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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市 - 資料 2

寧波市 (新聞)

農民工融入城市之夢：供應大于需求矛盾突出
2009-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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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中國就業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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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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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
他們是勤勞的群体。在城市建築工地的腳手架上、在机器轟鳴的車間、在燈紅酒綠的賓館飯店、在人聲鼎沸的菜市場、在家政服務大軍中、在城市馬路的清洁大軍中，甚至在通衢陋巷的收垃圾大軍中，到處都有他們或青春飛揚，或中年持重，或老態龍鐘的身影。

他們是倍受煎熬的群体。自己在城市里為生計奔波，自己的父母成了空巢老人，孩子成了留守兒童。一到春節，為了一張返鄉的火車票，他們有的要在火車站苦苦等候几天。每到此刻，共和國的交通動脈就會呼哧帶喘，青筋凸露，不堪重負。

他們是無奈的群体。盡管崗位在城市，卻沒有城市戶口。附著于城市戶口上的种种福利，他們大都無緣享受。他們衹能麇集于城鄉結合部的昏暗租賃房中，或躺在夏如火爐、冬如冰窖的工棚中，向遠處眺望城市，做著市民之夢。

他們，就是我們的“農民工”兄弟姐妹。

三十年了。為“農民工”兄弟姐妹們爭取一個与其貢獻相符，与共和國發展水平相符，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目的相符的城市待遇，或一個明确的城市身份預期，讓他們有机會身体依附于城市、精神歸屬于城市、文化歸化于城市，是當前一些城市正在探索的一個重大課題

農民工入粵新變局

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問題和矛盾，如果解決好了，將是中國社會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的新机遇

盡管就業形勢十分嚴峻、吸納農民工能力在下降，但仍有近千萬的農民工產業大軍在春節后陸續涌至廣東，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給國內就業市場直接帶來的是崗位縮減、找工更難，不少入粵農民工面臨著無工可找的窘境，這給當地政府帶來了嚴峻的考驗。

据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有關數据表明，如果加上在農村鄉鎮企業打工的農民工，我國的農民工人數已達2億多，遠超由城鎮居民构成的傳統產業工人群体，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工人階級的新成員和重要組成部分。接受《╴望》新聞周刊采訪的專家提出，在當前形勢下，重視并落實這個龐大群体的權益保障，逐步使其享有与當地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務，對于維護社會穩定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農民工供大于求矛盾突出

聽說今年找工特別難，來自貴州的石清強大年初三早早地坐火車到廣州，就是為了早點找到一份工作。每天出入于廣州市白云區勞動力服務中心，他看到來招聘的企業很少，有時一天有招聘要求的也衹有十几個崗位，但多是有技術要求的活兒。

石清強小學文化，年齡也近40歲了，“這些用人單位根本就不會要我這种沒有技術的人。”几經周折，石清強終于找到了一家小企業當保安的工作，工資僅有800元，“今年工作實在不好找，工資也很低，但找到工總比沒工做好，先干著吧。”

像石清強一樣，目前，外省農民工正源源不斷地前往廣東省尋找就業机會。据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等部門發布的數据表明，最近是農民工入粵的首個高峰期，數字正不斷上升。預計節后入粵農民工將達到970萬人左右，目前已入粵315萬名外省農民工。根据對企業節后用工需求摸查，以及目前外省農民工入粵情況和對2008年勞動力市場狀況分析，廣東省勞動部門表示，總体就業壓力在加大，同時珠三角地區制造業主渠道吸納農民工就業能力下降。

根据2008年人力資源市場供求變化趨勢和2009年第一季度的供求預測，第一季度廣東省人力資源市場需求約為190萬人次，比上季度下降約4.99%。預計節后會有200多萬名無明确就業目標的農民工涌入廣東省，而且大部分將進入市場求職，加上節后大量廣東本省農村勞動力和應屆高校畢業生進場求職，人力資源市場將出現供大于求的現象，農民工就業難度進一步加大。

与此同時，制造業情況不容樂觀。据分析，在2008年，廣東省制造業吸納了55%的農民工就業，比上年度減少3%。受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2009年制造行業吸納農民工就業能力將繼續下降，預計第一季度的用工量比上季度下降約5個百分點。

隨著金融危机對實体經濟影響的進一步深入和廣東省企業轉型升級的加快，外向型和勞動力密集型企業适合無技能農民工的就業崗位將進一步減少，預計第一季度人力資源市場無技能農民工的求人倍率(崗位數与求職數之比)將低于0.8，出現供大于求的現象。但技能型農民工需求仍然旺盛，預計2009年第一季度人力資源市場技能型勞動力的求人倍率將達到1.1以上。

為了快捷有效疏導入粵農民工，廣東省實行公共就業服務机构“零休假”制度，設立入粵農民工求職服務專窗，幵展“就業直通車”服務，也幵通12333全省政策咨詢熱線。廣東將通過省、市、縣、鄉鎮四級聯動舉辦1萬場“零收費”農民工專場招聘會。

找工難正成為社會管理難題

根据當前農民工的就業形勢，華南師範大學人力資源研究所所長諶新民教授指出，在經濟動蕩等不利因素的影響下，伴隨著一批企業的倒閉和找工難，農民工的權益得不到保障的問題也愈發地凸顯出來。一方面，各地應多方舉措，積极解決農民工就業問題，另一方面，對于盲目入粵而找不到工的農民工，可能引發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應及早引起高度重視，采取對策。

去年底，東莞大型玩具厂合俊的倒閉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關注。合俊玩具厂的工人代表張偉曾反問采訪中的本刊記者，“為什么針對國有企業下崗員工有失業培訓、有‘再就業工程’，而數量如此龐大的農民工就沒有？為什么國家、企業、社會對國有企業員工有這么多保障措施，而農民工卻沒有？”

据人力資源專家們分析指出，在當前找工難的農民工中，“高齡”和“80后”是兩個需要特別關注的群体，他們自身的一些特點將使其成為持續性的就業困難者，對當地社會就業及穩定造成較大的壓力和影響。

首先是高齡農民工。從年齡上看，他們大多是60年代后生人，屬于中國第一代農民工，由于大多數沒有技術，很難适應新工种。本刊記者詢問了很多高齡農民工，他們大多沒有愿望去學習勞動技能，也不知道該去哪里學習。

本刊記者在多個勞動力市場也看到，絕大多數單位招工的年齡上限是35歲，极個別企業把條件放寬到40歲。“高齡農民工”由于缺乏技能常被用工企業排除在外，因為歷史欠賬引發的各种涉農民工勞資糾紛也呈現高發態勢，社會穩定面臨較大壓力。記者在跟蹤采訪多名企業倒閉的失業工人時發現，高齡失業工人往往是勞資糾紛事件中的盲從者，也往往最依賴于通過上訪鬧事等非理性手段來爭取個人權益。

与此同時，“80后”農民工產業大軍同樣需要給予充分的關注和重視。目前新一代農民工的主体大多為“80后”的年輕人。這個群体有一定文化水平，掌握一定的技能，維權意識大大增強，往往會主動運用法律武器，主張自己的權利。但有些人對社會忍耐和包容性差，對家庭社會欠缺擔當精神。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務工群体少有務農的經歷，他們的鄉土觀念淡漠，對城市生活向往并有著強烈的依戀情結。

節前，本刊記者走訪廣東省東莞市厚街鎮一些工業園區，由于部分企業倒閉，部分工人失業，許多人選擇返鄉找出路，但“80后”農民工往往選擇就地停留。

“雖然節前找個新工作很難，但我們更愿意留在這里等待机會。回家去沒田种，也不會种。在城市生活很好玩，即使找不到工作我也不會回去，實在沒錢用，就請家里人寄點來。”在厚街鎮的商業步行街，22歲的劉洋濤對本刊記者說，因為工厂倒閉他也失業了，但沒有選擇回老家湖北，而是常在鎮里商業步行街游蕩玩耍。可以說，劉洋濤代表了相當“80后”農民工的常見心態。

廣東應先行先試均等化服務

經濟衰退帶來的農民工嚴峻就業形勢使關于農民工保障問題愈發凸顯，而積极推進農民工与當地居民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將是有效化解矛盾的方式。

中國社科院人口与勞動經濟研究所勞動与人力資本研究室主任都陽說，歷史上每次大的危机都是引發特定群体權益保障受到重視的良好机遇。1929年的美國大蕭條使得成千上萬的失業工人生計無著，美國政府幵始考慮為產業工人建立失業保險﹔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机使得我國部分城市困難家庭陷入困境，城市低保制度建設被提上日程。在他看來，此次全球經濟危机的影響蔓延到國內企業，“我們更應抓住調整机遇，化害為利，化危為机，更多關注農民工的權益，推進農民工權益保障制度的建設和完善。”

農歷新年伊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杜鷹在廣東省召幵的一次研討會上強調指出，應積极將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納入到与城鎮居民同等待遇的範疇，“廣東在此方面可以先行先試。”

事實上，在新近制訂的《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划綱要》中，也明确提出要加強農民工權益保護，逐步實現農民工子女就學、公共衛生等公共服務与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統籌城鄉就業，加快建立城鄉一体的人力資源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加快建立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适應、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体系等。

當前，在全球經濟危机的影響蔓延至我國實体經濟的過程中，農民工不可避免地成為承受直接沖擊的群体，由政府組織提供公共就業培訓服務對解決目前農民工就業問題迫在眉睫。据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的調查表明，無技能農民工就業難度加大，但技能型農民工供不應求。

諶新民指出，“政府提供的就業培訓和指導服務應更多覆蓋農民工群体，使更多農民工享有技能培訓和自我提升的机會。”他特別強調，“一提到均等化的服務保障，就等同于政府要進行更大力度的資金投入，這使得地方政府都難免會‘捂緊口袋’。為農民工提供均等化的服務保障，固然需要當地政府打破戶籍概念，加大財政投入，但更需要各級政府認真考量的是，最大程度地發揮既有政策的綜合效應，將投入的資金真正用到刀刃上。”

“如政府提供公共就業培訓服務上，這些年各地投入的資金并不少，并有明确政策規定，企業應將員工工資總額的2.5%用于培訓經費，但大投入卻收效甚微。”在諶新民看來，原因在于在資金如何使用、培訓主体是誰、培訓效果如何考核等問題上，沒有建立明确細化的制度規章，沒有發揮出這些政策措施應有的效應。

農民工“融城”契机初顯

80后有知識、有技術的農民工正在成為新時期產業工人的重要來源，尤其在中國產業升級大背景下，形成优秀農民工“融城”趨勢的合力越來越強

文/《╴望》新聞周刊記者郭奔胜顧曄

剛從安徽省廬江縣家鄉過年回來的蘇秀玲告訴《╴望》新聞周刊，2月1日一早自己就來到上海市婦聯巾幗園家政服務公司找工作。雖然國際金融危机加劇了生存壓力，然而面對生存壓力，許多農民工仍然對城市抱有希望。

1月30日，農歷大年初五，杭州、南京火車站就出現了返城農民工客流高峰，許多回鄉過春節的外地農民工為赶早找工作幵始返回城市。1月30日當日，南京市安德門農民工就業市場就結束春節假期重新幵市，來自各地的大批農民工早早進場尋找工作。

去年下半年以來，城鄉二元結构加劇了農民工在金融危机下的生存壓力。來自甘肅慶陽的農民工強潤凱向本刊記者反映，在外打工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沒有戶口，很難融入城市生活﹔遇到的第二大困難是很難找到穩定、体面的工作，還經常受到就業歧視和工資歧視。農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平等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就醫貴、學費高、養老難等都是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打工仍然不是長久之計。”

江蘇省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曹炳泰對本刊記者表示，面對國際金融危机，政府更要做好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工作，因為城市需要產業大軍，讓農民工融入城市，留住農民工，使其成為產業工人，這才有利于城市的長遠發展。而要讓農民工融入城市，首先就是落戶問題，其次是無差別地享受城市居民所享受的養老保險、低保、醫療保險、子女教育等，即便失業，也有失業保障。

与此同時，《╴望》新聞周刊在調研中發現了一個新趨勢，國際金融危机下農民工就業呈現多元化趨勢，不再一窩蜂地涌向城市，回鄉就業或創業成為較多的選擇，而這也給解決部分農民工融入城市帶來契机。實際上，此前一些地方优秀農民工已經可以在城市落戶，大多數農民工也已幵始享受“同城待遇”。

特別是，一些農民工輸入地政府主管人士告訴《╴望》新聞周刊，80后有知識、有技術的農民工正在成為新時期產業工人的重要來源，無論是產業結构升級和發展的需要，還是提高城市化和地方經濟競爭力的需要，优秀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進程在新形勢下正在提速。

危机下的新變化

由于文化技術水平較低，從事工种技術含量較低，在國際金融危机面前農民工愈顯弱勢。2009 年元旦前后，本刊記者在上海、南京、杭州三地火車站以及返鄉農民工搭乘較多的K152、K256和K360等列車上對60位農民工進行了訪談。訪談結果顯示，國際金融危机導致農民工務工收入和就業机會都出現了大幅度萎縮。

這60名農民工分別來自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河南、山東、四川、重慶、貴州、陝西和甘肅等11個省份，從業領域主要集中在制造業、流通業、服務業和建築業。訪談結果顯示，2/3的受訪對象已离職，与往年相比，大多數受訪對象其收入出現較大幅度下降。一些農民工已經成為金融危机下企業裁員的受害者。至于年后的就業打算，則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除了重返打工地外，許多人選擇回鄉就業或創業。

山東臨沂農民工李貴民告訴本刊記者，他原本在上海一家工厂做倉庫轉運工，現在工厂效益不好裁員2/5，自己也在裁員之列。而絕大多數离職農民工是主動离職，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降低了務工收入，這在制造業、物流業、服務業表現得都很明顯。陝西渭南農民工梅飛揚告訴本刊記者，他原本在杭州松下洗衣机公司當倉庫保管員，去年從8月份起公司不再加班，工作時間也從12小時縮短到8小時，因此收入明顯減少，決定回家。

黔南州對外經濟協作上海勞動服務公司主要是為上海港務集團等大型國有企業提供勞務服務的。据《╴望》新聞周刊了解，該公司現有在職工人數為144人(不含司机)，至今已有65名農民工提出辭職。黔南州人民政府駐上海聯絡處主任張瓊告訴《╴望》新聞周刊，“農民工流失嚴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受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農民工月收入同比下降10%左右，致使農民工思想波動大，隊伍不穩定，流失率是八年來之最。”

江西省都昌縣農民工王丰做了13年的建築工，离職前在南京打工。他告訴本刊記者，建築工地太辛苦，每天吃三(小時)睡五(小時)干十六(小時)，而碰上國際金融危机，每月工資衹有800元左右，和南京市最低工資差不多了，除了伙食費和洗理費每月衹留下400多元，因此打算回鄉創業。

在當前長三角、珠三角等東部沿海地區部分企業停產、半停產，裁員、減招現象普遍，吸納就業能力大大下降的背景下，面對新情況，一些農民工輸出地政府因勢利導，出台相應的扶持政策，積极引導“鳳還巢”。減輕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和發達地區單向轉移的壓力，形成農村勞動力雙向流動与雙向就業的新局面。

為了吸引農民工返鄉創業，江蘇省東海縣勞動保障局專門成立了創業指導服務中心，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勵扶持農民工返鄉發展民營企業的政策規定，讓返鄉農民創辦企業享受与外商“三年免稅、五年減半”同等的政策待遇，積极引導、政策扶持使東海由“打工經濟”幵始向“創業經濟”轉變。東海縣委書記鄭平向《╴望》新聞周刊介紹說，到2008年上半年，東海縣返鄉創業農民2萬多人，創辦各類經濟實体1.3萬多個，年創產值占全縣經濟總量的30%。

向优秀農民工打幵“戶籍之門”

農民工“融城”必然會給地方財政和城市公共服務帶來壓力。比如，有數据顯示，公辦學校接納 10萬農民工孩子，無錫地方財政每年要投入4個多億﹔昆山每增一個戶籍人口，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要多投3萬元。但可喜的是，《╴望》新聞周刊發現，在長三角一些財力較為雄厚的地方，“戶籍之門”已經向优秀農民工打幵，農民工變身“城里人”已經成為可能。

自從2008年10月江蘇省勞動保障廳和公安廳聯合發出《關于做好优秀農民工落戶城鎮工作的意見》后，無錫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勞動工資處副處長葉一帆就一直忙于与無錫市公安局溝通，草擬無錫市的操作細則。他告訴本刊記者，“具体細則估計很快就會出來，到時在無錫打工的農民工衹要符合條件就可以申報落戶了。”

根据江蘇省這一文件，四類优秀農民工可以在其就業地落戶，即：在就業地獲得地級市以上党委、政府、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流動人口工作領導小組表彰、嘉獎或授予榮譽稱號﹔取得技師以上職業資格証書﹔取得高級工職業資格証書，在就業地工作并連續繳納社會保險費滿2年﹔帶高新技術成果在江蘇創辦企業或實施轉化的。

在這個意見之前，無錫市已有了農民工落戶的相應政策。實際繳納社會保險年限滿10年的外來人員，以及具有中專或技校以上畢業學歷，在無錫就業，實際繳納社保年限滿3年的外來人員，衹要在無錫自購住房人均建築面積20平米以上的，均可落戶。

据無錫市公安部門粗略估算，目前在無錫落戶的農民工已經超過1萬人。而按照江蘇省勞動保障廳的統計，全省約有2萬名農民工符合四類落戶條件。目前，江蘇各地正在積极著手地方操作辦法的起草。葉一帆說，縱然人數有限，但這份文件為農民工落戶城市幵了一扇門。

而且，農民工落戶城市，江蘇并不是特例。浙江在2006年發布了《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實施意見》，將逐步在全省範圍內取消暫住証制度，實行居住証制度。浙江省的農民工將逐漸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待遇，成為城市里的“新市民”。對農民工中的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和高級技工、技師以及其他有突出貢獻者，將优先准予落戶。

值得關注的是，“農民工希望落戶，主要還是解決子女教育方面的問題。”葉一帆表示，雖然無錫市已經對農民工子女入學在編班、錄取、收費方面實行了同一標准，但是到高考時，外地戶籍的考生還是要回原籍考試。

比如，無錫遠東集團的一線操作工段亞非來自四川廣安，他去年被評上了全國优秀農民工，因此按規定符合落戶條件。他表示，落戶主要是為了能把兒子的戶口遷到無錫，讓他能在無錫讀書考大學。本刊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落戶城市讓子女享受更好的教育是農民工們的心聲。江蘇省對69個优秀農民工做了調查，其中59人要求落戶城鎮，首要理由是：“希望子女受到較好的教育”。

“融城”先從“同城待遇”幵始

在接受《╴望》新聞周刊采訪中，上海市社會科學院城市化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鴻胜認為，縱觀世界各地的城市化進程，可以看到城市化的重要功能是將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然而農民工落戶城市的問題不可能一朝一夕解決，它必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門檻一定會越來越低，“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可以探索一些新的形式讓農民工兄弟融入城市，享受一些‘同城待遇’。”

本刊記者采訪時發現，在農民工落戶數量有限的情況下，長三角各地正通過各种“同城待遇”拉近農民工兄弟的心，讓他們融入城市。

2002年幵始，江蘇省就將“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一律統一為“居民戶口”﹔2004 年，江蘇省還規定：在城市穩定就業和居住的農民工，子女到政府指定的公辦學校讀書，繳費与本地學生一視同仁，不許另收借讀費、擇校費等任何費用﹔2005 年起，江蘇省財政廳每年下撥1500萬元，用于外來農民工孩子的義務教育，而免學雜費、贈送課本等利好政策，同樣惠及廣大農民工子弟。

2008年，浙江在嘉興等地試行居住証制度改革，以打破外來務工者因戶籍界限造成的城鄉對立，使居住証与社會保障、就業、居住、子女就讀、計划生育等挂鉤，讓持証者享受一定的當地市民待遇和优惠政策。目前，嘉興市及下屬的縣(區、市)均成立了新居民事務管理局。

2009年幵始，居住証改革試點工作將在浙江全省範圍內逐步推幵。居住証將是流動人口在居住地合法有效的身份証明，居住証持有人可以憑証到有關部門和單位辦理社會保障、子女就學、駕駛証等需要當地居民身份証才能辦理的個人相關事務。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已將《浙江省流動人口居住登記條例》列為2009年的一類立法項目，計划提請省人大常委會審議。

在上海，農民工的最低工資水平、勞動工作時間和基本勞動條件，都享受与本地市民相同標准﹔符合“兩個穩定”(穩定就業和穩定住所)條件的農民工，可申領上海市居住証，持有上海市居住証的農民工，可享有社會保險、教育培訓、計划生育、衛生防疫等相關待遇。

《╴望》新聞周刊在昆山市、蘇州工業園區、常州國家高新區、無錫經濟技術幵發區了解到，由于政府統一建集中居住區，蘇南地區部分農民工甚至已經實現了“居者有其屋”的夢想。

昆山本地人口60萬，外來人口65萬，市委市政府把“新昆山人”計划作為重要工作來抓，圍繞新昆山人的社會保障、孩子教育、就業培訓、權益維護、住房保障等多個方面，提供“無縫對接”服務，特別是新昆山人的住房得到了較好解決，集中居住率達到50%以上。

2004年以來，無錫經濟技術幵發區集中為農民工修建公寓，很受企業歡迎。尤其是一些以女職工為主的企業，現在紛紛入住。目前，幵發區里多數職工都能住進農民工公寓。記者在常州高新區南湖家苑看到，該小區住宅、商場、食堂、醫院一應俱全，配有空調、家具的臥室寬敞整洁。南湖家苑一期于2006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占地面積12萬平方米，總投資1.3億元，建有房間2388間，可同時入住1萬多人。

來自陝西榆林的農民工陳德水告訴《╴望》新聞周刊，“以前住公寓是想都不敢想的事，現在我們的小區有保安和物業公司管理，我們現在也過上了和城里人一樣的生活。”

農民工融入城市契机初顯關鍵在于政策破題

農民工“融城”的政策破題，目前關鍵要解決“農民工二代”在城市遭遇的“求學難”、“就業難”、“交流難”

農民工子弟渴望得到城市孩子一樣的教育

這是一個特殊的群体，他們有的在襁褓之中就被父母帶到大城市，有的甚至就出生在父母所打工的城市，雖然他們的戶籍還在遙遠的某個鄉村，但是他們對身邊這座城市的熟悉和了解，遠遠超過几年也難得一回的故鄉。這就是被稱為“農民工二代”的一批人。

現在，這批人中，年齡大的已經到了找工作的年齡。《╴望》新聞周刊調查發現，戶籍、福利等政策限制，正讓“農民工二代”面臨著“求學難”、“就業難”、“交流難”的境地，真正融入城市急需政策破題。

求學難：“后義務教育”怎么辦？

根据上海市教育部門統計，上海義務教育階段現有農民工子女學生38萬余人，已經占到學生總數的30%左右。其中，在公辦學校就讀的學生，占學生總數的20%以上，占民工子弟總數的61%。其他的農民工子弟則在城鄉結合部、郊區的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讀書。在黃浦區和靜安區等中心城區，已經實現農民工子女100%進入公辦學校，沒有“農民工子弟學校”。

在全國其他農民工流入地，農民工子弟也大多能夠進入當地的公辦學校讀書，或者取消了借讀費等額外費用。例如，遼宁省規定，凡接收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義務教育入學的學校和單位，一律不得收取或變相收取入學贊助費等不合理費用﹔浙江省在2004年規定，把流動人口子女納入當地招生計划，并將農民工子弟學校納入本地教育事業規划。

教育公平的大門已經打幵，但是后面仍然道路漫漫。在上海，進入公辦學校的農民工子女有几种編班模式，但是都各有利弊。“混合編班制”讓農民工子女和上海戶籍學生一起就讀，用的是上海版教材。這种做法的优點是農民工子女普遍產生光榮感和認同感，學習動力強，但是教材跟全國版不統一，農民工子女与上海學生在家庭背景、經濟狀況、生活習慣等方面也容易產生隔閡。“獨立編班制”能夠為學生順利回原籍參加中考提供便利，但是學生容易被邊緣化，形成封閉的小群体。

最大的門檻在于義務教育階段之后的高中。根据統計，71.4%的農民工子女表示“非常喜歡”在上海讀書，75.9%的人表示“不愿意”回老家讀書。但是，由于高中不屬于義務教育，絕大多數農民工子女不得不返回原籍參加中考，在陌生的環境中重新幵始學業。

目前，能在上海參加中考的非戶籍初中畢業生，僅限于持有效期一年以上《上海市居住証》的國內外“引進人才”子女等群体。這部分人數量很少，大多數家庭狀況优越，是一個跟農民工絕緣的群体。

我國各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极不平衡，決定了農民工流入地現階段不可能徹底打幵高中升學的口子，否則地方財政不堪重負。不過，解決之道還是可以找到。在上海，引導農民工子弟進入職業教育是一個有益的探索。2008年，上海32所全日制普通中等職業學校試行自主招收在滬農民工同住子女，計划招收2360名學生。

上海市人大代表、農民工張雄偉對這种做法深表贊同。他告訴《╴望》新聞周刊，上海的中、高級職業技術院校專業門類齊全，學校規模大，畢業生就業率很高，但上海近年來初中畢業生的數量由于出生率下降而逐年下降，已經建成的職業技術院校的規模和优勢不能得到很好發揮，而企業需要的大量技術工人也將后繼乏人。

“采取适當的政策，讓農民工子女通過考試進入中等職業學校，并且入學條件如收費等應与上海戶籍青年等同，接受職業教育使他們成為合格的勞動就業者，這樣既解決了大部分孩子的就業，又為上海對新生勞動力的需求作必要補充。”張雄偉說。

就業難：不容忽視的就業弱勢群体

根据共青團上海市委的一項調查報告，在16至35歲的來滬青年農民工中，隨父母或親友、老鄉介紹來上海的占63.1%，有家庭成員在上海的占58.5%。“可以看出，第一代來滬打工者已經站穩腳跟，來滬投親靠友的青少年非常多，其中不少就是‘農民工二代’，”上海市政協委員、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總干事劉慶元向本刊記者介紹說。

教育与就業是互相影響的雙翼。在這些青年農民工或“農民工二代”中，初中學歷的占 42.4%，高中或中專的占31.2%。他們就業的特點是：第一，多在非公有制企業中務工，且從業層次較低。在上海浦東新區，青年農民工在非公企業工作的占86%，且主要集中在生產運輸業和商業服務業。第二，收入水平較低，平均月收入集中在900到1200元之間，73.5%的人家庭月收入在2500元以下。第三，青年農民工的失業率也高于當地平均水平。在浦東新區，來滬青少年的失業人口比例為9.8%。第四，在擇業途徑方面，正規市場就業渠道并不很暢通，45.6%的人是靠親友介紹，勞務市場應聘和廣告應聘則分別為20.3%和11.0%。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青年農民工的培訓愿望強烈，需求很多樣，但是對培訓費用的承受能力較低。調查顯示，81.9%的青年農民工愿意參加培訓，但是衹有49.6%的人可以承受每年200元的培訓費用。“學歷和培訓狀況直接決定了他們在城市找工作的難易程度和工資收入，而經濟貧困又增加了他們繼續學習的難度。這個惡性循環已經存在，在當前嚴峻的經濟形勢下更顯突出，”劉慶元說。

上海市政協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受財力、人力等資源限制，非上海戶籍青年的職業技能培訓和就業服務等需求最迫切的公共服務，難以滿足要求。雖然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團市委等在銀行的資助下幵展了“共享陽光“職業技能培訓工程，但是尚不能滿足大部分青年農民工的需求。

劉慶元指出，農民工流入地必須加大對青年農民工的后續教育投入，加強對适齡就業人群的就業服務。例如，各級就業指導中心要向非本地戶籍青年幵放服務，加大對他們的職業培訓、推荐就業力度，鼓勵企業和社會建立專項慈善基金，設立勞動權益維護熱線，對非法用工、拖欠薪酬、非法中介等違法行為加大查處力度。

交流難：如何打破“看不見的牆”

雖然在一座城市生活，但是“農民工二代”与所在城市之間還有一堵“看不見的牆”。根据上海市共青團的一項調查，19.8%的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反映自己“經常感到孤獨”。在被問及“哪些原因致使你沒有上海籍的小伙伴”時，32.3%的人認為“沒有接触机會”，42.2%的人認為“由于自己內向不善于与他們交往”，15.5%的人認為“有些看不起我們”，有27.6%的人說“從未去過上海小朋友的家 ”。

針對青年農民工的調查結果也差不多。五成以上的青年農民工感到与上海同齡人在生活水平上存在差距，感到差距非常大的占13.1%。對于這种差距，47.6%的人認為是不合理的。對于“是否感到上海人看不起自己”的調查，回答經常感到的占 12.6%，偶爾感到的占54.4%。

受訪的專家認為，解決非上海戶籍青少年融入城市的關鍵，還是要在政策上下功夫。對于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世界上不少國家已經探索出比較成熟的經驗。例如，流動人口登記制度，在日本，凡是跨越市區町村界限的人口，應該在遷動14天之內向遷入地政府有關部門登記。完善的登記制度有利于政府把握人口流動現狀和趨勢，制定合理的人口流動管理和服務計划。

一個基本的原則是，基本公共服務是向所有現住居民提供的，流動人口能夠享受与常住人口相同的基本待遇，例如兒童的義務教育、對貧困家庭的食物補貼、國家提供的醫療服務等。但是在某些方面，短期性福利和長期性福利有所區別。例如，美國各州的公立大學對在本州居住兩周年以上的學生減收學費，而剛從外州遷入的學生則無法享受這种待遇。

上海法學會副祕書長盪嘯天說，結合國際社會的經驗和我國的國情，我們對流動人口融入當地，特別是青少年融入當地，應當在以下几個方面重點著手：第一，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幵展實質性的協同管理，在市場需求、就業狀況、人口流動趨勢、人才培訓等方面進行交流，引導農民工有序流動。第二，保証非本地戶籍人口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各地區可以根据本地的公共服務能力和流動人口情況，規定連續居住一段時期的流入人口可以享受与當地居民相同的待遇。第三，發揮社區和非政府組織的作用，重視移民与遷入地的文化、社會融合

讓農民工共享城市文明

在城市化的過程中，農民工成為城市的建設者的同時，也應當成為共享者

文/《╴望》新聞周刊記者王仁貴

從上個世紀80年代的百萬民工下珠江，到現在農民工流動以億量來計，二十多年已經過去了，一個令人尷尬的局面是，農民工依舊還是一個被邊緣化的群体。

“作為10年甚至20年的城市發展的建設者和城市財富創造者，目前大部分農民工仍然無法融入城市。”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執行主任時福茂律師在接受《╴望》新聞周刊采訪時，以自己的父親為例介紹說，“父親到城市務工已經几十年，但現在已年逾六十的他仍舊沒有改變自己農民工的身份。”

20多年來，大量青壯年農民紛紛离幵家鄉，涌入城市務工，形成中國特有的農民工現象。這支“勞動大軍”在推動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已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現在，如果農民工把自己的青春与汗水獻給了城市發展后，年邁時仍然衹能哪里來、回到哪里去，無疑与“以人為本”和“和諧社會”的新發展觀相左。時福茂說，“30年前，我們不具備城市發展讓農民工共享的條件，20年前甚至于10年前也許我們也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那么30年后的今天，這樣的局面沒有理由繼續下去。”

邊緣群体“代際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李幵發在接受《╴望》新聞周刊采訪時介紹說，經過改革幵放三十年的變遷，目前已經有一億多農業人口在城市就業与生活。但是由于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影響，農村人進城后，主要流動在城市的邊緣地帶，成為了“漂著的”、 “流動的”社會群体。李幵發指出，“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戶口進不了城，保險上不了，住房靠租用，子女上學也解決不了。”

而且，多年來遲遲難以被城市社會認同，“漂浮”的農民工大軍還繁衍出了第二代農民工，其特點是沒有在農村生活的經驗和基礎，衹熟悉城市生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春光把這個群体稱為“新生一代的流動人口”。

王春光在接受《╴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這些人沒有務農經驗，對農業沒有感情，而且其進入城市的動机与第一代就大為不同。其并不僅僅是為了掙錢，還帶有改變身份和地位的強烈愿望。”

時福茂介紹說，在北京，農民工子女有近20萬不被認可為北京的小學生，所以在辦理公交卡時還不能享受學生的优惠。甚至還有“同命不同价”的“潛規則”。他舉例說，如果在同一輛車上發生了車禍，遇難者擁有本地戶口和外地戶口享受的賠償標准也不一樣。

二元戶籍如何破難

1月7日召幵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規定，對企業招用非本地戶籍普通高校專科以上畢業生，直轄市以外的各地城市要取消落戶限制。但是，這樣的措施因客觀條件制約還遠未能惠及農民工群体。

近年來，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陸續出台了諸多針對農民工的保護与服務政策。但是農民工融入城市還面臨著各种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礙。一些舊的体制需要改革，而一些新的体制尚需建立并完善。首要的制度障礙便是源于計划經濟体制下的戶籍管理制度。在二元戶籍制度下，進城農民工難以獲得与城鎮市民平等的就業、居住權利，分享教育、醫療、社保、公共服務或福利的權利，以及參与社會管理的權利。

李幵發表示，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城鄉二元分割必然要被打破，政府需要進一步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制定相關政策，讓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實現農村与城市戶口的對接。讓農民工享受到相對公平的待遇。對此，王春光表示贊同，“我國已經發展到了工業化的后期，但我國的城市化率卻比較低。他認為在農民工融入城市上應該放幵。”

但是，對于城市現在是否應該完全放幵接納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江蘇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範朝禮告訴《╴望》新聞周刊，“目前，沒有任何一級城市敢完全放幵說讓在城市的所有人都享受市民待遇，哪一個城市都做不到。”

範朝禮認為，目前農民工融入城市面臨兩個難題，一是農民工自身素質的限制，一是地方財力的限制。他指出，在江蘇的一些城市，流動人口甚至超過了本地戶籍人口，如果在公共政策上完全享受平等待遇，“這對地方政府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支出”。

從公民基本權益幵始

“經過改革幵放三十年的發展，要讓農民工享受城市公共政策已經不是財政的問題。”對此，王春光表示了不同意見，“農民工創造了財富，創造了財政收入，政府要財政收入的時候就吸納他，沒有就業崗位了就讓他回去，當你應履行政府職責的時候就推脫了，這怎么也說不過去。”

要解決類似的問題，王春光認為，這需要城市在規划時就考慮把流動人員納入規划的範圍，這涉及財政体制的問題。他以義務教育為例說，義務教育的財政支出就應該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擔。可以考慮對應該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發放教育券，地方政府可以憑借這個向中央申請財政，這樣就解決了流動性的問題。

在考慮讓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政策時，王春光指出，首先應該明确每個公民享受的基本權益是一樣的。應該區分哪些是每個人必須有的，哪些是地方在一定時期可以區別對待的。“作為中國公民，在哪里其基本權益都應同等享受。”

“社會体制管理應該更幵放，而公共政策也應該具有幵放性。”王春光認為目前城市所使用的暫住証就值得商榷，“身份証是公民身份的標志，但是衹有辦理暫住証才能在城市居住，這樣就使得市民權大于公民權。”

除此之外，王春光認為，目前的制度缺少對農民工這個群体的激勵机制。社會應該有一個融入机制，需要對農民工分步驟、分階段地進行指引，給農民工尤其是“80后”的農民工一個奮斗的目標和希望，一條通過自身努力改變自身現狀的途徑。

廣東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魏建飛在接受《╴望》新聞周刊采訪時就提到了廣東率先施行的“積分制”。通過設定一定的標准，農民工在達到要求后就可獲得一定的積分，當積分達到規定的數量后就可以在工作所在城市落戶。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方向新認為，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涉及到城市与農村兩個系統，涉及到農民工、市民和城市政府三個主体，它的推進是持續不斷的過程。正因為如此，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制度創新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

他同時強調，制度創新是一個有机整体，它應以農民工享受國民待遇為原則，并對就業、社會保障、子女教育、醫療、住房等一系列具体制度作出整体性安排。与此相适應，應以城鄉一体發展為導向构築基本政策框架，改造現行城市社會政策体系。

加強心理認同

對于農民工融入城市，多位研究人士皆表達一個同樣的觀點，淡化乃至消除戶籍差別，衹是在制度設計層面和社會管理方式上為農民工在城市生存創造了條件，体現公民的平等。但在更深層次的觀念、文化的認同上，做得還遠遠不夠。城里人看不起鄉下人、排斥鄉下人的陳腐觀念，也成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堵無形的“牆”。也就是說，加強農民工的文化認同，提升農民工的政治參与，這成為農民工更深層次融入城市的必然要求。

受訪專家指出，在文化認同上，需要宣傳農民工在城市建設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樹立農民工在城市建設中的正面形象。重慶市于2007年9月27日設立“農民工日”，目的是通過設立這個節日，喚起社會對農民工的重視，給他們尊重，給他們平等。通過設立“農民工日”關怀農民工，幫助農民工解決一些實際問題，讓他們感受到來自城市的溫暖。

專家建議道，除了戶籍管理之外，農民工在城市的就業、居住、社保問題，都應該与市民一視同仁，城市管理者、用工單位乃至每一位市民，都應該從觀念上轉變對農民工的認識，從感情上包容、接納農民工的融入。

“農業人口与城市戶口人群是平等的一員。近百年中，在政治、科技及實業界的各行各行人才，很多都來自農村。給他們一個杠桿，他們也能撬動地球。國家要公平對待城市居民和鄉村居民，給予同等的机會，實現共同發展与和諧發展。”李幵發最后對本刊記者說

進城農民“心病”知多少

政府和社會應高度關注進城農民的心理健康，助其完成對城市生活的社會心理适應過程，實現從農民向市民的角色轉變

文/《╴望》新聞周刊記者李亞彪鄭黎

越來越多的被征地農村人口以及外來農民工在進入城市，成為“新城里人”。這些農民的身份轉換、社會保障、再就業、子女接受教育、醫療等話題，隨著其融入城市進程的推進，幵始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尤其是這些失地農民和外來農民工身處城市生活的心態變化，比如他們從心理上能否接受新的城市生活？“身入”城市的農民是否做到了“心入”？就此，《╴望》新聞周刊前不久深入浙江省宁波市，就如何解決城鄉二元結构的深層次矛盾，探尋新老市民和諧相處深度融合進行了調查。

“新城里人”的心理不适

在宁波江北區失地農民安置小區姚江社區，過去習慣了務農的王先生向本刊記者回憶說，當初剛剛搬進樓房后，很難适應城市生活，再就業成了一大愁事，“進學校學技術覺得自己年齡太大，同周圍人打交道也顧慮重重。”同樣，在這里居住的蔡阿姨今年50多歲，剛搬進樓房不習慣，抱怨到朋友家還要爬樓梯。

針對這些并非個別的案例，專家認為，“被征地農民适應城市生活需要一個心理适應過程，整個社會應該高度重視這個看似虛無縹緲的話題。”

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划關于《城市化進程中被征地農民的社會心理問題与行為策略研究》的課題研究中，研究人員曾以被征地農民為對象，通過問卷調查，在東部浙江省的宁波、溫州等地以及西部陝西省漢中和青海省西宁等地，分別抽樣調查800余名被征地農民。

調查結果令人吃惊，被征地農民雖然變成生活在城市社區的“城里人”，可一些人由于自身無地或自己是外來務工者，而產生了失意、不滿、不知所措、恐慌心理，一些“光著身子進城”農民的心理或行為問題大量出現，主要表現為疏遠、道德敗壞、無助、敵意、不信任、孤獨、冷漠、极端化、無能感。

課題組還結合訪問調查結果，發現造成這些農民聚群行為的心理原因很复雜，有的是對現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感到不滿，有的是對基層有關部門信任度下降感到悲觀無助，有的農民工是受他人影響、對共同利益關注高。一旦心理上出現情緒失控，极易發生越軌行為或違法犯罪。

造成這些被征地農民和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困難的原因很多。有的人進入城市社區后對角色轉換產生心理抵触情緒，有的人鄉土觀念強，怀舊心理嚴重。在生活方式上，過去農村的社會交往方式是基于血緣与地緣為主、業緣為輔，而城市社區的交往方式更多是以業緣為主。

采訪中，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聞小松告訴本刊記者，他們進城后還保留著農村的家庭生活方式，比如養殖畜禽、堆放垃圾廢品、洗衣隨便晾晒等，這些与城市生活方式不相符的做法也是農民融入城市過程中在生活方式轉換上的困難。

有關專家指出，如果被征地農民在心理上無法适應城市生活，他們的進城行為衹是形式上而已。

心理融合要跨三道坎

宁波大學心理學研究中心教授陳傳鋒認為，農民融入城市，心理上需要完成三個轉型：

一是角色和自我意識的轉變過程。要讓農民在內心認同自己已經是市民，城市社會必須首先改變對他們的態度，尤其要革除歧視性態度，以市民角色期待和要求他們﹔同時這些農民也要自身努力，提升知識層次与就業技能，爭取城市社會的尊重。

二是就業心理的調整過程。由于被征地農民對城市工作的陌生，他們需要的幫助比下崗工人更多。在就業競爭能力上，如果沒有特殊的培訓和幫助，相當數量的人將成為城市中的長期失業者。

三是對城市生活及文化的适應過程。這是實現從農民向市民轉變的最本質特征，這一适應過程是多方面的，包括生活方式、消費方式、休閒方式、交往方式、思想觀念以及組織方式适應等。

陳傳鋒曾是上述《城市化進程中被征地農民的社會心理問題与行為策略研究》主要成員。他介紹說，据課題組調查，近几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土地被征用，被征地農民大量增加。以浙江為例，据不完全統計，1999年至2003年，被征地農民近200萬人。

有關部門的調查也透露，中國被征地農民有數千萬，其中不少人進城以務工為生。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村轉居社區及其居民還將持續增加。在宁波市新老城區交界的江東區，近年來城市化步伐加快。現已全面完成村改居，有3.6萬農業人口轉為城市居民，其中适齡勞動力2.3萬人，占全區就業人口的35%。前些年，部分進城農民由于對新的環境比較陌生，缺乏城市就業謀生的技藝，就靠出租房屋和集体經濟分紅過日子，平時打牌消磨時光，被稱為“租農”、“牌農”。

“推進城鄉一体，加快城市化進程，并不是簡單地將鄉村挂上街道社區的牌子，農民換個城市戶口的本子”。江東區委書記暨軍民認為，農村城市化是一場深層次的“人的革命”，其中一個關鍵點，就是要讓傳統的農村勞動力，成為城市合格的新建設者。

江東區從農村勞力的資源整合利用、就業創業崗位設計、渠道疏通、職業技術培訓、用工合同規範及戶籍社保銜接等，逐步探索出一整套較完整有效的“流水線”作業体系，构建起一個有利于農村勞動力順利轉移和充分就業的動作平台。

采訪中，《╴望》新聞周刊了解到傅女士姐妹倆都是征地進城的“新市民”，以前無所事事加入了 “牌農”隊伍。參加區里組織的再就業剪裁培訓后，姐妹倆合伙辦了一個小型針織厂，一年收入十几萬。傅女士表示，現在雖然經常加班加點忙得團團轉，但感到生活很充實很快樂。她以前的一些牌友也成了業務新伙伴。

不可或缺的人文關怀

陳傳鋒等人調查認為，當前构建針對被征地農民和農民工進城后的心理干預、心理調适机制正成為當務之急。

姚江社區就是宁波城市化快速推進的產物，作為一個農民安置小區，它由14個行政村組成，共有74幢住宅。小區內，幼兒園、農貿市場、地下停車庫等配套設施齊全。“不少失地農民和農民工盡管成為社區居民，可社會角色与生活理念仍未轉變。”社區負責人說。

一年前，宁波江北區与宁波大學聯合幵展農民市民化課題研究合作項目，并在姚江社區成立了農村社區心理咨詢与教育服務中心。“這是全國教育科學規划重點課題。這說明，失地農民和農民工心理調适已引起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陳傳鋒說。

姚江社區主任徐權中說，通過“心理調适”，不少人的心理素質和心理調節能力明顯增強，心情郁悶、脾气粗暴的居民少了，吵架、賭博現象少了。越來越多的農民幵始重視心理健康，主動購買心理學書籍。

江東區也十分重視“新城市人”的心理調适工作。不少農民進城后，對快節奏的城市生活有一個适應過程，出現了心理障礙、憂郁癥等所謂的現代病，曙光社區与白鶴社區幵辟了聊天室，請來社會工作者、心理醫生等專業人士，幫助轄區居民做溝通疏導工作。

江東區街道干部認為，農民搬入現代化都市新居，告別了祖祖輩輩的農村生活方式，但中華民族鄰里互助、親情守望的优秀傳統不能丟掉。為此，不少街道推出人文社區，讓這些農民在新的家園仍然能夠感受到和諧的氛圍、濃濃的親情与友愛，在市場經濟城市化大潮中，依舊擁有一片心靈的凈土。

“城鄉深度融合，不僅在于同步富裕的物質生活，同待遇的社會保障。這些東西是外在的，工作真正的著力點要放在對進城農民現代文明意識的培養和精神境界追求上，努力做一名高素質的新市民。”江東區委書記暨軍民說。

宁波市副市長陳炳水等人說，撤村建居后，應該加強社區心理服務和教育培訓，維護被征地農民和農民工的心理健康，引導這些農民的再社會化，使他們提高自我心理調節能力和自身素質。必須在“城中村”或撤村建居的社區中大力幵展社區心理服務，加強社區干部的心理服務培訓、舉辦心理服務專題講座、設計心理服務宣傳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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