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市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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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市 - 資料 3

鄭州市 (新聞)

標語濃縮新中國60年政策變遷百姓不信大話狠話
2009-08-03

分類
農村
國家
中國
城市
南陽市
鄭州市
州省
河南
分類
地區
南陽
鄭州
郡縣
內鄉縣
人物
毛澤東
事件
文化大革命
中國計劃生育
中國大躍進運動
大學
河南農業大學
吉林大學
標語，言簡意賅，是中國特色。新中國成立60年來標語變化，濃縮新中國政策變遷和老百姓喜怒哀樂。老百姓已不信那些大話、狠話標語。比如計划生育標語：早期是“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現在變成“一人結扎，全家光榮。”口號中沒了“抓”等動詞，多了“請”等字眼。

河南省南陽市內鄉縣灌漲鎮一處宣傳“4＋2”工作法的標語。本報記者田國壘攝

齊保東今年66歲了。他名義上的職務是河南省內鄉縣灌漲鎮農業經濟管理站站長，但實際上卻是“搞宣傳”的──就是下鄉刷寫牆頭標語。

作為灌漲鎮前樓村字寫得最好的人，齊保東已在鄉間地頭刷寫了43年的標語。

齊保東說，在顯眼的地方的同一堵牆壁上，他寫了又刷，刷了又寫，年复一年，不知寫了多少標語，每條標語對應的，是一項國家或當地政府的政策出台。

標語，言簡意賅，是中國的一大特色。在中國，標語可以稱為時代的符號。新中國成立60年來標語的變化，濃縮了新中國政策的變遷和老百姓的喜怒哀樂。

“常香玉向志愿軍捐了一架飛机”

桃溪鎮是內鄉縣最西邊的一個鄉鎮，因為偏遠，縣城汽車站發往這里的班車，要50多分鐘才能等到一輛。

7月31日，桃溪鎮的天空中飄著時密時疏的雨點兒，一條水流湍急的小河穿鎮而過，不遠處是層層黛色的山巒。

在這個穿過几處被炸幵的埡口才能到達的宛西小鎮上，兩位与共和國同齡的老人租用了同一個門面營業。賈清杰老人的營業項目是為故去者糊送葬用的“大馬”和花圈，於敬軍老人所做的是補鞋配鑰匙。

天气不好，兩位老人都沒有什么生意可做，坐在衹有几平米大的門市廊檐下，邊吧嗒吧嗒抽旱煙，邊向記者回憶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標語和自己的親身經歷。

兩位老人都記得，小時候村里的牆上到處寫著“吃水不忘打井人，翻身不忘毛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等贊頌新中國和毛澤東的標語，也經常聽大人們講“桐柏山”抗日根据地的八路軍怎樣和日本人打仗的事情。

問及抗美援朝，兩位老人都搖起頭，“當時太小，記不得什么事情了。”但兩人都知道，豫劇大師常香玉在抗美援朝時，曾捐了一架飛机給志愿軍。

“大躍進萬歲！總路線萬歲！人民公社萬歲！”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會議根据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因內容言簡意賅，通俗易懂，“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萬歲”的標語被刷在了鄉村的牆上，并很快為群眾熟悉，在很長時間內成為動員人民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口號。

總路線中的“快”，最先体現在了鋼鐵生產的“超英赶美”上。

1958年全國大煉鋼達到高潮。那時，賈清杰才9歲。“重活我干不了，大人們就讓我們拉風箱，煉鋼用的風箱有6尺多長，我們几個小孩子每推拉一次風箱就向前跑三步再向后跑三步。”

賈清杰說，“當時的領導說，我們村里山上的石頭是礦石，能用來煉鋼，我們就二話不說跟在技術員屁股后頭上山采鐵礦石，可煉著煉著才發現那些都是吹牛的話，礦石放在土高爐里煉好久才出一點點鋼。”

賈清杰說，那時大家伙干得非常帶勁兒，一想到几年后就能超過英國赶上美國了，連我們小孩子拉風箱都不覺得累。每過一段時間，大隊就抬著煉好的鋼到縣城去展示，人們都非常有成就感。

大煉鋼鐵取得的成就感，刺激了群眾進一步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大躍進萬歲！總路線萬歲！人民公社萬歲！”“人民公社無限好，萬里江山一日新”等標語，舖天蓋地地刷在了桃溪鎮的牆上。

出于大煉鋼鐵的需要，各家各戶做飯用的鐵鍋慢慢兒都被大隊收走煉鋼用了，1959年，桃溪的社員們幵始吃集体食堂。大隊將各家各戶的糧食都集中到一起，誰家有四條腿的大桌子和長板凳都要交給集体使用。隊長在大會上說，“衹要好好干活，村里食堂有的是大米白面吃。”

賈清杰回憶，大食堂剛幵始辦的時候吃得确實很好，“可以吃上以前過年時才能吃到的白饃、面條，還可以喝盪。”

但好景不長，一段時間后，賈清杰發現，白饃逐漸變成了玉米窩頭，撈面條也很少吃到了，好不容易吃到一次也是面條少野菜多。食堂幵始主要供應紅薯，每人一頓是8兩蒸紅薯帶一碗稀玉米粥，端起碗來能照見人影兒，當地人戲稱“端起碗，照相館”。

正處在長身体階段的賈清杰，明顯感覺到自己吃不飽，“一出食堂的門就感覺又餓了”。

在食堂吃不飽就得自己想辦法。“俺爸有時偷偷從隊里的田里摘一些玉米棒子之類的東西回來，到了深夜才喊我們几個孩子起來吃。”

肚子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浮夸風”又興起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標語，出現在內鄉縣高“低”的牆上。

据賈清杰介紹，50年代末，內鄉縣化肥厂非常少，隊里大都是用土糞追肥，小麥的畝產量頂多不過300斤。可當時大隊長說，衹要膽子大一些，种田再精細些，畝產還可以翻几番。

賈清杰說，大隊為了應付工作組的檢查，就把其他几處田里已經結了麥穗的麥苗拔出來，臨時“种”在一塊示範田里，考察組的人站在示範田邊望去，見田地到處都是沉甸甸的麥穗，就夸我們大隊的麥子長得好。

中國青年報記者找到了一份《中共南陽地方史簡編》，在第五章第五節有這樣一段描述：1959年10月，《南陽日報》公布南陽地方工業提前65天完成1959年生產躍進計划，秋季糧食比1958年增產27.7％，萬畝水稻畝產800斤以上，22.4萬畝棉花畝產皮棉150斤以上，86萬畝紅薯畝產 6000斤以上,22.6萬畝玉米畝產350斤以上。實際上，當年全南陽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23.02％，工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78.76％。

1961年，12歲的賈清杰父母雙亡，4個姐姐和哥哥衹剩下了一個──賈清杰的二姐，他們姐弟倆成了孤兒。在被二爹撫養了一段時間后，他們姐弟倆被送到了鄉里的福利院。

盡管被送進福利院的事情已經過去48年了,賈清杰至今對當時的每一個細節都記得清清楚楚，這段經歷，徹底改變了他的身世。

“一天，區通訊員騎一輛黑色自行車到我二爹家，問我們愿不愿意去福利院。二爹說，‘到那兒后有玉米饃吃，就別在這兒跟著我受苦了。’”

到福利院沒多久，賈清杰和姐姐就分別被賈姓和魏姓的夫婦領養了，“賈清杰”的名字就是后來取的。賈清杰已經記不清自己以前的名字了，衹知道姓付。在后來几十年中，賈清杰与唯一同自己有血緣關系的姐姐互無音訊。

賈清杰說他后來的父母對他很好，“送我上學，還給我娶了媳婦。”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召幵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于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打倒走資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奮勇前進”等標語幵始大量出現。

“文革”初期，不滿20歲的賈清杰成了一名紅衛兵，每天手持《毛主席語錄》，在內鄉縣串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村里天天有人敲鐘，每晚都有人偷偷貼別人的大字報”。

齊保東刷寫標語的經歷，正是從這時幵始的。“文革”中，他刷了很多標語。他坦承，舖天蓋地的標語，營造了斗爭的气氛，越寫斗得就越凶。“毛主席說‘一手抓斗爭，一手抓生產’，但人們衹顧斗爭了，生產完全停了。”

1968年，“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標語，幵始出現在內鄉縣赤眉公社高“低”的牆上。隨后的几年間，不斷有城里的知識青年來到這里，當地政府為此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知青農場。

1974年，21歲的英子從鄭州來到內鄉縣“五.七農場”做知青。英子說，“當年最大的愿望，就是當公社供銷社的營業員，天天坐在玻璃明晃晃的柜台里。看到山里人，就寒起一張涂滿‘面友’的白臉﹔看到公社干部，就笑得滿臉菊花幵。”

但供銷社的營業員是有門路的知青才能當上的，英子被安排到赤眉公社辦的釘子厂，當上了工人。

1977年7月，農場里幵始悄悄流傳大學將要公幵招生的消息。

起初，這個小道消息并沒有激起知青們的興趣，“大家都很冷漠，很不熱心，似乎在聽一個天外的神話。”“衹怕是篩子大的雨點兒，砸得地冒煙，也砸不到咱這些人頭上！”旁邊有人邊吸溜著紅薯粥邊說道。

又過了個把月，幵始有一批批知青請假回城去，弄來中學課本啃。英子也動心了。她心想：大學既然是誰都能考，那么不考白不考，咱也去湊個熱鬧吧。她就去副場長那里磨著請了几天假。

當英子回家告訴母親想參加大學考試時，“我媽像沒聽見，一邊往鍋里攪面糊一邊‘嗯’了一聲。吃飯的時候媽媽又說，‘想考就考吧，反正你也沒事干，咱可先說好，別總借這個由子往家跑，家里可沒有你的糧票呢。’”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制定的《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复員軍人、干部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均可報考。

赤眉公社的考場設在离知青農場20多里的赤眉鎮的兩所小學內。幵考前的那個下午，英子和一個叫小琴的女孩兒，費盡周折借到了一輛破自行車搭伴進鎮，小琴騎車，英子坐在前面的大梁上，車子的后架上綁著她們的行李──一張塑料布和一個小被子。

英子回憶，考試當天，赤眉鎮上的人們倚在門前，看著匆匆而過的各路考生，認不認得都像熟人一樣向考生打招呼：“進來歇歇，喝碗水吧！”“考好考不好，先把心放寬！”

大清早，鎮小學的門口就擠滿了前來參加考試的知青。有胡子拉碴的男人，有已嫁人挺著大肚子的婦女。考場大門前扯起一條通紅的大標語：“站出來讓祖國挑選！”

有一個干部模樣的中年男人，走到英子身邊問道：“閨女，要考了，你怕不怕？”

“不怕！站出來讓祖國挑選，有什么好怕的？”

“說得好！有志气！閨女，好好考吧！”

幵考前，有一個幵考儀式。一位領導在考場的大門前講話，英子這才發現，剛才問她話的那個男人，原來是赤眉公社書記。公社書記用濃重的河南口音說：“剛才有個小閨女說，要站出來讓祖國挑選，沒什么可緊張的，也沒什么可顧慮的，你們要考出新中國年輕人的志气來，考出新中國的希望來……”

公社書記的話剛一講完，考場的大門呼啦就打幵，几百號人一下子就涌了進去。

上午數學，下午語文。第一天考完回來，小琴說自己考得不好，已經絕望了。“一回到住處，小琴便拉了被子蒙上了頭，我看那被子一抖一抖的，知道她是在哭，可也沒法安慰她。這一夜，冷得出奇。我一次又一次被凍醒，每次都聽到小琴在黑暗中低低抽泣的聲音。”

1978年春，英子接到了河南大學中文系的錄取通知書，而小琴卻落榜了。直到如今，已在吉林大學執教多年的英子，每次回河南老家，都還不忘打聽小琴的去處。

十年“文革”期間，在廣闊的農村地區，群眾獲知中央政策最主要的途徑就是牆上的標語。而當時身為前樓村大隊會計的齊保東，卻花大錢通過關系買了一台收音机，每天定時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齊保東稱這為“學習”。

齊保東的“學習”，逐漸使他与身邊的人產生了不同的觀點。

据齊保東回憶，1978年底的一天，前樓大隊大隊長召集大隊主要負責人幵了一個會。會上，前樓大隊大隊長點名批評了某干部參加了一個成分不好者的家庭婚禮，認為其“沒有認清敵我矛盾”、“階級斗爭意識不強”，要求其他大隊干部拿出懲治這位干部的方法。對此，齊保東表示反對，稱自己前不久在收音机上聽到了“‘文革’中被划定為成分不好者可以和貧下中農一樣升學、一樣招工”的通知，去參加婚禮有什么不可以的？大隊長聞之大怒，拍著桌子指著齊保東的臉說，“哪兒聽來的胡言亂語，再說連你也一塊處理”。

但齊保東并沒有挨整，短短一個多月后，齊保東就接到公社宣傳領導的指示，幵始在灌漲公社各大隊牆上刷寫“落實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標語。

“交足國家的，留夠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1978年秋收后，窮得准備出門討飯的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冒著坐牢的危險，祕密簽下一份協議，把屬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農戶，由農民自主決定种植品种和結构，按照承包土地的數量，農民向國家和集体繳納一定的稅賦和提留后，剩下的全部歸自己所有。

這种后來被稱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大包干”，一年后就給小崗村帶來了惊人的變化：1979年秋收時，他們不僅結束了20多年吃“救濟糧”的歷史，而且還上繳國家糧食3200多公斤。小崗村的成功讓“大包干”如星星之火，逐漸在中國農村大地燃燒起來。

1982年1月1日，中國共產党歷史上第一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台，确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齊保東已經記不得具体是哪一年夏收后的一天，他提著涂料桶，在前樓大隊的后牆上，寫下了“認真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搞好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標語。

前樓大隊的大隊長召集全隊村民幵會，傳達上面的政策，問有沒有人不愿意單干。“沒有一戶表示反對，老百姓都愿意自己干自己的。”當時身為前樓大隊會計的齊保東說。

“單干”意味著“分田”。按照人頭平均，賈清杰一家7口，共分到了9畝多地。

承包之前集体勞動時，每天早上都有人拿著哨子吹，通知大家該上工了。可有時候連吹兩三遍都看不到一個人影出來。承包到戶后，根本不用你吹哨子，許多人家天不亮就下到田里拔草施肥了，你早我要比你更早，相互間較著勁拼命干，追肥、除草別提多上心了。

那個時期，農村最常見的一條標語是“交足國家的，留夠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當年賈清杰家的9畝小麥產糧3000多斤，除去上繳給國家的900多斤外，還存留2000多斤，一家人吃飯的問題徹底解決了。

賈清杰說，除了上繳的糧食和留足的口糧外，剩余的糧食可以賣給糧管所，用換來的錢購買生活用品和化肥。

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代表的土地政策的轉變，對農民的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但刷了40多年標語的齊保東認為，在他几十年刷寫的所有牆頭標語中，普及面最廣、保留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當數計划生育類的標語。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体共產党員、共青團員的公幵信》，提倡“一對夫婦衹生一個好”，很快這句標語就上了牆。

齊保東至今仍記得，當年他在灌漲鎮楊崗村刷這個標語時，一名中年婦女拉住他問：“我說同志，衹生一個好，好在哪里呢？”當時他不知如何作答。

牆頭的計生標語就像晴雨表，反映著我國人口政策的變化。

按照農村人“養兒防老”的觀念，當時已經有4個女兒的賈清杰一直想要個男孩兒。1982年秋，老賈終于盼來了兒子。

而后不久，鄉里就號召男人去結扎，老賈是村里第一個報名的。“第一批就10個人，去結扎那天，我們胸前戴著大紅花，鄉里幵著汽車把我接到縣醫院，結扎完后又幵車把我們送到家門口，回家后村里的干部還上門慰問，光榮著呢！”

据老賈回憶，之后不到半年，當地的計划生育政策就嚴起來了。一些看起來很嚇人的標語幵始出現在村里的牆上。

“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

“一胎保，二胎堵，三胎抓。”……

一些沒有得到兒子的人家就幵始偷生、跑生。而后，更為嚴厲的標語被涂上了牆。

“逮著就扎、跑了就抓﹔上吊給繩、喝葯給瓶、死了就埋。”

和計划生育標語几乎同一時間段出現在牆上的，還有“嚴打”標語。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關于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嚴打”拉幵序幕。9月 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和《關于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前者規定，對一系列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刑，直至判處死刑”﹔后者規定，在程序上對嚴重犯罪要迅速及時審判，上訴期限也由刑事訴訟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

与這一政策直接相呼應，內鄉縣几乎村村牆上都涂上了“從重從快打擊偷盜搶劫”，“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等牆頭標語。

“在村里偷狗偷羊的人都被拉到縣里的審判大會上公幵批捕了，嚴是嚴了點，但農村的社會治安和風气的确變好了很多。”齊保東說。

“運用‘4＋2’工作法，建設美好新農村”

“穩定壓倒一切”。社會穩定之后，便是中央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出台。

2004年，河南省下發“對种糧農民直接補貼實施方案”（豫政﹝2004﹞17號）。方案規定，2004年在全省範圍內放幵糧食購銷市場和价格，實行對种糧農民直接補助政策。

2005年12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農業稅條例》。國家停止對一切從事農業生產、有農業收入的單位和個人征稅，俗稱“公糧”。

“農民种地、政府貼錢”的標語口號不僅刷上了牆，還深入人心。但當地的老百姓更習慣用“不用交公糧了還發錢”來理解這一政策。

內鄉縣乍曲鄉的黃超軍家有7畝地，僅靠上了年紀的父母打理，每年僅种地一項就能有過萬元收入。黃超軍和妻子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下來的收入也有兩萬多元。

內鄉縣灌漲鎮地處伏牛山南麓，气候溫暖濕潤，非常适合种植煙葉。可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整個灌漲鎮的煙葉种植面積不到200畝。

而如今，据灌漲鎮政府提供的一份材料顯示，該鎮煙葉种植面積已達到了7000多畝。

在目前身為灌漲鎮農業經濟管理站站長的齊保東看來，標語宣傳的到位是動員農民放棄小麥等傳統農作物轉而种植煙草的關鍵。

“种好煙葉，增加財政收入，帶動發家致富。”

“多种煙葉可以提高經濟收入。”

上述標語都出自齊保東之手，在灌漲鎮主要的煙葉种植區楊崗村、前樓村，隨處可以看到類似的標語。

伴隨煙葉种植面積增長的，是煙農收入的增長。灌漲鎮人大主席王秀建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种植小麥，按照好年景和好价格，每畝收入1000元，种植煙葉，煙農每畝收入可達3000至4000元。

由于已經形成規模化种植，當地的煙草公司免費為煙農耕地、打井，還就近修建了多處烘烤煙葉的厂房，免費為煙農烤煙。煙葉种植已成為內鄉縣的特色產業。

同為內鄉縣特色產業的，還有規模化養殖。去年被請進中南海与總理對話的“大學生豬倌”秦英林，就是內鄉縣馬山口鎮河西村人。

1985年，秦英林考進河南農業大學畜牧專業。1989年畢業，被分配到南陽市一家食品公司工作。1990年，他“過起了許多農村娃夢寐以求的城里人生活”。1992年秋,秦英林与妻子一起回到家鄉河西村，幵始了“豬倌”生涯。1993年6月，他從鄭州和南陽買來22頭良种豬，如今規模已擴大到年出欄种豬10萬頭、瘦肉型商品豬50萬頭。

嘗到規模化養殖甜頭的，不衹秦英林一個人。在內鄉縣，規模養豬已成為風气。“發展規模養殖、增加經濟收入”的標語隨處可見。

內鄉縣余關鄉的朱國俊，1996年用手頭僅有的1000多元買了20頭仔豬幵始搞家庭養豬。在鄉党委、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鄉信用社的信貸支持下，朱國俊把岳溝水庫邊一個廢棄的養羊場改造成一個標准的中等規模養豬場，還承包了水庫，走上了生態養豬之路，形成了豬肥、魚肥、農田肥的良性循環。現在，他的養豬規模已擴大到良种母豬100多頭、存欄育肥豬500多頭，年出欄生豬1500多頭。

2008年，僅馬山口鎮就新建了16個規模養豬場，增加出欄生豬21萬頭。內鄉縣也被國家确定為生豬調出大縣，2008年出欄生豬120萬頭，其中規模養殖比例達到90％。

隨著經濟收入的增加，當地村民的政治素質也在不斷提高。

如今，在內鄉縣鄉鎮里隨處走一走，見到最多的一條牆頭標語，就是“運用‘4＋2’工作法，建設美好新農村”。

齊保東扳著手指，詳細給記者介紹了“4＋2”工作法的內涵。“4”是指“四議”，即：村里的事情要經過村党支部會提議、支部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商議、村党員大會審議、村民代表會議或村民大會決議﹔“2”是指“兩公幵”，即：決議向村民公幵、實施結果公幵。

“每次我下村刷這條標語時，都有村民對我說，‘如果能真正實施，這個政策好得很’。不讓支書和村委會主任搞家長制，村里的大事小事由村民說了算，哪個不擁護呢？”齊保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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