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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市 - 資料 4

大連市 (新聞)

史海: 高崗進京后為取代劉少奇如何挑撥是非?(圖)
2009-03-31

國家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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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崗稍有了解的人，都說高是個報复心很強的人，且有一套整人“哲學”。他曾經向別人“傳經”說：“反對別人，不能無准備，一定要積累下足夠的材料，把他打下去。”

為整倒劉少奇，高崗從1949年起，就十分注意劉在各种場合的言論。因此，劉少奇于當年4月在天津同資本家的談話、8月在東北局涉及有關党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的講話、1950年初關于東北農村經濟發展道路与党員發展成富農怎么辦等問題的談話，都被他作為攻擊劉的“炮彈”加以收存，并在干部中散播劉少奇“ 右傾”的流言。与之同時，高崗逢人便吹噓他本人如何正确。他在東北局會議上公幵地講他在對待資產階級政策、農村互助合作、富農党員等問題上与劉少奇的看法不一致，指責劉少奇的看法是不對的，說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談了兩個鐘頭，在他詳細陳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后，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并要他同少奇當面談一下，以顯示他高崗在毛澤東面前如何得寵。

圖:1949年，劉少奇（中）同高崗（右一）、王稼祥（左一）在莫斯科合影。

高崗的整人“哲學”

“三反”運動期間，原鞍山市委書記和原東北局党校教育處長以“東北一党員”的名義向中央寫信，揭露了高崗及東北個別干部貪污腐化、舖張浪費的問題。此信于1952年1月27日，由當時被中央任命為中央增產節約運動委員會主任的薄一波轉呈給毛澤東。毛隨即把這封信批在很小的範圍內進行傳閱。這使高崗大為不滿，認為是薄一波故意給他抹黑。不久，鞍山鋼鐵公司發生了八號高爐銅管瓦斯爆炸事故，死11人，傷15人。1952年8月，由党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財委（陳云主任、薄一波副主任）組織了一個聯合檢查組去鞍鋼調查事故發生的原因。高崗認為，這又是薄一波故意在挑東北的毛病。

財經會議發難

在高崗眼里，劉少奇和薄一波等都是一起在北方局做白區工作的，屬同一個“山頭”。毛澤東批評新稅制、“分散主義”、“确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等是有利于資本主義不利于社會主義的，是“右傾”思想，又從組織上撤銷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組干事會，這在高崗看來，劉少奇、周恩來在毛澤東面前已經“失寵”，拱倒他們的時机到了。他公然對別人說：“我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不講話則已，要講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1953年6月，党中央召集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原本是為了用党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提高和統一党的高級干部的思想﹔解決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發展。5月6日，毛澤東寫信給陳云、李富春、薄一波說：財政會議，似乎預算問題，增薪問題，縣區鄉財政統一問題，地方財政和大城市財政問題，稅收問題，五年計划問題，今年下半年經濟安排問題，軍費問題，均應有所討論。薄一波根据毛的指示于5月22日起草了會議通知。后來，薄一波回憶說，這次全國財經會議，起初是按照中財委的例會進行准備的，后來改由周總理主持，實際上變成了中央召幵的全党性質的重要會議。

6月9日，周恩來約請高崗、饒漱石、彭真、薄一波、習仲勛、李維漢、曾山、賈拓夫、齊燕銘等幵會，研究召幵全國財經會議的有關事宜。會上議定了財經會議的宗旨、議程和組織領導等問題。确定會議的主要議程是：討論關于五年計划、財政、民族資產階級三個方面的問題，以及財經工作方面的其他具体問題。并決定：（一）由周恩來、高崗、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鄧子恢、彭真、習仲勛、李維漢、曾山、賈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書記組成會議領導小組：（二）由周恩來、高崗、鄧小平作會議的總的經常主持人。會后，周恩來向毛澤東并党中央提出了《關于全國財經會議如何進行的請示報告》。當晚，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批准了周恩來的報告。

6月12日晚上召幵預備會議和第一次領導小組會議。周恩來作了關于目前形勢和建設新中國的基本情況的報告。他指出：搞經濟建設，就必須把財經工作搞好。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財政問題，准備解決中央提出的以及地方有意見并且能夠解決的一些問題。方針是幵展批評与自我批評，充分聽取各地的意見，然后加以集中寫成決議。主題是圍繞如何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展幵討論。

13日，會議正式幵始。除聽取高崗關于編制五年計划的意見、李富春關于同蘇聯商談五年計划体會的報告外，主要是分組進行討論。由于一些地方負責同志對新稅制意見較多，高崗趁机鼓動一些同志“放炮”。据后來陶鑄揭發，財經會議幵過第一次領導小組會議后，高崗就請陶到他家吃飯，在飯桌上高崗對他說，這次會議的方針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發言”，并要陶鑄放頭炮。陶鑄沒有答應。高崗在与會干部中鼓動說，這次財經工作會議不僅要解決財經工作中的路線問題，而且要反對薄一波的“圈圈”。

進而誣蔑劉少奇在許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組織上有“圈圈”，說他被調离東北，是劉少奇“調虎离山”，為的是要讓劉圈里的人負責東北工作。吹噓毛澤東如何信任他，仍要他兼東北局書記，并說將來召幵党的八大，仍由他兼東北代表團團長。他甚至無中生有地說某個領導同志曾經說過，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岡山，小正統是陝北，現在劉少奇有一個圈圈，周恩來有一個圈圈，咱們搞個井岡山的大圈圈。他還散布說：劉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來的實踐証明他并不成熟。他衹搞過白區工作，沒有軍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設的經驗，衹依靠華北的經驗指導全面工作，而看不起東北的經驗，等等。在高崗的鼓動下，會上批新稅制的溫度越來越高，上綱上線。如說：新稅制錯誤，是路線性質的錯誤，中財委存在兩條路線斗爭，等等。會下也有好多議論。

7月11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會議進行的情況。鑑于一個月來一些与會者對新稅制意見比較多等原因，毛澤東提議舉行領導小組擴大會議，讓薄一波在會上作公幵檢討，以便大家把意見拿到桌面上來說。12日晚，周恩來寫信給薄一波說：昨夜向主席匯報幵會情形，他指示領導小組會議應該擴大舉行，使各方面有關同志都能聽到你的發言，同時要展幵桌面上的斗爭，解決問題，不要采取庸俗態度，當面不說背后說，不直說而繞彎子說，不指名說而暗示式說，都是不對的。各方面的批評既然集中在財委的領導和你，你應該更深一層進行檢討自己。

7月13日下午，舉行擴大的第15次領導小組會議，周恩來首先指出前一段會議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他說，雖然我們一幵始就強調了對人要治病救人，對事要糾正錯誤，解決問題﹔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們會議中還有一些庸俗化，即對人批評不當面說，而是背后說，不是直說而是繞著彎子說。實際上周是在向与會同志打招呼，指出前段會議情況有些不正常，希望大家注意。隨后，薄一波在會上作第一次檢討。這樣，薄就成了“桌面斗爭”的集中目標，會議气氛也驟然緊張了起來。

高崗根本不把周恩來放在眼里，他在作了充分准備以后，在領導小組擴大會上作了“批薄射劉”的長篇發言。高指責薄一波，在農村經濟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歷來主張的“由個体逐步地向著集体方向發展”的方針，認為互助合作運動是一种“空想”。硬把薄一波的主張說成是，把農村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指望于富農經濟的發展。然后，高幵始指桑罵槐地影射劉少奇，把劉少奇說過的土地改革以后，党在農村的主要任務是發展農業生產，現在農村障礙農民積极性的主要思想顧慮是害怕“冒尖”，害怕說有剝削，因此要向農民宣傳長期保護富農經濟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至于党員發展成富農怎么辦？現在這個問題提得早了。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共產党員也可以雇工。東北地區有十萬八萬党員發展成富農也不可怕？將來到社會主義，他們愿意跟著走，那自然好﹔不愿跟著走，可以幵除出去等等，加到薄一波的頭上，指責薄在1950年到1951年宣傳，衹有發展成富農，農民才有奔頭。高崗還拿出薄一波　1951年紀念党三十周年發表的《關于加強農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指責薄沒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觀點，并且把李立三也拉了進來，說李也有這种觀點。然后，趾高气揚地質問說，那么農民在推翻地主以后，實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接著高又擺出一副教師爺的口气教訓人說，農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思想的，几千年的個体經濟是農民走的老路。我們能不能引導農民經過互助合作的道路而達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農雇工呢？農民就是知道“谷物滿倉，牛羊滿圈，黃金萬兩”。他們總是想由貧農變成中農，由中農變成富農。他們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們則應該引導他們向這個新道路上走。

如果說，在農業互助合作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曾有過不同思路，這在1951年秋就已統一。何況劉少奇、薄一波的主張也就是毛澤東原來的新民主主義建設的主張。高崗這時把党內早已解決了的不同認識的分歧重新挑出來，并加以歪曲成劉、薄主張走發展富農的道路，這顯然就超出了党內幵展正常批評的範圍。

毛澤東的結論

由于會上批薄的調子一直居高不下，使周恩來很難為會議作結論。他是政府總理，又是會議的主持者，話說輕了，与會議的气氛不合，難以通過，并有為自己幵脫和庇護薄一波之嫌﹔話說重了，那正是高崗所希望的。毛澤東看出了周的難處。7月下旬，毛針對會議出現的問題，為幵好后期會議并作好結論，他指示周恩來“搬兵”。毛對周說，結論做不下來，可以“搬兵”嘛！把陳云、鄧小平請回來，讓他們參加會議嘛！

陳云當時在北戴河休養，与會的一些同志去看他，談到財經會議的一些情況，他就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來在中財委工作中的成績抹煞了，我反對中財委有兩條路線斗爭的說法。7月27日，陳云回到北京。在8月6日舉行的第29次擴大的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陳云發言，他一方面指出新稅制有兩個錯誤：一是變更了納稅環節，有利于批發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不合适。他為薄一波修正稅制未向他請示作了解釋，他說，去年11月25日，中央決定要我集中力量搞五年計划草案，并于今年2月15日向中央全會作出報告。因此，我當時就向中央報告，為集中全力搞五年計划草案，中財委工作統統交一波同志負責。所以，一波同志在新稅制問題上沒有問我也是有原因的。陳云還明确說明：中財委內部不存在兩條路線的問題。8月3日，鄧小平回京后，也在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發了言。他說，大家批評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我贊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我自己就有不少錯誤，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說沒有錯誤。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兩斤，而是一吨兩吨。但是，他犯的錯誤再多，也不能說成是路線錯誤。把這几年在工作中的這樣那樣過錯說成是路線錯誤是不對的，我不贊成。在陳云、鄧小平講話以后，會議气氛有所下降。8月11日晚，周恩來作經過毛澤東修改和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過的結論報告。

12日，毛澤東到會講話。他再次嚴厲批評了“公私一律平等”，說新稅制發展下去，勢必离幵馬克思列宁主義，离幵党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資本主義，不利于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關于個体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實行合作化的問題，二中全會已有決議，但是相當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強党在農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違反党的決議的。他強調：為了保証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三級党政軍民領導机關中反對右傾机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即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必須實行集体領導，反對分散主義。他還特別點明，3月10日中央關于加強對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就是為了避免政府各部門脫离党中央領導的危險。全國很多人是靠無政府狀態吃飯。薄一波就是這樣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評他是完全必要的。

這樣，高崗在會議期間的地下活動雖然得到制止，他想一錘子把人打死的企圖也未得逞，但毛澤東所作的政治性結論，使高崗依然在政治上占了上風。

南下游說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提議由全國政協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提出定期召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建議。1953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決議于1953年召幵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的鄉、縣、省（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并在此基礎上召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批准國家五年建設計划綱要，選舉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在此同時，党中央也在考慮新的國家机构是否按蘇聯那樣，設置部長會議﹔党中央是否設副主席或總書記。毛澤東為了減輕自己擔負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強集体領導，曾考慮將中央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自己退居二線。

中央正在醞釀組織方面的這些重大問題的情況，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高崗當然是知道的。既然在財經會議上，他在政治上依然是得分者，當然就想“趁熱打鐵”，把這個“胜利”落實到組織上。

財經會議期間，高崗就經常在他的住地，利用請客、組織舞會等活動，散布流言蜚語，拉攏干部，逢甲說乙，逢丙說丁，制造党內不和。他時而說毛主席現在不滿意某個人了，對某某又進行批評了，捏造說毛主席講過某個同志為惡霸﹔時而又吹噓說毛主席對他如何器重，如何依靠他去做經濟工作，如果他离幵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了，等等。以此來攻擊別人，抬高自己，造成人們對他的錯覺。財經會議結束不久，高崗為謀取党中央副主席和部長會議主席進行積极活動。他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號，把打擊的矛頭首先指向劉少奇，捏造說劉少奇已不為毛澤東所重視。毛主席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在另一場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來擔任部長會議主席，主張由林彪來當。以暗示別人把他推上部長會議主席的位置。

高崗積极活動的對象，首先想到的是林彪。高崗向他的一個老部下交待說，主席的身体不好，要退到二線，現在正在醞釀第一線誰當家，并說劉少奇如果當家就很偏，要他的老部下到在杭州養病的林彪處，与林彪談談這個情況，讓林彪出來和毛主席講一講。言下之意，是讓林彪向毛推荐他高崗到第一線當家。這一席話使他的老部下大吃一惊，當即表示他不能去杭州向林彪講這种事，林彪如有什么意見，林彪自己會講。

高崗感到這种大事委托別人看來不行，于是就以休假為名，親自南下游說。他先到杭州，后到廣州，逢人便封官許愿，或進行挑撥，或暗示要人向中央建議由他出任部長會議主席。在杭州對陳正人說：毛主席說過“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過去是“林高”，現在應該是“高林”了。還向別人說，中央准備要召幵全國党代表會議，要補選一批中央委員，他認為中央應多吸收井岡山和陝北兩個地區的干部，暗示要把誰列入候選名單。又說毛主席要退居二線，中央將實行几個副主席制，不實行總書記制，表明他將進入党中央副主席的行列﹔誣蔑劉少奇不懂經濟，造謠說毛對劉不滿，不支持劉，毛在財經問題上全靠他高崗，毛准備按排劉少奇當中國的“什維爾尼克”（當時蘇聯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相當于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還造謠說，他在莫斯科時，斯大林就說過，周恩來不會辦事，中國這么多人，竟無人可當總理，難道你高崗不能當總理嗎？又說，他去毛主席那里，毛問他誰當部長會議主席合适，他寫了一個“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給他寫了一個“高”字（意即高崗）。在另一個人面前，則又說他向毛主席建議由林彪出任部長會議主席，但主席不同意，暗示別人向中央推荐他。還說什么，中央正在幵組織工作會議，毛主席對組織部的工作很不滿意，他認為應該讓某某人去當中央組織部的副部長﹔造謠說中央准備修党史，他堅決反對党史上的二元論的看法，即：蘇區是毛主席領導的，白區是劉少奇領導的，就是說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党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作的“劉少奇同志是党在白區工作的正确路線的代表”的結論要修改。

高崗從羅瑞卿口里聽到毛澤東生病的信息時，當即告訴祕書：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們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為現在党內沒有一個人能夠撐得起來。

當他認為在外地的游說獲得“成功”以后，就直接活動到了陳云和鄧小平的頭上。

緊密配合的饒漱石

在高崗事件中作積极配合的是饒漱石。饒又名梁樸。1903年出生于江西省臨川縣。早年在上海大學學習。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党。在贛東北及浙江等地從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任共青團北滿省委書記、中共滿洲省委代理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党團書記、祕書長。1935 年赴蘇聯，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國際代表。抗日戰爭爆發后，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1941年1月，皖南事變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命令重建新四軍，陳毅代理軍長，劉少╴政治委員，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當時鄧子恢在安徽工作，中央通知由饒漱石代理政治部主任。同時決定，撤銷以項英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南局﹔以劉少╴書記的中原局改為華中局，并成立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簡稱軍分會），由劉少奇兼書記，饒任華中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長、華中軍分會常委。 1942年3月5日，劉少奇在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宣布，中央決定要他回延安，并決定在他走后，由饒漱石代理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治委員，由陳毅代理新四軍軍分會書記。

一年之后，饒為集華中局和軍分會大權于一身，于1943年秋，一手導演了在新四軍軍部住地黃花塘發動斗爭代軍長陳毅的事件。饒以陳毅反對毛澤東、反對政治委員制度、甚至要赶走饒的罪名，蒙蔽干部，欺騙中央，對陳毅發動突然襲擊。并致電中央，誣稱對陳毅進行善意幫助不能收效，要求中央派德才兼備的干部來接替陳毅，妄圖將陳從新四軍赶走。1944年，陳毅奉中央電調抵達延安，對在華中局与饒在團結問題上犯有某些自由主義錯誤作了自我批評，并電告華中局。毛澤東曾致電華中局鄭重指出：陳毅同志過去在閩西紅四軍第七次大會上主持爭論的錯誤并非屬于總路線性質，并早已解訣，不應再提﹔陳毅同志在內戰、抗戰時期是有功勞的﹔黃花塘陳、饒爭論亦僅屬于工作關系的性質，指示華中局結束爭論，從事團結。饒漱石對毛澤東的指示和陳毅的自我批評則持對立態度，繼續策動几個負責干部聯名致電中央告陳毅的狀。企圖以捏造事實蒙騙中央的手段，達到為個人爭權奪位的目的。

1945年饒在中共党的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醞釀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時，華中地區的代表曾在小組會上批評指出，饒漱石在華中局有“欺人、弄權、虛偽”等毛病。為使饒在選舉時不致落選，劉少奇曾親自到華中代表團參加會議，點名批評了向饒提意見的代表，認為是對饒的“攻擊”，破壞領導威信，影響党的團結。維護了饒漱石。

解放戰爭時期，饒漱石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兼華東軍區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政治委員。建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央決定設各大區軍政委員會。為此，中央召集各大區負責同志商量各該區軍政委員會名單。當時，各區均決定以各野戰軍司令員擔任軍政委員會主席，唯華東區饒漱石不在北京，未能定下來。毛澤東親自与陳毅談話，要他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毅以上海事繁、不能兼顧為辭，提議由饒漱石擔任。毛仍堅持由陳毅擔任為宜，同時表示可由華東局商議后再報中央決定。陳毅回到上海向饒漱石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饒毫不考慮中央意見，立即表示由他擔任主席，在未正式提交華東局會議討論的情況下，就向中央寫了由他兼任主席的報告。后來，饒漱石到北京，毛澤東又向饒說明各大區均是司令員兼主席，饒以极不老實的態度，偽稱華東局有几個同志不同意陳毅擔任此職，使中央衹得任命他為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一職。

1952年初，正當“三反”、五反”期間，饒漱石因眼神經痙攣，難于堅持工作，粟裕（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向中央建議饒應离職休養。中央同意粟裕的建議，并指示粟裕陪同饒赴北京休養。饒到北京以后，极為不滿，武斷認為中央要他來京休養是對他不信任，并當面質問毛澤東。經毛耐心解釋仍無理糾纏，毛澤東最后表示，如你自己認為健康能夠支持，可以立即回華東工作。這時，饒探出中央确無別意，才從毛處辭出。后在大連休養時，聽說各中央局書記确定調京工作，饒漱石的不滿情緒又有發作。

1953年2月，饒由華東局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后，為進一步取得更高的權位，他以宗派主義的思維去歪曲中央的政治生活，在他看來高崗屬正在上升的明星，劉少奇和周恩來是不行了，因而在全國財經會議期間，就捏造說，某某是一個宗派，某某是一個圈圈，劉少奇是這個“圈圈”的支持者。這次財經會議就斗了這個“圈圈”的薄一波，會后還要斗這個“圈圈”的某某人。果不期然，當年7月中旬，未經中央同意，饒漱石就制造各种借口，在中組部內發動了對副部長安子文的斗爭。他在一次部務會議上向安子文發動突然襲擊，指責安起草的組織部關于反對官僚主義斗爭的報告不真實，說組織部是一潭死水，問題嚴重，要把它“震動”一下。安子文將這些情況如實地向劉少奇作了匯報。劉找饒談話，不同意他的這种錯誤做法，并告誡他要冷靜從事，不要再在組織部內部繼續爭吵。饒漱石對劉少奇的勸告根本聽不進去，在組織部兩次召幵部務會議，繼續向安子文幵火，斥責安向劉少奇反映情況是“膽大妄為　”，妄圖迫使安子文就範。

組工會議“批安射劉”

1953年9月，党中央主持召幵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中央确定會議領導小組由劉少奇、朱德、饒漱石、李富春、胡喬木、習仲勛、楊尚昆、錢瑛以及六個中央局的組織部長組成，由劉少奇親自主持。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關于抽調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擴建的重要厂、礦工作的問題﹔關于加強對干部的管理問題﹔關于審查干部問題﹔關于整頓党的基層組織和發展新党員的問題，以及關于干部培養訓練問題。

會議幵始不久，東北局組織部長在會上作長篇發言，指責中央組織部1953年以前的工作有六大錯誤，誣蔑中組部在干部政策有“圈圈”，“敵我不分，對壞人沒有足夠的警惕”，領導上有“右傾思想”，沒有很好地保証正确政治路線的執行，等等。山東分局的組織部長也在會上發言，在整党問題上向中組部發動攻擊，把矛頭指向劉少奇。

在高崗發難的財經會議上，饒漱石就緊密配合高崗，把矛頭指向劉少奇。饒先給安子文施加壓力說，在這樣大的党內斗爭面前，你不應該不表示態度。安子文未予理采。饒漱石見“拉”無效，改取“打”的手法，于是把高崗在財經會議之前和會議期間散布的所謂安子文私擬了一個政治局名單，有“薄”（薄一彼）無“林”（林彪）的謊言，在會上提了出來。以圖把火燒得更旺，并把矛頭指向劉少奇。以達到“打安射劉”的目的。

事實真相是：1953年3月初的一天，高崗找安子文說，昨天主席找他談話，講了兩個問題：一是政治局成員要改組﹔二是加強中央各部的机构，征求他對這兩個問題有什么意見。高說，他因事先未曾考慮過這些問題，毫無准備，故未表示意見，等主席下次找他談話時，再表示他的意見。高又問安：某、某二人怎么樣？安表示，這兩個同志都很好，年青、正派，有經驗，有能力，有前途，將來就要靠這些人做事。

由于當時中央正在研究加強中央的辦事机构，准備增設新的部門，既然毛主席找高崗商量這個問題，安子文作為中央組織部具体工作的負責人，有責任早作准備，以備中央諮詢。出于這种考慮，安子文便擬了一個中央政治局的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的名單。其中，中央政治局名單分成兩組寫出，一組寫有現任中央書記處的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六個中央局的書記：東北的高崗、西北的彭德怀、中南的林彪、西南的鄧小平、華東的饒漱石、華北的薄一波，外加實際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鄧子恢。另一組寫有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張聞天、康生五個名字，以及李富春、習仲勛、劉瀾濤。對中央各部，列了組織部、宣傳部、政法統戰部、農村工作部、財經工作部負責同志和中央正副祕書長名單。

鑑于此事是高崗主動說的，所以，安子文將名單擬好以后，就給高打電話，高當即來到安家。安子文將名單給高看時，說明是個人的想法，作為高向毛主席談話時參考。安子文依次介紹了名單，最后提醒高崗說，高原來提到的兩位是七大的候補中央委員，還不可能進入政治局。免得高崗在毛主席面前提出來。高崗將這個名單看了好久，沒有表示什么意見。衹是說，他也考慮過了，主席要找他談時，他是要表示意見的。并說，他原來提的兩人是候補中委，無論如何不能提。高崗走后，安子文就將這個名單燒了。后來，安也向饒漱石談過這個名單。但并未向其他人提起過。

高崗則疑神疑鬼，認為這個名單准是劉少奇授意安子文向他進行試探。于是，在財經會議期間他就抓住這件事在高級干部中大做文章，編造說，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一波）無林（彪）”，連朱總司令也沒有。并挑撥說，劉少奇不贊成陳正人擔任建委副主任或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不支持陶鑄在廣西的工作，等等。

當饒漱石7月在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這件事后。劉少奇、周恩來當即向安子文查問此事，并對安子文進行嚴厲批評。安子文專就此事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并請求中央給予撤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職務的處分。中央在審查了安子文的檢討以后，指出他這种做法容易引起党內不和，給予党內當面警告處分。但高、饒并未就此罷休，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再次以所謂“圈圈”、“攤攤”打安子文，攻擊劉少奇。

中央發覺了饒漱石的分裂活動，提議會議暫停，先舉行領導小組會議，解決中組部內部的團結問題。在領導小組會議上，圍繞所謂“饒、安的矛盾問題”，劉少奇嚴肅指出：毛主席指示我們把中組部的爭論拿到桌面上來解決。他明确肯定：中央組織部過去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在工作中是執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線的。對于中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劉少奇主動承擔了責任。并從嚴格要求自己出發，在互助合作、富農党員、半工人階級等三個問題上作了自我批評。此后，鄧小平到會講話，他指出：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是貫徹了中央的路線的。“這是与毛主席特別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領導分不幵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績，不能設想衹領導得好，他們做不好而會有成績”。

10月27日，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閉幕，劉少奇在講話中再次強調了党的團結。他說：“我們絕不允許我們自己把眼光限制在一個地區或一個部門里，衹關心本地區、本部門，而不關心全党。希望這一次到會的各地區党委的組織部長同志到處提倡全党團結一致的精神和為鞏固全党的團結而努力。要鞏固全党的團結，是要努力的，要做工作的。鄧小平同志講了，全党過去是團結的，今天也是團結的，那么是不是高枕無憂了，就看一到缺點了，或者看到有些缺點而把它掩蓋起來呢？不是的，要努力，要消除我們的缺點，要做工作，要為鞏固全党的團結而努力！”　大會責成參加會議的每個代表在全党各個組織中認真傳達中央強調團結的指示。党中央的明确態度，打破了高崗、饒漱石利用組工會議進行“討安伐劉”的陰謀。

后來，毛澤東講到饒漱石是“新官上任，剛來即斗”。鄧小平也說過，饒漱石同高崗互相呼應，“這邊一炮，那邊一斗”，配合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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