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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与國民党要員關系:与胡宗南私生活不分彼此(圖)
200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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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對軍事力量的向往是一貫的，他認為力量的擴張必須靠武力來支撐，因此十分注意結交蔣系親信武將，以得到他們的支持和幫助。其中胡宗南、盪恩伯等人与戴的關系十分密切，而對陳誠，雖然或有爭斗，但在戴的苦心經營下，總体保持了友好關系的局面。

本文摘自：《民國人物与民國政治》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社科文獻出版社

本文作者：馬振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研究館員）

國民党的特務組織，与一般的國家情報机构有一根本的不同點，這就是他們是一個政党的党屬情報組織，更确切地說在本質上它是為蔣介石政治集團服務的特務組織。戴笠与他的軍統局因其工作性質及其作為所決定，除了在社會上名聲不佳外，在國民党內也是一個不受多數人歡迎的對象。提起戴笠和軍統局，人人多存恐懼，唯恐躲避不及，即使是一般得寵于蔣介石的派系，多亦對戴笠敬而遠之，生怕惹上麻煩。當然，其中也有与戴關系密切者，以及自恃權勢對其不買賬者。而戴笠本人，雖然個性張狂，但他平時也很注意努力与党內各派系大員特別是蔣介石的親密左右搞好關系，以為自己和軍統局舖墊前程創造方便。但在對付党內政敵方面，戴笠是毫不留情的。對戴笠及其軍統局在國民党內的人際關系進行研究，可以有助于民國人物与政治活動研究的深化。這一課題內容涉及面較廣，且缺少檔案可資利用，本文根据所掌握的有關資料，先行初探，敬請指正。

戴笠及其軍統局在國民党內人際關系首要的公關對象是蔣介石的家人与親戚。對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戴笠深知其重要性，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財力來极力攀附，以便獲得蔣的內助的支持，得到她多方面的庇護。戴笠平時在宋美齡面前表現得十分恭敬，并不時送些貴重禮品以維系良好的關系。1928年6月，第十二軍軍長、軍閥孫殿英盜掘清東陵，獲得了大量的珍寶。在國內輿論的強烈壓力下，南京政府下令調查捕捉罪犯。孫殿英為了逃脫法辦，把盜來珍寶中的最好的部分，通過戴笠送給了包括宋美齡在內的國民党高層人物。（李繼星主編《戴笠傳》，敦煌文藝出版社，1993，第266頁。）在戴与中統徐恩曾的爭斗中，有若干告徐的密報，就是通過宋美齡的渠道送給蔣介石的。

因蔣宋的關系，戴笠對宋美齡是不敢冒犯的。1930年代初，宋慶齡在上海公幵堅持孫中山路線，反對蔣介石的政策，同情中國共產党。蔣介石對這位國母大姨子仇恨至极而又不敢公然加害。戴笠奉命對宋慶齡嚴加監視，并郵寄子彈等加以恐嚇。但戴笠對宋慶齡的企圖引起了宋美齡的警惕，她嚴厲警告戴笠不許對其姐下手，否則唯他是問，戴笠這才不敢造次。這件事說明了戴笠對宋美齡的敬畏，在這個問題上，即使是符合蔣介石的意圖，他也不敢去做了。（李繼星主編《戴笠傳》，第127頁。）

在与蔣介石的親戚關系方面，戴笠与孔祥熙、宋子文的關系有所不同。孔宋二人，身為蔣的連襟与妻舅，又前后執掌國民政府的財政大權，涉足外交，是各方都欲巴結的對象，戴笠与軍統自然不會例外。

宋子文早年為蔣介石理財，他本對戴笠并無好感，但1931年7月他到上海時，在車站被反蔣的王亞樵刺傷，祕書身亡。戴笠為他提供了保護，并賣力地追捕凶手，給宋子文留下了較好的印象，兩人的關系從此改善。其后，宋子文對軍統一直比較友善，曾給予財政上的支持。后來，宋子文因內戰經費撥付事宜与蔣發生沖突，被免職遠走海外。在宋子文居美期間，戴笠与其保持比較頻繁的通信聯絡，并向宋提供他所關心的各种情報，同時托宋運用其關系為軍統局在美國軍政界辦事。

在戴宋的來往電文中，戴笠為宋子文回國出掌外交或財政大權出謀獻策。如在1942年元旦的去電中，戴笠向宋報告了蔣介石視察外交部和人事變動的情況，并提議軍統与外交部合辦訓練班，廣招大學生，以培養外交人才，暴露出軍統插手外交的野心。（《戴笠致蕭勃電》（1942年1月14日），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Box No：43，Folder ID：2。以下簡稱胡佛研究院，并直接標注箱、卷號。）在這個月的戴宋通電中，戴笠還向宋報告了張學良做盲腸手術的情況、后方各大學倒孔運動的發展等宋子文關心的事宜。（《戴笠致蕭勃電》（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3-2。）8月間的電文中，戴笠又報告了新疆軍閥盛世才反共投蔣情況、蔣介石視察西北、外交部所辦訓練班進展等，并托宋在美為軍統代購無線電台、手槍及別克車。9月電文中，戴又談到軍統對美合作的順利進行，以及他對美方海軍代表梅樂斯中校其人頗熱誠的良好印象，并告知梅樂斯在印度遇刺受傷情形﹔他請求宋子文對美交涉，將對華情報工作統交由梅樂斯統一指揮，与他合作進行，要求美方充分供給他無線電器材、手槍、輕机關槍、特种手榴彈等，并派爆破、技術人員來華支援軍統工作﹔戴笠還報告說他的對英情報合作已停止，英方無誠意合作，器材既不能作相當之供給，特務又不能公幵教授，且在我國內各戰區藉合作名義自由活動，搜集情報，實違反合作協定，故奉委座命令中止進行。戴笠提醒宋子文說英國特工負責人約瑟克現在華府有所活動，此人鄙視我國与我絕無好感，乞公注意。（《戴笠致宋子文電》（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3-4。）

戴笠還指示軍統人員、駐美大使館武官蕭勃對中美情報合作等事宜應時時請示宋部長多予指示。（《戴笠致蕭勃電》（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3-2。）最后連戴笠与美方的合作協議都是由宋子文代為簽字的。（《戴笠致宋子文來往電》（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4-2。）這些史料說明當時戴宋關系之密切。

在蔣介石的親屬圈中，他的連襟孔祥熙与戴笠的關系是比較緊張的。孔祥熙接任南京政府財政部長后，對戴笠及其軍統采取比較疏遠和抑制的方針。特別是抗戰時期的1942年3月，軍統局曾在偵破孔祥熙寵信的愛將、中信局運輸處經理林世良受賄案中，大大地得罪了孔財神，被孔走了親戚后門，告到宋美齡處，于是蔣介石對戴笠先挺后貶，使他吃了大虧。因此，戴笠与孔結下了怨恨，但他拿這位皇親也無可奈何。后來，在孔祥熙与法國維希傀儡政府的商人奧迪南（Audient）共做一筆經云南運河內的煙土生意時，為防止云南王龍云截獲，找軍統幫忙，戴笠為他負責運輸和交貨，雙方關系有所改善。（夏晉熊：《在孔祥熙官邸的見聞》，《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1942 年宋子文自美歸國，戴氏時正為某權要（指孔）所扼，（良雄：《戴笠傳》（下），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第512頁。）因過去受過戴笠的破案之恩，宋子文對戴与軍統自然不同。后來，宋子文在香港私產廣東銀行的經理鄧惟仁，于香港淪陷后被日本人捉去，迫使他回重慶充當和平使者。軍統人員知曉后，于宋的公館內將鄧逮捕。戴笠想賣人情給宋，极力化大事為小，而孔祥熙插手，將鄧移交軍法部門處死。宋子文對此极為不滿，最后直到搞清楚是廣東銀行內部人員向孔告的密，這才与戴笠釋嫌。（良雄：《戴笠傳》（下），第512頁。）

在蔣介石的親屬圈以外，戴笠對于蔣介石的親信，一貫持拉攏態度，竭力巴結以求左右逢源，但也有走眼和被忽悠的時候。如抗戰時期，蔣介石的文膽、考試院長戴季陶的副官，一次手持戴的名片找到兼任重慶衛戍司令部稽查處副處長的沈醉，說戴的客廳中一個古玩瓷瓶被偷，要沈快速破案。沈醉唯恐得罪戴季陶，立即派了干員去調查，結論是內部作案或副官自己搗鬼。這种案子是說不清的，沈醉与手下商量后決定給副官一筆錢，不了了之。后來，沈醉奉戴笠之命去戴季陶府上請他題字，為套近乎，他在戴面前提起古瓷瓶案，想討好一下，但戴季陶指著桌上說：這個瓶子一直放在這里，從來沒有丟過呀。隨即找副官來問，他支吾其詞說早上不見過，中午又有了。沈醉這時才知道可能被人忽悠了。但無論如何，戴笠及其軍統局對蔣介石身邊的人是不敢輕易得罪的。（李炎╴：《民國官場笑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第184~185頁。）

關于陳誠与戴笠的關系，在國民党內素有兩雄不并立之說。陳誠得寵于蔣介石，擁兵自重，傲藐于世﹔而戴笠亦恃蔣之威，以气自豪。兩人難免發生爭斗。特別是抗戰爆發以后，戴笠大力發展軍統武裝，在敵后擁有數萬忠義救國軍，包攬戰地情報工作。陳誠對此极為不滿：軍政部將取消若干游雜部隊，如忠義軍之類，某戰區情報單位，將取代軍統局。戴笠聞此，以為他二人如果火并，將兩敗俱傷，于是決定主動向陳誠示好。1943年底他致電駐美武官蕭勃說：辭修（陳誠）先生為現任高級將領中不要錢肯苦干者，吾人自應多多接近，余對辭修先生素甚欽仰，弟可与伯羽先生言也。（良雄：《戴笠傳》（下），第511 頁﹔《戴雨農先生全集》（下），台北，國際部情報局編印，第855頁。）他想通過陳誠親戚譚伯羽的關系，化解矛盾。這种曲線拍馬，表明了戴笠的苦心鑽營，也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陳戴二人得以和平相處。戴笠死后，陳誠給予他較高的評价。

戴笠与胡宗南的關系則更是非同一般。早在戴笠還在杭州流浪的時候，他就結識了胡宗南，后來在黃埔軍校，他們又在孫文主義學會中有了共事的經歷。胡宗南為戴笠搜集情報提供幫助。戴笠得到胡向蔣介石的推荐，獨立門戶搞情報工作后，胡宗南已在軍隊中帶兵，他曾為戴提供過許多物質資助，戴笠對其十分感激。后來他們在抗日与反共作戰中也曾有過許多合作經歷，互相幫助，戴笠對有關胡的情報一概親自過問，隱惡揚善，二人在蔣介石面前互為對方捧場。戴胡之間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誼和合作歷史。1936年 12月西安事變發生，是胡宗南力促戴笠前往西安保駕，讓戴笠立下功勞。戴笠說，雙十二事變，我敢于飛入虎穴，下定決心，關鍵在于宗南的來電。（沈醉、文強：《戴笠其人》，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第 212頁。）1943年戴笠与胡宗南、盪恩伯在洛陽有過一次祕密會面，三人結下了政治聯盟，胡宗南為此寫過一首《盟誓詩》，發誓要危舟此時共扶持。（沈醉、文強：《戴笠其人》，第212頁。）即使是在私生活方面，也不分彼此。胡宗南与家鄉的結發妻子分手后長期獨居，直到1947年，戴笠把自己的情人、軍統女將葉霞翟介紹給他，使胡甚為滿意。戴笠死后，胡宗南深感悲痛，決定与葉正式結婚，作為對戴的紀念。据說1962年胡宗南在台灣死后下葬時還穿著戴笠送給他的已經千瘡百孔的毛衣。戴笠說過：琴齋是有恩于我的。（《民國高級將領列傳》第2輯，解放軍出版社，1988，第389頁。）這句話說明了他們之間的密切關系。戴胡二人在特軍兩界互為照顧，收到了特殊的效果。

至于對蔣介石的另一位寵將盪恩伯，戴笠則是在共同的反共行動中与之建立了密切的關系。抗戰時期，盪恩伯盤踞中原，控制后方与淪陷區的交通要道，并直接擔負對付中共的任務。戴笠与他合作，對延安進行特務活動，企圖派進去、拉出來，進行分化瓦解。另外，戴笠主管緝私与戰時貨運，他与日偽間的貨物來往運輸車隊也得到了盪的武裝保護。1942年盪恩伯策反了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處長，抓捕了80多名中共与民主人士，移交給軍統，戴笠据此擴大對中共地下組織的破壞活動，受到蔣介石的嘉獎。在策反汪偽軍將領方面，二人也有合作，如先后收買過汪偽軍政部長鮑文樾、綏靖公署主任龐炳勛、偽新五軍軍長孫殿英等。因此戴笠曾說：盪長官与我配合得很妙。（沈醉、文強：《戴笠其人》，第216頁。）戴笠死后，盪恩伯還為其主持了追悼會。

除了蔣介石的親信將領，戴笠還因一時的特殊需要，与孫殿英、周佛海等不同類型的軍政實力人物結拜過盟兄弟。但在實際上，戴笠并不會器重他的這些兄弟，不過是一時利用而已。但他的手段足以使這些人對他感激涕零。1937年七七事變后，為了与華北宋哲元爭奪地方將領，戴笠在武漢密見冀北民軍司令孫殿英，兩人結拜。戴笠向孫夸下海口，從此蔣介石可做他的靠山，孫殿英感激得倒地而拜，口稱：這回雨農兄引我見到了新爹娘，走上了正道，從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而戴笠卻對派去監視孫部的文強說：孫殿英善變多詐派你去擔任這項艱巨的任務，我才放心。（文強：《孫殿英投敵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64輯，第120頁。）

在協助蔣介石對付政敵方面，戴笠与軍統也是煞費苦心地暗地里做了許多工作，其中包括處理与各方關系的种种努力。1932年秋，國民党元老胡漢民与蔣介石因訓政時期約法問題產生分歧，公幵鬧翻，胡漢民避居上海轉赴廣東。戴笠暗中在滬為其准備了寓所，還派人沿途暗中保護監視。戴笠聲稱他是怕有人加害于胡而增加政府困難，他身為干部，當為領袖分勞，亦當為之分憂。（良雄：《戴笠傳》（下），第505頁。）當然，戴笠此舉也是為了日后蔣胡一旦和解為蔣預留退路。如此的用心，自然深得蔣介石的贊許。但胡漢民對戴笠的組織乃至蔣介石的所有特務机關都不買賬，且公幵批評蔣介石重用特務，斥之為法西斯化的產物。

在國民党內，汪精衛派系一直是一股非蔣勢力，經常与蔣介石爭斗。他們反對蔣介石在党和政府內組織個人小團体。汪精衛在抗戰初起之時，曾以蔣的全國團結號召為武器，反制于蔣介石，當面逼迫他解散了复興社、力行社。所以大凡國民党內在政治上不受蔣重用的人，很多自然向汪靠攏，其中包括如丁默╴這樣的特工界高級干部，后來都叛蔣而投汪了，而軍統、中統組織對這些人的監視干涉，也是促成其叛蔣的原因之一。如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祕書處少將處長羅君強原系汪派人物，1938年，他在武漢結識了一名孔姓交際花，与之同居，并欲与其妻离婚。到重慶后，他整天深夜不歸，軍統刺探羅的私生活情況后報告給蔣介石，蔣下手令查辦。于是，羅決定离蔣而去，經昆明、越南轉香港，隨即參加了汪偽政權。（韓文宁：《自詡為一條惡狗的羅君強》，《鐘山風雨》2003年第3期，第42頁。）汪精衛逃出重慶后，軍統局在河內、上海、南京對他的不斷追殺，也是使他徹底与蔣介石決裂投向日本的促進劑。此后，汪精衛与戴笠的軍統更是水火不容，拼命↓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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