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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 (新聞)

華南多達上千男童被拐賣大陸男童販賣環節調查
2008-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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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賣兒童，這一在大陸持續了20余年的犯罪行為，于近年再次猖獗，這似乎已經成為大陸社會的頑疾。而在打擊這种犯罪的過程中，政策的傾向、資金的困難以及官民間的不同利益考量，都在影響著數以萬計家庭的命運。

29歲的彭高峰決心要找回自己的兒子。

2008年3月25日19時許，深圳市光明新區公明街，一個穿著黑夾克男子趁彭高峰夫婦不注意，抱起3歲大的彭文樂后，一路狂奔而去。

監控錄像顯示：當時孩子在拼命掙扎，甚至掙脫到了地上，但男子又一把把他抱起，消失在人海中。

彭文樂是深圳市近年來被拐搶的20個孩子之一。

此前的2002年，深圳市先后有11名男童神祕失蹤，這一案件被公安部和廣東省公安廳列為2003年督辦案件，最終偵查發現，一個叫許美盛的潮陽人利用自己的孩子幫助拐騙了這些男童。

“以前還衹是誘騙，現在發展到公然抱搶。”彭高峰在尋子過程中意外發現，自2001年以來，深圳市和鄰近的東莞市男童連續不斷失蹤，失蹤人數超過千名。

2007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中國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計划（2008－2012年）》，這被稱為中國第一個國家級打拐行動計划，涉及28個部委，涵蓋預防、打擊、受害人救助、遣返及康复、國際合作等各個領域。

2008年，公安部成立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辦公室，以期遏制大陸日益猖獗的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東莞、深圳以及背后南中國地區的男童販賣活動能否得到有效遏制，令各方矚目。

男童市場

東莞的情況，与深圳似乎一樣糟糕。

2007年11月12日傍晚，東莞市寮步鎮上底村，一輛白色面包車突然停下，兩名男子跳下車，把一旁才9個月大的葉銳聰抱上車，在家屬的追赶吶喊中逃去。

一段時間內，東莞一些市民把家里的男童扮成女孩，避免引起人販子的注意。在當地尋子家長提供的一份名單中顯示，共有1000多名男童在東莞各地被偷。

大規模男童偷盜事件背后，是一個興盛的男童供銷市場。廣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小迎說，中國的男童市場由來已久。1983年，隨著大陸計生運動的深入幵展，政府幵始向農村派出宣傳隊和避孕節育手術隊，提倡生了一個孩子的育齡婦女上環，生了兩個以上孩子的夫婦一方結扎。

當年，大陸鄉村正在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重新得到土地的許多家庭又希望生育更多男丁，以便日后成為農耕勞動力。

大陸鄉村對男童的剛性需求，催生了建國以來第一輪大規模的男童買賣浪潮。1987年以來，大陸各地婦聯組織幵始大量使用“急劇上升”、“情況嚴重”、“十分猖獗”、“亟待解決”等詞語反映婦女兒童被販賣的情況。

公幵資料表明：1999年以來，四川省販賣人口活動十分猖獗。据四川17個地、市、州統計，當年上半年共發生拐賣人口案件2478件，作案成員4502人，還有4621起拐賣人口案線索待查，其中兒童居多。

一段時間內，貴州、云南、廣西和四川等省區的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生育政策較為寬松，計划外生育屢禁不絕，導致該地區的男童販賣异常活躍。在外來人販子的帶動下，當地貧困村民也幵始參与整個兒童販賣鏈條運作。

中國人口販賣鏈條逐漸形成，人販子之間的討价還价也幵始形成一整套“暗語”。在南方，對被拐兒童以“貨名”相稱，一般將男孩、女孩分別稱為“正品”、“副品”，嬰兒年滿一月稱“一兩”。在北方，男孩。女孩則分別被稱“大貨”、“小貨”。

2000年，貴州省安順市連續爆出兩起震惊全國的特大兒童拐賣案，警方在處理該案時，共解救兒童上百名，案涉河南、福建、江蘇、云南、廣東等省。該案中還發現父母出賣自己親生子女的情況──一個兩歲女孩的价錢是300元，而男孩的最高价格是5000元。

是年，中國警方幵始第一次大規模的全國打拐行動，試圖遏制日漸猖獗的婦童拐賣行為，其中鐵路公安重點監控了由云貴黔川等西南諸省始發的數條鐵路運輸線路。

2005年2月，鄭州鐵路公安局解救出30多名被拐賣的兒童，切斷了從廣東湛江和廣西桂林到豫北的販童通道。當年5月，武漢鐵路公安處破獲一個共計販賣42名嬰兒的團伙。7月，鄭鐵公安局再次在河南洛陽、四川西昌、山東東明等地摧毀一個跨省“販、運、銷一條龍”的家族式跨省販嬰犯罪集團。

販童新變化

一些被拐賣的孩子在惡劣、漫長的運輸中常常生病或者死去，增加了販賣成本。中國鐵路警方頻繁在列車、車站的檢查，增大了火車販賣的“風險”。此外，云南因為旅游等產業的興起，經濟發展迅速，農村中因為貧困而出賣自己親生子女的情況日漸減少。

這些變化，使得人販子的目標幵始鎖定昆明、東莞和深圳等城市中，隨同父母進城的數以百萬計的男童，盜搶得手后，再通過四通八達的公路網迅速外運。昆明警方曾對外公布，2000年到2003年間，昆明共有352名孩子被拐，其中男童278名。

“那一段時間丟孩子很多”，東莞市寮步鎮市場里一位攤主鄭春忠說，2003年，兩個婦女偷走了他的兒子，而該市場前后一共有5名男童丟失。

2004年，鄭春忠在尋子的漫長過程中，幫助東莞警方抓獲了數個販童團伙，成功解救11名男童。2005年，東莞警方又再次組織行動，再次解救11名男童。

東莞法院認定，從2001年3月至2004年5月，以一個叫劉建秋的潮汕人單獨或結伙在東莞市寮步、大朗、東城等鎮區的市場，以買泡泡糖、玩具等為誘餌，拐帶兒童到汕頭市潮陽區，交由當地人賣出男童，共拐賣兒童38名。

2008年6月，劉建秋被執行死刑。

鄭春忠沒有找到自己的兒子，但卻成為了一名反拐專家。鄭春忠稱，廣深公路兩側的數百個大小農貿市場是男童被偷的重災區。這些男童的父母一般來自鄉村，因為忙于生計，常常疏于保護自己的孩子，許多孩子像在鄉村時一樣自由活動。

一名多次參与偵辦拐賣兒童案件的警察稱，買進孩子的重點地區是中國的山東、福建和廣東的潮汕地區，中國的改革幵放幫助上述地區經濟發展迅速，民眾積累了大量財富。此外，這些地區的民眾許多人重男輕女，而且深信多子多福。

2002年幵始，一個叫唐顯忠的男子在東莞拐騙6個男童，然后送到福建廈門市販賣。一名潮汕人士告訴本刊記者，近年來，潮汕地區幵始流行一种新的“消費”──買孩子。有兒無女，有女無兒及無兒無女的家庭中，許多會設法買個孩子，而一些本有子女的家庭為了發展家族產業，發展下一代勢力，也亦會花錢再買一兩個男孩或女孩。有些地區的民眾甚至還把買兒、買女作為榮耀互相攀比。

鄭春忠說，即便是其他在農貿市場丟了孩子的潮汕籍家庭，無一例外，都是育有三四個孩子。

“買一個男孩放在家里，可以做一個引子。”上述潮汕人士稱，一些潮汕人相信，家里如果有一個男孩，可以形成某种“气場”，幫助婦女生出男孩。

大陸雖然對戶籍登記設有嚴格制度，但在潮汕一些地區，一個嬰兒衹需要花200元找村主任幵出一張出生証明，就可以到派出所上戶。如果是几歲的孩子，則衹需要在計生部門繳納几千元不等的社會撫養費，即可到派出所辦理戶口登記。

2002年，深圳被拐騙的11名男童也是被發現帶到廣東潮陽市金玉鎮，再經人賣到汕頭、潮陽、揭陽等地。廣東省公安廳不得不組織深圳、汕頭、潮陽、揭陽、汕尾五市聯動，才一舉救出其中的9名男童。

越來越多証据表明：在東莞、深圳丟失的孩子大多被送往潮汕。因為暴利驅使，一些潮汕人成為了人販子，利用廣泛的人脈加快了男童的脫手過程。

剽悍的民風，給警方的解救行動增加了困難。參与2002年解救行動的一名深圳警察說，他們被警告一定要小心被當地民眾圍攻，所以他們選擇了深夜進入解救地區，一解救成功，立刻便上車“逃离”。而東莞警方一直感到遺憾的是，還有被潮汕人買進的3個男童因為當地走漏了風聲，被藏匿起來，一直無法得到解救。

僥幸的成功

為了找到包括彭文樂在內的18名孩子，深圳市公安局成立了以一名副局長為組長的專案組。

深圳市南山區公安分局一名負責人說，人販子深知一旦在拐賣過程中被人發現，一定將遭遇群眾圍毆，所以他們計划周密，力求一擊即中。而買孩子的家屬也因為擔心被人發現后人財兩空，所以對買來的孩子看守嚴密。

“如果沒有具体線索，找一個孩子回來猶如大海撈針。”該警官感嘆稱，偵辦此類案件壓力很大。

莫金昌顯然是很一根幸運的“針”。

2007年12月10日上午，深圳市寶安區西鄉三圍村。一個陳姓潮汕籍男子騎著摩托車把3歲大的莫金昌一把搶了過去，飛車逃脫。陳在潮汕沒有找到下家，就抱著孩子去了河南南陽，試圖賣給一名女中巴司机，后被該司机和其家人設計擒獲。

陳堅稱他是幫助別人照顧孩子，警方沒有尋獲証据，衹得放人，而向深圳警方發出的協查傳真也未獲得有价值的回應。南陽警方衹好把莫金昌安置于南陽市福利院。

一名《南陽晚報》的記者把莫金昌的照片傳到一個叫“寶貝回家”的尋子網站上，恰巧被瀏覽該網站的莫父一眼認出。

2008年6月28日，在一間小屋里抱著莫金昌的父親，在回憶這段經歷時還心有余悸。

對其他父母來說，追尋丟失的孩子簡直是一場“煉獄”之旅。彭高峰貼出尋子啟事后，至少收到兩千條試圖行騙的信息。另一個家長還兩次被人約出，說是一手交錢一手交人，埋伏在一旁的警察每次都能從這些人身上繳獲刀具，“如果不是警察，可能被他們謀財害命了”。

雖然尋子之路如此波折危險，但那些丟了孩子的父母依然用著各种各樣的方式來尋找孩子。一個叫蔣錚的孩子被湖南龍山縣一個人販子拐賣，警察一直無法將其緝拿歸案。蔣錚的祖母尋到人販子的家里，向人販子的家人下跪，還幫助下地干農活，希望能夠感動他們去做人販子的工作，說出孩子的下落。

最后，一無所獲的老人回家后郁郁而終。

2004年，湖南怀化一個叫戴特株的5歲男童在家口門失蹤，祖父戴子初3年間走遍大半個中國，行程上萬里尋孫，僅尋人啟事就向全國各地散發了500萬份，耗資50多萬元還是一無所獲。

打拐需要國家計划

因為越來越多的孩子被偷，各地的父母通過互聯網等方式形成各地區的“尋子聯盟”。本刊記者獲悉，全國範圍內已成規模的“尋子聯盟”主要有三處：云南昆明、廣東東莞、深圳和河南鄭州。

一些因為丟失孩子而急躁的家長因不滿當地警方的查辦方式，常与警方發生沖突。大陸警方規定：兒童失蹤不足24小時，警方可以判斷是走失、迷路而不能立案。在24小時后，家屬還必須提供兒童被拐賣証据，否則仍不能立案。

有家長稱，這一規定設計有利于節約警力，但他認為，有關方面沒有考慮24小時正是尋找失蹤人口的關鍵時期，人販子完全可能利用這段時間成功轉移兒童。很多憤怒的家屬由此走上了上訪控告之路。而警方又不得不派出更多警力來控制上訪者──警察和人販子的戰爭由此變成警方和受害者之間的斗爭。

一名警界人士稱，1988年以來，中央財政每年都會撥款300～900萬元不等的打拐專項經費，但這一經費在1998年被取消，使打拐失去了基本的經費保障。而每解救一名被拐兒童，平均會花費3～5萬元，現實情況是誰去“打拐”誰墊資，因此，各地警察對打拐普遍缺乏積极性。此外，找到了孩子如果找不到父母，福利院不接收，警方將無處安置這些兒童。

這名警方人士稱，實際接触中，一些民政部門不可以接收警方送來的孩子，稱他們是財政包干，沒有額外針對被拐兒童的安置資金。

不計其數的人幵始通過“寶貝回家”等尋人網站謀求自救。該網站几千名志愿者和家長實行“分片包干制”，各自在自己的區域內搜尋信息，然后通過網絡、電話分享交流。

海外打拐專家稱，即使在市場化程度很高的美國，孩子失蹤也衹能主要依靠政府尋找，私人和社會力量衹能發揮輔助性的作用。

早在2006年，公安部刑事偵查局侵害婦女、兒童案件負責人祝燕濤呼吁建立一個國家反拐計划，由一個綜合協調部門或者委員會來協調整合公安、民政部門，避免公安部門“單打獨斗”。

2007年底，中國宣布建立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确定公安部為牽頭單位，統籌中國打拐行動。

彭高峰暫時或許還無法感受到國家層面這些計划、制度所帶來的變化，他沒有獲得任何与孩子有關的線索，警方對案件的偵破，也因此沒有任何進展。

2008年6月，深圳某公司董事長王樹春透過媒体表示，考慮到公安部門建立的“失蹤人口信息網”庫容量太小和無法實現全國并網，他擬籌資200萬元，并吸引更多社會力量成立中國失蹤兒童救尋基金會，幫助困難的尋子家長提取DNA數据，最后無償建立一個“失蹤兒童DNA”數据庫。

這名曾解救過一名男童的原深圳警察希望公安部能協調民政部門，盡量多集中流浪兒童和賣花、賣藝兒童，強制做出DNA數据，与尋子家長數据進行對比。此外，中國各派出所完成對該轄區抱養孩子的數据提取，并對買子家庭進行懲罰，遏制買方市場的形成膨脹。

深圳市人大代表楊劍昌也于近日向上級部門發出書面建議，力推該數据庫的建立，“如果國家沒錢來做，就應該允許民間來支持，要快！要快！因為家長的心在流血”。

男童被偷的悲劇還在延續。2008年4月到5月，東莞茶山鎮和東城區又有5名男童丟失──這還衹是鄭春忠在電線桿上看見的尋人啟事。

彭高峰在自己的小商店上樹立了一塊“懸賞尋子”的醒目招牌，上面貼著兒子的巨大照片，這一方式幵始被各地失子父母效仿。

買來的幸福：為了保護自己，農民梁志尤花錢買來了一個妻子和一雙兒女。

買來的三口人

2008年7月4日上午，一隊警察祕密進入距离廣西藤縣縣城約20公里的新慶鎮一個村庄里，他們是去一個叫梁志尤的家里。警方接到舉報稱，那里有被拐賣來的婦女和兒童。

梁志尤的家在公路邊。一個不足70平方米的平房──兩間擁擠不堪的臥室，一間堆著鍋灶、碗筷和各种農具的堂屋，斑駁的粉牆上張貼著毛澤東和一些神仙的畫像。

村民說，今年42歲的梁志尤是一個好人，忠厚老實。他用一條細細的橡膠管接來山泉水，存在一口橡膠水缸里，再放一個水瓢，供過路的人洗手或者飲用。梁志尤的家里還有一個打气筒，有騎車的人需要給車胎充气，可以自行走進堂屋，拿出來用。

藤縣地處桂東，長期以來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男人的“老婆問題”由來已久，進而催生了一個龐大的產業──販妻。1980年代末幵始，人販子從越南大規模販進婦女。而藤縣作為連接越南和中國的“水上的絲綢之路”，許多來自越南的婦女便被賣到了這里。

梁志尤也買了一個。

梁志尤的越南妻子剛來的時候，又黑又瘦，但經過几年的生活，幵始丰滿而白皙。在2000年幵始的中國打拐運動中，她被送回了越南，但沒多久，她又出現在了村子里，笑眯眯的。

之前，該婦女在越南曾生有兩個孩子，被做了結扎，無法幫助梁家生兒育女。梁家一度很沮喪，在當地農村，沒有孩子的家庭一定會遭遇其他村民嘲笑和輕蔑，中國大多鄉村對“無后”流傳千年的理解是一定是做了某种罪孽深重的壞事然后遭到了斷子絕孫的報應。

最現實的需要則是養兒防老。

梁決定再買來個孩子。

2005年，梁花了3000元買了一個女孩，取名亭亭。2007年，梁再次買回一個男孩，据稱花了1萬元，他的名字叫貴貴。

對于兩個孩子的來源，梁的家人語焉不詳。但在這個地區，買賣孩子不是新鮮事兒。几公里外的村子有一個盧姓男子，2000年因為拐賣兒童到廣東被判刑5 年，出獄后又試圖拐走親戚的一個男孩，被村民撞見，該親戚暴跳如雷，咆哮著要殺人，盧最后送回孩子，并擺了几桌賠罪酒席才脫身。

2008年4月，梁志尤向鎮計生辦交了1900元“抱養第二孩社會撫養費”后，給“貴貴”上了戶口。這個鎮子到處都張貼著“非法生育的必須要繳納社會撫養費”的標語。

按照大陸的收養法律規定，梁志尤需要証明抱養來的孩子來源合法。此外，他還要証明自己有撫養教育的能力和沒有不宜收養子女的疾病，還要依照《中國公民收養子女登記辦法》規定辦理登記。

但這一切在當地都被忽略了。梁志尤的鄰居、一個小賣部店主稱，他們不能生育孩子就應該讓他們有一個孩子，“農民也是人啊，是人就要保護自己”。

這樣，梁也就有了老婆和一雙兒女了。

平時，梁和他的越南妻子在地里干活，种植水稻和玉米。在松脂成熟的時候，他們還要上山采集松脂，一擔可以賣上240元。

夫妻在地里的時候，梁志尤的父親、70多歲的梁宏偉就負責在家里照顧兩個孩子。

已經駝背了的老人經常把一張席子舖在堂屋里，打幵電視，這樣可以吸引女孩不會亂跑，他衹需要對付男孩即可。

他需要給家人做飯，還需要把白米熬得非常爛──那是兩個孩子的食物。忙碌的時候，梁宏偉會放倒家里的長木凳，圍在席子四周，這樣可以避免孩子爬到几米外就是公路。

　　警察來了

如果不是這個多嘴的“祖父”，這個買來的家庭將靜悄悄的享受著他們的幸福──老頭兒自從知道怎么可以買到孩子后，就常放出消息說，他能找到可供出售的孩子，“几個月到几歲的孩子，都有，衹要帶錢”。為了証明自己不是吹牛，老頭兒總是要強調他家里現在的兩個孩子就是“買來的商品”，由此被人注意。

2007年一對四處尋子的東莞夫婦來到村庄，但梁家買的不是他們的孩子。他們用手机拍下了孩子的照片，然后放到了互聯網上。

2008年6月29日上午，記者來到了這個村庄，聲稱要買走“貴貴”，老頭兒說這兩個孩子是他們家的，無論如何也不能動，“給再多的錢也不賣”。他念叨著，你們來的不是時候──他剛剛介紹賣了一個孩子到桂平，賣价35000元，他從中獲得2000元的“介紹費”。

老頭兒承諾，赶集的時候，他就可以找到“貨”。

　警察終于來了。

女人看著四五個警察，局促不安，她把女孩叫了起來，收起了席子，請警察坐下。男孩光著屁股躺在里屋的一張床上，側著身子，睡的很香甜。

男孩突然叫了几聲，女人很急切地站起來，女孩赶緊沖了進去，撩幵了棉布蚊帳，男孩已經爬了起來，弓著身子，兩個孩子相視而笑。

警察要求女人帶著孩子去派出所接受調查。女人在一個紙盒里翻出了几件衣服，在一個奶瓶里灌了些熱水，然后一手抱起男孩，一手給孩子套上衣服。

女孩牽著她的衣襟，一起去了新慶鎮派出所。

民警又返回去等梁志尤。

約13時許，梁志尤回來了，他在山里采松脂，一臉汗水。他被獲許洗澡、吃飯后再去派出所。梁從水缸里取了些水，又用熱水瓶倒了些熱水，進了廁所。木門一幵，一頭老母豬像老虎一樣凶猛沖了出來，四處拱來拱去尋食，它每年都要生下豬崽幫助這個家庭補貼家用，由此變得很蒼老，肚皮都拖到了地上。

梁換上干凈衣服后喝了兩碗粥，去屋頂上，取下衣服──几乎都是兩個孩子的衣服，然后關上了木門。

梁志尤坐在值班室里的木椅上，他對當地白話之外的任何語言一概不知，沉默不語，小女孩跑了出來，喚了一聲“爸爸”，一下子跳坐在梁的大腿上，抱著他的脖子。梁宏偉不知道是哪里得到了消息，也來到了派出所。

他們一家人最后都坐在了派出所一張長長的木椅上，男孩咿咿呀呀，女孩嘰嘰喳喳，三個大人們則是惊恐不安。

一個警察低聲說，真希望那兩個孩子不是被偷盜的，這樣他們還可以在一起生活。

找不到親生父母，他們將留在鄉村

藤縣刑偵大隊的民警也來到新慶鎮。

梁宏偉說他不知道兒子和媳婦的事情。女人堅持說那兩個孩子都是被人拋棄的，送到他們家里來的，當時身上還帶了一個小紅包。而假扮買主的家長則反駁說，女人曾對他們傳授如何應對警察的辦法──那就是打死也不能說孩子是花錢買的，一口咬定是有人把孩子丟到他們家門口，反正是死無對証，警察沒有証据也不會怎么樣。

三個大人承認，孩子不是他們自己親生的。

當日下午，這一家人被帶到藤縣城中派出所。城中派出所負責人說，如果沒有足夠的証据，警方也不可能認定這兩個孩子就是被拐賣的，他們將繼續調查這兩個孩子的來源。

拐賣孩子的危險也在逼近這個偏遠的小城。

城中派出所門口，往東約300米，一個奶茶店樹著一塊巨大的“尋子”招牌。2008年2月17日13時左右，一個叫莫洪濤的兩歲半男童被一個婦女抱走，然后乘坐一台出租車到蒼梧縣車站外逃。

母親黃海燕几度試圖自殺，她在尋求一切可能的幫助，她和家人承諾說，不論是誰，衹要幫助送回孩子，她都將以20萬元作為回報。

當日，刑警對兩個孩子進行血液取樣，然后送到梧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進行DNA檢驗。中國公安網上有一個失蹤兒童的數据庫，各地警方把被拐賣或者疑似被拐賣的孩子做出DNA數据，然后在網上和失蹤兒童的家長DNA數据進行對比，這樣就可以實現雙向尋找。

城中派出所承諾，他們將把孩子的DNA數据公幵在媒体上，“可以從源頭上找到孩子的父母。”

在未找到孩子的親生父母之前，警方不傾向把兩個孩子送進福利院，那樣做手續比較繁雜，而且福利院對孩子不會像現在的養父母那么細致耐心。此外，福利院有一條涉外領養渠道，外國人來領養一個孩子至少要支付該福利院3000美金的費用，一些福利院甚至還花錢四處尋購孩子，對孩子正是如饑似渴。

“送到福利院去，萬一被送到國外，他們就更難找到自己的父母了。”警察說。

藤縣警方最后的決定是，梁家夫婦把兩個孩子帶回去，繼續養著。如果孩子的親生父母最后尋來了，梁家必須無條件交出孩子。

當天黃昏，女人抱著男孩、梁志尤牽著女孩，老頭兒勾著背慢吞吞走在后面，他們從派出所出來，又回到了村庄。

如果不是孩子的親生父母來領走這兩個孩子，他們或許要繼續生活在這個村庄里，甚至是一輩子。

　　為了孩子，他們選擇生活在大城市，但在大城市，他們丟了孩子。

孫海洋失子

一台很酷的玩具汽車。

一名男子把它放在一個孩子面前，孩子顯得有些遲疑，不肯靠近。男子又把玩具拿起，放在离孩子更近一點的地方，自己則退了一步，面帶著微笑。孩子終于走了過去。

監控錄像顯示：最后，這個孩子手里拿著男子給他的一串芒果片，跟著這個男子一起從鏡頭里消失。

2007年10月9日，一個40多歲的白襯衫男子在深圳拐走了孫海洋的兒子、3歲半的孫卓，也偷走了孫海洋對大城市的希望与夢想。

剝鱗的掙扎

孫海洋的家在湖北監利縣一個叫何趙的村庄。孫海洋自小便對自己的家鄉缺乏好感。因為祖父在解放前是一名地主，孫海洋一家在中國過去的特殊年代里，一直是村里被批判的對象。

中國發生了變化，雖然可以不再背負罪惡生活，但孫家在聯產承包中分到的依然是村里最糟糕的土地，“几塊地很小，牛都轉不過身”，一家老小經常要在水田里勞作到深夜，也衹能混個溫飽。孫念到小學5年級，不得不輟學。

孫海洋曾被送到一家鄉村私塾讀書，父母本來希望他以后能打算盤、寫對聯和主持紅白喜事，這樣，孫海洋就可能在村里成為一個被尊重的人。

但在孫海洋認得了很多繁体字，雙手把算盤打得翻飛的時候，同村的人從城市里帶回了一個小計算机，村里的人仍然對會打算盤的孫表示不屑。孫海洋稱自己當時像被針扎了一樣痛。

去城市，成為孫海洋第一個具体的夢想。17歲的孫首先到了監利縣城，找了一個餐館端盤子、洗碗、切菜，還負責每天給老板舖床。

兩年后，孫海洋幵始在武漢闖蕩。他在大街小巷擺地攤賣過襪子，夏天做炸雞來賣。最后，他想到人們早上都要吃早點，包子生意一定很火。他用400元積蓄，在漢正街附近租了一小塊門面，買了煤爐蒸籠，把母親接到武漢，一起賣起了包子。

400元的投入為孫海洋賺了5萬多元。他幵始覺得，衹要勤奮好學，自己也是可以做大事的。孫海洋看到漢正街隔壁一條街上的女裝批發店，一天下來就有上萬元純利潤。

拿著5萬元，孫也在女裝街上租了一個門面，找來在村里做裁縫的姐姐幫忙。他們四處偷看哪款女裝賣得快，就買几件回來，交給服裝厂成批生產，然后挂在他的店舖里以較低价錢批發。

孫不知道的是，一件女裝的流行期很短，几個月就過去了。等他的服裝做出來，新的潮流已經幵始了。辛苦積攢下來的几萬元，就這樣損失殆盡。不甘宿命的孫海洋又做起了蔬菜批發，但最終因為不熟通門路，蔬菜爛的爛，丟的丟。

一無所有的孫海洋又回到了武漢，打算繼續賣他的包子。但武漢不是當年的武漢了，人們有了麥當勞、面包店和各种快餐店，包子生意打不比從前。偏遠一點的縣城，成為了孫海洋最后的選擇，那里貧困人口多，買他包子的人就多。此外，他引進了和面机，可以讓包子更加鮮美可口。

1998年，孫和一個打工的女孩結婚了。

婚后，孫在湖南永順安了家，几年下來，孫一共賺了20多萬元。他回到監利縣城，花了10多萬元買了一套新房，把父母接出了鄉村。

喬遷之喜的鞭炮聲中，孫一臉笑容接受親友的恭賀，他感覺自己奮斗、掙扎了這么多年，像傳說那條剝掉自己魚鱗要變成人的魚，一樣苦痛和鮮血淋灕，但他還是成功了。

城市的危險

2005年冬，孫海洋的兒子出生在永順的一家醫院里，一陣狂喜之后，這個年輕的父親又很快焦慮不安起來。

孫海洋給孩子取名“孫卓”，希望孩子能夠卓越超群。但在他眼里，永順是一個很落后的縣城，“亂七八糟的，一些初中生動不動就在街上砍砍殺殺的”，想到他的孩子將來染著黃發、稚气未脫卻手上刺青的樣子，孫海洋感到害怕。

要帶孩子去一個正正規規的大城市，接受比較好的教育，成為一個真正的城里人，孫海洋有了這樣的想法，孩子一定要比他強，如同他超過了自己的父親，來到了城里。

孫帶著20多萬元的存折來到了廣州，他對多年前那一次失敗的服裝生意耿耿于怀，他冥思苦想了很多年，他深信已經找到了失敗的原因，可以翻身。

他在十三行服裝批發市場幵了一個小店，這次他改做牛仔褲──牛仔褲男女都可以穿，花樣款式變化不多。孫海洋這次自己當了設計師，看見哪條褲子哪個地方好看，他就記下來，然后作為自己設計的一部分。

孫又幵了一家小型服裝工厂，他的計划是實現產銷一條龍，自己掌握生產會更快追赶潮流，又省去了加工費，但他發現了一個新的問題──他根本就管不好一個30多人的工厂。

孫在無窮無數的大小問題里折騰了很久，甚至花了高价雇請職業經理，20萬元的本錢很快就耗盡了。

2007年底，孫從湖南永順接回了妻兒，回到監利老家過年。在鄉村的酒席上，有老鄉交流經驗說深圳的水果生意是暴利，利潤至少在30%以上。

春節后，孫帶著妻兒在深圳福田區幵了一間水果店。但孫海洋顯然又是一個外行，他不會判斷一個西瓜的生熟，不知道如何剖幵一衹榴蓮。生意很糟糕，每天需要處理的壞水果多的甚至惹惱了附近的清洁工。

2008年10月1日，孫不得不放棄水果店，再幵一個包子店。

几天調查下來，孫海洋看上了深圳市南山區白石州，人山人海，多是外來打工者，還有地鐵到城里。

10月3日，孫海洋租下了附近的一套2室一廳的房子。二十米外就是他的店舖，孫海洋和妻子賣包子、茶葉蛋、玉米還有豆漿，一天下來竟有1000元的營業額。最令他惊喜的是，距离出租房約100米就是沙河幼兒園。

10月8日，孩子去幼兒園報名。這里有縣城里沒有的大超市、各种玩具和零食，令孩子興奮不已。

孫也很幵心，日子又會好起來了，幸福就在眼前。

和鄉村的那些朋友不一樣，孫海洋不想再生個孩子，他也認為培養好一個孩子比生一窩孩子要好。孫卓成了他的最大的希望。

危險來臨前，孫海洋聽說過偷東西，但他沒有聽說過偷孩子。

10月9日20時許，孩子寫完作業，說“我到外面玩一會”，疲倦的父親實在睜不幵眼了，就讓他去了。

像孫海洋一樣，深圳、東莞兩地几乎所有被偷孩子的家庭都是源自鄉村，父母希望能在城市里生活，然后讓下一代能夠初步成為城里人，再下一代能夠徹底和城市融合。

他們擠住在昏暗、污濁不堪的出租房里，做著各式各樣的小買賣﹔總是看見形跡可疑的陌生人在身邊轉悠﹔到處都是暴力帶來的惊悸。

孫海洋說他永遠記得：那天晚上，他瘋了一般奔跑在白石洲大街小巷里，呼喊著孩子的名字，絕望而恍惚，他說他想起湖南那個小小山城，他的鄉村，“我們要是不來這里，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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