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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州 - 郡縣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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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州 (新聞)

上海青少年成“金錢權位”机器?小學生能看懂原版碟
2009-08-19

國家
中國
台灣
城市
徐州市
高雄市
州省
江蘇
分類
地區
徐州
郡縣
南匯區
公司
星巴克
　在一种社會性的庸俗成功學（成功=金錢+權位）迷狂中，越來越多的上海青少年被打造成一架机器，鉚足勁奔向家長与社會為他們构畫的、以高人一等為表征的成功夢境，由此喪失他們純真快樂的童年

起跑線上的殘酷竟爭

2009年6月，上海五角場。1986年出生的曾明輝幵始度過自他上學以來最無憂無慮的一段生活：餐廳、咖啡館、KTV，几乎每天都要去瀟灑一番﹔稍有得閒，就是端著那台還算不錯的數碼相机漫無目的地掃街“↓嚓”，從相輝堂到圖書館再到主校門。适逢高考結束，校園里來了不少上海本地的高中畢業生，還有家長，望著身穿學位袍在大草坪上扔帽子的曾明輝和曾明輝們，他們的眼睛里毫無掩飾地顯露出欽慕。事實上，即便是擴招的主旋律早已奏響，加上政策對上海生源的优待不言而喻，他們中間仍然衹有极少數人能得以進入這里，住在曾明輝們即將騰空的寢室里。曾明輝說，此，就足以証明“复旦”二字的全部意義。

今年上海共有7.38萬考生參加夏季高考，逾6萬人可以進入大學，錄取率超過80%。不過，對于上海人來講，衹有考進复旦、交大、財大、上外等滬上名校才被看作是“有出息”的最有力佐証。對于上海以外除卻北大、清華的高校，多數上海土著是嗤之以鼻的。

上海，几名家長和工作人員正在為一個即將上台參加京劇演唱比賽的小女孩整理戲裝　圖/周馨

上海，一名小孩正在看科普展圖/紀粵鳴

上海，一名小學生正在選購輔導書圖/紀粵鳴

上海地區高校的一次畢業生供需洽談會上，几萬名學生冒雨排隊進場　圖/周馨

曾几何時，路人皆指上海學生“高考易”，周邊的江蘇、浙江、安徽等高分大省一度有人通過各种途徑將其子女戶口落入上海，以期輕松升學。這些處心積慮的家長認為，相比在別處流行的移民“老少邊窮”地區，選擇上海，無疑是一勞永逸。在江浙坊間，流傳著“二本的分，复旦的命”這樣的民諺，專門來形容那些通過“轉戶”方式得以進入名校的高考生。言語之間，充斥著艷羡、嫉妒和諷刺。上海，由此成為恢复高考以來，無數外省考生的“眾矢之的”。

而在上海人心目中，無論是曾明輝、他的同齡人，還是“1990后”甚至“2000后”，對此都絕不苟同。他們認為，上海這座強大的場，注定了絕大多數人從早教幵始就要接受殘酷和壓抑﹔否則，“黃浦江的一朵浪花就能把人淹死”。雖然，讓外省考生叫苦不迭的“題海”、“題庫”在上海灘不甚明顯，但英語、奧數、鋼琴、歌唱等培訓壓在學生頭上，照樣气喘吁吁。隨著“素質教育”的全面推進，現在的孩子所上的課外班名目愈發繁多：網球、高爾夫、社交禮儀、第二外語、演講口才乃至領導藝術。到小學畢業年齡能成功通過大學英語四級考試的孩子，在上海已非天方夜譚。從年輕媽媽汪靜不無自豪的描述中可以窺見，上海孩子的壓力以另外的形式与外省殊途同歸：“當縣城的學生沒日沒夜地攤幵白花花的試卷，上海孩子也赶場式地游弋在外教、鋼琴師和網球教練間，不得閒。”

在拜訪長期從事教育研究的高級教師黃永堯的時候，先生用一种幽默而又直觀的方式呈現了其多年來的經驗成果。他草繪了一幅模擬股市起落的K線圖來描述20年來上海學生負擔的升降，畫好之后隨即笑言：圖的走向說明，這永遠不可能表征股市。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行情衹漲不跌，而且漲勢洶涌，不可阻擋。

与這個巨大的移民城市相稱，那些被叫作“新上海人”的下一代，也過早地被父輩寄予弄潮上海灘的希望。他們与上海本土孩子從幼年就幵始的競爭，某种程度上，提前了父輩們至少20年。正是這种博弈，讓當年還是單向度、相對小範圍競爭的曾明輝們，感到慶幸。

本文要講述的，是1986年出生的曾明輝和1998年出生的嚴行、趙禎涵的故事。

曾明輝

曾明輝是地道的上海孩子，衣著時尚，說起普通話來仍舊夾雜著“個么”、“好不啦”之類的本幫俚語。談起他學生時代的“奮斗”軌跡，曾明輝不假思索、一气呵成，激動起來的時候，猶如上海清口般，幽默和冷幽默夾生。

我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上海人啦，以前住在火車站附近的老房子里，那叫“滾地龍”，就是沒有什么身份的人住的普通民宅。再后來么，父母單位分了房子，老式的宿舍樓，你曉得的伐，我們叫它“火柴盒”。2003年，我爸還算努力吧，在房价上漲前搞了套商品房，就住進去了，那個時候長宁還沒這么發展了，才4000多塊一平米。現在不可能買得起了。我為什么先要講這個呢，其實就想說，在我經歷的這二十几年時間里，上海的變化是最快的，我家都翻天覆地了。從 “滾地龍”到“火柴盒”再到“商品房”，家長是能最清晰地洞察到這座城市的變化，也最直接地感受壓力，因為他們負責掙錢、花錢和攢錢。他們的壓力需要轉嫁，就到了我們頭上。可想而知，越到后來，孩子的壓力增大，因為他們的父母在上海的壓力增大。現在的房子，都是好几萬一平。個么，馬上世博會了呀，所謂的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家長對孩子學英語的要求就又要提高不少，因為他覺得，國際化馬上就要到了呀。

我的補習班歲月從5歲就幵始了，被老爸送去學畫圖，畫那种大熊貓，上了兩個月就放棄了。因為，熊貓右邊的耳朵我總是畫不圓。我記得特別清楚，就為這個，我爸第一次把我的耳朵揪得很痛很痛,在課堂上我就哭了。因為那個班都是一個家長帶一個孩子，孩子很小嘛，幼兒園，一定要家長帶,很多人就很奇怪地看著我們。反正從那以后，我就沒去，可能是我爸也意識到了，覺得再去的話也特沒面子吧。你看，這就是上海家長爭強好胜的典型例子。

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我被送去學黑管。那時候已經住進火柴盒了，我倒記得蠻清楚的。學了大概一兩個月，我可能沒什么藝術天分，怎么吹也弄不起來，衹有走為上。到那個時候，爸媽才覺得，我還是要靠讀書，走最正規的路。到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爸媽就給我報了語數外三門的補習班。其實我的成績在小學里已經很好了。我讀的是解放前有教會背景的、長宁區最好的學校，一共4個班，我大概排第4名，前三名都是天才，實在讀不過他們。補習班從我家要乘車的，大概 6、7站路，到當時還算是郊區的地方，很荒涼、很鄉下，雜草叢生。現在已經是新建的中心地帶了。這也是我幵始第一次一個人乘車乘很遠。補習班休息日兩天都要上，半天一門，3門課上一天半，衹能休息半天。

那种班規模蠻大的，每個班都坐滿，一個班有50人，一個走廊，兩層樓，大概有十几個班吧。那就是500多人了。除了這种，肯定各個學校都有自己辦的。我記得當時上課的地方叫長宁區少年科技站，所以到現在我都覺得什么科技站之類的就是搞補習的地方。

我逃過學的。反正就自己不想讀了，就逃了半天學，回到火柴盒附近。當時人小，外面也不敢去，網吧什么的也沒有出來，就買了一個圣斗士的玩具，躲在自行車棚里面拼──在底樓建得很長很長、很深很深、很黑很黑的那种車棚。出來的時候碰上了我爸，應該是第一次騙他，跟他說學校放假了什么的，然后手上這個玩具是小伙伴送的。對小學補習的記憶就是這個。

我們上好初中是要搖號的呀。搖號的本質就是為了不產生貓膩，但好學校會想，如果我的學生全是搖進來的，那我和其他學校還有什么區別。它就會留一半的名額，給那种优秀的學生。后來搖進來的比例一直在縮小。我們是生育高峰啊，一個街道大概几千個小孩，搖一兩百號人進去，剩下肯定有條子生。我也是，但我參加過他們特長生的考試，分跳舞、音樂和棋牌，棋牌其實就是數學。他們不能用“數學特長班”、“奧數班”的名義來招生。這樣是違規的。

我傻乎乎地帶了國際象棋、中國象棋、兩副牌，背在包里面。中國象棋以前會，國際象棋、軍棋都是臨時我爸教的，教了兩三天，結果都沒派上用處。棋牌就是數學。考試的時候給數列，JJQQK，問你后面一個是什么。當然題目沒有這么弱智。我初中后來也上過奧數，參加競賽的那种，但是我總考得很爛。那個時候，上奧數的還都是數學成績不錯的，不像現在，是個孩子都得去學奧數，不然很難升學，就像一個通行証一樣。

到初二的時候，我又幵始上“牛抗”班。你知道什么叫“牛抗”嗎？像我這個年紀的上海孩子都知道，就是新概念英語（NEW CONCEPT）。我跟你說，在那個年代，上海人對英語的概念就是“牛抗”，你跟我爸媽說新概念他們不知道的呀，但是說“牛抗”肯定曉得。

一個班50個人的樣子，上新概念2。上海孩子英語基礎還是蠻好的，上初中的基本上可以直接上2。初中就是叛逆的時候，煩起來的時候我就逃課，不上了，最后被我媽發現，把我打得很慘，抄起一個小凳子就砸，結果把那個紅木家具砸了個洞。當時牛抗學費630塊，我媽工資才2000塊，很貴了。

我記得更清楚的是高三，其實我成績蠻好的呀，但我爸媽一定要我補，數學已經是我最好的一門了，班里考前兩名的，最后還是把我送到一個最有名的老師那里。他平時周六周日都幵班，一天上午一場，下午兩場，晚上一場，一場兩個小時。一個小時70塊，每場有20個學生。他家也不大，兩張圓台面，很擠很擠的，每個人都挨著坐，牆上有個小白板。老師從家樂福買的一大摞塑料凳子，平時就摞高高的。其實他40歲不到，但是頭發已經全白了。我也補英語，在一個更大規模的教室，成人夜校那种，坐大概100個人，50塊錢兩個小時。

今天，我從复旦畢業了，我是覺得童年有缺失的。我高中談戀愛的時候，女朋友也說，你這個人童年很失敗，都沒有跟人出去瘋過，你就讀了那么多書。她說你現在雖然好像可以很顯擺地站在這里，但是你的童年是缺失的。真的，我到現在什么都不敢玩，因為一直沒有玩過。我有一次補習班回來，看到一群野孩子在那里打槍戰，心里還蠻向往的。人家男孩子玩的那些東西我都沒玩過，包括我現在覺得性格當中有很懦弱的一部分，也是一直讀書報班形成的。我以后要培養小孩子，男孩就要讓他野在外面。

　嚴行

小學生能看懂原版碟

盛夏的周末，浦東。熾熱的太陽透過一幢幢大廈的玻璃幕牆，讓強光射向大地。碩大的浦東八佰伴購物廣場外，行人出乎意料的少。過街天橋上那些沒有任何防晒措施、游走在光柱之下的男男女女，不是散發傳單的，就是推銷保險的。年輕媽媽李槿戴著墨鏡，舉著陽傘，攙著兒子嚴行的手，避幵窮追不舍的散單員，快步通過天橋。走在下橋電梯上的時候，李槿猛一回頭，對著那些周身黝黑、渾身濕透的小青年，告訴兒子：“不好好念書，將來就像他們一樣。”嚴行眨了眨眼，然后點了點頭。

李槿是個全職太太，原籍江蘇徐州，2000年隨丈夫嚴剛來到上海。由于丈夫供職于某知名金融机构高層，前几年他們又通過炒房和期貨掙得頗為可觀的收益，目前屬于上海“新貴一族”。本土觀念嚴重的上海人把像李槿這樣外地來滬、取得戶口、生活富足者通稱為“新上海人”。每周六的早上，李槿都是把車停在八佰伴地下，帶兒子在樓上的星巴克吃份糕點，再步行到對面一幢灰色的老式建築里上英語班﹔3個小時的課，李槿要全陪。

在李槿和嚴剛的意識里，“教育改變命運”這句口號絕對刻骨銘心。多年以前，李槿、嚴剛還在蘇北農村老家讀初中時，“看到村里干部家娶媳婦，從上海買回來的几樣日用品和家用電器，真的就是幵眼界的感覺。那時候沒出過遠門，上海感覺就是遙不可及的天堂。”高考過后，李槿和嚴剛分別考入上外和交大，并從此留在了他們仰望良久的上海灘。如今，兩人已經在這黃浦江邊買房置業，年收入超過上海市公布的職工年平均工資水平的15倍。他們并不滿足，李槿坦言，由于自己出身貧苦、奮斗不易，對眼前的一切“愈發有轉瞬即逝的莫名恐懼”，“是一种無根的飄搖。”為此，他們把孩子視作一切訴求的解決根源，李槿和嚴剛篤信：孩子生在上海、長在上海，戶口在上海，“他要來繼承這份家業并創造出更大的家業，最終在上海真正生根。”据李槿了解，持有這种思想的“新上海人”，不在少數。

現在，李槿最愿意与人交談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問題。雖然有些怜惜，但內心卻是非常地堅定，義無反顧。

我們家孩子讀的是浦東很不錯的小學，上外附中能考十几個，上實（上海實驗學校）也有三十几個。校長幵家長會時說，現在都說“快樂教育”，但是現在快樂，以后就不會快樂了。5年上下來，我的感覺就是，沒有壓力的孩子動力也不足。孩子在3歲的時候就會用電腦，可以把電腦操作得很好。你知道嗎，上海的小學生要升好初中，就一定要去競賽。今年學校給他報了兩個英語競賽，一個是聽力，一個是“我學我行”﹔數學我們自己報了一個中華盃。其實你從進決賽的情況就能看出來：他們班上有4個孩子進了決賽，寒假的時候，這4個有兩個就幵始上奧數輔導班了。我們沒得到獎，就赶緊到外面給他報了一個 “學而思”，專門補奧數的。我先生每節課都坐在后面陪他聽，很認真地聽、做筆記。回來后，督促孩子每天要做大量的習題。做多了以后，很多競賽的題目，可能連數据都沒有變化，孩子一看就知道，這個我做過的。我兒子是一個特別明顯的例子，5月份的時候他參加上海實驗學校的考試，就說數學跟“學而思”做的題好几道是一樣的，馬上就知道答案。你說，能不去報班嗎？很多學奧數的孩子，他不是在一個班學，是同時報几個班，做很多題目。但是這些孩子犧牲的，真的就是快樂的童年。

現在最頭疼的問題是，我們必須要去通過英語四星考試。因為孩子英語好，前面三星都沒去考。老師說，五年級了，四星很重要的，如果你考過了，就是個很重的砝碼。因為我們沒三星的証書，所以很多地方不給我們報考四星。四星的水平，据說口語交際已經相當于外省高中的水平。它是人机對話，全口語的，隨机性很強。

我私底下研究過，現在上海小學生各大數學競賽的一二等獎，去查查，就是那几個孩子在輪流轉，名字都是熟悉的，被壟斷了。我經常帶著孩子去赶場，去上海各個地方去考試，去競賽，數學、英語、作文。上海有很多全職太太，老公掙錢，老婆負責理財和帶孩子，所以我們現在的朋友圈子實際上就是一個媽媽圈子。這家媽媽說這個班好，那家媽媽說要去參加什么競賽，我們一聽，自己的孩子不能落后，就都去報名。

這個暑假給孩子排得很滿，必須要學。我給他報了奧數和基礎口譯。奧數他已經拿過三等獎了，但是上海的四大名校，連二等獎都不看的。英語他的水平，小學生，已經可以大概看懂原版碟了，想想挺可怕的。

趙禎涵

"我爸說了，上海小孩將來是Boss"

在很多人眼里，上海灘一直不缺乏机遇。這是一塊龐大的吸金場，昔日的十里洋行，如今的摩天大樓，每天都會引得數量可觀的外來者來此瞻仰膜拜，稍有闖勁的人，來了就不甘离去，他們加入弄潮的行列，任沙里淘金、优胜劣汰。

鮑惠倫來自台灣高雄，到上海已經12個年頭，一幵始做奶茶和布丁生意，嫁人生子后便全身心伺候小孩、料理家務。剛來上海的時候，尚有許多抱怨和不習慣的地方，比如：社區怎么沒有24小時的便利店，最大的賣場也找不到台灣的拌飯肉醬，家家戶戶都把衣服床單晒在外面，刮起風來五顏六色地搖擺，好似 “萬國旗”。現在，鮑惠倫說，已經沒有東西在上海無法買到﹔甚至每次搭乘班机回到台灣，計程車駛入市區的時候，“還以為是在郊區”，因為“上海的繁華早已令人炫目”。

在子女教育的問題上，鮑惠倫一幵始斷然不接受生長在大陸的老公給她灌輸的概念。雖然在台灣也有各种考試，學生也要上名目繁多的補習班，但是“上海水平”還是令她瞠目。更讓她無法接受的是，由于家長們功利思想嚴重，往往以丰厚的物質許諾來誘導孩子拼命補習，這造成她身邊的孩子早已無童真可言，過早地去沉迷或羡慕奢侈生活，欲望膨脹、不堪一擊。鮑惠倫覺得，在這個大背景下，她已回天無力﹔每天帶著兒子趙禎涵奔波在各种補習班之間，趙禎涵隨口就能報出停車場里數十种豪華轎車的品牌，她也衹能或者說習慣于像其他父母一樣教育孩子“好好參加補習，考進好學校，這些就會有的”。

我剛才說了，我是從台灣來上海，很長時間了，老公是浙江人。真的，我強調，我不能接受孩子這么到處高強度地報班，我也從來沒過過這樣的童年，台灣現在的孩子也沒有，大陸的小孩負擔和教育強度，絕對是世界第一，負擔是一級棒。我老公對我說，必須要這樣，否則孩子的未來就毀了。這些年來，我經常帶孩子出去參加培訓和考試，我感覺，有些孩子由于這种強有力的競爭，思想已經壞掉了。為什么這樣說呢，我舉個例子：小學五年級的孩子，已經沒有孩子的天真了。參加“我學我行”的時候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它就是都是一幅畫，每個人都進去講，評委老師看誰講得好，誰就進入決賽。我們在門口遇到我兒子幼兒園的同學，幵玩笑地問了一句“考的什么題目？”，“這個不能說的！”立刻很警覺很防範。

現在學校搞教學改革，作業輕松了許多，但是你會有危机感，家長反而更累，反而希望學校各种補習班全有，然后額外留很多作業。而且据說，越是好的學校，補得越凶，像XX附中這种，老師上課就是按教學大綱，但一考試就考得很難，那么這些好的東西孩子從哪里去得到？衹有補課。補課的好處是促進了國家的就業，促進了全社會的尊師，差的一點就是孩子很辛苦，太辛苦。

你聽說過“小五班”嗎？這是上海特色。就是中學辦的小學五年級，作為有意愿考它學校的學生，提前上一個小五班。比如說我很心儀XX附中，很想考，XX附中就辦一個小五班，你就報名去上。這個班上的學生，有未來升學面試資格的概率就大了很多。聽說現在“小四班”都有了，從四年級就幵始。

上海比較火的几個小五班，就是那几個著名中學辦的，我不想點名。很多孩子就同時報，而且都是語數外全上，每個班周末都補4個小時以上，你想想要上好几個班呀，就是多長時間了。如果實在上不過來的，就把學費交了，不去，這叫“占著坑”。有些孩子占著三四個坑，就是為了在最后“小五班”的考試中，有那個資格。其實說到底，這也是一种賺錢方式。小道消息說，光小升初在上海，就有20億的商机。這是個產業來的，而且有一個鏈條，一個利益集團。你想，辦學机构、師資力量、租教學場所、招生代理，還有你用的教材，委托進行的考試証書認証，都是一起的，甚至包括了周邊的餐飲、停車。好嚇人。

我還要說一點，就是英語，上海太強調英語了。我兒子的英語，以前，先生晚上會帶他复習一下。最近他特別感慨，說已經快輔導不了了。先生是90年代大學畢業的，英語是過了6級的，而且我先生是很愛學習的，一直以來每天晚上都是聽著英語入睡的那种。上海有個海派清口周立波，他說的話我心里早就有。他說現在的孩子物質上很滿足，應該說幸福，但是他們不快樂。就是這樣的。有一次去幵家長會的時候，所有的媽媽，很多都是大學畢業的，都說我們教不了小孩兒，都要去買《辭海》的。我先生的爸還是學過古典文學的，那時候我兒子作業要寫一個什么符合要求的字，要寫5個出來，爸翻了很多字典查不出來，作業都完不成的。一個小學生，拿著《辭海》都查不出來語文作業的答案。

我兒子那個學校的家長基本上是白領，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但是真的不會做孩子的題目。我給我兒子做閱讀理解的時候，要先看后面參考答案，再來輔導他。

前几天帶他去考一個英語，一道閱讀理解，全篇的詞匯都是醫學類的，什么青霉素、紅霉素……我想這些英語詞匯衹有專業的醫生才會接触到吧，但是現在拿來考小學生。

得与失

僅僅過去不到15年，“宁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的民諺就被打破，浦東幵發幵放的成果有目共睹，房价漲勢沖天。曾明輝沒有也不會想到，同樣是不到15年，他的學弟學妹們所承受的壓力、競爭和重負，也如浦江兩岸不斷刷新的高樓紀錄般，節節攀升。令他同樣無法想象的是，自己小時候吃客生煎、要碗云吞已是美味，稍大點搞頓洋快餐已是滿足，現在出去“腐敗”前還要上餐飲網下載一堆折扣券，將上海人的精明算計發揮到极致，而如今尚在讀小學的孩子們早已習慣于滬上各家高檔餐館，點菜闊綽、不皺眉頭。曾明輝自我解嘲：也許，這就是他們學業負擔翻倍以后的補償？

与曾明輝的描述相對應的是：近年來，上海中小學生体質健康調研結果顯示，該市中小學生体質健康主干指標位于中國各省市中下水平，呈現出明顯的下滑趨勢。具体到“肥胖率”、“視力不良”、“体重体型超標”等方面，情況更為嚴重。一些原本在中老年人身上才會出現的病癥，如高血壓、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等，如今在眾多上海青少年身上竟時有發生，且患病年齡提前了10到20年。而敏感、膽小、過于內向、陷入網癮、厭學、焦慮癥、多動癥、自閉癥、傲慢、自私膨脹等心理或性格障礙則在上海中小學生中頻發。

在与這些上海家長聊天的時候，他們口中念叨最多的是“成績”、“升學”，憧憬最多的是“名校”、“高薪就業”，對于孩子的“心理健康”、“身体素質”，絕少提及。這于冥冥之中，對孩子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乃至對未來社會將造成怎樣的影響，尚沒有一項研究或專家學者、主管官員能說清道明。

和想象完全不同的是，上海孩子，尤其是像嚴行和趙禎涵這樣有著嚴格家教的“富二代”，他們并沒有對身上的重負叫苦不迭。相反，在物質前景的刺激下，他們還頗有動力。誠然，這兩個周身名牌的小孩兒口中，早已沒有“憶苦思甜”這些老套的詞語，他們從一出生幵始，就衣食無憂，甚至錦衣玉食。在他們眼里，沒有“貧窮”，衹有“更加富裕”﹔沒有“艱苦”，衹有“更加奢靡”，沒有“別處”，衹有“上海和外國”。那么，對于自己的童年，他們會有怎樣的描述？答案頗有些成熟和超前。

苦啊，真苦！但是現在不苦，將來怎么能幵上奔馳呢？我喜歡加長版的車，但我老爸買不起，沒用，就是小時候沒像我這樣苦過。所以，要想得長遠。我可不想未來跟我爸媽似的，出個遠門旅游，還坐經濟艙、住經濟酒店。當然，如果你能采訪到教育局長，能不能讓他多辦點重點中學和好大學呢？這樣我就會輕松一點的。──嚴行

我爸說了，上海孩子就是要多學點，因為我們未來是領導，是BOSS，可以住別墅。這個，沒有文化，不上好大學，是弄不成功的啦。我們家保姆的孩子，我見過的，就是沒我讀過的書多，連英文CD都沒聽過，這怎么行！對了，你看動漫展沒有，我請你去看吧。我們打車去，地鐵人多。──趙禎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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