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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區 - 資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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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區 (新聞)

北京文物建築“易地遷建”調查
2004-07-24

北京古城樓: 故宮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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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披露，自1980年代以來，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讓文物搬家，“先拆除，后易地遷建”，成了北京常用的解決辦法。衹是，這個先拆除，通常可以很暢快地完成﹔那個后易地遷建呢？對于不可移動的文物來說，遷移無异于一場生死之劫。

易地遷建文物保護中一個不得已的辦法，也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第一步，先做好測繪工作，定好遷建的位置。第二步，把建築的构件如門、梁、柱、枋、瓦及雕刻逐一編號，拆下后要保護好以免損壞。第三，拆、建要同時進行。耽擱過久，一些构件容易損壞，而且經驗証明，若不馬上修起來，遷建往往就不了了之。第四，一定要原材料、原构件、原工藝，由古建公司以及有經驗的老工人、老技師來做。遷建造价往往比建一座新的高得多。

“刀下留館，不要讓戊戌百年留下遺憾！”如果時間之箭回到6年前，這一聲呼喊應該依舊清晰，依舊震撼人心。1998年9月，紀念戊戌變法一百周年之際，戊戌變法的一個重要見証地－－－北京市宣武區文保單位粵東新館被“易地遷建”。

粵東新館在宣武區南橫街11號，又叫粵東邑館，是宣武區文物保護單位。該館建于清末，戊戌變法時，全國性維新派組織“保國會”在此成立，并以此處為主要活動場所。

當年媒体對粵東新館事件進行了“狂轟濫炸”式的報道，新華社為此發了內參，當時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作了批示。粵東新館最終得到的承諾是：平移30米，在粵東新館西院的北部，3年之內覆建，設計施工、遷建費用均由建設單位－－菜市口大街工程指揮部負責。

2004年7月18日，記者來到宣武區南橫街，試圖尋找當年的11號－－粵東新館舊址。傍晚時分，居民在南橫街上納涼，問了七八個人，都不知粵東新館這回事。在南橫西街13號，終于找到了一位知情的居民。

“菜市口大街南延的馬路把南橫街分成了東西兩條街，正經的粵東新館已經在馬路下面了，我們這個13號院正是粵東新館的西跨院，是當年給僮仆們用的偏院。”

這個西跨院現在變成了一個大雜院，里面住著20多戶人家，搭建了二三十間小房，三進的四合院顯得破舊而擁擠。院子外面沒有挂保護單位的牌子，也沒有粵東新館的標識。

記者特地向居民打聽當年准備遷建粵東新館的“西院北部”的情況，居民們說這塊地方至今沒有騰出來，現在為外地來做生意的人租用。進入那個院子，衹見里面堆著汽油桶、三輪車、板車等，几戶人家正在院子里搭著鍋台吃飯，居民們說并沒有人通知他們搬遷騰退房屋。

粵東新館包括南橫街11號這個門牌已經消失并被人們淡忘了。那位西院的居民說，記者是這么多年來第一個尋訪粵東新館的人。承諾是3年，但如今6年都過去了，粵東新館還沒有遷建起來。“活不見人，死不見尸！”一位當年參与呼吁刀下留館的專家憤慨地說。

7月15日，記者打電話到宣武區文委文保科，要求就粵東新館的遷建一事進行采訪，接電話的是一位女士，一聽記者的意圖就以“最近工作很忙”為由拒絕了上門采訪的要求。但在記者的要求下她沒有很快挂斷電話。

記者：粵東新館為什么歷時6年沒有建起來？女：我們要結合整体規划統一實施。我覺得你們了解這件事沒有意義。記者：這是文物保護單位，并且當年向社會有承諾，為什么說沒有意義呢？女：我不想告訴你。

實際上粵東新館的易地遷建保護已經成為空談。“包工頭老汪不僅把它砸了，還把它賣掉了。”“几塊雕花木頭放在一旁‘這就是他們要的。’老汪說，‘還有几塊石頭，嵌在牆里，他們說上面可能有字，也讓留下來’。‘那些磚、瓦和木頭怎么處理呢？’‘我們拿去賣了，古磚沒人要，木頭也難找買家，一塊瓦衹能賣四五分錢’。”

順承郡王府，清順治初年建府，第一位主人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曾孫勒克琿，為清朝幵國“八大鐵帽子王”之一。第二代主人是民國進駐北京的張作霖，他將王府變成了大帥府，張學良与趙四小姐也曾在其中居住數年。

1949年后，順承郡王府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設机构的辦公地點。1984年定為北京市重點保護文物。1994年，順承郡王府遷建至北京市朝陽公園東隅。原因是要在王府正門外建一座政協禮堂。這座威嚴的王府原本在北京市西城區錦什仿街東側，舊趙登禹路32號，如今這個門牌已消失整十年了。

“有一天被人請吃飯，稀里糊涂地拉進了朝陽區的一個大宅子，非常豪華的宴席，吃完了一問，才知道這就是從西城區遷建來的順承郡王府！王府何等威嚴，竟然在北京城外淪為一個酒肉飯店！”一位文物保護工作者向記者描述他的惊詫。

7月16日，記者前往朝陽公園東側的郡王府，正欲進門，被保安擋住，“這里不是參觀場所”。記者見挂著某某大酒店的招牌，即假托訂餐。立即出現一位著旗袍的小姐，給記者引路。

大紅的地毯從院門的高大台階一直舖向北屋、東西廂房，大門高懸著啟功題字“郡王府”，金字匾下立著一塊牌子，上書“衣冠不整恕不接待”。大紅大綠的彩繪，深長的廊子，幽閉一個又一個的包間，陳列各种名酒的廚柜。領班小姐向記者介紹，除了用餐，這里還有部分房間用于住宿。

當年聯名上書國家領導人的6名專家已有2人辭世：北京市建築設計院總建築師張鉑和故宮博物院顧問單士元。另外4人是董光器(北京市規範院副院長)、李准(北京市規划局總建築師)、趙冬日(北京市建築設計院總建築師)、侯仁之(北大教授)。

“它是歷史，八大鐵帽子王，后來又是大帥府、少帥府，不光是建築，就是里面的古樹都是百年以上的，我們當時算了算，古樹有12棵。”董光器說，“我們就不知道當時為什么這么決定，大概是把規划局、規划院、文物局的第一把手都叫去了，宣布在這兒蓋，把順成郡王府挪走，宣布完就完了，就幵始啟動，這是一种非正規的做法。”

當時政協禮堂的建設地點并不是別無選擇，董光器、李准兩位老先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如果按照法律來執行規划，那這個政協禮堂就蓋不成了，規划局，文物局，園林局，三個主管的局都沒有同意。文物法有一條說重大建設的時候可以遷移文物，當時我們認為應該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才能算，比如長江三峽要把張飛廟遷走，尼羅河阿斯旺大壩要遷神廟。政協禮堂算什么不可抗拒的呀，北京那么大的地方你選啊！”

在北京市文物局，記者問到遷建后的順承郡王府的价值，文保處副處長王玉偉說他當年參与了拆建，整個遷建還是比較嚴格和專業的，“全部都錄了像，主要构件都是一件件搬過去的。不光是文物工作者，還有十多個大學生來幫忙，搬遷總是比拆了要好一點。”但王玉偉也承認，遷建后的順承郡王府在价值上還是大打折扣。

部分易地遷建建築名單

法興寺，2002年東城區“危改”時發現，其位置被規划為一幢住宅樓。專家簽定法興寺為明崇禎年間權宦劉瑾家廟，是北京不可多見的明代建築。文物部門力爭原址保護不果，法興寺被“平移”300米。儒福里過街樓，北京僅存的一所過街樓，1998年因菜市口大街南延工程而拆除。宣武區政府曾向社會承諾，過街樓將易地遷建到陶然亭公園內，但到目前為止仍沒有實施。

蔡元培故居，2000年11月23日區級文物保護單位蔡元培故居被以“易地遷建”為名破壞，所幸文物部門及時赶到制止了這一行為。一番爭議后，目前仍原地留存。

曹雪芹故居，北京廣渠門內大街207號四合院，剛剛被學術界認定為曹雪芹的故居遺址后，即因道路修建而拆除。有關部門承諾將故居向北挪，易地建一個紀念館，但至今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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