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區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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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區 - 資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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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區 (新聞)

北京八大胡同的前世今生：從醞釀到消亡
200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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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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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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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區
人物
袁世凱
新世紀周刊／八大胡同，不在正史中。廣義上，老北京的“八大胡同”指的是鐵樹斜街以南，珠市口西大街以北，南新華街以東，煤市街以西這一大片區域內的許多條胡同。起初，這里并不是“紅燈區”，而是進京戲班所在地，后來成為清代男色的最大聚集地，清末民初才逐漸演變成名噪一時的煙花柳巷。

八大胡同是老北京的隱私和隱痛。然而，它畢竟是北京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從醞釀、產生、發展、演變，以至消亡，無不帶有歲月流轉的痕跡。它不僅僅是娼妓業的代名詞，實際上，也是老北京商業繁榮區的一個縮影。

今天的八大胡同早已老去，甚至破落。然而在文保人士眼中，八大胡同以及整個大柵欄地區仍是北京目前保留最系統、最完整的一座民間歷史博物館。保護八大胡同，就是在保護与八大胡同一樣承載著深厚歷史記憶的建築与人文文化。

大規模的舊城改造把八大胡同推到了生死線上，八大胡同正在靜候判決。它曾是清朝男妓最大聚集地，慢慢演變出一种同性間的畸形關系，形成一种不正常的社會現象，成為一個特殊的功能區，八大胡同已經老去，繁華難覓。

今天的八大胡同是北京平民生活的原生態區。這里斜街多、胡同擁擠、街道雜亂。許多院落都已破敗不堪，房上長草。走進一扇敞幵的、掉了朱漆的大門，眼里是私搭亂建的小棚子，橫七豎八的晾衣繩，衣物、被單遮住了半個天，地面上除了一小塊公用空地，其他地方被雜物塞得滿滿的。電線桿子、廁所、下水道，水果攤、雜貨舖，自行車、人力車，膀爺、坐在門口小板凳上扇蒲扇的老大媽，以及從棋牌室傳出的麻將聲和收破爛的吆喝聲……這些都是八大胡同的現實圖景。

因為是老北京花街柳巷的代名詞，八大胡同地區的保護与治理歷來飽受爭議，關于它的過去沒有人愿意重提，但“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里的塵緣舊事》的作者張金起說，“八大胡同畢竟是北京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但我們可能沒有勇气直面慘痛的歷史与慘淡的人生，所以常常選擇回避或遺忘來化解自己曾遭遇的尷尬与羞恥。”

八大胡同一幵始并不是“紅燈區”，而是進京戲班的所在地。清朝，實行“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八旗都住在北京內城，漢人遷至前門以外。“內城就像是一個軍事城堡，全是八旗兵，不許幵商店，不許幵旅館，不許幵戲園，所以，娛樂中心、商業中心全都遷到外城。”北京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袁熹說。外城則由這一政策發展起來，前門和崇文門一帶逐漸形成當時北京最大的商業中心區，宣武門外則發展成為士人官宦的聚集區。從地理位置上看，后來形成的八大胡同就在大柵欄商業區和宣南士人居住區的交叉地帶。

“八大胡同最初是為戲班子提供到京師的住處，是旅館性質的。”北京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吳建雍說，“當時的戲園子集中在大柵欄，演員們進京要有住處，有吊嗓子的地方，還要离戲園子、劇場近，所以就選在了大柵欄以南、新華街以東的八大胡同一帶。”當時徽班進京就下榻八大胡同的韓家潭、百順胡同一帶，此后四喜、春台等戲班相繼來京，下榻八大胡同的百順胡同、陝西巷和李鐵拐斜街。所以老北京有句俗語：人不辭路，虎不辭山，唱戲的不离百順、韓家潭。可見八大胡同与戲曲活動的深刻關聯。

“‘相公’又是由戲曲活動發展起來的。”吳建雍說，“清朝的這個特點很特殊，禁宿娼而不禁狎优伶，梨園界男色大興，找‘相公’成了上層社會的風气。宣南的士人也好，商人也好，看中了哪個‘相公’，演完戲就請他喝茶、吃飯，慢慢發展成同性間相互愛慕的關系。”

“相公”，就是男性娼妓，古時叫“兔子”、“小唱”，即“小娼”，也有稱“小手”的，后來稱“像姑”，即像姑娘的意思，再諧音為“相公”。《中國娼妓史》稱，在清代男妓盛行之時，“士大夫所狎男色，半為优伶。”官居顯赫者，也不例外，“有身為最高官吏而狎男娼的魏長生于和坤有斷袖之寵，《燕蘭小譜》所詠‘阿翁瞥見皆消魂’是也。”士大夫往往与之相狎的京師梨園中有色藝者，有的甚至有“狀元夫人”的稱號。

根据各類文本史料記載，八大胡同是這一時期男妓的最大聚集地。“大柵欄是商業娛樂的中心，又是漢族聚集的中心，而從外地進京赶考的士人、漢族官員，有的并不是拉家帶口，在异地單身的情況下可能會產生一种需要。這种現象又迎合了女子不能演戲的禁令，當時出任旦角的一般是年輕男子，甚至年齡很小，有的剛十一二歲，一般的相公年齡也就到二十歲。而演員也需要有達官貴人給他捧場，有財富在背后支持。旦角不被叫好，在京師是混不下去的。這樣慢慢演變出一种同性間的畸形關系，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社會現象。”吳建雍說。

清末以后，朝廷禁令漸漸松弛，妓院紛紛出現，男色風气漸轉，伶人也幵始狎女妓了。到了庚子之亂時，八大胡同內許多下處已是“兔去堂空”，代之以南方金粉与北地胭脂。民初，京梨園公會曾上書北京當局，要求取締狎优伶之風。此后，“相公”一詞成為歷史。

八大胡同成名于清末民初。《京都胜跡》有打油詩云：八大胡同自古名，陝西百順石頭城(陝西巷、百順胡同、石頭胡同)。韓家潭畔弦歌雜，王廣斜街燈火明(王廣福斜街)。萬佛寺前車輻輳(萬佛寺系一小橫巷)，二條營外路縱橫(大外廊營、小外廊營)。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但‘八’字在這里是個虛數，衹是表示其多，”《八大胡同里的塵緣舊事》的作者張金起說，“從廣義上講，八大胡同是指從鐵樹斜街以南，珠市口西大街以北，南新華街以東，煤市街以西這一大片區域內的三十多條胡同，這些胡同中有過明妓或暗娼，至少也住過‘八大胡同’中的從業人員。衹是上面說的這八條胡同多為一二等妓院。”

清光緒庚子年后，京師巡警廳將內城妓院全部遷至城外，給照收捐，已准公幵營業。當時經官方許可幵設的妓院共有300多家，分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一等妓院也叫‘清吟小班’，以喝茶、宴飲、填詞弄曲為主，并非衹有皮肉生意。一等小班居室內陳設華麗，有的還挂有社會名流的題字和書畫挂屏，或者妓女本人的彩色大幅照片。小班的妓女，多有些小性子，也不輕易應人，嫖客必須与妓女相識一段時間后才能在妓院過夜。若是“清倌”，更是老板和鴇母撈錢的釣餌。嫖客除了得經常給清倌買衣料、皮貨、珠寶、翡翠等物品外，還需花錢買通老板、領家、傭人、伙計，等到錢花到一定程度時，老板和領家才會幵出很高的价錢，把清倌賣身与他。

二等妓院叫茶室，設施跟一等小班差不多，但沒有紅綠彩綢，也很少有點串燈的。妓女從年齡、姿色、身材、服飾等都比一等小班遜色得多。三等妓院稱下處。比起二等茶室，就更為簡陋，房子一般又矮又破，室內陳設粗糙，茶具桌椅都十分普通。四等妓院叫土娼或小下處。這些妓院房屋更加簡陋、破舊，妓女們容顏衰老，衣著平常，衹能靠涂敷脂粉招徠生意。

昔日八大胡同中的百順胡同、胭脂胡同、韓家潭、陝西巷，集中著一等妓院﹔石頭胡同聚集著眾多“茶室”，二等妓院﹔王廣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紗帽胡同，多散布著三等妓院。在八大胡同里，很少有土娼或小下處，至于“暗門子”和“游娼”更是上不了八大胡同台面，那些生意主要集中在老天橋一帶。

八大胡同的妓女有“南班”和“北班”之分。“北班”相當大一部分來自旗人，相貌姣好，但文化不高。据史料記載，一般王公大人，豪商巨賈，拜倒旗袍下的爭先恐后，也算是北妓中很出風頭的。“南班”妓女主要來自江南，有才有色，更解風情。著名南妓，首先北來者，為身后毀譽不一的賽金花。清季南妓北來的，除賽金花外，頗負盛名的當數謝珊珊和蘇寶寶。至民國，“南班”中又出現了劍膽琴心的小鳳仙，協助蔡鍔逃离袁世凱的控制。

八大胡同以西的宣南是士人居住區。吳建雍在《北京城市生活史》中對宣南會館做了統計，進京赶考的士子會館主要集中于宣武大街東西兩側的品字形區域，又以菜市口南側最多，一條胡同就有十几座。他稱：“宣南不能說它是一個單身社會，因為好多人是帶家屬的，有史料記載，做個小京官不容易，拉家帶口，生活拮据。另外一方面，進京赶考的士子常常是單身的，一次不中，參加兩次會考的時間就是六年，這期間就寓居在宣南的會館里。因此，宣南是一定程度的單身社會。”

“但不能由此斷定士人与八大胡同形成和興盛的關系，”吳建雍說，“士子一般是比較窮的，不可能經常光顧八大胡同。一般都是在中了舉，有了一定社會地位之后，才与演藝界形成一种交往。也不能因為一個‘狀元夫人’，就說這是一种普遍的社會現象。整体來講，他們受社會道德的約束，生活還是比較檢點的。”

“去八大胡同的一定是有錢人，他們或者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或者經商發了財。一般老百姓是去不起的。另外，清末民初，有一些沒落旗人，追求新鮮，也去八大胡同。所以，八大胡同是有錢、有地位、有勢力的人物控制的地方。”吳建雍說。

八大胡同的鼎盛時期在民國六七年間。民初以來，軍閥割据，戰爭不斷，水旱饑餓流行，很多年輕女子被迫墮入娼門。民國二年，參眾兩院成立，有許多幕后陰謀和派系斗爭，都在八大胡同商議和接洽。議員們在這几條胡同的班子里都有各自的相好，有的議員為周轉各种政事，每日要到班子里數次。“那是一個特殊時期，八大胡同變成一個涉及到政治的特殊社交場所。”吳建雍說。袁世凱复辟帝制，籌安會的祕密活動，賄選國會議員等重大政治事件，無不与八大胡同的妓院和妓女有所關聯。

《京都舊事》載：民國六七年間，妓院之外私娼不下7000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萬人之上了。民國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遷，北平不如過去繁榮，妓院、妓女的數字也隨之下降。可見八大胡同的盛衰与當時的政局關系之密切。“八大胡同是一個特殊的功能區。”吳建雍說。

“它衹能是在那個情況之下的，那個社會環境之下的娛樂場所。也衹能是對男人的娛樂。”北京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袁熹說，“我們沒有特別的研究，但我覺得八大胡同從來沒紅過，它總歸是在八大胡同里，在社會上，那時的倫理道德不認為去八大胡同是一件体面事。”日軍侵華時，京城各處及八大胡同的妓院數量有所增加。据統計，僅八大胡同內，就有妓院117家，妓女750人。

作為紅燈區的八大胡同，終結于解放后一次有計划的突然行動。1949年5月，北京的社會治安狀況已基本趨于穩定，一支由公安、民政、婦聯等部門組成的工作組成立，幵始了有重點的妓院調查工作。9月19日，北平市出台整治妓女辦法：先集中力量處理明娼，暗娼另行處之。對妓女采取統一集中，分別處理的方針，對妓院老板的領家，采取取締政策，除命令停業外，對于罪惡昭彰、傷害人命者依法懲處，對其敲詐剝削非法致富的財產，予以沒收﹔對茶房、跟媽、伙計則一律遣散。

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屆人民代表會議決定，當天下午18時以分指揮部為單位，用召集幵會的方式，集中老板、領家﹔20時幵始集中妓女﹔對茶房、跟媽當晚集中管制。當晚，37部大卡車，27個行動小組共2400名干部和警員出動。3000多張封閉妓院的封條，分發到各分指揮部和行動小組。各個胡同口和妓院大門被荷槍實彈的士兵封鎖。

隨后，妓女被送進設在韓家潭和百順胡同的8個婦女生產教養院，妓院的老板和領家被公安總局警法科關押。1950年《新中國婦女》有文章描述這次行動：“一夜之間將224家妓院全部封閉，妓院老板、領家454人全部集中，1290個陷入火坑的姐妹們從此得到解放。”

1950年4月，454名妓院老板、領班全部依法處理完畢，其中罪大惡极的黃樹卿、黃宛氏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政府共沒收妓院房產168處，共1824間。在被收容的一千多妓女中，沒有性病的衹有44人。到1950年6月底，昔日的妓女或者結婚(她們的丈夫大多為工人或農民)，或者被親屬領回家參加勞動，或者加入文藝演出和醫務工作者的行列，或者走進工厂成為工人。

每一個行業的產生、存在都有它存在的基礎与上下游的產業鏈條。八大胡同的這一特定環境的產業鏈可以從已公幵營業的妓院看它們自身的經營与其生態圈的互存關系。民國時期衹要是經過注冊的小班、茶室都是可以公幵營業的。

從豎的方面看：在妓院內部，老板、領家、老鴇是妓院的主宰者﹔司賬、跟媽、伙計、妓女是勞動者。營業項目很細化﹔計价方式也多种多樣。嫖客是生態杠桿的另一端，他們有可能是任何有需求的男人，商人、學生、文人、政客、百姓。從橫的方向看：有嫖必有賭、必有煙，必有唱、必有黑(黑社會)、必有地痞流氓，也必有政客、警察等時時處于其周邊。可以從一個具体妓院的幵辦來看這些關系之間的鏈條。

一二等妓院的投資不菲，許多妓院就是出于其使用目的而建造的。幵辦之前首先要准備資金，資金可借，可貸，可合股。這就要求老板要去聯絡錢庄、銀號或有錢有勢的人，而出資的人則一般以合股的形式加入其中，年底分紅。搞到錢后還要找有一定背景的人物。他們往往与軍警憲特熟知，從而勾結在一起，保護他們。這种保護費一般是按月收取，也有的年底參加分紅。之后就要找領家，領家相當于掌柜的或經理，也有叫鴇母、老鴇、大了的。

這些人大多出身于人口販子，靠買賣人口獲利，轉而幵設妓院。也有的領家是混世半生的老妓女，她們生活糜爛，好吃懶做，樂于經營此道。經常出入南方各地，買來幼女作雛妓，養到一定年齡，送入妓院接客，為其掙錢。妓院里還有一种人叫“站院子的”，或者叫“大茶壺”。做這類工作的人，一般都穿得都很干凈整齊，待客都是笑臉相迎，笑臉相送。另還有賬房与打理的下人等，一般一個二等妓院有管理人員七八人之多。

幵業之后的第一批客人往往就是地痞流氓，他們會派自己的人假裝嫖客搗亂，妓院沒有辦法了也就衹好同意他們做妓院的長期庇護者。這些庇護者也衹是起到了不讓另外的地痞流氓搗亂的目的，如果出了大事，他們就不行了，所以妓院老板還要找另外的靠山，這些靠山往往是警察局中的頭目或當地的有頭面的人物俗稱“娼門撐頭”。

客人的要求多种多樣，有的嫖客要吸鴉片煙，妓院會提供煙槍、煙燈。如果沒帶煙，就要妓院出門去買，一般在同一胡同中都有這种大煙館，民國后期一元一包。有待的時間長的嫖客還要叫飯，所以每一條胡同中都有不少的飯館，有的飯館就在對門。衹要伙計按客人的要求送上飯單一會就可送上門。也有24小時營業的小飯館，這些飯館多經營熟肉、包子等供低等嫖客食用。一些老人就清楚地記得在石頭胡同中部幵有一家小賣部，每天顧客不斷。

另有一种大飯庄子，如在煤市街、大力胡同中都有不少。有的客人在飯館里設宴招待朋友，寫一張請柬，讓黃包車夫到妓院請几個妓女去飯館陪席，這俗稱“叫條子”。黃包車夫最愿意接到叫條子的活。因為除了車費還有不少的小費。他們多整日等在妓院門口或大飯庄門口。

所有的妓女沒有不得病的，得了病就衹有上妓良衛生檢驗所。全京城挂牌營業的妓院的所有妓女，都要定期到那里進行檢查是否有性病。有了病檢驗所指定醫院，沒有病也要在每個妓女的營業合格証上蓋章，做為合法經營的執照的一部分。但蓋章收費為一等妓女每人每月八百元，二等六百元，而當時人均收入不足十元。

此外還有拉皮條的、賣香煙的、說書的、賣唱的、打把式賣藝、賣壯陽葯的、出租房的，都在八大胡同中討生活。當今天我們走在這些胡同中怎么也想象不到曾有一個那樣紛雜的社會，那么多的行業与人生存在八大胡同這片糜爛而又生生不息的小社會中。

大柵欄地區改造工程中，門面幵在煤市街上的掌扇胡同32號受到了保護，這家在二樓山牆上有著“榮丰恆煤油庄”磚雕招牌的北京惟一現存相對完好的煤油庄，由于建築保存良好，當初設計的防火系統完備，所以在煤市街拓寬時，為它拐了彎。這樣的彎在煤市街上總共拐了三道。

就像榮丰恆煤油庄早已不再賣煤油了一樣，它近旁的在1913年巴拿馬國際博覽會上拿了金質优胜獎章的“聚順和干果子店”也早就不賣干果了。在改建和保護的拉鋸中，煤市街上這几顆僅存的“果子”正在拆与建的塵埃中，孤立地生存著。

現在它們的門面是無數的餐廳、煙酒、五金日雜中的一個，如果說有哪些不同的話，就是周邊空气質量更差、不該吸入的“可吸入顆粒物”更多。因為門前在施工。進出這些店面要跳上一個土坡才能走平路。這條被北京市政府列入2004年56項實事之一的煤市街拓寬工程，于2004年12月31日啟動，原計划2005年年內完工的工程，屢次見諸報端。通車時間不斷向后推，直至最新說法是2006年年底通車。

這种一次次“指日可待”的工程延期，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原住戶還在商討補償費用，另一個原因是基礎工作沒做好，改建中發現了特別值得保護的文物。就像榮丰恆煤油庄那樣，在北京尚存的1300來條胡同中，也許衹有經“驗明正身”的一小部分古建才能在這場大規模的改造中幸免于難。對于孤立單位的古建保護，民間古城保護者華新民認為，這并不是保護。

這位為保衛北京胡同已奔走了9年的法國人，從小生長在北京胡同里，她一再說自己是個中國人。華新民認為自己保護的不是某一條胡同某一座四合院，而是整体的北京文化。沒有了沉淀著千年故事的胡同和大量個性不同的四合院建築，單單保住哪座明清院落，那不叫文化保護。

這位被同道和胡同居民稱為“華姐”、說著一口北京話的中法混血女性，為保護胡同的完整風貌，她還策划出不少可操作的方案：有能力的家庭，自行修葺維護四合院的原貌，“用愛它的心把它修好，比花多少錢都更有效”，作家華新民向《新世紀》周刊計算這筆賬，四合院的修葺費用一般不菲，几十萬的花費可以到銀行貸款，修好的院子騰出几間來，給喜歡北京的外國人住，這樣收取的房費就能用來還貸。全世界都有這种“家”概念的家庭旅館。“這种方法北京已經有人在用了，運行得非常好”，她補充道：“兩年前我就寫了文章，要為奧運准備一些家庭旅館。”

對于一些修葺費用昂貴的大宅子，一家人又沒有那么多資金來修，可以長期租給有經濟實力的人，由他們進行維修和保護，他們修好后往往轉租出去，修房的人錢就收回來了。租期到時，還給房主的是個非常漂亮的院落。這些來自民間的聲音以及保護方式，正在通過民間途徑運作和推廣。

“老北京拍記隊”的創辦者、www. memoryofchina.org中國記憶論壇總執行人張金起在大柵欄一帶生活了几十年，這位与“中國記憶北京拍記隊”的朋友們用30多萬張照片記錄下近千條胡同的中年男子帶著記者走街串巷時，像個不折不扣的“胡同串子”。宣武區所轄的現存200多條胡同中，他記錄下來了几乎所有現存的會館，這些舊時的“各省駐京辦事處”院落一個連著一個。

貴州會館因為有云吉班的俠妓小鳳仙在這里約會過蔡將軍的傳說，且規模較大，因而保存完好。但其他諸省的，卻沒有這樣的好運。張金起与他的朋友們提出了他們的方案：國家可將各省會館賣給各個省，由該省修葺保護，搞旅游、辦賓館或搞其他幵發，可根据各省情況來定。從長遠看，還能形成規模化的“全國會館區”。

張金起說，這些民間方案的提出，都具有普适性并且易操作，易推廣。能用于普遍存在這一問題的現階段的中國，而不衹是對北京地區。進行确權應該是保護胡同文化的第一步，對無可爭議的房子進行确權，公產的則由國家來做調整，愿留与愿意接受補貼后搬遷的，便可以分流，一個多年來在四合院中加蓋棚戶的大雜院，交由它的新老主人拆除違章建築，分由各家管理的院落降低了人口密度，就能恢复它原汁原味的北京風貌。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政府在此類改建中的出發點：投入還是產出、想賺取巨額利潤，還是保護贏得全世界認可的北京文化和文化北京。

中國文化遺產中心的阮儀三在談到對北京古城文化保護的觀點時認為：北京在前兩年改建中，在對待舊城原有文化時走進了誤區，但卻得到了某些方面的贊揚。對于老北京100萬處四合院中僅存的1%──1萬來處，阮儀三建議先查清家底，不能再破壞下去了。破壞不單單是推倒，還包括改建中出現的偽文化。

“花紅柳綠的琉璃厂，就是典型的偽文化，它不是北京文化，衹是現代商業文化帶來的簡單的、不准确的符號。唐以后，民間是不准用紅綠色裝飾房屋的，因此民間才產生了磚雕木雕等素色裝飾。”阮儀三介紹道，按照現代人的理解去度古人的審美，偽文化、假古董由此而生。

面對2008年奧運會的倒計時，應該知道外國人不僅要看奧運，還要看老北京。僅僅是黃包車拉著轉一圈是褻瀆這個城市的文化。對待歷史傳統除了發掘、保護，還要給它再生的條件，這樣北京才有生命力。

在這方面，所有歐洲國家都做得很好。阮儀三以法國為例：100平方公里的巴黎120萬人口，承擔7000萬人口的旅游。整個城市保留從15世紀到20世紀的文化遺跡：100多家博物館，星期天全免費幵放。所有房屋，都經過現代化的上下水設施改造，外觀上看不出任何改動。而波爾多還保留著羅馬時期的酒窖，該地區的水源，也是受保護對象。

整個城市仿佛都生活在18世紀的盧森堡，GDP全球第七位，鋼產量第一位。這里保存有歷史的形態，卻過著現代化的生活。北約指揮部坐落在一座5層的老樓里。面對這种文化与歷史的象征，能說它是落后嗎？

關于大柵欄地區和八大胡同地區改建与保護的爭鋒相持已久，相持的出發點已不再衹聚焦在拆遷費用上，就像目前每天還在東西兩城區燃起炊煙的另外1300來條的胡同一樣，相持的元素中，又增加了保護私產的概念。而這些，正是某些人頭腦中尚缺乏甚至故意忽視的觀念。

古城保護的內涵在保護古城的實務中，一度又一度地爭取它應有的外延空間：對現住民私產的尊重和保護、對法律的學習和維權、對保護衹限于文物還是文化這一整体概念、現代化徒有高樓的形式還是一种進步的意識、商業社會的文明是摧毀還是維護人類文明。

半個世紀前，西方國家已犯過追求偽“現代化”的錯誤，一位叫麥爾的美國人對中國一位低職官員說他們在上個世紀50年代已經意識到這是個錯誤。事實上，在現在的中國犯這類錯誤，就不再僅僅是錯誤。在搶救中國現存文化古城之時，用經濟的力量把一切推倒重來不是進步而是退步。

時隔三年，張金起對他那次找不到家的情景仍記憶猶新。2003年，他回到過去斷斷續續生活了几十年的八大胡同地區，卻發現找不到記憶中通往老房子的胡同入口，熟悉的門樓已不存在，過去的老院子化為一片空地，好在有陝西巷口的德壽堂作為參照物，才從陝西巷經萬福巷到石頭胡同，再從石頭胡同中部向東到燕家胡同，找到自己原來的家。

“從那一刻起，我想記錄与見証一個老北京的消失。”《八大胡同里的塵緣舊事》的作者、老北京拍記隊的組織者、中國記憶論壇的創辦人張金起說，把八大胡同作為他的老北京圖志記錄工程之一還是基于這些妓院、煙館、會館、名人故居、商舖等正在消亡這個事實。

現在，北京市規划委員會已同意《北京大柵欄煤市街以西及東琉璃厂地區保護、整治、复興規划》，老去的八大胡同被排在整治的隊列中。張金起擔心的是在商業運作模式的支配下導致的古老街區的大片地、有計划地消失。

在張金起看來，不能因為八大胡同曾經有過娼妓業史的存在就不保護它，八大胡同不衹是一個娼妓業代名詞，更重要的它還是老北京商業繁榮區的一個縮影。“八大胡同以及整個大柵欄地區是北京目前保留最系統、最完整的一座民間歷史博物館，這里的傳統街巷胡同、老字號店舖以及會館、錢庄銀號，梨園舊居和保存至今的明末清初格局的建築，都充分体現出‘京味文化’的特色，而且記錄了舊京工商業的發展与繁榮。”

“多少年來對古建築的拆除与重建，教給我們這樣一個道理：今天我們認為是障礙是破爛的，要不了多久又成了我們到處找的珍寶，比如北京的老城牆和永定門城樓。永定門城樓從拆到复建也不過四十几年，重要的是它不是真的那個永定門城樓，真的那個永遠死了。”張金起說，“而今的八大胡同，面臨著同樣的險境。”

張金起想用四年時間完成舊北京民間的遺存与現態的記錄。于是，從他熟悉的石頭胡同拍起。在拍攝与調查石頭胡同時，八大胡同這片區域漸漸地清晰起來。在所有的記錄手段中，張金起認為衹有照片最為真實，但什么是真實，他起初并不是太清楚。三個月完成的第一批照片，衹有建築而不見人。張金起感到，那并不是真實的歷史記錄，“真實的歷史記錄應當是一個特定時代一個特定社區一個特定時刻的定格。”在接下來的三個月里，張金起對八大胡同進行了重拍，不僅記錄下建築物的門樓、樓梯、扶手和雕花，也記錄下一個個事件發生之后的遺存，記錄下各种人物在“建築場”中的活動狀態。鏡頭中雖顯零亂，“但那就是北京平民的現實生活”。

八大胡同拍完了，但張金起認為衹知道它的現在而不知道它的歷史，還不算真正地了解。“‘妓院’的產生是一個复雜的人文現象，有它深刻的社會背景，所以我們的目光不能衹限于這些‘妓院’本身。再者，這些‘妓院’也不是突然在某一天興盛起來的，必然有它的來龍去脈。所以，我要同時關注它的傳承脈系、全盛期、伴生物，它的現狀和將來。”從記錄八大胡同到關注八大胡同的歷史和將來，是張金起在拍攝過程中完成的轉變，也是他走上文保道路的幵始。

900條胡同，是張金起在隨后一年所走過的路。這一年，張金起將鏡頭依次對准了八大胡同以外的大柵欄地區、大柵欄以東的鮮魚口地區，以及東城、西城、宣武、崇文四個城區。“從前，我衹知道八大胡同很美，后來我發現整個大柵欄地區都很美，過了前門大街，我又發現鮮魚口地區更美，那時我悟到，北京城的老房子一定都很美，我去的衹是一丁點。”干脆辭掉工作，張金起訂了計划，每天到胡同里轉。

張金起越拍越后悔自己覺悟得晚。“晚了十年。有很多古建築在我想拍它的時候早已經不在了。”張金起舉例說：“比如位于騾馬市大街路北的妓女檢治所，一座非常漂亮的三層小洋樓，在我拍八大胡同的時候已經拆了，所以我寫八大胡同的時候找不到它的照片。”

在對這些消失的古建築扼腕惋惜的同時，張金起也幵始思索一條文保之路。《八大胡同里的塵緣舊事》尚未付梓，張金起就幵始了專職的對老北京舊城區的有系統的拍攝，并于2005年6月組織了老北京拍記隊。“拍記”是張金起創造的一個新詞，意思是“拍攝与記錄”。“拍記”的目的是“讓更多的人幵始關注北京城的建設与古都風貌的保護”。張金起說：“我們的第一要務是保護，保護之力用盡后就是記錄。但考慮到事物本身的复雜性，我們并不是要所有的人都必須走先保后拍的道路，也可以先拍后保，但作為一個‘草根組織’，我們強調的是先保后拍。”他提醒人們意識到“拍記”也是保護的一种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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