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市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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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市 - 資料 3

鄭州市 (新聞)

領導為私利大肆毀林逍遙法外官員“苦心”村民不懂
2009-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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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造假案中往往形成利益共同体，難以打破，人人違紀，人人分享利益，相互捆綁。

“我們可是很冤，衹是一心想為老百姓做點實事。”對于何太庄村民的不理解，睢陽區農業局副局長姬建新向記者倒起了苦水。姬建新說，自己大費周折拉來的招商項目卻得不到百姓的支持，事情發生到今天這樣，他們也很無奈。

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的胜利閉幕給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勒馬鄉的何太庄也帶來了“幸運”，在“抗衡”一年后，他們的土地終于又回到了各自的手中。為了拿回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何太庄的村民們曾進行了漫長的上訪路。而對于過去一年發生的林林總總，作為何太庄的老支書陳云龍想起就覺得是一場噩夢。

領導帶隊毀林

“都給我拔了，一棵不留。”語落樹倒，林毀苗死。

沒有任何預兆，沒有人可以阻止，伴隨著挖掘机、旋耕机轟鳴的聲音，400畝耕田兩天兩夜后成了荒地。誰也沒想到，誰也不敢想，陳云龍更無法相信几十年的血汗，就這樣化為烏有，時間定格在了2007年10月29日上午九時。陳云龍作為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勒馬鄉河太庄村的老支書，這個擁有几十年党齡的老人在接受《小康》記者采訪時，說最多的話就是，想不到。

上演這一場大規模“行政執法”的最高“指揮官”是睢陽區勒馬鄉党委書記許華和鄉長馬龍以及睢陽區農業局副局長姬建新。“指揮官”的份量不輕，可“執法”隊伍卻是參差不齊。据現場一名何太庄村民描述，“執法”隊除去几個領導与部分鄉干部以外，其余則都社會閒散人員。

一輛無牌大客車、五輛小客車承載著130多人的“執法隊伍”，在大型挖掘机和推土机的協助下，將此次執法行動“圓滿”的完成了，而赶來阻攔的何太庄村民則遭到不同程度的傷害。

何太庄年近70的老人何秀妹朝執法隊伍激動的喊道：“殺了我吧，反正我也沒法活了。”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民接受采訪時告訴《小康》記者，睢陽區農業局与勒馬鄉如此大費周折是為了一個名為良种畜禽繁育基地項目。

商丘位于河南省東部，是豫、魯、蘇、皖四省的結合處，擁有人口831萬，農業耕地面積 62.9萬公頃,其中有效灌溉面積34.62萬公頃，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城市，這里也是河南省糧、棉的重要生產基地。近年來，為響應河南省委的“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的“三新”大討論活動，這個以農業為主要支撐的城市，也幵始了如火如荼的招商運動。從“天字號”工程到“一把手”工程，衹要對發展有利，能引進外資投資就算“有功之臣”。

商丘市一名政府官員向《小康》記者承認，一切都圍著招商轉，有奶便是娘。

陳云龍所在村庄的耕地与商丘市睢陽區農業局引進來的“財神”相沖突，為确保“財神”的如期投資，區里、鄉里与陳云龍進行了几次調解、談判，希望他以大局為重，能理解這一切。

“他們讓我要保持党性，犧牲小家，完成大家的理念，我沒答應。”陳云龍回憶道。

2007年9月15日，在百般調解無果的情況下，睢陽區勒馬鄉人民政府發出一紙通告，稱接到睢陽區區委、區政府通知，將收回所有耕地，并限定何太庄村民在2007年10月1日前清除所有种植物，逾期辦者將采取強制措施予以處理。

勒馬鄉這紙通告在何太庄引起了軒然大波，不少村民都不理解，鄉政府憑啥可以收回自己的土地。為此，陳云龍找到了鄉里，希望鄉里能給個說法。而鄉里的一個工作人員則告訴他，鄉里收的是區農業局下屬園藝場的地，和何太庄無關。

自己村里种了30年的地，怎么突然就成了別人的了？這讓陳云龍始料不及，接著鄉里給他出示了一份權屬界線協議書与何太庄土地承包合同。權屬界線協議書上面清楚地顯示，土地自1990年就已經划給了園藝場，而何太庄土地承包合同里則標注何太庄承包土地已2007年9月30日到期，兩份合同簽字人分別為時任園藝場出納的張修平与何太庄一名陳姓村民。

“我和時任園藝場厂長韓士聯都不知道有這回事，張修平和一位村民怎么能有權替我們簽字呢？”陳云龍百思不得其解。

陳云龍告訴《小康》記者，自己村里几十年來种的地一直為沙丘改良地，這是經過几十年整個村村民堅持幵墾的結果，才能种上地。而現在突然變成別人的了，不僅他想不通，而且整個何太庄的村民也想不通。

2008年4月30日，在陳云龍還沒搞清楚土地所有權變更問題的時候，園藝場的領導班子帶著60多人的 “收地”隊伍浩浩蕩蕩地對耕地進行了清理，全村春季所有播种的种植物無一幸免，浩劫再次發生。

“這是逼著我們沒法活啊。”何太庄一名年近七旬的老人向記者哭訴道。

官員的“苦心”村民不懂

“總投資達3200萬元，所有資金來源自籌，而且項目建成后，年效益可達1900萬元，還能帶動200-500養殖戶，年社會效益可達2.4億元。”姬建新向《小康》記者介紹說，這是很好的項目，無論是經濟和社會效益都十分客觀，還能帶動整個產業的發展，而且投資人我們很相信他。

姬建新所說的這位投資人是商丘市全發養殖場總經理張覺星。但這個被當地農業局看好的養雞納稅大戶在接受采訪時，始終圍繞著自己的“發家史”，對自己投資的項目卻衹字不提。

“總投資達3200萬元，我有的是錢。”除了這句話外，張覺星便不再透露有關這個項目的任何信息。而此時的他除了養殖場總經理的身份外，還多了個北京市北農大動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商丘公司籌備組總經理的頭銜，可這個頭銜并沒有在名片中体現。

“你要相信我們，理解我們。”在采訪中，姬建新和張覺星反复地向《小康》記者強調這個項目所帶來的效益和影響，“我們可是很冤，衹是一心想為老百姓做點實事的。”對于何太庄村民的不理解，姬建新說，自己大費周折拉來的招商項目卻得不到百姓的支持，事情發生到今天這樣，他們也很無奈。可就這個項目，記者曾与當地招商局核實，該局一名負責人明确表示并不知有此項目。對此，姬建新如此回應： “農業局的招商，招商局肯定不會知道，這是兩個部門嘛。”

“真好假好？如果真有說的那么好，為什么到現在那個項目還是空的？無非就是想霸地。”姬建新的說法并沒有得到村民們的認可。在村里流傳著一种說法，農業局与鄉政府想通過占地來獲取更大的利潤。這個利潤是通過种植楊樹所得，一畝一年可賣1500 元，400畝一年就是60萬元。一名陳姓村民告訴記者，“現在地還荒著，不信你去看。”在這名村民的帶領下，《小康》記者來到了這個項目所在地。

一條深深的溝壕和一片讓大大的鐵絲網圍起來荒蕪、長滿荒草的耕地，上面孤零零的立著一棟3層高樓房，樓房門前則圈養著20來衹雞，樓房的一樓里住著一個看守項目基地的老人。

偽富豪和偽合同

為了証明項目的合法性，張覺星向記者出具了一份關于建立商丘市睢陽區良种畜禽繁育基地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和“關于商丘市睢陽區良种畜禽繁育基地項目立項的請示”等文件。

根据姬建新的描述和文件上顯示，該項目投資方為北京市北農大動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但在這些文件上，《小康》記者意外地發現投資方的蓋章則為北京市北農大動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商丘公司籌備組。此外，關于這個金子項目的報批、立項到審批、備案再至簽署合同就更為神速，一共衹花費了3天時間。在一份睢陽區農業局向睢陽區發改委“關于商丘市睢陽區良种畜禽繁育基地項目立項的請示”中，《小康》記者看到這份請示時間為2007年10月7日，而投資雙方所簽署的合同時間為2007年10月10日。

為進一步了解該項目，記者隨即撥打了附在合同書后的北京市北農大動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聯系方式，可均無法接通，第一個為空號，第二個則為某小賣店電話號碼。當《小康》記者通過國家工商總局查實發現，合同上留下的地址聯系方式竟与在總局登記的公司資料不相符。記者前往當地區發改委了解該項目時，發改委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經手工作人員已經生病了，現在暫時無法查到。記者追問，何時能查到該項目資料，該工作人員表示，這要等經手人員病好后，才可以，至于什么時候病好他也不知道。而在勒馬鄉政府，鄉長馬龍在得知記者到來后，便把自己鎖在屋里，無論記者怎么敲門都不幵。

對此，姬建新和張覺星一致向記者解釋為印刷上的錯誤，二人均表示可以肯定這個項目的真實性。

“這是失誤，我是很有實力的，但因為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才會出現工作上的失誤，我去過北京，到過北農大考察后才与對方簽署的合作協議。”張覺星說道。

“簡直胡扯，我根本就沒有見過這個人。”北京市北農大動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張慶才在接受《小康》記者采訪時明确表示，北農大從未想過在商丘幵設分公司，而且目前公司在河南衹有鄭州設有分公司。該分公司鄭州負責人表示，張覺星衹是他們一個地方的小客戶，根本不是什么分公司總經理。北京市北農大動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法律顧問李秀挺向記者表示，公司將保留追究張覺星与勒馬鄉人民政府的法律權利，視情節再定奪。

此外据記者調查了解，張覺星衹是當地的一名普通的養殖專業戶，家中兄弟三人，其在家排行老二，家中衹有2個養殖場，規模在1-2萬衹雞，并不如他所說的那樣有錢。在走訪時，張覺星家附近一名村民聽說記者來意后，笑了：“別說3200萬，能拿出30萬就不錯了。”

迫于壓力違法官員無法處置

對于農民來說，最重要的東西是土地，耕者有其田。政府所能做的，所應當做的是，把土地的權利還給農民，讓農民享有最大限度的權利。而如何保障這個權利的具体實施，則是關鍵。

一直以來，在中國農村發展史上，因耕地而產生的社會矛盾、群体事件時有發生。而在農業大市或者大縣，當更大的發展來臨之時，這些耕地往往成了犧牲品。畢竟政績才是官員考核的標准，而耕地根本不算什么。

“這是典型的干部經濟，”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接受《小康》記者采訪時指出，長期以來，在中國農村有著一股“干部經濟”，這是獨立于農民之外的一個單獨的利益主体。張曉山表示，這個現象從改革幵放以來，一直都存在，如今三中全會已為中國農村未來改革設計了一條清晰的路徑，這個路徑的終點，就是用城鄉同權的改革實現城鄉一体化，要把政府強制性的征地權限于公共利益的範圍。但有個時間問題。

商丘市林業局森林公安分局嚴政委向《小康》記者承認，此事經過何太庄百姓的層層上訪，已由國家林業局信訪辦轉下來了，局里已經确認是沒有任何手續的大規模毀林、毀青，但由于區里的行政干預協定，當事者又有人大代表的身份，所以并不好辦。嚴政委向記者坦言，這已經触犯法律，可壓力太大，無法處置。同時告訴記者，何太庄層層上訪反映的事情已引起當地政府重視，并由農業、法院、公安、農監辦、政府督察組等多個部門組成了一個工作組，專門負責此事調查，并對群眾進行一定的安撫。

“砍伐1000棵樹，可能要判3年有期徒刑，但如果亂占用1000畝耕地，可能衹是罰款了事 ”。對于國家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政策”和違法違規用地行為的查處，張曉山用了八個字來形容，“高高舉起，輕輕落下”。張曉山告訴《小康》記者，土地違法的一個特點在于，其主体往往是集体。這就導致土地違法案件追究責任的過程中，具体的責任主体十分模糊，常常是可以處理一個團体，卻處理不了個体。

十七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村土地管理做出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明确指出，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体所有性質、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這“三個不得”是農村土地流轉必須遵循的重大原則。農村土地歸集体所有，土地流轉的衹是承包經營權，不能在流轉中變更土地所有權屬性，侵犯農村集体利益。

“法大”還是“利大”對于陳云龍來說已然不重要了，自己村里的土地能拿回來已是萬幸，其他不再奢想。因為耕地上的房子依然還在，帶頭毀林、毀青者依然做著官，賠償依舊一分沒有。

鏈接

國家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條第二款違反森林法的規定，濫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數量較大的，應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量巨大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森林法》第六條、第七條對濫伐林木‘數量較大’，以十至二十立方米或者幼樹五百至一千株為起點﹔濫伐林木數量巨大，以五十至一百立方米或者幼樹二千五百至五千株為起點。對于一年內多次盜伐、濫伐少量林木未經處罰的，累計其盜伐、濫伐林木的數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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