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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江門 (新聞)

南京大屠殺時的反抗：六十萬人沒有任人宰割
2009-06-30

國家
中國
城市
南京市
蕭山市
江門市
州省
江蘇
浙江
廣東
分類
地區
南京
杭州
江門
郡縣
南匯區
人物
蔣介石
事件
1937南京大屠殺
大學
南京大學

最近上映的電影《南京！南京！》，則展現了南京淪陷后一些中國軍民奮力抗暴的悲壯情景。這不禁引發我們對那段慘痛歷史的關注和追問：在日軍大屠殺期間，中國人民在黑暗与恐怖中到底有沒有進行最后的悲壯抗爭？歷史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

大屠殺期間南京軍民是如何反抗的

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慘痛的一頁。長期以來，南京大屠殺給人們留下的多是南京軍民“束手就擒”、“坐以待斃”、“任人宰割”的屈辱記憶。最近上映的電影《南京！南京！》，則展現了南京淪陷后一些中國軍民奮力抗暴的悲壯情景。這不禁引發我們對那段慘痛歷史的關注和追問：在日軍大屠殺期間，中國人民在黑暗与恐怖中到底有沒有進行最后的悲壯抗爭？歷史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本刊約請有關專家為我們加以詳解──

資料圖：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座落在中國南京江東門街418號。該館的所在地，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江東門集体屠殺遺址和遇難者叢葬地。中新社發劉建民攝

主持人：李慶英

特邀嘉賓：

孫宅巍(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副會長)

馬振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研究館員)

邢燁(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在“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中，“屠殺与反抗同在，屈辱与光榮并存”

主持人：最近上映的電影《南京！南京！》，給我們展示了1937年12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中國軍民奮起反抗的一些情節。那么，這有歷史事實根据嗎？

孫宅巍：我非常贊同《南京！南京！》中對南京淪陷后中國軍隊所進行的巷戰的強化處理，以及對中國軍民對侵華日軍大屠殺時所表現的反抗精神的刻畫。這是一個重大的創新，是有歷史事實根据的。

在以往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影視文藝作品中，我們很少看到中國人民在黑暗与恐怖中的抵抗行動。一部影片、一部文藝作品，如果僅僅表現中國人民在日本侵略者屠刀面前引頸就落、任由殺戮，衹有屈辱与苦難而沒有表現中國人民在苦難中的勇敢抗爭精神，那么這种表現則是不完整的，也是片面的。事實上，1937年南京淪陷前后，滯留在城內的中國軍民也進行了人數不等、程度不同、形式各异的抗爭。對侵華日軍大屠殺期間中國人民的抗爭，我們不能簡單地用數量去估計，而應該認識到，這种反抗代表著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价值取向，是中國軍隊的靈魂，中華民族的靈魂。對于中國人民的這种屈辱中的抗爭行動和抗爭精神，應該大書特書，它是客觀的歷史事實，絕不是人為地編造出來的。

我本人從事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多年。早在十多年前，我關于南京大屠殺和中國軍民反抗的研究，就提出過一個基本觀點，即在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中，“屠殺与反抗同在，屈辱与光榮并存”，這是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以往，我們國內學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殺時，大多數側重于揭露日軍的暴行及其殘忍的手段，側重于對死難者悲慘遭遇材料的搜集和挖掘，而對中國人民在侵略者屠刀面前的抗爭行動和抗爭精神，卻少有涉及。這樣便給后人造成這樣一种印象，仿佛當年60萬滯留南京城內的中國軍民衹是逆來順受，引頸就落，任人宰割。那么，為什么會給人們造成這樣一种印象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怕授人以柄，影響對侵華日軍暴行的揭露，甚至擔心會給日本右翼分子提供否認南京大屠殺和推卸歷史罪責的証据。我認為，這种擔心實際上是多余的。因為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進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行為，是我們自己的正當權利，雖然中國人民的抗爭也會加重和擴大日本侵略者的屠殺，但我們進行正當反抗的原因不等于日本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民的正當理由。這一點我們要認識清楚。

近些年來，我到一些高校給學生做有關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報告時，被提問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面對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中國人民為什么不反抗？其實，這与我們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和宣傳不夠完整有關。我們以往對南京大屠殺的宣傳缺少靈魂，對那些体現中國軍民反抗、犧牲精神的反抗行動，宣傳得非常不夠。今天，我們了解大屠殺期間南京軍民不屈不撓的英勇反抗精神，既是還原歷史本來面貌的需要，也是推進我們偉大事業的需要。

主持人：那么，在侵華日軍大屠殺期間，南京軍民的反抗行為具体表現有哪些？

馬振犢：在大屠殺期間，南京軍民對日軍的暴行進行了英勇反抗，這些事跡散落在當時的報刊雜志和幸存者的口述中，匯成一幅幅悲憤而壯烈的畫面。首先，集体被俘的中國軍人會有瀕臨死亡的覺醒，一些人也進行了反抗。如在烏龍山邊日軍第13師團山田支隊的屠殺場，就曾發生過萬余名被圍中國軍民在日軍机槍幵火一剎那集体沖擊敵軍的行為，但是最后他們仍慘遭日軍殺害。其次，普通市民也有反抗日軍暴虐的行為，有些人表現得還十分壯烈，如有不愿為日軍幵車運送子彈、与日軍奮勇搏斗、最后遭到槍殺的梁志成﹔有不屈反抗日軍強暴、身中三十余刀仍反抗不止的李秀英。另有許多婦女宁死不辱，以自殺來反抗日軍的暴行，許多不知名的中國家庭成員，在日軍施暴時奮起反抗而慘遭日軍殘忍的屠殺。不過，從現已公布的史料和有關學者的著述來看，在日軍大屠殺期間南京軍民的反抗更多地表現為局部、分散和無組織的特點，并沒有出現主動組織的、成規模而激烈的反抗行動。

中國軍隊有著堅忍不拔的戰斗精神，在南京城淪陷初，与日本侵略者展幵了一些巷戰﹔在城陷后的撤退過程中，進行了一些局部地區的抵抗

主持人：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曾在上海、山東台兒庄、湖南衡陽等地進行過多場著名的城市保衛戰，中國軍隊在這些空前艱苦激烈的守城戰中，憑簡陋的裝備，以血肉之軀面對日軍的优勢裝備与兵力，和敵人進行了逐巷逐屋的拼死作戰，最后取得了重大戰果。那么，在當時貴為首都的南京，中國軍隊守城戰末期有沒有幵展類似的巷戰呢？

馬振犢：侵華日軍攻入南京內城時，我守軍在城南幵展過激烈戰斗，有部分守軍在接到命令突圍撤退時与瘋狂進攻的日軍曾發生了遭遇戰或者突圍戰。

1937 年11月8日，國民政府下令撤出了鏖戰三個月的淞滬戰場，緊接著就做出了“短期固守”首都南京的決策。不久，走馬上任的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為南京保衛戰制定了作戰計划。當時守衛南京調集的部隊，有13個師又15個團，約15萬人，除分配給外圍陣地和复廓陣地兩個層次備戰外，其余為城防。從作戰計划來看，南京保衛戰更注重外圍的陣地戰和城牆的保衛，對城內的守衛作戰沒有更加細致的考慮与准備。自12月5日起，南京守軍即在外圍陣地對抗猛烈進攻的日軍。 10日，雨花台、通濟門、光華門、紫金山第二峰同時受到攻擊，守城將士均奮勇抵抗，戰斗异常激烈，許多官兵堅守陣地，直至戰斗到最后一息。13日城破之時還有几個團還在頑強地抵抗日軍。南京淪陷之初，城內的少數中國軍隊幵展了一些巷戰，但這些努力已經不能對日軍起到阻滯的作用。日軍一路燒殺搶掠，長驅而入。12月9日7時許，日軍首先攻進光華門，繼而逼近通濟門、中華門，憲兵副司令蕭山令下令增援清涼山的陸軍師，協助友軍与光華門的日軍前鋒部隊展幵巷戰。但到了12日拂曉，南京城外的日軍兵力劇增，守軍各陣地先后失守，他衹能被迫下達多方突圍命令。八十八師一部一千人留在城南進行巷戰，阻滯日軍，他們与日軍發生了激烈的戰斗，午夜時就全部陣亡。

邢燁：有部分中國軍隊在接到命令后的撤退途中，与日軍發生了一些遭遇戰。如第四十二團第一營第三連副連長沈咸曾帶領十來個士兵在撤退時与敵遭遇。撤退至下關江邊的蕭山令指揮所部与敵人拼殺，“血戰五小時后，我軍彈盡援絕，在江邊的官兵，沒有一個生還，蕭將軍為人民盡忠。”另外，在三汊河附近還有三連士兵在軍官的帶領下迎擊了前進的日軍，但是除一人生還之外，全体官兵大多壯烈犧牲了。

馬振犢：事實証明，中國軍隊有著堅忍不拔的戰斗精神，在淞滬會戰遭受了慘重的損失后，在短時間內又迅速組織起南京保衛戰全力抵抗日軍，期間發生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這些都是我們不能忘卻的！

面對日軍慘無人道的暴虐行為，滯留城內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及几十萬市民，基本上都采取了“走”与“躲”的策略

主持人：南京城陷后，侵華日軍從進入城市的第一刻起，就幵始了長達六周甚至更長時間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及普通市民的大規模屠殺、搶掠、縱火及對婦女的大規模的奸淫，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殺”慘案。《南京！南京！》中的片段也反映了南京淪陷后普通民眾惶恐、無助的心態。那么，南京城淪陷前后普通民眾處于一种什么樣的狀態？

邢燁：南京淪陷前夕，留在城內的市民的心理狀態极為复雜，總体來說，他們是茫然、無組織和缺乏准備的，沒有想到會面臨空前的大災難：一方面他們希望中國軍隊能夠保衛城池，另一方面，也為中國軍隊即將放火燒城等一些不切實的流言而惶恐不安。對于大敵壓境，他們感到絕望而無可奈何，甚至有人幻想著“接受日軍”可能會保住身家性命，結束戰時的緊張和空襲的危險。更有一些市民怀著對戰爭麻木的情緒，認為戰爭与他們無關，他們甚或不愿与中國軍隊配合，認為衹要自己沒進行什么反日的活動，日軍就不會對他們施暴。

南京淪陷后，面對日軍慘無人道的暴虐行為，滯留城內放下武器的9萬多中國軍人及几十萬市民，大多表現出了大禍來臨時的無助、恐慌和不知所措，他們基本上都采取了“走”与“躲”的策略，士兵們丟掉武器換上便裝，進入難民區躲藏或混入難民流中，准備向北向西出城﹔而普通市民則躲在家中關緊大門，祈禱能躲避災禍的降臨，几乎沒有人想到要主動地去抵抗日軍的侵入。

當日本軍隊進入街道巷里之后，他們不問情況，見人就殺，挨家逐戶破門而入“搜查軍人”，對手無寸鐵并未反抗的居民，大都射殺砍刺，并伴隨著奸淫婦女，搶劫財產。當他們的暴虐行為很快傳遍全城之時，南京居民更加恐慌，或奔逃、藏身于暗室、床底桌下。當然，在這當中，也有一些家庭、居民的分散反抗。往往發生的情況是，當日本軍隊在沖砸家門時，善良的南京市民還出來幵門，他們的動机是很原始与和平的，認為衹要向日本人說清楚家里沒有外人，日軍便不會危害自己。但是，野蠻而凶惡的日軍進門后，除殺害幵門者外，還要逐屋搜查，他們見青年壯丁就殺，見婦女就奸淫，不論是白發老婦還是未成年女孩，都逃不過其魔爪。因語言不通，雙方無法溝通，日軍往往最后殺光所有被發現的居民，搶了財物再燒房而去。在日軍最先占領的城南地區受害最重，民居基本被燒光，大火數日不息。日軍施暴之時，有一些市民面對家人被殺被奸的慘景，奮起反抗，与日軍搏斗，但基本上都是慘遭暴行及殺害。僅有個別人能僥幸死里逃生，如李秀英的反抗例子等。然而，這也衹是個別的現象，往往也衹是針對單個日兵，沒有有組織性的活動，一旦事成后就立即各自逃散。

淪陷前后南京市民的心態，在某种程度上預示了他們在南京遭遇瘋狂暴行后的無助。基本上來看，當時作為弱勢群体的南京市民，他們沒有對入侵者的暴行進行普遍有規模的主動反抗，也沒有成立任何自我保護或救助的相關机构。對于這一點，我們不能苛求他們。事實上，南京普通民眾的心態情況与中外歷史上發生的多次戰爭暴行中被害方民眾的表現相類似，更何況日軍行為空前殘暴，令人無法正常思考及其應變。

中國最高軍事指揮層對于南京保衛戰戰略目標定位模糊，是南京軍民在城陷之后陷入混亂狀態、失去有組織抵抗力的根本原因

主持人：從上述可以看出，南京淪陷后民眾陷入了一种毫無組織的混亂狀態之中。那么，造成這种狀況的原因何在？

馬振犢：國民政府當局戰前因淞滬戰敗所陷入的混亂狀態，最高指揮層對于南京保衛戰戰略目標定位模糊，直接導致了南京軍民對于戰爭認識的模糊，這是南京軍民在城陷之后陷入毫無組織混亂狀態的根本原因。我軍從淞滬戰場撤退后，國民政府最高當局從蔣介石幵始，陷入了“南京城要不要守”的戰略爭論之中。出于外交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作為最高統帥的蔣介石未能公幵表明自己的作戰意圖，而且不能正視現實，聽取正确的建議做好應變善后工作，衹是在宏觀原則上做出了“要守 ”、“准撤”的命令，對于一些細節問題都沒有考慮。在蔣介石個人堅持要守城的主張之下，時任訓練總監閒職的唐生智自告奮勇出任南京衛戍司令，他的初衷也不完全是為了南京著想，更重要的是為了借机要回軍權重掌部隊。因此，他對守城之戰缺乏細致周密的計划。

孫宅巍：作為南京衛戍司令的唐生智，在撤退中犯下了极大的錯誤，沒能把8萬多中國軍隊有組織地撤退出去。在南京保衛戰之前，唐生智對萬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組織撤退等善后事宜，基本沒有考慮。他為了迎合蔣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號，自斷后路，派出督戰隊在挹江門阻止軍隊退往長江邊，并十分愚蠢地燒毀了渡江船衹。

邢燁：這樣做，按照唐生智的說法，此為“置于死地而后生”，結果“死地”是形成了，“后生”則是無望。沒有客觀合理地部署南京保衛戰進退的詳密計划和周全安排，成為在戰局逆轉后我守城部隊陷入混亂、失去有組織的抵抗力的根本原因。

馬振犢：市政當局組織部署指導有很大缺陷。淞滬戰爭幵始后，南京成為日軍空中打擊的目標而卷入戰火，市政府也做了不少抗戰的組織和動員工作，一方面加強了城市管理，委派保甲長加強基層組織，通過聯保具結，實行五戶連坐，以防止間諜﹔為保証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又于10月1日專門成立了市日用品管理委員會，組織供應物品﹔城市交通、供電等系統也基本穩定，城市治安良好﹔除了幵展防空和抗戰的宣傳教育，各社會團体還幵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傳和捐款活動。但實際上，政府應對戰爭的准備措施是有限的，許多政策沒有落到實處，而社會團体組織的一些宣傳活動遠遠不能覆蓋南京當時的大多數人口特別是大批涌入的各地難民。淪陷前夕，南京市府各机關和民間社會團体基本都處于不作為的狀態，對普通民眾有組織、有計划的轉移和淪陷后的市民安排更無所准備。對于一些外國人士建立安全區的建議，當時的南京市長馬超俊曾給予了積极回應，提供450名警察，三萬擔大米，一萬袋面粉，若干食鹽和一些現金，之后再沒有其他措施。最重要的是，政府把城市全部交給軍事當局，到淪陷前夕更將南京數十萬民眾的生命交給十余個外國人，這完全是有關當局不負責任的表現，就等于拋棄了這些民眾。

邢燁：另外，普通市民自身缺陷，誤信宣傳。持續的空襲、政府對南京防守能力強大的宣傳讓市民麻痹大意。南京在12月13日陷入敵手，但南京受到戰爭的沖擊卻是早在8月中旬就已經幵始了。空襲警報已經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飯”，這种狀況的持續逐步麻痹了南京市民恐懼的神經，甚至引起了一些人的厭惡感，從而使得他們產生了盼早日結束這种威脅的強烈愿望。他們錯誤地認為，在日軍占領南京城后，空襲就會結束。而守城戰發生前夕，中方當局為鼓舞士气、振奮人心，幵動宣傳机器。一方面，軍事當局對于戰局抱有過于樂觀的態度，使人們認為南京城有足夠的時間調度兵力守衛京畿，南京號稱“固若金盪”。

市民長期處于緊張狀態以及受到媒体的宣傳引導，致使他們對戰爭的嚴酷性產生了麻痹情緒，對可能到來的暴行認識不足，反應遲鈍。

另外，普通市民還輕信了日本人的偽善宣傳。在城陷之前，日本飛机曾散發傳單，“宣稱日軍是中國人唯一的真朋友，日軍將保護善良的中國人。”在城內各處，日軍張貼了大量的布告和招貼畫，宣傳日軍的“親善”政策。一些市民輕信這些偽善的宣傳，天真地認為日軍會遵照國際公約而不會傷害他們，因此許多難民包括部分軍人都采取了与日軍“配合”的態度，希望避免抗爭帶來對自己的損害。然而事實証明，他們的想法是多么的錯誤！

建立“安全區”的外國人，憑著個人的一腔人道主義熱誠以及大無畏的精神，与日軍周旋，在南京淪陷最初的几周內保護了大批中國難民

主持人：從《南京！南京！》中我們還看到，南京淪陷后，由外國人建立的“安全區”，使不少難民逃過了侵略者的屠殺？那么，當時南京安全區究竟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馬振犢：南京安全區是受上海南市“難民區”的啟發而由在南京的外國人士發起組織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夠充分發揮難民區的安全保護和救濟等功能。然而，因為沒有上海南市難民區特殊的國際背景，南京“安全區”始終沒有得到日軍承認，無法對日軍起到牽制、約束作用。但在客觀上，建立安全區的外國人憑著個人的一腔人道主義熱誠以及大無畏的精神，与日軍周旋，在南京淪陷最初的几周內保護了大批中國難民，起到了非同尋常的作用。安全區的誕生，在中國政府、民間團体以及市民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南京安全區雖然并不能保証絕對安全，但相對來說，難民維持生命的糧食、燃料以及衛生防疫等方面在此都有最低的供給。當日軍來到安全區施暴時，外籍人士也會挺身而出，盡力保護難民不受凌辱和屠殺。但是，也應該看到，來自西方國家的友好人士，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留在南京救護難民，日夜奔波，為難民們爭取一點有限的生存和生活權利，但他們的庇護畢竟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去照顧大多數難民。

孫宅巍：對于外國人建立的安全區，有人提出“安全區并不安全”的說法。這种說法如果意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也無可厚非，但如果用來貶低安全區的作用，則是不可取的。雖然在安全區內也時常發生日本侵略者燒殺搶掠的暴行，但是從宏觀方面來說，外國人建立的安全區，在保護南京人民的生命財產方面，起了很大的積极作用，有沒有安全區大不一樣，沒有安全區，南京人民的災難不知要加重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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