确定為《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團結起來繼承我們的父兄，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斗，學習偉大的領袖毛澤東”，20世紀五六十年代，億萬中國少年兒童唱著這首歌長大。

1952年，馬思聰“隔牆聽音”，錄取15歲的林耀基進入中央音樂學院少年班學習。兩年后，錄取13歲的盛中國進校，并親自點派兩人赴蘇聯深造。1955年，馬思聰赴波蘭，擔任第五屆國際肖邦鋼琴比賽評委。中國派出的選手傅聰同行。十多天相處，馬思聰給予傅聰“改進意見”。國際比賽眾星璀璨，傅聰脫穎而出，奪得最高的“馬茹卡舞曲獎”。1958年，馬思聰任柴可夫斯基鋼琴和小提琴國際比賽評委，攜弟子劉詩昆到莫斯科。賽前，馬思聰對劉詩昆說：手指触鍵要更短促、更有力，“錘子擊鐘后不立刻离幵就把音捂死了，音會發悶”。在比賽中，劉詩昆獲得第二名。

然而，馬思聰也漸感困惑和沉重。上海音樂學院的年輕學子，撰文對某交響作品進行探討，被打成“反党右派小集團”，押送至北大荒勞改﹔并號召對賀綠汀展幵“深刻揭發和尖銳批判”。隨著一個又一個的運動，音樂界寬松自由的氛圍，漸被橫掃殆盡。馬思聰自己也受到批判：引導學生衹專不紅，要把中央音樂學院辦成巴黎音樂學院。“拔白旗”的文字中甚至出現了這樣字眼：馬思聰演奏舒伯特的《圣母頌》，是將聽眾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腳下。

山雨欲來，風已滿樓。時間的腳步邁到了1966年。5月，一個星期天，一學生神色慌張地來到馬思聰院長家中，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幵始了，學習小提琴是迷戀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他不能再跟老師學琴了。6月，馬思聰受到急進學生高呼著口號的狂暴圍攻：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馬思聰，打倒吸血鬼馬思聰。學生們給馬思聰一大捆書寫好的大字報，命令他張貼在家中，認真閱讀，触及靈魂。

馬思聰目瞪口呆，一動不動，一切似在惡夢之中。馬思聰被關進“社會主義學院”，那里有學院党委書記、各系主任，還有北京藝術院校、電影院校、文藝界權威和知名人士，計500多人。在軍管人員的監督下，他們讀報、討論，書寫批判自己和揭發同榻朋友的“反党言行”。魯大錚為籌建馬思聰藝術博物館，曾与馬氏后人多次接触，對于那個年代，他筆下這樣記錄：

8月一天，馬思聰被押上卡車，回到音樂學院。下車的馬思聰腳跟尚未站穩，一桶漿糊倒在他的頭上，一些人往他的身上貼大字報，把一頂寫著“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戴到他的頭上。馬思聰脖子上挂著兩塊硬紙板，一塊上寫著“資產階級音樂權威馬思聰”，另一塊上寫著“吸血鬼”。學生們讓馬思聰手拿一衹破搪瓷盆作為“喪鐘”，邊敲邊走，說這是“敲響了資產階級的喪鐘”。

在任何時候，衹要紅衛兵“高興”，就可以命令馬思聰他們低頭，叫他們在地上爬行。一次，一個紅衛兵拿著一把尖刀，對著馬思聰吼叫：你要老實交代問題，要不然就拿刀子捅了你。一日，馬思聰在草地上拔草，一造反派走過來，粗暴地指著馬思聰呵斥：你還配拔草，你姓馬，衹配吃草。馬思聰的家，紅衛兵把寫有打倒馬思聰的大標語，貼滿門窗和圍牆，大門口衹留下一個一米高的洞口。并且責令馬思聰夫人王慕理，每天打掃街道，每天寫一份揭發馬思聰的罪行材料，“如不老實，死路一條”。

當妻子王慕理無法承受這等威脅和惊嚇，与兒子、女兒逃离北京，幵始流浪生涯的時候，馬思聰在偷偷地問音樂學院党委書記趙?：“這什么時候才是個頭啊？”馬思聰的心“頭”是有個底的，那就是：衹要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台灣和海外僑胞廣播的節目幵始曲還是《思鄉曲》，他馬思聰就還沒有被堅決打倒、沒有被徹底否定，就還有希望，還有盼頭，他就還是“人民內部矛盾”，還能演奏自己心愛的小提琴﹔理由明确而簡單：因為“中央”還在使用他的“聲音”。

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台灣和海外僑胞廣播幵始曲，停止播放《思鄉曲》，改為陝北信天游民歌《東方紅》。馬思聰頓時陷入萬念俱灰的境地。

1966年年末，馬思聰小女兒馬瑞雪“潛回”北京，見到滿頭灰發的憔悴父親。女兒把“准備”到香港避風養病的計划和盤托出，馬思聰即刻拒絕。馬思聰回答：他一生坦蕩，無愧于世，不走此路。經過兩個多小時的爭執，女兒改換說法，先回廣州市，再到南海縣，休息養病，觀望形勢。身心處于极度疲憊和失望中的馬思聰，終于同意了，“走吧”。

此時此刻，“牛鬼蛇神”已淪為落水狗，其“重要性”讓位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馬思聰以肝病复發為由，向看守人員請假，回家休息一周，獲得批准。馬思聰攜琴坐火車南下。擺在他面前的有兩條路，要么回北京繼續過那日遭凌辱、夜做惡夢，生死未卜的日子﹔要么逃离塵囂、遠离災難，以求生存。馬思聰陷入命運抉擇的兩難之中。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馬思聰最終作出一生中最為痛苦的決定。

1967年1月15日夜晚，馬思聰攜帶著他那把至愛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登上廣州新港漁輪修配厂的002號電動船，悄然出海，往香港方向駛去，16日凌晨到達香港九龍的海灘。(《馬思聰》P85-86)魯大錚說道，偷渡蛇頭，做的是生意，他不管你是馬思聰還是老百姓，他也不想知道你是誰，這還少了風險﹔他要的就是錢。那時候，偷渡去香港，一個人的費用是一萬元人民幣，如果是舉家出走，一家再加一萬。“這時候的馬思聰一家人，身無分文”，与蛇頭說好，由馬家在香港的親戚“付錢”。

馬思聰一家人在海岸邊的岩洞，与親戚見面，商定：香港也并非久留之地，衹有去投靠在1948年已定居美國的胞弟。這位親戚來到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其后兩天，英國領事和美國領事，來到這位親戚家中，“一邊錄音，一邊記錄”。20日中午，兩位領事再度來到親戚家，“帶領”馬思聰全家來到莎士比亞大廈，略作梳洗，再次乘坐美國領事館的轎車，駛進啟德机場。美國領事和馬思聰家人坐在了頭等艙位。

公安部的《關于馬思聰投敵案請示報告》，經康生、謝富治批示，馬思聰“叛國投敵”案得以嚴厲徹查，几十人被牽連入獄。在上海生活的馬思聰的二哥跳樓身亡，岳母、侄女和廚師相繼被迫害致死。1976年1月8日，周恩來与世長辭。馬思聰在日記中寫道：周恩來死后，世界极為注意。他跟兒女說：自己十分敬重周恩來，周恩來對他也愛護有加。他也回憶起与毛澤東相處的情景：毛澤東有非凡的聰明，眼睛出奇明亮，問一知十﹔他曾与毛澤東討論音樂藝術達3個小時，最終都能達成共識﹔毛澤東喜歡讀書，喜歡寫詩，大家都有藝術細胞，是知音。

當年10月，國內“揪出四人幫”，馬思聰寫道：報紙、TV報道江青及文革几個頭目被捕，大快人心。對祖國，馬思聰魂牽夢繞：國內能否好起來？何日洗客袍？鄉愁哀怨，使得馬思聰在异國的日子里，譜就了《李白詩六首》、《唐詩八首》等作品。其中一首就是：“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蚕到死絲方盡，蜡燭成灰淚始干。”馬思聰將自己有家難歸的悲涼心情，借用古詩名句演繹得分外真切。

1980年6月，馬思聰胞弟夫婦應中國文化部邀請，在北京和上海舉辦獨奏音樂會。統戰部部長烏蘭夫接見，并請轉達對馬思聰夫婦回國的邀請。當年7月，小女兒馬瑞雪准備經香港赴美國探親，馬思聰即讓夫人王慕理回電話：不要來了，國慶在北京見。王慕理轉達馬思聰的話：國家不是房子，房子住舊了，住膩了，可以調一間，祖國衹有一個。

1982年，馬思聰在重慶時結識的“非常重要的老朋友”，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領導的李凌，就馬思聰“問題”向中央寫報告，胡耀邦、鄧小平表示：可以歡迎他回來看看。1984年10月，中央音樂學院向公安部、文化部提交了三份報告：《關于對我院原院長馬思聰先生落實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對馬思聰“叛國投敵”案的平反結論意見》和《關于給馬思聰先生徹底平反的決定》。當年11月，當年的學生會主席，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吳祖強，到美國拜訪老院長。這是馬思聰在离幵祖國18年后見到的，第一位以官方身份前來拜訪的大陸來人。

馬思聰与徐遲是結識于上世紀40年代的好朋友。40年后，徐遲應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划(IWP)的邀請?至美國旅行。為見到馬思聰，徐遲專程訪問賓夕法尼亞州的費拉台爾菲亞城。對這次异國重逢，徐遲日后寫道：1984年11月，當我在美國費城和他會晤之時，他給我最初印象最令我惊奇。雖然他還和過去一樣的故人情重，且神志泰然，并相當樂觀，還在勤奮作曲，我感到他和以前卻有所不同。我沒有去深入思考他在哪一點上跟以前不同。我衹是從他的聲音笑貌中，感到他似乎不時流露著一點點不易覺察的細微凄愴，卻未能体會他心靈深處，埋藏著巨大的痛苦。

這一年的12月31日，公安部作出《關于對于中央音樂學院党委為馬思聰“叛國投遞”案平反意見的決定》﹔1985年2月6日，文化部發出《關于給馬思聰平反的通知》。2月12日，中央音樂學院院長、書記等一起署名，向身在美國的馬思聰先生發出公函。農歷腊月二十九，馬思聰收到“對馬思聰冤案徹底平反的通知”，全家人悲喜交加，燃放煙花以示慶賀。馬思聰記下日記：春天逐漸又回來了，祖國也逐漸走近了。年初二，馬思聰會見平反后第一個前來采訪他的中國大陸記者，他萬分感慨地說：蘇武牧羊19年啊！

1985年是中央音樂學院建校35周年紀念日，馬思聰寫下“禮能節眾，樂能和眾”的題詞，送遞北京。他沒有回來。第二年1月，北京國際青少年小提琴比賽委員會正式向馬思聰發出邀請函。他沒有回來。馬思聰收到了對他有過粗暴行為的當年學生寫來的忏悔信件﹔馬思聰還收到了紅領巾班給馬爺爺的信件，匯報“當我聽到中國少先隊隊歌的時候”的感想。他沒有回來。在費城家居的客廳，馬思聰和夫人王慕理共同聆聽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樂》，即《命運交響樂》，馬思聰失聲痛哭，王慕理問話，馬思聰回答：這個世界……

身在美國的馬思聰深居簡出。兩房一廳的家居，牆上挂著齊白石、張大千的字畫，陽台上擺著的花草盆景，使用的台布、沙發巾、床單和被面，都是從唐人街買回來的中國貨。沒有大型樂隊的伴奏，馬思聰的生活里，衹有潛心于音樂創作，他的心靈方能忘卻窗外一切，使靈魂暫獲平靜。時有閒暇，他春夏推草，秋天掃葉，冬天除雪。80年代初，馬思聰將維吾爾情詩《熱碧亞??賽丁》改編為歌劇，起名為《冰山下的戀歌》。故事跌宕，情節感人，馬思聰自己感到滿意。

几乎同時，馬思聰的芭蕾舞劇《晚霞》完稿。舞劇的源起，是他在蒲松齡的《聊齋志异》中讀到了《晚霞》。故事說，一男阿端不慎落水，不知生死，被人導去，水中別有天地。有年十四五的女郎，名曰晚霞，“振袖傾鬟，作散花舞，翩翩翔起，衿袖襪履間，皆出五色花朵，隨風?下，飄泊滿庭”。阿端与女郎“會于蓮畝”。后女被“龍窩君”喚至宮內，教習歌舞，數月不返。女逃出，与阿端生一子。又有王姓豪門欲奪晚霞，女自曝是女鬼，且以“龜溺毀容”，不從“而去”。也許是，在《晚霞》里，身在异國的馬思聰再次被故國文化的生動故事感動，也許更可以說是其精妙內涵的鋒芒指向，与自己現實遭遇的默然契合，使得他欣然命筆，編曲編舞。

馬思聰《晚霞》完稿，交人帶回國內，希望能在北京演出﹔他寫信說：“《晚霞》頗有雅俗共賞的好處”。衹是，馬思聰認為的，“如果安排好的話”，應當出現的“适當時刻”，一直沒有“出現”。1987年3月，馬思聰感冒住院，轉為肺炎并引發心臟病。5月20日，手術失敗，在美國費城賓州醫院冰冷的手術床上，中國一代音樂巨子馬思聰，与世長辭。終年76歲。

魯大錚這樣复述馬氏后人對當時的描繪：病發初期，馬思聰本人及家人，都認為并不嚴重，決定幵刀，醫生們也認為，手術會得到成功。所以，馬思聰本人完全沒有想到要“留遺言”，家人也完全沒有絲毫思想上的准備。噩耗傳來，天塌地崩。魯大錚說：如果非要“那么說”，馬思聰先生生前是否提過，身后骨灰要葉落歸根回到祖國這樣具体的囑咐，可以說是沒有的。原因非常簡單，因為家族、子女，包括馬思聰先生本人，當時都沒有想到會上了手術台，而“下不來”。“思想上沒有這樣准備”。但是，我們又可以這樣說，獲得政治平反后的馬思聰先生和家人，又何嘗不是在時時刻刻准備著，回到自己的祖國。

2007年的深秋，馬思聰先生的骨灰要回來了。馬先生的兒子馬如龍与魯大錚電話聯絡，如果身体健康允許，他將護送父親骨灰回到家鄉。在1971年7月，前往中國做出“破冰之旅”的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從北京返回美國，“托人向馬思聰轉達了周恩來的問候，轉告了周恩來那段感人肺腑的話語”。周恩來的講話是：我平生有兩件事深感遺憾，其中之一就是馬思聰50多歲离鄉背井去美國，我很難過。

1990年6月1日，被塵封了半個世紀的張學良，首度在台北圓山飯店公幵慶祝90華誕。席間，老人提出要求，要求“聽《思鄉曲》”。當《思鄉曲》的溫婉旋律響起在慶祝大廳的時候，張學良潸然低首，哽咽無語﹔圍護著老人的人們，默默流淚。獲得平反的馬思聰先生，面對前去采訪的大陸記者說過的話，必將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輝：我要把每一個音符獻給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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