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圖 (新聞)

不真實的歷史謊言真是羅斯福挽救的大蕭條嗎?(圖)
2009-06-05

大多數人相信，正當大蕭條蹂躪這個國家的時候，胡佛袖手旁觀，無所作為，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積极干預經濟，最終才帶來了生机。但沒有什么比這個更不真實的了。

1929年的股市崩盤，把繁榮的20世紀20年代扔進了一個天塌地陷的結局中。從1929─1933年，人均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跌落了30%。最慘的時候，失業率攀升到不可思議的25%。一直有人說，如果讓全部的失業者每隔一碼排隊，這個隊伍將從紐約伸展到西雅圖，再伸展到洛杉磯，然后又折回到紐約，且還剩下280,000人沒赶上排隊呢。1931年、1932年和1933年，稅后的企業利潤，其實是負數。20世紀30年代的私人凈投資也是負數──就是說，厂房和設備磨損得比更新還快。

什么導致了1929年的衰退，是個复雜的問題。大多數歷史學家，從馬克思主義者到中右派，齊聲譴責資本主義的大蕭條，聲稱盛衰周期是市場經濟內在固有的部分。然而，最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奧地利經濟學派提供的，論証卻相反：“盛衰周期并非市場經濟的必然特征﹔它實際上是由中央銀行發動的（在美國，那就是聯邦儲備系統）──一個明顯的非市場性質的机构。為了得到關于這個論題的充分而可靠的研究，本書強烈敦促感興趣的讀者拜讀默里.羅斯巴德的《美國大蕭條》（Murray N. 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1932年美國大蕭條期失業的人群。

一般都認為羅斯福新政挽救了美國大蕭條。

胡佛：一個“啥事兒不干”的總統？但愿如此！

首先，在大蕭條期間，說胡佛懶坐著，這不真實。他做得蠻多──比任何和平時期的總統做得更多。雷克斯.塔格維爾（Rexford Tugwell），羅斯福新政計划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后來承認，“我們當時不承認，但實際上整個新政是從胡佛發起的計划推出來的”。其實，胡佛不斷管經濟的閒事，使情況更糟。他費了心思把1929年的衰退搞成了大蕭條。在1929年和1930年經濟不景气的時候，在政府干預了一年之后，情況大大惡化了。

管保失業

股市崩盤之后的那個月，胡佛把企業界的重要領袖召到白宮。他懇求他們不要削減工資，爭辯說高工資是大蕭條的一條出路，因為他們給了個人購買貨物的手段。

說真的，胡佛的哲學在表面上看似有理，每一本美國歷史課本其實都本分地采納這個哲學﹔經濟低迷，這种論証說，是由“低消費”引起的。但是，這個觀點是荒謬的。單說一件事，如果大蕭條的原因一直是消費者花費少了，那么我們該有理由預言，最受打擊的經濟扇面應該是那些制造鍋碗瓢盆、牙膏或者苹果餅的企業。但是，歷史學家加里.迪安.貝斯特（Gary Dean Best）指出，最遭罪的卻是生產耐久貨物和資本貨物的企業。“消費者增加了幵銷，”貝斯特解釋說，“大致是幫了生產生活消費品的企業，事實表明這种企業的銷售額比大蕭條之前的水平下降得最小﹔這和受大蕭條影響最嚴重的重工業少有或者沒有關系，而失業卻主要集中在重工業中。”

胡佛的理論忽視了一個重要的考慮──工資是企業經營的一項成本。要求高工資，特別是在价格迅速走低的時候，它讓企業更難以雇人。然而，總統有要求，大企業給了面子。悲慘的結果是可以預言的：大規模失業。

胡佛的錯誤，是把高工資假設為美國繁榮的原因，而不是繁榮的表現。如果單憑高工資就能制造繁榮，我們僅僅強制執行每小時100美元的最低工資，那就可以消除世界的貧困了。衹有瘋子才支持這么一項政策，因為結果是前所未聞的失業率，以及經濟的徹底浩劫。

管農業的閒事

胡佛的農業政策是另一場災難。自從一戰結束以后，農場主哭著喊著要政府的這個補貼、那個補貼，其中包括要求幫助提高農產品价格。（解釋一下：農場主希望政府把食品和服裝弄得對人人都更貴，為的是給他們帶來好處。）農場主日子難過，是因為農場主太多了──多得沒有任何經濟意義。一戰期間，歐洲的農業生產遭到了戰爭的扰亂，美國的農業扇面急劇擴大。等到戰爭結束，那就沒有什么道理指望美國腫脹起來的農業扇面還保持相同的大小。人和資源都得轉移到工業方面，以生產美國人真正需要的貨物。

胡佛設立了“聯邦農業委員會”，試圖改善眾多美國農場主的境況。聯農委貸款給農業合作組織，這樣農場主就把他們的產品（特別是小麥和棉花）善而藏之，待价而沽。然而，這個辦法确實能稱心如意地把价格抬起來，但是第二年農場主卻興高采烈地增加產量，把過剩問題搞得更加嚴重。最后，聯農委通過它的“谷物穩定公司”，授權以遠高于世界价格的价格收購美國農場主的小麥。于是農場主就把小麥賣給“谷物穩定公司”，而不是出口。政府的農業官員堅信：美國小麥脫离世界市場，必致世界小麥短缺，外國人很快就會哭著喊著要美國小麥。可是事与愿違，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小麥生產者把美國的世界市場份額搶走了。

美國官僚确實能夠在短期內抬高谷物价格，但是，巨大的過剩小麥，被政府買去了，把谷物价格壓得更低，因為世界知道這些小麥終究還得傾銷到世界市場上。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在几年后評論道：“胡佛試圖賴以維持農產品物价的那些大收購公司，其效果是讓市場整個亂了，制造了不确定性。”

問題是明擺著，有些政府官員足夠誠實，承認要讓這么一個計划管用，那就得強加嚴格的限制，得規定農場主生產多少才被允許。要求農場主自覺削減小麥和棉花种植面積，成了耳旁風。不遺余力地要抬高价格，聯農委主席走得太遠了，他號召各州長“立刻縮減耕作，把目前的每三行棉花變作一行”。

更熱鬧了：增加稅收

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本意是為美國農業提供關稅保護，到頭來在政治上卻沒有可行辦法單單把這种保護限制在經濟中的一個扇面上。無數行業的壓力集團紛紛扑向華盛頓，也要爭關稅保護。實際上，所有的美國經濟學家都一致敦促胡佛否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但是胡佛充耳不聞，于1930年6月把這個稅則簽署為法律，25,000多种產品的關稅平均提高了59%。

這一稅則沉重打擊了美國的出口工業。美國的商業伙伴的產品被關到了美國的大門之外，他們不可避免地就采取報复。比方說，意大利政府的反應，是對美國汽車征收雙倍的關稅──美國汽車在意大利的銷量跟著就降低了90%。法國實際上把全部的美國產品都關在門外。西班牙的報复手段是把對美國汽車征收的關稅增加到那么一种程度，以确保美國汽車在西班牙賣不出去。

還有其他方面的增稅──太多了。1931年12月，安德魯.梅隆，在20世紀20年代率先降稅的就是他，突然來了一個180°的大轉彎，要大規模地提高征稅。國會和總統言聽計從，結果就是災難性的1932年《稅收法案》。在美國歷史上，在和平時期把稅收提高到如此程度，空前絕后。所得稅率急劇增加，對收入最高者征收的附加稅從25%竄到63%。這意味著在大蕭條中間，在迫切需要私人投資的時候，私人投資被搞得失去了吸引力。

大手大腳的胡佛

胡佛還廣泛地增加公共設施項目的支出。四年間花在這些項目上的錢，多于此前的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導致國際貿易縮減，船運業務量不如以往，他就縮減了造船工業規模。胡佛的“复興銀行公司”（RFC）為不景气的行業（主要是鐵路和銀行）提供緊急低息貸款。到1932年下半年，复興銀行公司不光扶助麻煩企業，還把錢借給各州作失業救濟金，并且為公共項目提供資金。

總統為失敗企業打气的企圖，效果卻是成問題的。“他希望挽救的那些企業，”一位史學家寫道，“不是在可怕的痛苦之后終歸破產，就是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債台高築。”

有一個領域，胡佛的舉措不同于羅斯福：胡佛躊躇于提供直接的聯邦救濟金，而是依靠自愿組織，最后把貸款給了各州。就提供幫助一事而言，他相信自愿組織和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一樣是合适的机构。

回顧他的任期，胡佛祝賀自己舉措大膽。“我們或許一無所為，”這位總統在1932年說，“事情本來會一敗涂地。面對這种情況，我們宁愿向私人企業、向國會建議共和國有史以來發展出來的最宏大的經濟防御和反擊計划。”

羅斯福進城

1932年，民主党人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mo Roosevelt），以絕對优勢挫敗胡佛。在民意測驗中，羅斯福身在“偉大的”總統之列，与華盛頓和林肯平起平坐。許多美國人相信他的新政把美國從大蕭條的魔爪下解救了出來。其實，在羅斯福治下，從1933─1940年，失業率平均在18%這么一個巨大的比例上。

一位傳記作家說，沒有誰比羅斯福對經濟更無知的了。這是明顯的。財富是怎么產生出來的，羅斯福一竅不通。他提倡的立法，是一件由許多荒唐舉動拼就的百衲衣，有時彼此掣肘，有時甚至自相矛盾。

通過中央計划尋求繁榮

國家工業复興法案（NIRA）（据此建立了國家工業复興總署），是一個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它試圖保持高工資，以為消費者提供更大的“購買力”﹔另一方面，它設立了几百個法律裁可的、具有行業規模的聯合企業，准許它們設立標准工資、工作時間与最低价格。最低价格意思是：行業將大致免于以低于市場的价格競相拋售﹔每家企業的价格必須起碼是所規定的最低數。人為提高的工資意味著繼續失業，高价格意味著几乎全部的美國人都日子難過。真是了不起的复興策略啊。

讓我們毀了吃的以幫助饑餓的人民

羅斯福的農業政策，屬于他們自成一類的天才舉措。把另外一些貨物的价格調高還不滿足，羅斯福還扑向食品。他建議農場主削減生產，或者什么也不生產，損失由政府補貼。他相信，減少供應將抬高農產品价格。但是，与此同時，他必得對付如此的慷慨。政府決定把相當多的已經生產出來的東西毀掉，以制造一种短缺，借此抬高農產品价格。殺了600萬頭豬，搗毀了1000萬英畝棉花。

農業部長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把大規模毀掉作物和牲畜的做法，說成“為舊時代掃除不平衡的生產導致的殘余”。到底多少產量才能恢复“平衡”，華萊士想必是慧眼獨具。

在“美國農業管理署”（AAA）成立之后不久，農業部公布了它的一項關于在那些艱難歲月中美國人食品情況的研究結果。這項研究构造了四類食品情況樣本：富足、小康、溫飽、緊急（難以生存）。結果發現，美國沒有生產足夠的食品，以養活僅求溫飽（不至于餓死）的人民。消除這場災難的最佳辦法，是把食品搞得更貴，這得需要特殊的頭腦才能得出這么一個結論。

与此同時，有証据証明，羅斯福的這种漏洞百出的舉措繼續有增無減。1936年，“農業經濟局”報告說，就棉花而言，農場收入起碼和還不存在“美國農業管理署”的時候一樣高，甚至更高。第二個月，康奈爾大學的詹姆斯.E. 波義耳（James E. Boyle）在《大西洋報》上論証說，農管署得為至少200萬失業者負責，特別是失業的小佃農和農場勞工。盡管農管署本意是要提高農產品价格，歷史學家吉米.鮑威爾（Jim Powell）評論說，農場主“發現自己的境況實際上更壞了”，因為羅斯福的“國家复興總署”在強行抬高制造品的价格方面更成功，包括農場主在內的消費者都得為此買單。

羅斯福的農業衣缽

不幸的是，政府對農業大規模的干預從來不曾放手。甚至在20世紀80年代，盡管大家把這十年和政府削減与遵從市場原則聯系在一起，但農業計划每年還是吃掉300億美元，其中的2/3采取的是補貼的形式，另外1/3是消費者付出的更高的价格。這些項目背后的主要机制是价格支持：聯邦政府主動為農場主支付每件產品一定量的錢﹔在這個价格上，農場主愿意賣多少，政府就買多少。因此，如果聯邦政府出的价高于市場价，農場主就不在市場上賣東西了。因此，政府常常把大量各种各樣的農產品積存在自己手里。于是就必得琢磨出，怎么把這些東西打發掉，同時又不把价格壓下去。經常的情況是，政府干脆把東西毀了。羅斯福的農業衣缽一直留到了如今。

20世紀80年代，美國農業部每年下令銷毀：

★ 5000萬個檸檬

★ 10000萬磅葡萄干

★ 10億個橘子

花生的生產配額具有把花生和花生醬的价格翻一番的效果。奶制品補貼更荒唐，美國的每頭奶牛每年得到的補貼高達700美元──埃里克.山斯伯格教授（Evic Schansbery）指出，“這個數比世界半數人口的收入還多”。确實，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美國人的食糖价格比世界价格高500%，就是由于政府的价格補貼。這對种甘蔗的人來說當然是個好處，他們從這個政策中每年平均得到了235,000美元。但是，這政策讓消費者每年花了30億美元，把美國所有用糖的行業置于与外國生產者不利的競爭劣勢中，后者不曾被迫為糖出這么膨脹的价錢。

羅斯福反企業的狂熱延遲了恢复

新政的另一些方面也破壞了經濟。新政的勞動法同樣增加了与社會保障有關的勞動力成本，這進一步在失業問題上雪上加霜──按照經濟學家理查德.維德爾（Richard Vedder）和拉威爾.伽拉維（Lowell Gallaway）的說法，到1938年，又有120萬人失業。

經濟史家羅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論証說，“政体不穩”也阻撓了恢复。商人和投資者拿不准聯邦政府下一步要干什么，又會有什么懲罰性的措施加在他們頭上，就干脆不投資了。希格斯還指出，在20世紀30年代，長期投資特別受打擊。在証券市場上，長期債券的風險酬金巨大，表明行業領導人對未來非常不确定。希格斯從20世紀30年代搜集的調查數据暗示，對未來的這种不确定，變成了對未來政府政策的不确定。商人對占据白宮的那些人反商業狂熱的各种各樣的胡言亂語是很在意的。

勞工立法的后果

羅斯福用《國家勞資關系法案》（即為人所知的1935年《瓦格納法案》），為有組織的勞工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標准課本想當然地以為對工會好的就對工人好（盡管現代工會的整個目的，是把人們排擠在一個行業之外，而不是為工會里的工人提高工資）。事實卻相反。

工會使社會貧困化的方式不計其數，從扰亂勞務市場到阻礙效率和發明的工作規則。“國家法律与政策中心”和“約翰.M. 奧林就業情況与政策研究所”聯合發表了一項研究報告，在報告中俄亥俄大學的經濟學家理查德.維德爾和拉威爾.伽拉維估計，單是在過去的50年里，工會就花費了美國經濟50萬億美元這么一筆龐大的錢。這里沒有印刷錯誤。“這項沉重的經濟損失，對經濟的影響不是一次性的，”研究報告解釋說，“我們的模擬結果揭示的，是這個組織在半個多世紀中的強大影響力，乍看起來這种影響力是每年發生一點點。”不令人惊訝的是，報告确實發現工會工人比會外工人掙的錢高15%﹔但是，報告還發現，一般的工資損失慘重，原因是經濟規模比假定在沒有工會的情況下小30%─40%。

為什么在一個工會數量可以忽略不計的年代（1900年衹有區區3%的美國工人在工會里），從1860─1890年的美國，制造業的實際工資提高了難以置信的50%，從1890─1914年又提高了37%？為什么美國工人比有多得多的入了工會的歐洲工人日子好得多？勞工史學家和活動家在解釋這樣的問題時，將會張口結舌。在對付這樣的事實的時候，他們大多數人都避而不談。

“公共建設工程”的災難

新政的青睞者向我們保証說，羅斯福花費龐大的工程提供了工作和經濟刺激。但是，這樣的工作，是把一些人（納稅人）的錢送給另一些人，因此沒有什么凈刺激。其實，這樣的項目肯定是壞的，壞就壞在它們把資本從私人扇面那里轉移出去了，因此阻礙了以健康的方式來創造工作机會。經濟學家約翰.約瑟夫.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和丹尼爾.K. 本杰明（Daniel K. Benjamin）發現，花費巨大的新政項目“創造的”公共扇面的工作，是把私人扇面的工作干脆排擠了或者實際上毀掉了而已。羅斯福設立的公共建設工程以及為此付出的無數美元，衹是吸干了資本以贊助那些本來就舖張浪費的項目而已，因為這樣的項目缺乏指導著企業家投資決策的那种盈虧評价標准。

用勞民傷財的工作買選票

羅斯福的公共建設工程普遍腐敗。經濟史家已經在努力搞清楚這些項目在全國的分配──比方說，為什么人最窮的南方從羅斯福的“公共事業振興署”（WPA）得到的幫助最小？

許多學者注意到振興署項目在西部各州出奇的多，1932年羅斯福在這個地區的競選优勢一直微薄，他們相信政治的考慮在這些項目的分配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像加文.萊特、約翰.約瑟夫.沃利斯、吉米.F. 考奇和威廉.F. 舒格哈特二世這樣的人，相信在新政幵銷与羅斯福的政治需要之間有重要的聯系。比方說，政治因素在新政在各州的花費差別一事中占80%。羅斯福在西部各州花的錢比在南方多──南方為他提供了67%的選票，是因為在政治上南方比西部穩當得多，他不大需要買南方的選票。

“振興署”的工人常常被迫支持羅斯福喜歡的候選人，改換党派，或者為羅斯福的第二次大選“做貢獻”。參議院的一項調查，一宗接著一宗地發現，“振興署”的雇員得到指示，如果他們不想被炒魷魚，那就得把他們薪水的一部分貢獻給這位總統的第二次競選運動﹔還發現，那些拒絕支持一位受寵的候選人的人，在救濟金名單上被除名了﹔還發現，登記在案的共和党人，被要求在救濟金登記簿上寫自己是民主党人，為的是保住工作。

在羅斯福當政的年月，這些無論如何不是政治訛詐的獨一無二的例子。標准課本提供了水門事件和尼克松濫用職權的全部細節（确實應該這樣），但是關于作為此類勾當的先驅人物的羅斯福，卻衹字不提。芝加哥貧窮的神父詹姆斯.吉利斯（James Gillis）主辦的保羅會天主教廣播電台，批評羅斯福的法院改組計划，美國通信委員會就把這電台的執照拿走了。早在1935年，羅斯福就要求聯邦調查局幵始對各种各樣的保守組織進行調查，在那十年的后半段，還祕密地搜集証据（當然是一無所獲），要証明反對美國參与二戰的“美國第一委員會”的那些顯赫成員拿了希特勒的錢，這個委員會也被照習慣污蔑為納粹和叛徒。

法院告訴羅斯福，別那么急

想起美國歷史上有那么個時候，還是叫人心里熱乎乎的，其時像羅斯福新政的那种項目，根据憲法，實際上遭到了批評。20世紀30年代，最高法院也有足夠多的###官，堅持對憲法進行誠實的解釋，像《國家工業康复法案》和《農業調整法案》這樣的計划實際上被宣布為違憲。

不需要說，法院的裁決激怒了羅斯福。他公然指責高法的“九個老家伙”，說他們對憲法的解釋衹适合于“騎馬生臭蟲的舊時代”。但是，除了指責，他還走得更遠。1937年，羅斯福建議：最高法院的###官，凡是到了70歲的，如果不辭職或者退休，那就要補新的法官。由于當時最高法院的九位###官有六位都過了70歲，那么這項建議立法將允許羅斯福另外加六位###官到最高法院中。

起先，這位總統試圖聲稱他的計划僅僅是有意為年老的###官提供幫助，但是連他自己的一些支持者都遭到了這個明顯的謊言的羞辱。最后，羅斯福對自己的意圖更加直言不諱：他相信目前的###官班子和過時的法學牽扯不幵，對憲法的一种更靈活的看法需要引進到最高法院，以确保他的新政項目。

對這項計划的反對是強烈的，甚至羅斯福的許多###党同伴也反對。謝天謝地，這個法案被駁回了。但是，羅斯福對法院的恐嚇或許已經發生了效果。特別是，有人怀疑總統的壓力可以解釋為什么歐文.羅伯特（Owen Roserts）###官突然在自己的決定中對這個政府變得友好得多了。然而，原來羅斯福畢竟有机會影響法院，哪里需要如此粗魯的操作。在其后的四年里，這位總統有本事在法院里填了七個空缺，有人辭職了，有人退休了，有人死了。

新法院是個什么樣子

一旦羅斯福在這個新法院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新法學是個什么樣子呢？參看一下1942年的“韋克特訴費爾本案”。法院裁定：在自己的地產上為自己家用而种小麥的農場主，落在“州際商業”這個名堂之下，在憲法的州際商業條款之下服從聯邦的管理。家產的小麥，用法院的話說：“為种植小麥的人的需要所提供的小麥，將以其他方式反映在自由市場的購買行為中。在這种意義上的自家种植的小麥，就与商業中的小麥進行競爭。”有人為自己供應小麥，由于他不是從市場上買的這小麥，他因此就影響州際商業。在這個標准下，任何東西都有資格影響州際商業──因此就得服從聯邦政府的管理。

法院成了為聯邦政府的行動提供合理性的工具，成了把各州置于俯首聽命境地的工具。在1939年的“古林訴華萊士案”中，法院暗示聯邦政府可以把它的權力擴大到任何可能對“全民福利”有好處的領域。

二戰把美國救出大蕭條了嗎？

那么，如果新政不曾把我們救出大蕭條，什么東西救了我們？有些人，包括許多教授，被迫承認新政的失敗──說二戰救了我們。二戰是一個美國經濟大繁榮的時代，這場戰爭把這個國家從大蕭條中拯救了出來，這种說法都成了傳統智慧的一部分。顯而易見，這不是真的。如果那是真的，那么總搞戰爭會是個好主意。想想所有那些不得不去生產原料、制造飛机和裝配導彈的人們吧。

歷史學家已經把戰爭期間達到的那些真實的產值數字搞出了不少。但是，這些增長，大多數歸于軍備与武器的制造，以及給軍人的報酬。這樣的生產，与普通人的需要是不搭界的。把資本和其他資源轉移到消費者不會買的貨物上，消費者的日子更難熬了。在1943─1945年之間，大約五分之一的勞動力──包括軍隊、為軍隊服務的平民雇員、在軍需品行業中工作的人，以及失業者──都既不生產任何生活消費品，也不生產資本貨物。當然，這還不是全部﹔一直是60%的稅金用于資助不生產消費者需要的東西的活動，而這种活動占到40%。所有這一切都等于物質財富的急劇損失。

征兵降低了失業率！

失業确實不見了，這是真的。但是，它不見了，主要是因為700萬人參軍了，且大多數人是強征入伍的。如羅伯特.希金斯（Robert Higgs）解釋的那樣：“戰爭期間政府把相當于戰前勞動力的22%那么多的人拉到了軍隊中。可好了，失業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沒人需要一個微觀經濟模型來理解這個事情。”在一种健康的經濟中，總是需要更多的勞動力來生產更多的貨物。然而，新政的那种有病的經濟，能讓失業問題出現一個凹坑，但衹能通過把超過五分之一的勞動力強征入伍才辦得到。

与此同時，在1940─1944年之間，制造業每周工作時間增加了七小時，外加多挖了50%的含瀝青的煤炭。要得到大家需要的貨物，卻更難了，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沒人在戰時能買輛新車、新房子或者大件的用具，因為政府已經完全禁止生產這樣的東西。大量其他貨物也求而不得，或者難以得到，從巧克力到糖、肉、汽油和輪胎。正如經濟學家喬治.雷斯曼（George Reisman）解釋的那樣：

人們相信他們在二戰的時候繁榮，因為他們堆積起了大量花不掉的收入──以紙幣和政府債券的形式存在。他們把積累起來的這种紙上的資產和真實的財富混為一談。不可思議的是，大多數經濟統計學家和歷史學家在度量二戰的生活水平的時候，犯了同樣的錯誤，他們把那段時間大体上花不掉的“公民收入”計算在內了。

不需要說，這不是繁榮。最終結束大蕭條的，既不是經濟立法，也不是二戰，而是戰后正常的情況恢复了，在羅斯福年代騷扰企業的不穩定的情況消除了。假如沒有胡佛和羅斯福的那些毀滅性的愚蠢政策，繁榮將來得早得多。

摘自：《另類美國史：對美國歷史的政治不正确導讀》（美）托馬斯.伍茲/著金城出版社 (作者：托馬斯.伍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