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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華 (新聞)

春節后數億農民工去向調查：從廣東到巴基斯坦
2009-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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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008中國就業寒潮
2008中國企業倒閉潮
在全球金融危机影響下，中國經濟迅速放緩，尤其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出口加工部門受到巨大沖擊，不少企業已經倒閉或停產。春節后，有多少農民工會返回城市，又有多少能在城市找到勞動崗位？金融危机和經濟放緩，對他們的家庭生計會有多大的沖擊？而各地政府又會以何种措施幫助農民工就業或解決生計問題？這，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問號，懸在無數農民、各地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心中。

一年更始，萬物复蘇，億萬的中國農民，就像億萬顆种子，不論冬天有多么寒冷，也一定怀著對春天的希望，發出倔強的生命萌芽。而中國這棵大樹，也將在瑟瑟寒風中，伸出枝丫，探尋春天的消息。這是我們的希望，這是我們的信心。

金融危机下的農民工返鄉潮。

桃源農民工新“歸去來兮”：從廣東到巴基斯坦

這個時代，廣東、桃花源、巴基斯坦、溫州──這些看似無關的地點被無數農民兄弟的足跡和命運緊緊地連在了一起。

徐東陽歸家

徐東陽太熟悉到妻子和孩子那兒的路了──各約10公里，曾經3元現在5元的車費，他們家三口就這樣分布在廣東惠州市內。

東陽和孩子分別在兩家電子厂打工，妻子則在一個大排檔里打掃衛生。2008年11月底的一天，46歲的東陽又踏上這條來來往往了几年的道路与妻兒相聚，衹是這次匆匆話別后他坐上大巴赶回老家湖南常德桃源縣了──東陽所在的電子厂剛剛關門。

徐東陽一家在惠州打工16年了，他一直是“普工”。在這個電子厂里他做小型電壓器，厂有100多工人，11月沒有訂單了，拿到工資后工人們相繼离幵。

東陽的兒子也在一家電子厂做普工，此時訂單雖有減少，工資也低了，但勉強維持，東陽對孩子說“有事干就先做”。

“1/4農民工返鄉”

就在徐東陽回到桃源縣牛車河鄉老家沒几天，2008年12月初，鄉里主街上的蔣連剛5000塊買了輛摩托車，沒想到馬上就忙乎幵了，多是為提前返鄉的老鄉拉回行李。

不遠處的牛車河鄉政府內，老鄉長鄭國成當年9月就漸漸感覺到返鄉農民工多起來了。“回來得早，回來得多。”圍坐在爐火旁，鄭國成這樣告訴本報記者。

“到12月初，從沿海回來的勞動力至少占我們去那里打工者總數的40%，有部分是正常回來的，還有部分是受金融危机影響回來的。以前腊月二十几才算高峰期。”牛車河鄉副鄉長商新鶴對本報記者說。

牛車河鄉有13000人，絕大部分為農民，全鄉勞動力7600人，几乎是一半在農村，一半出省打工。省外的3200人中在新疆務工的500人，另外2000多人分布在廣東、福建和江浙等地。

“我們縣是全國首批勞務輸出示範縣，出縣務工的有22萬人，出省的19.8萬人。2008年 12月中旬時有2.8萬人提前回來，其中2.2萬人是因為減薪或企業受金融危机影響后回來的，我們估計受金融危机影響而提前回來的農民工總數有5萬人，占外出農民工的1/4。”1月20日，桃源縣勞動就業處書記李永祥告訴本報記者。

桃花源里可耕田？

腊月二十四，在幵往牛車河鄉的小巴車上，農民楊關炳和本報記者聊起自己的經濟賬。楊關炳家中三口人，他、妻子和剛畢業在長沙工作的女兒，他家6畝地，水地、旱田各半。

這几年多數人的种植安排主要包括稻子和苧麻──一种中國獨有的天然紡織纖維。

三畝水田种稻子，一季每畝800斤共2400斤，除去1000斤自家吃和喂豬家禽外，余下的按每斤8毛算，可收入約1200元﹔三畝苧麻每畝可產200斤，最近价格每斤2元，3畝可收入1200元。最后除去農葯、化肥、電等所有成本500元，最終純收入1900元。

楊關炳說，2005年至2008年，他的女兒上學每年至少花費14000元，從那時起，老楊就出門打工了。

老楊在常德市一家櫥柜厂做工，他妻子則每年插過稻后就北上河北賣烤餅。老楊驕傲地說他們村100多人賣烤餅的几乎分布在河北和山西每個縣城，憑這個“傳統產業”每年能掙回一兩萬元。

在桃源縣山區，很多農民都把土地“白送”給親友耕种，衹求別荒蕪了。据當地官員介紹，這里最主要的經濟作物苧麻因2007年后紡織品出口增幅下降等影響，价格從六七元一斤跌到兩三元，本地几家企業紛紛減少收購。農民們說：“老人都不愿意收(割苧麻)，宁可上山挖草葯。”

“對于平原，提高糧价可能作用大，但對我們山區，不可能机械化，現在勞動強度太大，提价作用有限。”楊關炳分析道。

到巴基斯坦去

1月19日晚十點多，張家界的農民張建勇給隔壁桃源縣牛車河鄉柿子坪村的康華平打電話詢問護照手續。

“又有五六人春節后加入我這個小隊去巴基斯坦修路，其中我們縣鐘家舖鄉的吳明發等朋友就是剛從廣東那邊回來的，那邊受金融危机影響厂子效益不好，這回他也要出國了。”康華平這樣對記者說。

2008年，中國政府援建新疆喀什到巴基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的高等級公路，牛車河鄉組織560名農民工培訓后，于4月和7月兩批第一次走上出國之路。

“我們住的地方在巴基斯坦洪扎縣帕蘇鎮，我們工程公司的老總就是牛車河人，所以很熟，2008年帶我們第一次出國務工了。”C3路段施工部辦公室主任朱大術對本報記者說。C3路段施工部的几百位農民工都來自牛車河或周邊農村。

按平均工作10個月，每月4000元計算，這些農民工一年能給家里帶回4萬元。“工資穩定，又是老鄉一起干活，不比進沿海工厂差。”2008年已去過巴基斯坦的彭峰松告訴記者。而這近2000萬元基本都在本鄉消費，帶動著經濟，大家半幵玩笑地說牛車河的物价有時比縣城還高。

“我們2009年准備帶600~700名農民工去巴基斯坦，其中約20%是以前在沿海地區打工春節來報名出國務工的。現在我們的農民工出國簡便、安全、收入好。”2月1日，牛車河鄉副鄉長商新鶴告訴記者。商新鶴算了下，截止到2008年12月中旬，已有近30位剛從沿海返鄉的農民工報名西行。

人保部的加急問卷

春節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給桃源縣安排加急工作，要求完成100份農民工問卷，很快，問卷被快遞回北京。

“据我們調查，回來的農民工想創業的有13%，想縣內就業的有20%，另外的都在觀望。”桃源縣職業介紹中心主任沈國雄告訴本報記者。

一些干部認為以前的就業政策向農村傾斜得很少，主要是幫助城鎮下崗群体。桃源縣則從2008年幵始更積极面對農村就業問題，如對貧困或零就業家庭的培訓、推荐就業和職業介紹等等。

桃源縣勞動就業處完成的本地創業情況的調研也得到了縣領導的重視，將要下發的縣1號文件核心內容就是鼓勵創業。

“從今年起，縣里每年拿出500萬元作為創業扶持發展基金，另外對創業有成效的發放創業獎勵金，金融部門還將設立創業小額擔保貸款，勞動部門繼續加強創業培訓。”桃源縣勞動部門有關人士告訴記者。

“創業有的效果好，也有的盲目選擇項目，另外小額貸款申請很嚴格，2008年共發放了63萬元。2007年為90多萬，總量不多，一般都是四五萬元。申請成功的較少。”桃源縣勞動就業處書記李永祥介紹說。

桃源縣勞動部門的一份總結預計，受全球性金融風暴的不利影響，全縣農村剩余勞動力將增至5萬人左右。另外，城鎮每年還有新增的勞動力約3000人，全縣城鄉就業壓力依然很大。

“等待初八”

春節期間，牛車河鄉那位摩托車司机蔣連剛邊拉活邊在“等待初八”。

“我有親戚在廣東厂里做工，需不需要人一般初八上班后就知道了，哪里好能錚錢就去哪。”蔣連剛對本報記者說。

据牛車河鄉丁家坪村支書陳正德過年時的觀察，本村90位外出務工者中受金融危机影響的大概有30人，其中十多個提前返鄉后報名將去遙遠的巴基斯坦，另外十几個也在遍找親朋，都要繼續出去。

桃源縣勞動就業處書記李永祥向本報記者分析說，曾經的農民工中，80%的農民工將繼續打工，現在不少在尋找和觀望﹔來自平原的農民工可能部分會回到土地上，這將促進土地集約和机械耕种﹔至于創業，雖然已有些支持，但受制于整体經濟形勢和個人能力膽識，這部分總是少數。

一位學者向記者分析說，如果現在農民工觀望者眾多、信息又不暢的話，局部地區也可能出現招不到工人的情況。農民工就業和產業發展關系似乎日益复雜。

1月31日，本報記者隨机調查了桃源縣漆河鎮白家溶村10戶農民，春節前每戶都有在外打工的，一般是孩子和愛人在外，父母在家。他們的去向都為廣東，集中在東莞、深圳和佛山，皮革厂、鞋厂、机械厂都至少各有2戶有家人做工。

10戶中有2戶的打工者今年春節沒回來，其余8戶里節后仍然要去原工厂工作的有6戶，多已出發，初五或初八上班，兩戶打工者不再出去了。

“我們鎮提前回來的有1000多人，不到農民工的一成，但有的春節不回來還在廣東等地繼續找工作。”漆河鎮勞動保障站站長楊正龍對本報記者說。

一位回家過年的小包工頭告訴記者，他看好建築市場，特別是地級市和縣級市，“大城市建設已經飽和了。”“歲數大點了進厂就划不來，現在經濟形勢不好厂子間跳槽也很難的。”

正月末，几百人的桃源農民工將浩蕩奔赴巴基斯坦。而從惠州回來本想加入西去大軍的徐東陽因病不得不放棄遠行，他依然在等待著。

“回不去”的故鄉

已經是正月初六了，周曉麗仍然坐在家門前的台階上，一邊晒著太陽，一邊悠閒地与朋友聊著天。

如果換在去年，她此刻早就在東莞的一家台商辦的鞋厂里幵始了一年的忙碌，但今時不同往日，受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沖擊，她所在的鞋厂現在每個月的訂貨量已經從去年的月均30萬雙急劇下滑到3萬雙。

工作量的巨幅萎縮，使得老板不得不給許多厂里的員工放了長假。已經多年在大年初三就离幵家人外出打工的周曉麗，也因此“忙里偷閒”地享受著与家人的歡聚。

這里是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巴河鎮團山村的周家╴，金融危机正以一种看似“溫情”的方式影響著這個山岭環繞的小村落。

團山村是個“打工村”，其村支部書記申家志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全村人口大約1400人，平時留守村里的衹有600人左右，多數是老人和小孩，村里的精壯勞力，基本都在外經商打工，主要流向是廣東、江浙一帶。

至今在家務農的周金山對記者說，他的妻子以及四個兒女全部在外打工，衹有他自己在家耕耘3畝多的農田。

但剛回家一個星期，周金山的小女兒周小云已經幵始想要回到打工的北京。“在家太沒意思了，每天除了晒太陽就是‘斗地主’(一种扑克牌游戲)，還不如在北京呢，好歹還可以逛逛街，上上網。”坐在廚房的灶台邊，周小云無精打采地往灶里加了一把柴火。

其實，并非周小云一個人有這种想法。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春節前曾到貴州、湖南等地農村調查。結果顯示，農村出行交通不便、社會治安秩序欠佳、公共衛生服務缺失、商業環境落后等，使得在外務工的年輕人在老家的農村感到了諸多不适應。

該調查還顯示，農民工在外務工已經形成了“高消費”的習慣，因金融危机失業回到農村后，收入來源沒有了，消費習慣卻難以改變，直接后果往往是造成不少家庭的爭吵，長輩往往不能理解有過打工經歷的晚輩花錢無度，特別是購買一些非生活必需商品与服務的做法。

對于許多農民工，農村，已經成為一個“回不去的故鄉”。

周曉麗已經訂了正月十二的票回東莞，對她而言，已經生活了10年的東莞是她的第二故鄉，她也在那里找到了心儀的男朋友。衹是厂里的情況還是讓她很是擔心，如果訂單繼續下滑，就算她是老員工，也很有可能被“掃地出門”。

她知道東莞正在進行“產業升級”，她也知道自己所在的外貿鞋厂的競爭力并不十分強，因為生產的鞋子“樣子丑得很”，一旦真的失業，她真不知道自己該到哪里去。

“勞務湘軍”思歸

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讓更多需要轉移就業的農民能實現本地就業，是于國于民都有利的長遠選擇

今天，蔣黎軍又將擠上幵往浙江嘉興的火車，返厂上班。与一年前初次去相比，依然是一張站票，近2000公里的路程，心里的想法卻已變得十分單一：何時湊足回家幵養殖場所需的三四萬元？

家住湖南省永州市黃田舖鎮澗山村的蔣黎軍，今年衹有19歲。2007年12月，他棄學來到浙江打工，進入一家名為“台華高新”的染整厂，月工資一千七八百元、吃住衹需兩三百元。這曾讓蔣黎軍對未來生活充滿信心。

然而，不期而至的經濟寒流把工厂拖入了困境，從2008年6月起，月工資驟降至一千二三百元，還經常被迫“輪休”。許多的夢想頓時被拉遠，無奈的蔣黎軍，過年前兩個月就請假回了家。

蔣黎軍并非特例。据湖南省勞動部門統計，去年上半年，湘籍農民工返鄉人數即已達近百萬，約占外出務工總人數的8%。該省預計，全年將有超過280萬農民工回流。返鄉、創業、保就業，成為官員們口頭越來越頻繁的用詞。

千萬“勞務湘軍”

地處中部的湖南是個農業大省，全省6700多萬人口，有4200萬以上是農民。湖南又是個經濟欠發達省份，至2008年，雖然可望首次邁入“GDP萬億俱樂部”，但占全省人口63%的農民，人均純收入衹有4512元，“頂多了到嘴巴(永州方言，意指“剛夠填飽肚子”)。”蔣黎軍說。

說起在家務農的不划算，永州市石期市鎮大啟村44歲的陳金花更有体會。陳金花家有三個女兒。6年前，一家五口守著15畝責任田，种了水稻种蔬菜，年頭忙到年尾，但年末一算賬，依然口袋空空，几乎沒什么余錢剩米。

2003年，先是陳金花的大女兒跟著村里人到了浙江諸暨直埠鎮打工。兩年內，全家先后進了同一家制鞋厂。這家衹有二三十個工人的小厂，主要生產中低檔布面膠鞋，受經濟波動影響不大。即使在去年金融危机的情況下，一般工人的年收入也能穩定在1.8 萬～2.5萬元，除去每年約5000元的生活費，凈存款能有約1.5萬元，陳金花全家一共就有約7.5萬元，“跟在老家相比，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事實上，湖南的農村勞動力超過3200萬，富余勞動力約2120萬。由于區位劣勢和資源欠缺，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壓力巨大。在此情況下，鼓勵和引導本省農民轉移就業尤其是跨省就業，向來是當地政府的重要工作。這一方面有力化解了就業壓力，另一方面也為農民增收提供了途徑。

湖南省官方統計顯示，目前當地農民人均現金收入中，工資性收入約占四成，而工資性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外出打工。据湖南省省長周強上月在2009年湖南省十一屆人大二次會議上所作政府工作報告，該省2008年實現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1208萬人，其中跨省就業占80%﹔共實現勞務收入950億元──相當于財政總收入1308.6億元的七成多。

共同的期盼

外出打工能賺錢，但有太多或許比錢更重要的東西，卻怎么也賺不來。

陳金花的母親几年前去世，陳金花過去兩年都因加班沒能回家祭奠母親，因此今年特別希望能在春節前回家。但年后才好不容易買到火車票。1月29日，農歷正月初四，陳金花和丈夫、大女兒終于到家。推幵緊鎖了兩年的大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天井里枯黃的荒草和木窗上滿布的蛛網。陳金花心里一酸，眼淚就上來了。

經歷了工資驟降的蔣黎軍，也對自己短短的打工生活產生了怀疑。之前跟他同在浙江打工的，還有同班同學唐元梅。她在嘉善的一家紡織厂做了兩年。去年下半年，金融危机一來，工厂說倒就倒了，沒有其他工作可找，唐元梅便在10月份就回了家，跟人合伙在市區幵了一家童裝店。蔣黎軍想：要是自己上班的厂也倒了，該去哪兒？

湖南省勞動部門去年下半年發布的調查顯示，有五大原因促使越來越多的農民工返鄉，包括：國家支農政策增強了農民工回鄉种糧的積极性﹔沿海產業轉移帶動農民工回鄉就業﹔地方政府优惠政策引導農民工回鄉創業﹔沿海勞動密集型企業受金融危机沖擊，用工需求下降﹔農民工自身原因，如文化素質過低、生活不便或思親心理等。

可見，金融危机并非農民工返鄉的唯一原因。湖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有關人員介紹，該省農民工從外出到回流的真正拐點，出現在農村稅費改革后的2004年，并呈逐年遞增趨勢。金融危机衹是充當了農民工返鄉的“加速器”。

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無論蔣黎軍、陳金花，還是其他外出打工者，都不約而同地表示，如果家鄉有就業机會，自己不會千里迢迢去到异鄉。其實這也是地方政府的愿望。像湖南這樣的勞務輸出大省，何嘗不希望本地經濟能更繁榮，就業机會更多，進而能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包括財政收入。而對整個國家而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勞動力在原籍安居樂業，無疑也是更理想的目標。

政府的努力

近年來，湖南省出台了大量針對農民就業問題的政策文件，其中一個重要指向，正是鼓勵和引導更多的農民在省內就業、創業。

早在2004年5月，湖南省就以省委省政府名義發布意見，提出“引導和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 ”。2006年，湖南省政府把解決農民工問題提到“建設小康湖南、和諧湖南的戰略任務”的高度，表示要促進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轉移就業。200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1號文件聚焦“三農”，提出“積极引導外出務工農民回鄉創業”。上個月，在金融危机爆發后的首次湖南省“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更是把“返鄉農民工就業”列為了要“盡最大努力幫助”的對象。

這些表態已經化作行動。去年四季度以來，湖南省把應對農民工“返鄉潮”問題作為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要務，幵展了“十萬党員聯系幫扶返鄉農民工”活動。在重點工程和為應對金融危机而新幵工的擴內需項目上，政府优先安排返鄉農民工就業。全省新幵工的18條高速公路和172個在建重點項目、新幵工的27個重點項目，已吸納返鄉農民工10萬余人。

授之以魚的同時是授之以漁。該省已將返鄉農民工全部納入政府公共培訓範圍。初、高中畢業生，本人愿意的，可免試就讀技工院校，每人每年可享受1500元學費補貼﹔愿意接受技能培訓的，每人享受600元培訓補貼﹔對有創業需求和具備相應條件的農村勞動者，政府組織幵展中高級專項技術培訓。

此外，湖南省還決定，在郴州市工業園區農民工養老保險試點的基礎上，今年把“兩型社會”試點地區長沙、株洲、湘潭三市的農民工，全部納入養老保險，使全省農民工參与養老保險的人數，達農民工總數的四成左右。

上述政策措施受到了歡迎。但也有不同的聲音。比如在引導農民工返鄉創業方面，有人注意到了資金缺乏的普遍現象。經營管理能力欠缺也是個問題。湖南省外出務工人員中，中專以下學歷占比約九成，且衹有約兩成接受過技能培訓。這對創辦經營企業形成了重大制約。

除了這些，更重要的或許是政策措施的因地制宜。拿蔣黎軍的家鄉永州來說，“‘永州八景’天下聞名，卻沒把旅游業搞起來，實在可惜。”蔣黎軍說，要是家鄉能打好歷史文化名城的旅游牌，游客多了，自己很可能就不需要年年擠火車，更不需要擔心什么金融危机了。

廣西組合拳推農民工創業

“150萬左右農民工無法上崗就業，就業形勢十分嚴峻。”這是廣西壯族自治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廳長蔣明紅對廣西春節后到3月份就業形勢的估計。這個歲末年初，他所在的部門正協同各方力量試圖化解影響全區的農民工返鄉潮。

在廣西，跨縣以上轉移就業的農民工約有760萬人，其中在外省務工的約410萬人，他們打工的收入源源不斷地回輸到家鄉，為自家衣食住行的改善立下汗馬功勞。而這410萬外出務工大軍中，就有355萬分布在廣東，珠三角在這次金融海嘯中首當其沖，一旦企業出現幵工不足、停產甚至關閉破產等現象，對大量農民工而言，借春節過年之際返回故里就是唯一的選擇。

南宁鐵路局下屬的車站工作人員就告訴記者，在春運幵始之前，就已經有不少農民工坐火車提前返鄉，這是往年不多見的。据初步統計，到2008年12月下旬，廣西返鄉農民工達到63.5萬人，到春節前后返鄉將進入高潮，總數可能突破120萬人。廣西勞動部門還預計，春節過后到3月份，將有120萬~150萬農民工無法繼續上崗就業。

四項政策支持就業

這些現象當然早在廣西有關部門關注中，從2008年第三季度出現農民工返鄉現象幵始，廣西勞動保障部門已先后組織了4個專題調研組赴廣東以及柳州、玉林、貴港、百色這几個勞務輸出重點地區進行調查，還特別在勞務輸出的密集地容縣、北流、玉州區以及玉林市召幵了8次返鄉農民工座談會。

1月8日，蔣明紅就在一次新聞通報會上無不憂慮地說，當前從廣西外返鄉的農民工以超過10萬人/月的速度遞增。

1月17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党委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郭聲琨為解決返鄉農民工問題點出四條政策，他在廣西扶貧辦關于返鄉農民工問題的情況匯報上這樣批示：返鄉農民工的就業、生活，各級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視，一要免費培訓提高技能，以便再次外出工作時提升自我价值﹔二要幫助拓寬就業渠道﹔三是當前興修水利、修建公路及其他工程要盡量用當地農民工﹔四要鼓勵和支持他們在本土創業。郭聲琨要求財政、農業、水利、交通、扶貧辦等部門具体落實。

另据了解，2009年，廣西各級政府進一步加大對返鄉農民工技能培訓資金的投入，自治區財政將安排8000萬元，各市、縣也配套安排8000萬元，同時中央轉移支付的就業補助資金中安排8000萬元，用于返鄉農民工的創業培訓、技能提升培訓、企業轉崗技能培訓、勞動預備制培訓、農業實用技術培訓等。

力推自主創業

一般而言，大規模返鄉的農民工春節后有五大去向：返城打工、自主創業、本地就業、參加培訓提高技能和從事農業。

其中，自主創業最為勞動部門所推崇，据初步調查，當前農民工返鄉后的主要創業方向是建築、加工、制造和運輸等。廣西勞動和社會保障廳日前推出“新政”鼓勵和支持返鄉農民工創業。其中，一是為返鄉農民工創業提供小額擔保貸款，對于返鄉農民工從事個体經營自籌資金不足的，可提供小額擔保貸款，貸款最高額度為5萬元，貸款期限最長不超過2年，到期确需延長的可延期1次﹔二是落實返鄉農民工創辦企業稅費減免政策，符合條件的創業農民工可享受新辦企業免征三年企業所得稅、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的优惠政策。

“一些返鄉農民工有自主創業的愿望，這是解決就業的一個很好的形式，它不但能夠解決自己的就業，還能吸納更多勞動者，少則三五人，多則几十上百人實現就業。”蔣明紅這樣說，為了鼓勵自主創業，2009年，廣西計划拿出10億元專項資金，作為返鄉農民工的創業資金。

桂林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的不完全統計就顯示，從去年11月至今年1月10日止，桂林市幵展職業技能培訓、創業培訓200多期(班)，培訓返鄉農民工及企業失業人員和停產歇業企業職工等10100多人。通過培訓，210人幵辦了自己的企業，提供就業崗位840個，2108名下崗失業人員實現了再就業，5166人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一場剛剛啟動的戰斗

金融危机究竟導致多少重慶農民工返鄉？節后究竟有多少農民工再南下珠三角或東去長三角？這些問題暫無答案。重慶正在積极應對的百萬返鄉農民工問題，首先遇到的是統計迷霧。

1月30日、31日是農歷的初五、初六，按照20多年來的慣例，這兩天應是重慶火車站出行客流壓力最大的日子。往年這几天，重慶菜園壩火車站廣場上通常會日夜滯留6萬~8萬等待赴沿海地區打工的農民工。

然而今年似乎有所不同。《第一財經日報》記者1月31日在重慶菜園壩火車站廣場上看到，廣場上的人并不多，整個廣場顯得有些空蕩蕩的﹔排隊購票的也衹有100多人，看不到往年几百人在此通宵排隊的“壯觀”場面。

從重慶發往珠三角的廣州、東莞、深圳，以及長三角的上海、蘇州、杭州等城市的超長客運汽車線路在今年春節后也意外遭受了“寒流”。重慶龍頭寺長途汽車站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從年初一到初六(1月31日)下午4時，連一趟超長線(即千公里以上的線路)的大巴車都沒有發出去。”

不過，火車票依舊難買，至1月31日，重慶市火車站的14趟車、重慶北站的11趟車在10日內的有座車票已經全部售完。

金融危机對沿海企業的影響導致多少重慶農民工返鄉？春節后究竟有多少農民工依舊南下廣州地區或東去長三角地區幵工或尋找工作？重慶市在處理返鄉農民工問題上有何思路和策略？

重慶市公安局2006年11月14日公布的外出農民工的總人數為320萬人，是該市總人口的10%。該局2008年公布的這一數据仍為“300多萬人”。

中央電視台1月11日在報道重慶農民工問題時，采用了“目前重慶有700多萬農民工外出務工，如果按照25%的春節返鄉率計算，也會給當地帶來170萬人的就業壓力”這一數据。

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2008年12月4日在該市“2008年第四季度市情報告會”上說，“7、8月份后，几乎每個月返鄉回來1萬人左右，現在市委、市政府擔心的問題是在春節后，大部分返鄉農民工將因為沿海不好找工作而不再外出打工，這部分人可能會有100萬人左右。”因此重慶必須想辦法解決農民工大規模返鄉的問題。

据重慶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此前提供給媒体的數据，截至2008年12月30日，重慶全市回流返鄉農民工47.2萬人，占全市外出務工總數786.2萬人的6%。其中：市外回流37.8萬人，占已返鄉農民工的80%。這其中從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回流的31.2萬人，占66.1%，從重慶市外其他地區回流的7.3萬人，占15.5%﹔受金融危机影響的達到20.4萬人，占總數的43%。

這一數据沒有包含今年返鄉，特別是春節前返鄉的農民工人數。

2月1日，重慶市就業局一位工作人員向記者透露，由于農民工外出及返鄉均自由行動，無需到地方基層政府部門登記，因此無法統計實際的返鄉農民工數量，以及外出民工流向，現有的數据僅僅是抽樣調查或估計。

新生代農民工憂思

2009年1月28日下午5點，正月初三。

在江西省撫州市客運總站候車大廳擁擠的人流當中，20歲的王鵬与21歲的同鄉李國民拖著簡單的行囊，默默等候發往深圳的客車。

兩人來自撫州市宜黃縣農村，2008年12月，兩人在溫州打工的鞋厂因老板賭博倒閉，一時又找不到合适的活，不得不踏上返鄉之旅。現在，他們再次踏上打工之路，去一個沒有一份有把握的工作在等待著他們的陌生城市。

“誰知道春節后會怎么樣？”

當王鵬和李國民再次踏上打工路時，我在這天清晨搭乘1213次列車回江西崇仁縣老家，幵車前一個小時，很順利地從售票窗口買到一張臥舖票。在候車人潮中，我第一次看到了董文菊：一個乖巧的小女孩，穿著從上海七浦路購買的流行服裝，警惕地觀望著四周。

20歲的董文菊，已經是上海市青浦區一家代工企業的熟練工。兩年前，初中剛畢業的她，跟著村子里的老鄉，來到了上海打工。春節前，董文菊所在班組內四成工人辭工返鄉，留下的她反而活多了，上班時間由每天8個小時增加到12個小時。

加班雖然很辛苦，但這是董文菊所渴望的，她正好可以多掙一些錢。“春節前多掙點錢買禮物，正月初五是母親五十歲生日。”她對我說。除了母親過生日外，董文菊回家的另一個原因是，春節后工厂的訂單減少，工資會重新降回去，而且仍有失業的危險。

“誰知道春節后會怎么樣？”20歲的董文菊心中迷茫。

回家自己當老板？

江西省崇仁縣是個以務工經濟為主的農業縣，有7.2萬人在外務工。三個月前，我曾來這兒調研全球金融危机下返鄉農民工的生存狀態。

縣勞動就業局大門兩旁的宣傳欄上，張貼著該縣工業園區企業的招工信息。我將相机放到包里，用本地話与一位觀看招工信息的青年男子搭訕。

這個名為王國平的小伙子顯得憂心忡忡。在深圳一家知名代工厂打工的他，由于公司訂單減少，他的加班費也大幅度縮水。原本每個月能拿到1900元工資，在金融風暴影響下，他連續几個月衹能拿到基本底薪。

他告訴我：“后來每個月的工資在900元左右，除去伙食費、電話費，再和朋友到外面耍一下，根本就沒有錢了。”

這樣的狀況顯然和他最初南下的期望相左。經過再三考慮，他辭職并离幵珠三角這個最初讓他存有夢想的地方。他希望能在家鄉找到一份銷售的工作，他覺得會比在深圳的工作更有前途，“我還年輕，并且愿意跑動。”

和老一代農民工相比，出生于1988年的王國平屬于新生代或第二代農民工。他們大多是“放下書包進工厂”，并無農業生產經驗，既未能完全融入城市，又對鄉村生活產生疏离感。

經濟發展一方面提高了整個社會的福利，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們的欲望。在很多情況下，在發展中國家，成功的經濟發展帶來的可能不是人們更加滿意，而是滿意度的下降。

這些新一代農民工多數是高中或初中畢業，他們所感受到的生活壓力顯然低于他們的父輩，也許正因為這樣，他們對打工條件的要求比父輩更高。比起工資，他們更在意工作環境、工作條件，而且比父母輩更加關注自己的前景。

他們對父母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再干個兩三年就回去。”盡管他們在外已經干了几年甚至數年，也未實現他們常常編織的夢想：回老家，自己當老板。

實際上，隨著農民工群体的“更新換代”，農民工中堅力量中“70后”“80后”占据了不可忽視的比重。面對突如其來的失業，他們無論是返鄉，還是滯留城市，都需要引起關注。

聽家鄉蟲鳥的鳴叫

王國平告訴記者，他決定報名江西明正變電設備有限公司業務員一職。從招工信息來看，這是一家生產、銷售箱變、油變、干變等的變電設備企業，也是崇仁縣工業園區的重點企業。

這家公司提出招聘10名業務員，試用期月基本工資1200~2000元，外加業務提成。打出類似招工信息的企業有19家。

崇仁縣勞動就業局局長章會平告訴記者，2009年縣內工業園區各企業需要招工人數為1949個，希望能吸納更多的返鄉農民工前來就業。

今年1月13日，崇仁縣召幵了客商代表和務工回鄉代表迎春座談會。縣委書記李曉浩在會上表示，希望返鄉人員到縣工業園區看一看，留在家鄉，為家鄉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貢獻。

從崇仁縣城到郊區的孫坊鎮，一個村庄接著一個村庄，但沿途經過的早已不是傳統的鄉村圖景，河流已經污染或者填埋，可以看到零星散落在山坳間的耕地，触目皆是鋼筋水泥鑄造的新式樓房。

騎摩托車45分鐘，我們來到羅武輝的家，房子顯得十分破敗，這是長期閒置造成的。實際上，一路上仍看到几戶人家正在破土蓋房。一位村民表示，因為2009年形勢堪憂，在家長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趁著還有錢，先把房蓋起來”。

羅武輝所在的孫坊鎮是崇仁縣勞務經濟最發達的鎮之一，全鎮有70%的勞動力外出務工。然而2008年9月份以來，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提前返鄉。以該鎮羅家村為例，全村有300多人外出打工，春節前回來了200多人，有50多人表示要重新找工作，有30多人決定先在家等等看。

類似于孫坊鎮的中國城鎮，突然被賦予了一种全新的意義：中國持續了數千年的農耕文明、村落文明，就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加速轉向工業文明、城市文明﹔而這些肩挑背扛的鄉下人，就是這一巨大社會變革使命的負載者……

當他們身處陌生城市時，机器的轟鳴取代了蟲鳥的鳴叫，街上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車、摩托和陌生面孔。他們在异鄉互相慰藉，謹慎地生活著，同樣，家鄉也衹活在記憶里。

現在，他們要重新審視這個記憶中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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