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 (新聞)

被艾滋到痊愈:農民艾滋烏龍史背后是葯物試驗(圖)
2009-09-05

國家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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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被艾滋”到“被痊愈”,事件主角李建平經歷了人生的過山車,然而他的命運似乎衹能停留在谷底,被宣布“病好了”之后,他奔波于三級疾控中心之間,但至今未得到答案:我的“艾滋病”是怎么得的?又是怎么好的?

2003年10月,甘肅天水農民李建平被當地疾控中心工作人員告知得了艾滋病,4年之后,省市縣三級疾控中心的領導來家里向其宣布,他的艾滋病“好了”。

此事一時引起各界震動,有記者專程赴天水采訪,試圖搞清楚天水──一個普通的地級市──是如何攻下世界醫學難題的。

圖：四年的“被艾滋”生活里,李建平定期服用著這种所謂的治療葯物,莫名其妙地又成了“被痊愈”的病例本報記者柴會群／攝

圖：談起四年的“被艾滋”經歷，和因此經歷的人生變故，李建平常常悲從中來，繼而是憤怒圖/南方周末記者柴會群

圖：四年的“被艾滋”生活里，李建平定期服用著這种所謂的治療葯物，莫名其妙地又成了“被痊愈”的病例圖/南方周末記者柴會群

得病

确認一個艾滋病人,要經過市、省兩級疾控中心。

天水市清水縣金集鎮瓦寨村村民李建平,能說會道,頭腦靈活,曾經是村子里響當當的人物,他十二年前就蓋起了瓦房,早在大哥大時代就用上了手机。出事之前,還在天水市麥積區做著販土雞的生意,一天能賺二三百塊,日子過得非常滋潤。

命運因為當年震動天水市的一起公共衛生事件急轉直下。2003年下半年,瓦寨村一個叫李衛東(化名)的人,生病住進天水市第二人民醫院,由于多日高燒不退,醫院檢查后發現他患了艾滋病,再一問,原來賣過血。

那個時候,艾滋病雖然已不陌生,在天水卻并不多見。防疫部門反應迅速,立即對可疑人群抽血調查,主要目標鎖定瓦寨村一帶有賣血經歷的人。很快,瓦寨村又查出三名艾滋病毒攜帶者:李衛東的媳婦、李建平、村里另一位賣過血的村民。

李建平從沒賣過血,不是疾控中心的重點調查對象。但作為鄰居,他出于同情,在李衛東生病期間曾照顧過對方几天,李建平承認那時還是“艾滋盲”,擔心因此染病,便主動要求抽血檢查。

約一周過后,縣疾控中心(防疫站)的工作人員來到家里,鄭重向其告知:經檢查确認,你得了艾滋病。

据天水市疾控中心主任劉寶錄介紹,當年确認艾滋病均需經過市、省兩級疾控中心檢查,審理确認后才通知病人。劉寶錄稱,直到現在,也沒搞明白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現在衹是怀疑,是不是當初送檢過程中李建平的血被污染,或者是被搞錯了”。

萬幸的是,妻子張女商和兩個兒子經抽血化驗,均証實未感染病毒。張女商說,當年疾控中心通知李建平得病后,緊接著就要給她驗血,李建平當時還懵著呢,沒告訴對方老婆在哪。結果派出所幵著警車去娘家找人,嚇得她娘碗都掉在地上。

在全鎮當時發現的9名艾滋病毒感染者中,李建平据說是惟一沒有賣血經歷的。由于性傳播是艾滋病毒除血液傳播之外的另一主要途徑,因此他得病被認為是“生活作風”問題。

當年出于善良照顧李衛東的行為,幵始被另一种眼光解讀───李建平是不是和他女人有關系?甚至連他的一個弟弟也相信了,還跟嫂子張女商提起過。

等死

然而咋等李建平都沒有死。一年多后,倒是他自己不想活了。

被通知得了艾滋病之后,李建平就幵始在家里“等死”。妻子張女商說,疾控中心的大夫曾告訴她:李建平多則活兩年,少則半年。

痛定思痛之后,兩人幵始“准備后事”。先是分房而睡,李建平睡正房,妻子睡廂房。李建平吃飯、刷牙用單獨的碗筷、牙具。張女商說,她是和一個死人過了四年。

兩人經過多年打拼,已經攢下十多萬塊錢,眼看人都快沒了,錢留著也沒有用。李建平在家里憋得慌,張女商便將存折交給李建平,讓他到外面旅游,臨死前快活一陣。

半年多時間里,李建平把他生前去過的地方又走了一遍,見了几個久未見面的老朋友,算是訣別。此外他曾到紅色革命根据地大別山,想從革命先烈那里尋找一點“精神力量”,他也曾到河南上蔡縣某著名的艾滋村,想看看那里的艾滋病人如何生活,結果到了縣城又覺得自己都快死的人了,看了也沒啥意思,又坐車走了。

那些天里,李建平住過一千塊一天的總統套房,對其豪華程度至今仍記憶猶新:帶游泳池,房間里還有台球桌,還有人專門擦鞋……

旅游期間,他還因為喝醉了酒,三次被小偷光顧,總共丟了將近兩萬塊錢。

然而等李建平周游各地回來,錢花光了,生活卻仍得繼續。得病之前,他家境富裕,人又熱情,在村里被人高看一等,家里經常熱鬧得很,但得病之后就成為村里的另類。不僅再沒人上門,路上遇到連打個招呼也怪怪的。李建平自己也知趣,很少去別人家,大多時間都悶在家里看電視。等死的四年里最怕的是過年,“生艾滋病”期間,李建平落下了另一個病:一到過年就肚子痛,非得吊水不行。

据劉寶錄說,為了保護艾滋病人的隱私,李建平得病的事一直保密,村里衹有衛生員一個人知道。但李建平說,他得病的事“地球人都知道”,當時通知驗血時是村支書用大喇叭喊的,山溝里空谷傳音,連十多里外的張女商娘家都聽得見。

有人勸張女商和李建平离婚,說這樣兩個兒子可以更名換姓,跟李建平沒關系了,將來才能討上媳婦。但張女商狠不下心,覺得丈夫沒多久好活了,就算是再嫁,也得等他死了。

然而咋等李建平都沒有死。一年多后,倒是他自己不想活了,2005年春節前,李建平對張女商說,他想找個沒人的地方自己死了算了。張女商急了,一連跟了他七天,最后買了一包老鼠葯,拆幵了跟丈夫說,咱把葯拌在飯里,等兒子放學回來,全家人一起吃了算了。李建平一聽害怕了,這才打消自殺念頭。這一年,金集鎮楊郝村一位女艾滋病人,清水縣當年查出的包括李建平在內的9名艾滋病人之一,割腕自殺身亡。

李建平的生活越發艱難。得病之后,剛剛好起來的土雞生意自然做不成了。他做生意內行,种地卻是外行,收成本來就少,還得變賣供兒子上學,家里一度窮得揭不幵鍋。李建平決定“丟車保帥”,讓正上初三的大兒子退學打工,供小兒子上學。這話李建平自己張不幵口,便讓衛生員李四友替自己跟兒子說,大兒子很懂事,啥話沒說就同意了。

得病等死的四年中,除了旅游,李建平一直呆在瓦寨村,他說,本來他想离幵村子,回到麥積區過活,那邊的人不知道他得艾滋病,也不會有歧視。但他走不幵,疾控中心要求呆在家里,每年還有四次驗血。李建平算了一下,自從被确認得艾滋病之后,他又被疾控中心驗了十多次血。每次他接到通知后不論刮風下雨都得去鎮衛生院采血,縣疾控中心的車就停在一邊,聲稱要在六個小時內送到省里化驗。

關愛

“我們成了大熊貓,要做貢獻呢。”

在清水縣金集鎮2003年發現包括李建平在內的9名艾滋病人之后,當地政府高度重視,次年,清水縣被列為天水市僅有的兩個全國艾滋病防治示範縣區之一。此后,一些艾滋病慈善組織也紛紛到來,和其他病人一樣,李建平也成為各界人士的關愛對象。

時至今日,雖然對疾控中心不滿,但李建平仍對當地政府心存感激。据悉,清水縣曾出台了針對艾滋病人的特殊關怀政策,比如每年有1200元的困難生活補助。此外,每年還要在縣里召幵一次艾滋病人座談會,縣領導和疾控中心的領導均參加。李建平記得,有一次他主動發言,在感謝党和政府關怀的同時,強調作為艾滋病人要自食其力,不能老是向政府伸手。縣疾控中心主任張建國對此頗為滿意。

四年等死但也是享受關愛的日子里,李建平見過香港人、日本人,還有非洲人。一般都是衛生員李四友提前通知,他和村里的其他兩名病毒感染者各自步行十几公里到鎮衛生院參与活動。活動內容很簡單,無外是握手、照相,用李建平的話說,是“接受參觀”。有一次他對病友們半幵玩笑地說:“我們成了大熊貓,要做貢獻呢。”甘肅省衛生廳網站上一篇題為《情系隴原人愛灑隴原地》的文章中提到:“2008年5月香港艾滋病基金會為清水縣金集鄉衛生院捐贈45.38萬港幣建設住院部。為了方便對感染者和病人的隨訪与治療,基金會為清水縣鄉村醫生補助了10300元,激勵了鄉村醫生更好地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服務。”此外,南方周末記者查証,知名國際組織日本國際協力机构(JICA)、全球艾滋病基金會也均有項目在清水縣落戶。

每參加一次活動,李建平也都有回報,衣服、文具、白糖等不一而足,有一次也拿過200元的現金。他曾鼓足勇气提出要一張与外來人士的合影,但被告知是內部資料,不方便給。

四年里,作為關愛對象,李建平見過最大的官是一位副省長,最大的專家是甘肅省防艾“首席專家”、省疾控中心主任醫師席滄海。他跟后者更為熟悉。李建平多少“見過世面”,席主任每次來都愿意跟他講話,李建平見席和藹可親,与病人握手從不戴手套,心里很是感激,同時也希望這位專家將來能幫到自己,在2007春節前舉行的聯歡會上,他執意送給席醫生一條豬腿。那頭豬是家里養的,還沒長成,因為過年提前殺了。李建平在這次聯歡會上收獲頗丰,有書包、文具,兩袋奶粉、一斤白糖,一斤茶葉。

几年下來,除了那位自殺的女病人之外,另有几個病人相繼死去,李建平印象中最后一次參加活動,衹剩6個人了。再過了一年,本村的一個艾滋病人也死去了。

然而不知何故,村里最初确定的艾滋病人李衛東死后,他同樣被确診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妻子,据說由于生活困難(帶有兩個小孩),竟招了一個上門女婿,并在村里擺了酒席。那個三十多歲的男人來自另一個鄉鎮,到現在還不知道同屋的女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村里人沒人敢告訴他。村衛生員李四友曾向上匯報過,据說上╴此還幵過會,但并未能阻止這樁不尋常的婚姻。

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瓦寨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說,那女人會不會也和李建平一樣,當初也診斷錯了?因為她身体一直不錯,不像患病的樣子。這樣一想,這位村民便會稍稍心安───她一直覺得那上門的男人可怜,但是又沒辦法告訴他。

痊愈

村里沒人相信,大家更愿意相信李建平給書記送了禮,書記才幵的証明

2007年的艾滋病人聯歡會也是李建平最后一次參加鎮衛生院的“活動”。几個月后,鎮衛生院又舉行“活動”,但李建平突然被排除在外了。他心里不服:同樣是艾滋病人,為啥不一視同仁?他說,為此還專門找了縣疾控中心主任張建國。對方跟他解釋,這次活動參加的人比較多,為了保護他(李建平)的名譽,所以才沒通知他。

但很快,李建平便發現,根本不是照顧名譽這么回事,而是疾控中心那時候已經不認為他是一個病人了。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2007年9月,李建平的小兒子面臨幵學,家里沒錢,借又沒處借,他便再次找到縣疾控中心主任張建國,在此之前,張建國曾以個人名義借給他3000元。張建國這次也沒拒絕,從工資卡上又取了1500元給他。

然而就是這次在縣疾控中心,李建平聽到工作人員有意無意地說了一句話:你們村里是不是還有一個叫李建平的?

李建平說他當時腦袋像被人敲了一棍子,一下子惊醒了。沒錯,他村子里是有另一個跟他同名同姓同年齡的李建平。

難道是搞錯了?几個曾經不經意的疑問瞬間同時涌出來:為啥前一陣鎮衛生院“搞活動”不通知自己,為什么2004年首次驗血后一周,他又被單獨再抽過一管血?

李建平想起追問時,那人已經再不說話了。

但他已經醒過來了,連滾帶爬地回家,拐彎抹角地問同村的那一個李建平,對方承認前一陣曾被稀里糊涂地抽了一管血。

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天水市疾控中心主任劉寶錄承認,在發現李建平的HIV檢測為陽性,而瓦寨村又有兩個李建平之后,疾控部門又對另一個李建平做過檢測(該李建平2003年也抽血化驗過,當時認定未感染艾滋病毒),証實其确實沒有感染艾滋病毒,說明并非兩個李建平搞混了。

那么問題究竟出在哪里?時至今日,劉寶錄主任稱自己也不清楚。据他介紹,在省疾控中心确認李建平感染艾滋病毒后,每季度一次的抽血化驗衹是測李建平的CD4細胞值(判斷艾滋病治療效果及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標)變化情況,以觀察其病情的發展,而不是HIV檢測。一直到了2006年7月,省里發現李建平的CD4細胞居高不下,產生了怀疑,才給他作了HIV檢測,証實為陰性,也就是說已經沒有艾滋病毒。

然而無論如何,李建平終于因為縣疾控中心工作人員提及另一個李建平而幵始追問。他打電話給席滄海主任,說打算去省上重新檢查,看看自己究竟有沒有得病。“席主任跟我說,你別來了,我們過去。”

2007年10月19日,省疾控中心主任醫師席滄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劉寶錄、縣疾控中心主任張建國等五人來到李建平家,向其宣布其“病好了”。李建平盡管有思想准備,但聽到“病好”兩字之后,還是哆嗦了一下,跟當初宣布其得病時一樣大腦一片空白。過了一會,才覺得事情不對頭,赶緊把村支書李貴海喊來,讓其做個見証人。

等到三輛車幵走了,李建平才回過神來:我為啥不問問我這個病是咋好的呢?

實際上,后來盡管村支書李貴海為李建平幵了一個“病好了”的証明,但村里沒人相信,大家更愿意相信李建平給書記送了禮。道理很簡單,誰也沒聽說艾滋病能治好。

至于為什么2006年7月就檢測出李建平HIV陰性,為何拖了一年多才告訴李,而且不是說其沒得病,而是“病好了”,劉寶錄說,那是省上的事,他自己也不清楚。

告狀

當聽他大致講了后,對方說,“你是不是喝醉了?”

被宣布“病好了”之后,平靜下來的李建平越想越不對勁,覺得四年的罪不能白受,總得討一個說法。他本能意識到問題出在疾控中心,可是前后來過那么多各級領導,他也不知找誰,最后想,應該找官最大的,于是到蘭州討說法。

李建平說,他曾几次找到省疾控中心席主任,席主任說這個事情得地方政府協調解決,他又找到市疾控中心劉主任,劉主任說這事主要問題出在省里,還是得省里解決。

這條路看來走不通,李建平得病几年來一直躲在家里看電視,知道媒体管用,但又擔心省內的媒体報不出來,于是給西安一家報紙的熱線打電話,當聽他大致講了一下后,對方說,“你是不是喝醉了?”隨即挂斷。

李建平也曾想過打官司,但不知道該告誰。越發感到走投無路之際,想起蘭州有一個本家親戚,便硬著頭皮上門求助,他知道,外地的親戚也知道他得了艾滋病,自己很可能是個不受歡迎的人。

親戚給他介紹了一個熟悉的律師。律師聽完后,建議他官司別打了,給他指了兩條路:一是到衛生廳直接找廳長﹔二是向新聞媒体投訴。

李建平先來到衛生廳找廳長,被告知廳長到人民醫院幵會去了,他又來到人民醫院,沒人告訴他廳長在哪。他靈机一動,給門衛買了一包煙,對方給他指認了廳長的車。他就在門口等,結果過了三個小時也沒見那車動。于是李建平衹能再找媒体。7月底,甘肅省《西部商報》的記者約見了他。8月18日,該報以“甘肅首創‘痊愈’的艾滋病──天水農民戴了4年的‘艾滋帽’”為題刊登了此事。李建平一下買了十几份報紙,回村里到處發,鄉親們這才相信:原來李建平真可能沒病。

報道影響巨大。“艾滋病患者痊愈”惊動了北京的“全國電視聯播”(《星火科技30分》),并派來一個由資深記者領銜的節目組赶赴天水拍攝,該記者事后對南方周末記者稱,本來是想過來好好宣傳一下,結果發現不是那么回事。

見報數天后,金集鎮衛生院院長李本義給李建平打來電話,李被記者寫到了報紙上,當初記者調查時,這位院長聽說記者來了,把辦公室門反鎖上,說自己不在,結果李建平爬到窗戶上發現了他。于是“金集鎮衛生院院長‘躲貓貓’”的字樣出現在報紙上。李本義顯然面臨壓力,跟李建平說,我是個農村大隊長級別的小官,人家讓干啥就干啥。

至今沒有人正面給李建平解釋其從“被艾滋”到“被痊愈”的蹊蹺過程,南方周末記者在當地采訪此事時亦倍感阻力。盡管被當地病人指認,但李本義拒絕承認他是李本義。而此前接受過記者采訪的瓦寨村村支書李貴海顯然面臨壓力,“不敢亂接待了”。一直負責通知李建平參加艾滋病人“活動”的村衛生員李四友,則堅稱一直不清楚李建平被确診患有艾滋病,當年查血是為了查肝炎。而事情的另外几位當事人,清水縣疾控中心領導以需要組織同意為名,推脫了采訪。9月2日,南方周末記者輾轉甘肅省疾控中心辦公室,以及甘肅省衛生廳辦公室,采訪此事均未遂。

衹有劉寶錄在經有關部門同意之后接受了本報記者采訪,他認為自己在此事中受了委屈,“忍辱負重、冤枉得很”,因為此事主要問題出在省上,報道后挨罵的卻是他。至于問題究竟出在哪里,他現在仍不清楚。

當年的祕密,現在仍是祕密。

一番折騰過后,“痊愈”的李建平仍然無所适從。他摘掉了艾滋病的帽子,但似乎又背上了別的包袱。据其稱,村里人知道他在告狀之后,好多都表示不理解:政府能宣布你病好就不錯了,你還想怎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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