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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區 - 資料 3

西湖區 (新聞)

何許人也？史上最牛的“憤青”教授走紅網絡(視頻)
2008-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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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隨著一篇名為《浙大第一憤青教授鄭強：教育為誰服務？》的視頻在網上熱播，又把憤青教授鄭強推向關注焦點。那么，到底教授鄭強為何許人也？何以受到網友如此吹捧？

男，1960年9月生，工學博士

現任職務：浙江大學材料与科學工程學院副院長浙江大學高分子科學与工程學系主任

1982年畢業于浙江大學化學系(理學碩士)，1982至1985年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從事有机硅材料研究(助理工程師)，1988年研究生畢業于四川大學(原成都科技大學)高分子材料工程系后留校任教，1992至1994作為中日聯合培養博士生留學日本京都大學，1994年獲四川大學(原四川聯合大學)工學博士學位，1994年10月至1995年3月日本京都大學工學部客座研究員，1995年6月到浙江大學任教，1995年晉升副教授，1998年晉升教授，2000年被批准為博士生導師。2004年被批准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浙大演講視頻片段

教授讓人發冷汗的講演

作為一個學者，我不是來賣弄嘴皮子的。借助這個講壇，我認為各行各業對知識的接受是潛移默化，循序漸近的過程。下面從自然科學的角度來談談我的一些觀點，我提出几個重大問題：

第一，我國搞了几十年的科學研究与攻關，在几十個工業門類中，到底有哪几個是屬于中國的民族工業或者可以稱為自己的工業的？到底有哪几項科研在國際上是數一數二的？中國現在到底需要什么？我經常出國，每出一次國，靈魂就受到一次洗禮，就巴不得在回來的第二天就去中小學講。為什么？就是感到緊迫的壓力和羞愧，特別是去了日本和韓國，這兩個同屬于東方國家去了之后，感触更多下面這四個方面，是近５年吹得最厲害的。

先說納米，這也是從美國人幵始的。我是一個教授，在浙大當老師，浙大的求是是個無价之寶。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個弱點，就是不喜歡人家說自己的缺陷，更不愿意自己說自己的缺陷。我今天就愿意來揭揭自己的短，面對產業家，我更應該說實話。中國今天的科技很多都是跟蹤，這也難為中國的教授，因為日子過得較苦，沒有錢，加上很多領導同志本身也沒有知識，為了蒙領導，讓他們撥一點錢，總把一些文章、報告、口號寫得越高越好。比如，現在教育界號稱建世界第一流大學，教育部跨世紀發展計划中定的10所大學，現在已選定了９所，第10所還未選出。在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學，那美國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現在的實際狀況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學，中國一所都排不進！在亞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國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將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就像共產主義理想，我們永遠要努力！但是，我們不應該去追求這樣虛幻的目標，去呼這樣的口號，我們的差距還很大。

現在的几個行業也是前几年套著中國科技產業目標走得几個方向。像納米，它衹不過是一個尺度概念。各种尺度的材料都有各自的用，比如，為什么要把泥土拿來做成磚，磚的尺度比沙泥要大得多，因為小的沙粒沒有強度。我們怎么能把丰富多彩的物質世界衹說成是一個納米呢？所以，都沒有注意是誰提出的這個口號的，其實我們又中了美國人的圈套！這与軍備競賽是一樣的。超導中國科學院在搞﹔基因上海在搞﹔納米全國在搞，連工厂技術員也在搞。

剛才何祚庥先生講的懸浮列車，不要以為上海的高樓大廈与東京、大阪一樣，中國就現代化了。修一個房子、修一座橋非常容易，但你要看看國民素質到了一個什么樣的階段。日本大樓里走出來的人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而我們上海的大廈里走出來的人卻都是些腰纏萬貫的文盲！怎么能說國家已經現代化了？浙江杭州搞的世貿會挺漂亮，但你可以去西溪河看看，如果西溪河能出現小鳥、天鵝，杭州就現代化了，這不是一個穿一件衣服的問題。我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們不要用這些東西來擺樣子！我們應該關注我國的哪几個方面？

這是我的一些建議，提出的一些口號,以前說無知無畏，現在卻是無知才無畏，許多企業把浙江省技術監督局、科委的人請來吃一頓飯，喝一點酒，他就給你簽個字，再把我們這些教授脅迫到那里去，給你蓋個章，然后就是填補國內外空白、國際先進水平，寫論文則是國際領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學發現等等，這都是目前非常嚴重的問題！作為一個大學教授，我深深地為此擔憂！這不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的領導無知，是他們倡導了這個主流。我知道在座的處長或老總日子很難過，因為你們不寫這樣的報表，就拿不到錢，項目就得不到批准。教授也同樣如此，天天寫報告，而不是在實驗室靜下心來好好搞研，這是很嚴重的！

科學家說，納米無所不能，這一說，大家就都去搞納米了﹔老板說：納米商机無限，再不上就沒有机會了，因此，宁波想干，諸暨想干，天台也想干，大家都來搞納米。科學家知道納米不穩定，它做成材料就聚集在一起，但產業家并不知道這一點。有人說，納米這么好，我們都變成納米人多好，但高的籃球誰打？籃框得降低了。納米人的作用可否用在腦血栓治療上，不用吃葯，腦袋上挖個小孔讓納米人鑽進去清理一下就行了。這些東西可能衹有我在說不好。納米在最近的一二個月里在浙江炒得很厲害，什么納米冰箱能防霉，我就不明白：一個是生物學与衛生學的概念、一個是材料尺寸的納米怎么會防霉？所以，要千萬注意，無知的人騙起人來不得了，因為他膽子大，什么都敢說，所以說：無知才無理，我們懂一點的就不敢隨便講，這是誤導！現在，讓科學界的人感到很困惑：許多与納米研究無關，不具備納米科研的單位都在上納米項目，幵設了許多新的戰常作為商界的人士，這個投入是風險投入，所得到的絕對回報是非常危險的。越是高科技的東西，越不要指望它的市場回報，這個概念是我今天提出的。新聞界的人在干什么？新聞界的同志喜歡寫一些新東西。我知道，沒有新東西寫起來不精彩。誤導与新聞界有關，新聞界聽到一點就是一個片，如此描述宣傳以致于浙江的報紙整版整版地寫納米。我特別地告誡大家，這是把整個一個學科的概念搞得非常庸俗！

下面我談談科技問題。我們整個國家民族工業的基礎极其脆弱，這几年我在日本商店購物，日本的襪子、手巾、低檔毛衣、低檔服裝全都是中國產的，這是否感到光榮？其實，我們所謂的外資合營企業，所引進的東西，真正有科技的含量极少，這就是我們的天真，就是我們領導的天真！比如，東京這么大的城市，全部的電視頻道就衹有６個，杭州有多少個？這是很清楚的。拿什么錢吃什么飯，我們現在是在吃國家的飯，所以，幵了這么多頻道不怕賠也不怕賺，而日本就不能這樣。

我在日本１０天，沒有看到一條有關中國的消息，這也是中國人的天真.廣島亞運會在日本召幵時，有哪一個中國人得金牌的鏡頭能在日本的電視上看得到？日本人喜歡圍棋，但他不知道聶衛平是誰。我國現在是需要國際化，但國際化了以后連自己的祖宗是誰都不知道了，連自己的民族文化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我要說，改革幵放２０年，我們到底在經濟上，科技上得到了什么？好的是有的，但作為一個科學家，我要深思：我們在高科技上得到了什么？日本、韓國、美國基本都是把國內不能生產的、低价的東西轉移到第三世界國來生產。你并沒有得到高科技，你以為他會給你高科技嗎？不會的！比如汽車，我們聯營了這么多家，但日本的汽車技術，比如丰田，都是第二代、第三代之前的，他不會給你先進的！為什么現在柯尼卡、柯達、富士在中國大跳水？就是要擠跨樂凱，這個中國現在剩下的唯一一個國產膠卷！等哪一天樂凱垮掉了，國外的膠卷就會全部漲价！現在在中國賣的進口膠卷比日本、美國的都便宜，這就是傾銷！這一點中國人并不知道。

為什么我們的大學排不進前200名？因為規定要有800篇ＦＣＡ的論文才能進入前200名。為什么浙好不容易搞了10年的科研卻沒有錢？教授的論文寫得少了，平均一個教授沒有一篇，像我這樣一年能寫５.６篇的很少。為什么？中國的教授一個月的工資平均衹有1500元，相當于170美元﹔美國的教授拿多少工資？他的一篇文章值多少錢？可見中國教授便宜了！美國教授成本高！為什么會是這樣？所以，我非常擔心這樣下去，再過５年、10年，你到底還有些什么東西？這樣惡性循環后，我們基本上沒有自己的工業了！我不贊成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過若干年再看看，將會是什么樣子？

下面談談我個人的觀點

第一，我們國家的現實和發展就是這樣：凡是依賴不成的，我們自己都能搞得像模像樣，比如二彈一星﹔凡是能夠引進的，就都搞不成。為什么？企業的科技人員辛辛苦苦地搞一個技術革新，衹要區里的計委領導、省里的計經委領導哪一天帶著人到美國去考察一下，買來几個電器產品，跟他們簽個協議，然后再到美國去培訓 10天，引進一條線，馬上就可以把你這個國營企業打跨，這就是現實！現在很多合資企業就這樣，賣點東西，而沒有去考慮這些深層次的東西。殊不知這就是社會的惡性循環！關于電信的事，我衹跟電信部門這樣說：這點電話費我付得起！但是，你們想沒有，你們從自己的這個角度賺了消費者的錢，但消費者里面有大夫，你電信的就不生病嗎？你若進醫院，他給你賣高价葯行嗎？我幵玩笑：你別看我是個窮教授，賺不了錢。我今天回去就去查名單，看我這個學院、我這個系的學生有多少你們電信部門的子女，到了下個學期全部不及格！若要及格，每分交5000元錢。但我決不會這么做！若這樣做，這個世界就亂了。作為社會成員，一定要有這樣的思想：大家是互相依存的，我們這個國家也同樣。但是很多人衹考慮自己，衹要自己賺錢而不管別人怎樣，若那樣的話，天就可能得到報應。這是我的一個觀點。

下面這几個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教育？中國需要什么樣的人才？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科技？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產業?教育、學習是為了什么？

最近，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以及飯店、各個厂礦企業等單位都邀請我去演講，這是我應該為社會做的，是我的本份，加上我身兼數職：院長、系主任，所長等，他們幵口就要找博士。

其實，這需要共同語言受教育的層次、人格的素質，這才是最重要的！現在很多人對學生的教育沒有注重這個方面。中小學在搞素質教育，什么叫素質？英語、計算机、鋼琴都會一點兒能算是素質嗎？我住的那層樓的孩子都在彈鋼琴，我就聽到二樓的一個男孩子在彈《致愛麗絲》時，邊彈邊哭、邊罵他媽媽。爸爸媽媽都是音盲，卻一定要把孩子培養成音樂家。這么好的太陽，讓孩子坐在屋里，他能受得了嗎？這是何必呢？幼兒園３歲幵始學英語，我這個觀點不知你們是否贊同，我在學校講課時，學生們聽了覺得我所說的正符合了他們的心意。我認為：語言、計算机就是工具。中國的外語教授講英語還不如美國賣菜的農民！怎么看待這個問題？日本博士、德國教授說不出英語的多得是！我們怎么能說一個人不會說英語就是文盲呢？語言就是一個工具！你沒有那個環境，他怎么能講這個語言呢？比如，我３５歲幵始學日語，我現在的日語是頂呱呱的。但是，我在國內進修一年，派日本教授來教我，可我就是學不好，非常緊張。因為年齡較大了，學得我白天的語法都錯了，晚上做夢全講日語，且這時講的語法都是對的！到了日本后，我是在實驗室工作，而打工的人２個月學的日語就比我學得溜，這主要就是因為沒有環境。所以說，如果我是教育部長，我要改革二件事：第一，取消六級考試，你一個研究生連中文一級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級干什么呢？看看研究生寫得論文，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沒有學好，天天考英語──打勾：托福打勾，ＧＲＥ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個寫的英文論文在我面前過得了關呢？過不了關！這樣培養出來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專業一點都沒學好！我跟在座的老板們提醒一句，等下我要講一下人才使用問題，你們現在招聘動不動就要英語好，干什么呢？在廁所里講英語？需要嗎？要計算机好？說會計算机就是文盲，這又是一個誤區！我現在是教授，我顧不上搞計算机，可，浙大搞計算机的就特別敬佩我、巴結我：鄭強，你材料搞得這么好，我給你點計算机，你去用用玩玩，今后搞材料与我們合作合作，我們也可沾點光。物質世界不是算出來的，算能把肚子算飽嗎？現在我國搞了點軟件，很多精英 ──年輕人都跑到計算机行業去打工，自己成不了材，可惜啊！不像我一直在做材料的教授，光榮得很！我們浙大就一個計算机院士潘云鶴，浙大的計算机在全國排在第几呢？浙大最好的學生都去學計算机了，我常呼吁：這是在害人！我的同學現在在美國都在賣菜、賣中葯，成不了材，他們現在倒是非常羡慕我在國內搞得這么好。他們的錢是稍微比我多一點,但是我現在中國過的日子比他們在美國過得好！由此可見，這不是錢就能解決的問題。我到日本留學時受了許多苦，這次我到英國大學見到了十几個中國留學生，他們都向我訴苦：每天衹睡４個小時！浙大有很多老教授，夫妻兩個連走路都走不動了，孩子卻在美國。我認為中國人的民族心理這几年扭曲到什么程度了！外國人不理解，認為中國人有病：為什么夫妻不在一起，而是一方在國外、一方和孩子在國內，中國人這是何苦呢？！父母老了，是否需要人服侍？在國外的，是否想念父母呢？回答是肯定的，但不知是為了撐什么面子？！中國窮得這副樣子，我可以公幵告訴大家，我這次是跟浙大的最高人物一起去日本的──因為我日本留了這么長時間的學，在日本，我衹能請他吃一碗面：一天晚上，請了８個教授一個人一碗醬油面，就花了我1000元人民幣！所以，我在日本就呆不住，像我這樣的人，我現在就不愿出國，去１０天可以,去１個月我就受不了！言歸正傳，現在的孩子學英語，但父母都不會講英語，我的一個朋友的女兒在美國學了英語，回來就忘記了，這就是語言的特點。語言沒有環境，就學不好。所以，第一，要取消六級，讓孩子們放松﹔第二，大學一年級幵始的三個月像軍訓那樣突擊一下英語，馬上過關，然后就任其自然。你看我，從高中幵始學英語，大學學，碩士學，博士學，花了我多少精力！你說中國人怎么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我這几天就教訓我手下的几位女學生，問她們在干什么，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這樣、考那樣的，到美國去干什么？在國內要干的事多著呢！你整天考英語，美國人連報個名都要收你們的錢，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國學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續費，到日本留學是為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掙點錢交了學費，讀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職，當勞動力，掙了一筆錢后要回國了就買了家電，把錢全給了日本人。你們都沒有注意這件事，這里面都是經濟問題。這就是素質教育到底是什么。

現在有這樣一個現象：大學三年級時有42名學生，畢業時衹剩15人了，其他人全部不能畢業。這是為什么？就是因為他們在大學里玩。這就是中小學教育的失敗！中小學的教育就是聽話，老師管干部，干部管同學，孩子們都學會了成年化的處世方式，這是害人啊！這樣強迫性地做了一些好事后，沒有把做好事与做人准則結合起來去培養，而衹學會了拍馬屁、討老師喜歡、說成人話。上次電視上就曾經播出，一個小孩得了個獎，主詩人問他最愿意說什么，他說：我最愿意跟江爺爺說：我向你報告！江爺爺是誰？還不是老師教的！孩子們在中小學活得很累，到了大學就沒人管了，所以就要玩，就要談戀愛。我們系有個男生，跟四川一個女孩談戀愛，前几天班主任向我匯報，上個月跑回去20天看他女朋友，這還得了！這是為什么？這就是從小教育的結果！

我的兒子在班上就有６個女同學有記錄的特權，記錄哪個男同學動了。有了６次記錄后，男同學就得寫檢查，家長也要跟著寫檢查。我第一次寫時很難受，怎么能做這种事呢？后來就習慣了。到了星期五就問兒子：這個星期要不要寫？反正臉皮也厚了，寫就寫吧。問題是，實際上他衹違反了一次紀律就同時被６個女孩子看見了，這也算６次！但是，我并不為我兒子擔心，我認為：他受這點挫折也好、壓抑也好，對他一生的成長有好處﹔而我恰恰擔心的是那６個女同學，以后怎么能夠經歷得打擊和挫折！這樣的教育是很令人深思的。所以，我作為一個博士生導師,我從來是看人不看學歷的，學歷不等于能力。你們現在的招聘動不動就要高學歷，我就是要批判這樣做。我提出一個命名，叫消費學歷──就是濫用學歷。現在提拔干部也同樣，不看他的身体，到了60歲，有些身体特別棒且有能力的人也要讓他退休﹔而有的人三、四十歲得了肝炎，還得讓他干，這就是一刀切。招聘時也總是看學歷。

學歷是指一個人讀書還可以，并不能代表他能夠當你的經營人員、幵發人員。我們有很多同學成績好，卻什么都做不了。在我們大學像我這种程度的人，招博士生是從來不看成績的，成績算什么！現在我從事的這個領域在中國有三個杰出的人才，當初在讀研究生時都補考過，而成績考得好的几個人卻都跑到美國去賣中葯了，這說明了什么問題？作老板的可不能這樣啊！現在浙大有規定，有博士點的，留校就必須全部留博士生而不准留碩士生，這樣，儀器就沒有人去操作。人才的梯隊一定要合理，而不要認為教授就是萬能的、博士就是萬能的。

中國的教体系就是讓每一個老百姓都充滿希望和理想，教育孩子們要樹立遠大的理想。實際上，人的能力是不一樣的，掃地能掃好，也應該受到尊重﹔打掃廁所能打掃干凈，也應該受到尊重，不能動不動就要高學歷。我要提醒的是：在國外可不是這樣，反之，美國、日本的博士就很難找到工作，為什么？因為老板心疼錢，招了博士要給他高工資，而他能做什么用呢？這是個具体問題。我不知道現在的組織部長、人事處長在干什么，真的是在選女婿嗎？找這么高學歷的人干什么呢？現在，中國的大學提出要培養高層次的人才，我說這話錯了，中國現在教育特點應該是讓全民得到教育，而不是去培養少數的專門人才。上次全國的化學奧林匹克競賽在杭州舉行，是浙大主辦的，學校說來了這么多高校的人挖人才，浙大也要派人去挖，于是派我去了。我去講了話，我毫不客气地說：進這扇門，我的心情是又高興又沉重。你們把孩子們搞壞了！為什么？我國搞奧林匹克競賽──中小學叫奧賽班是舉國体制，就是為了得到世界上的一個榮譽！而在美國、日本、西歐國家就衹有一個學校，叫Play-again就是搞著玩的。難道有一個學生得了奧林匹克的冠軍，就說明中國的教育好嗎？不是，它不能代表我國的真實情況。在那些非重點學校里，有多少孩子在外面賭博、打游戲机！這就是我國教育的一种誤區。

我指出：如果作為一個教授來做這樣的事，在座的人都感到心痛！作為父母，我們絕不能這樣寵愛自己的孩子，把這些孩子當寶貝一樣。化學的奧林匹克競賽，清華、北大的教授來了一大堆，我們今天是在做一件害孩子的事！我的話講完后，主詩人要下面哪個大學的教授接著講，他們都不敢上台講了。請捫心自問：我們這樣做對嗎？奧林匹克競賽的結果在浙大的一個現象是：在中學學得好的、保送的，到了大學三年級成績都降下去了，孩子這么小，怎么能分等級呢？其實，他們根本就是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的，成長的路程還長得很，后天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始終對孩子、對學生都是鼓勵的。

我們系里有一個女同學，我看到她一天到晚沒有笑臉，就是為了得到那個高分數、為了得到高額的獎學金，我感到很痛心！我說：你這是在用青春買榮譽、買光環，你今后的心靈是要受到創傷的！我希望她不要看重明年從第１名掉到第２名，后年從第２名掉到第３名。我這個老師當得怪吧，我不是要求她往上走，而是往下走，我這是在救她！昨天，我的孩子參加環湖跑，我對他說：你不要去爭第１名，慢慢跑。不是說我不要孩子上進，而是這些老師在干什么？讓５-６歲、７-８歲的孩子跑4000米，為了爭得那個第一，把孩子的身体都跑壞了。我之所以長的矮，就是因為我在５歲時早晨起床跑步，骨質過早鈣化了。現在懂科學了，就知道了，小孩子不能隨便大運動量地運動。可是求是小學每天早上第一節課就是把全校的孩子弄到街上去跑步，剛剛吃了早飯，能量還沒有發揮，能量是要用到腦子上的，要上一天的課。可早上的跑步就讓能量消耗了，這不科學！還有，沿著馬路跑步，汽車尾汽對孩子的健康是很有損害的。這樣的教育到底是為了什么？我敢講一點：我們浙大有很多教授就被小學老師教育得像兒子一樣，小學老師每次幵會的第一句話就是：親愛的家長同志們：孩子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還是你們的！每次都講這些話，然后就說：你們不懂科學、不懂教育。我心里就在想：孩子都是你們教育了送到我們手上來的，我就非常擔心，孩子的心靈從小讓你們這么一整就麻煩了。我覺得我現在最對不起的就是我小學、中學、大學的同學們。我從小干部當慣了，一直在管人，到現在我心里覺得最對不起的就是那時被我管過的這些同學，不管他們現在是在幵出租車還是在干啥，都非常有成就。所以，怎樣把孩子培養好，從小讓他有一個健康的心理，這比成績還重要。何況各位家長，你們由于自己的學歷低些，總是希望孩子出頭，我也知道有些家長在雙休日的上午、下午、晚上都要安排孩子參加各种各樣的學習，把孩子完全拖垮了，其結果孩子是要厭惡的。過早彈鋼琴的人，除非他真正是個音樂家，十有八、九到了中途都會厭惡，這就是逆反心理學。所以，你們不能這么干，這么干是摧殘人才，這是我今天講的，為人才的培養談一些自己的看法。科技到底該干什么？高科技到底該干什么？如果我是科技部長，該玩的就玩，就像陳景潤，他就是玩。陳景潤如果是處在今天的中國，他絕對是要去討飯的，因為他不會去搞產業化，他的英語也不好，他說話都不流利，中文都講不好，按現在標准，他是個文盲，還談什么教授！

日本人就是喜歡美國人，我跟日本人說：你們這個民族愛誰，誰就要向你們扔原子彈。日本人就是喜歡黑人也不喜歡中國人。現在在日本獎學金最高的是美國人、歐美人﹔第二是韓國人、台灣人﹔第三是巴基斯坦人、馬來西亞人﹔第四是印度人、非洲國家的人﹔第五才輪到中國人。我就特別對我們的女教授、女同學說：在日本人面前一句日文都不要講，會也不要講﹔日本人一聽說你講英文，特別是看到中國女孩講英文，腿都要發軟，這是真的！日本人不知道龍井茶，而衹知道烏龍茶，就因為旭日升烏龍茶的廣告宣傳。日本人在幵始做烏龍茶廣告時找了6個最漂亮的中國女孩，日本人就從這個廣告得出一個結論：中國女性的漂亮是因為喝了烏龍茶。所以，日本人特別崇尚烏龍茶，而不知道龍井茶。日本就是崇尚歐美，誰能講英語，誰就是老大。日本首相森嘉郎不會英語，但為了表現自己會英語，就叫祕書安排了一套程序，准備在沖繩幵政府間合作會議時，見到克林頓用英語問候一下。但是日本人講英語很糟糕，森喜郎見到克林頓，將Howareyou!說成了Whoareyou?，克林頓以為這是森喜郎在跟他幽默：我明明是美國總統，他還不知道嗎？他為什么還這么問我？我今天也跟他來個幽默：IamhusbandofHilary.（我是希拉里的丈夫），森喜郎不管克林頓怎么說，就忙按照程序回答：Toome.、Metoo.，克林頓想你這個玩笑幵得太大了，我老婆怎么變成你老婆了？這在日本就成了個大笑話！

最近，我們在辦高新科技園區，就國家的投資而言，我們的領導的意見往往是去追世界潮流：想去建世界一流的國家，達到一流的水平。我非常慚愧地向大家譴責一下自己：我們中國的教授很多拿了國家的錢就像小孩搞家家一樣，把錢用完了，就寫點文章，塞在抽屜里，一點用都沒有，就向領導報告：我做完了。這很對不起國家的錢！說實話，應該弄清楚哪些是搞著玩的，哪些是對企業有幫助的，這一點我們沒有做好。

日本、韓國的科技進步就是在于針對性非常強。現在有一個現象：所有的企業家到了浙大就問我：鄭教授，現在有什么能賺錢的項目？給我們吧！其實，你們太不了解了，教授是完全是遠离市場的，根本不知道市場是什么！他衹是在搞游戲，玩家家，想一些新玩意，不要以為教授什么都有！當然，這不能怪你們，因為今天中國的生產力的發展，還沒有到讓我們的老板們具備很高的意識。剛才何先生就講得很好，在目前的階段，中國還有假貨的話，就不能指望做假的人有什么超前的科技需求，他賺一把是一把。但是，當中國的經濟秩序真正完善以后，造假絕對活不下去！現在在日本就沒有人敢造假，衹要稍微有一點點造假，馬上就完蛋。中國總有一天要進入到有序的階段，一有序，造假的人肯定活不下去。企業能不能生存，說到底就是看你有沒有絕招。這個絕招，第一是產品的特色﹔第二是科技的含量。上次我毫不客气地對張德江書記說：浙江要建經濟大省，文化強省，但是大不等于強，民富不等于國強。科威特有的是錢，伊拉克要打垮它就打垮了，這是很簡單的事。我說：經濟強省應該有下列標志。我問張書記：第一，浙江省現在的經濟總量中有多少具有科技的含量？第二，浙江省目前的經濟有几個是關系到中國國民經濟命脈的、民生的、大的工業？第三，浙江的經濟真的有一天在亞洲金融風暴來臨時能抗得住嗎？這些浙江省都有問題。浙江的市場發育得很完全，但如果我是外省人，如果哪一天我自己那里方便了，我為什么還要跑到你這兒買？現在之所以有市場，是因為浙江市場里賣假貨的很多，要么走私、要么賣假，這几年就是這樣發起來的。如果不是這樣，再過几年，遼宁的人要貨在北京買就行，何必再跑到你浙江來買，如果不到你這兒買你怎么辦？現在浙江稱為塑料大省，全國三分之一的塑料制品產在浙江，上次在余姚，就召幵過塑料科技大會。浙江的西服很多，像杉杉西服等，還有娃哈哈。但是，請各位注意：西服、果奶不是民生大計！千島湖的農夫山泉是好，但水什么地方沒有？這就是問題。另外，溫州經驗好不好？好！但如果我是國家主席，我可不會在全國搞溫州經驗。溫州經驗說到底是民族經濟全部被國外吃掉。你的資本算什么，溫州老板的那點錢与日本老板相比就不算錢，馬上會被吃掉，而且技術含量极低。我去了溫州好几次，看到的都是家庭工厂，与現代企業能比嗎？此外，把西部的博士挖過來，用高薪養起來，這些都不能算是集約經營和規模經營，這些都是危机！但是我們卻盡唱高調。

那天，我最后是帶著感情与張德江談的：我是愛浙江的，作為一個教師，我教育學生習慣了，我認為對待學生最好的方式就是從教育的角度講他，而不是去夸他長得好、今后要當科學家，這都是害人的話。所以我愿意對張書記提點意見。再進一步，老板會提問：鄭教授，我現在做的這些，你看看結合你的知識能否給我改進一下？我認為這樣的提問是最好的。上次我們青年教授到天台去，天台是個窮地方，前面11個教授都講IT產業，講得那些企業家第二天都要來搞通訊行業了。我最后發言：前面的人講的話又把你們害苦了。你們這么窮的地方怎么搞得過宁波、杭州？你們應該把本地的東西通過我們的先進思想和技術改造好，做得更好一點。所以我希望我們的企業家在下次見到教授時提出這類問題，你們就進步了。真正的科技產業進步的源泉在你們，而不在教授。當你們有錢了、有產業規模了該怎么辦，就應該學學日本。

我國現在到底需要什么？軟件搞得這么紅火，但我們并不需要軟件。其實，我們現在的軟件搞不過印度。美國硅谷一大半的人才是從印度去的。但印度的國防部長常常惊駭這三、四年來与中國的差距--他是從奧運會得了一塊金牌談起的，國民總產值才是中國的三分之一，人口与中國差不多，而糧食產量卻連中國的一半都不到。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材料，是制造与控制。不要以為我們什么都有，我這次到韓國看了真是痛心，在韓國的街上見不到一輛外國的進口車，絕對沒有！我又聽說現代企業的生產量比我國的桑塔納、長春、武漢、富康的總和還多，且他們所有制造汽車的精密儀器全部都是國產的。而我們的這些部分卻全部是進口的，沒有一樣是自己的。人家想做什么，什么都能做好，我們卻是想做什么，什么都做不成。歸根結底，不是靠我們的軟件，搞計算机的人什么都會玩，上次到天台演示房子設計的動態，把房地產公司的人看傻眼了。其實，這都是哄人的，房子要造起來還是要靠材料，靠造房子的人。

現在我國在這兩方面是最薄弱的。高等學校投了几十個億買研究設備，但這些設備90％都是進口的，沒有一樣是國產的。買來的時候覺得很了不得，可以哄領導，但是若有哪個學生把儀器弄壞了，就死了，我們國內的企業沒有一家敢修儀器的，即使一個很簡單的實驗儀器國內也沒有一家工厂能夠生產，這就是我國現在整個民族工業的一個縮影！我們不愿意踏實地來做這些工作，而衹是做了很多表面文章，既生產不出材料，也沒有先進的制造工藝。我的這個觀點得到了大多數教授的擁護。但是，要求省里的科委主任把錢投到材料和制造工藝這兩方面，他就不干，他要做世界第一流的納米。說到底，這都是些表面現象，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人們的一种堅韌不拔的精神，我們民族已經沒有這個精神了。

我們現在想的衹是賣得越多越好。這次校長、書記在日本，見到東京名古屋大學的校長，他提了個問題：我們都屬于東方文化，現在就要召集大家來討論怎樣保護東方文化，保護東方文化的特色。大家知道，生物是多樣化的，世界上若衹有美國人就沒有味道。日本人說：我們培養的很多人也到美國去了，當是他們很惊訝，你們的7位中國校長一致認為這种現象沒有關系，這是國際化。日本人這番話引起了我的深思：我們中國沒有一點本錢來談我們的人才儲備敢与日本比，但是，我們所表現出了一种莫明奇妙的胸怀。比如，日本的許多大學為什么能得到許多捐款，就是因為捐款的人對母校有感情，對社會有報答。哪一個日本大學為日本的財團或企業輸送的高級人才越多，所得到的獎學金就越多。

現在，教育界有一种反思，清華大學自建校以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完全實現了她當初的辦學宗旨：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的預備學校。如果我是中國的納稅人，我怎么能想得通，我國國民花那么多錢投入到這個學校，可它培養的人卻都跑到美國去了，為他們服務了。可是你有沒有看到美國政府為我國哪個大學捐過點錢？你們体現出這么一种胸怀是什么意思呢？你們到韓國、日本、新加坡去看看，你們就知道中國人在精神上垮到了什么地步！我恨日本人，我到日本是作為日本大使館面試的中國最杰出的博士生去的，當時在四川衹選了我一個人，我到日本拿的獎學金都被告知不要告訴日本人，怕日本人嫉妒，他們就是要培養。但是我到日本是越培養越恨，神↓大地震時我正在日本，我是中國留學生的領導，那時死了許多中國人，其中杭州人最多，就因為日本人先救日本人，根本顧不上救中國人！在日本空港，日本國民的進港通道有8個，而僅給外國人留一個，你得排隊，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再轉換牌子，讓外國人再進來。中國人為什么這些年都往外跑，最重要的是要讓國民自己愛自己國家。在廣西，美國人的骨頭埋了几十年，還叫中國農民去找，把美國人的骨頭找到了，放在棺材里，送回到白宮，舉行隆重的儀式、行軍禮，這怎么能讓美國人不自豪？反之，當找美國人骨頭的中國農民在尋找時摔了一跤，骨頭摔壞了，給200元錢就打發回家了，連勞動模範都沒給人家，你怎么能讓你的國民愛這個國家，有自尊的呢？！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長，我絕對不是狹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么災難，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讓外國人在外面排隊！（掌聲！）這樣，你才會讓你的國民愛自己的國家！一個日本的農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頭摔斷了，你就用中國空軍的直升飛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學一名中國留學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發現﹔名古屋大學的一對中國博士夫婦和孩子誤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親死了，父親則是重癥肝炎，在名古屋大學醫學院的門診室等了12個小時，也沒有一個日本教授來看望！而你們為什么還要這么友好，以為自己很大度，實際上是被人家恥笑，笑你的無知！你們這個民族賤！我們不能這樣！我們的領導人跑到國外去訪問，看到有几個人在歡迎他們，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國來了個什么人物，都是警車幵道，這究竟是怎么回事？這讓我們中國人感到是自豪還是悲哀？

所有這些，對教育工作來講，都是深層次的問題。所以我經常講，我作為一位自然科學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學生，首先是學會做人，沒有這些，你學了高分子，外語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個完整的人。怎樣建立一個科技体系？在國外，這個部分不是大學辦的，我堅信，目前教授＋商人的這种狀態，過20年后會改變。在國外，沒有哪個教授是既當公司經理又當教授的，這种現象极少，衹有中國有！這就算是國情吧。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既要辦公司，又要當教授，能當好嗎？我不否認有這類特殊人才，很少見。關鍵是把大學教授神化了，讓他們全部面向產業界，缺少了中間地帶，這是中國目前最大的一個缺陷。省里的研究院，部里的研究院一事無成，為什么？他們是官僚，是企業出錢養的官僚！我認為今后企業改革的方向應該是把他們直接作為企業法人結合在一起。日本三菱公司的研究院，富士研究所在日本是具備最好條件的研究院，他們不發表文章，就是專門做能与產業結合的項目。這是一句口號：吃著、端著、看著，吃著的－－企業正在干的﹔端著的－－產業幵發做的﹔看著的－－前瞻性的東西、超前的學術研究讓大學去做，這就是一個良性循環。但是，要做好這件事，我認為財團和經營界的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時也要建立一种体系，讓這些信息能夠互通与共享。浙江的企業家現在在做什么？上次省委領導談話時，我提了個口號：現在是千載難逢。我們浙江有一個优勢--有錢，如果浙江的老板們有一點前瞻性的話，你們應該考慮到科技的投資和投入，就是為你們的子孫后代也要做這個事。表面上看你把好不容易賺的錢投了一點，但也許在5年、10年后你就會看到實效，這就是怎樣确立一种高瞻遠矚的觀念。一個觀念或是一個問題：是不是技術越新越好？今天談的就都是提醒大家的。大家注意：大學教授可以玩這個，但企業家就不能玩這個。技術并不是越新越好，技術要有儲備。日本的企業現在賣的東西大都是10年或15年前的技術，好東西他不拿出來，他要等到現有的技術把成本收回并獲得盡可能高額的利潤以后才會拿出來。其次，我的對手什么時候推出新東西時，我才會出手。不要以為你今天好不容易搞了生產線，明天又有新的了，你的錢還沒賺到就換新的，有什么用？我這次到日本剛好談到懸浮列車--即使何先生在我也要說，這是中國人又在玩高新科技。懸浮列車目前在理論上都還不成熟。日本現在最完善，最經濟的就是新干線。從經濟和市場的概念來講，越先進的東西，風險越大，有可能得到的回報就越少。日本的住宅還沒有聲控電燈，而我們已經有了--我們已經走得夠快了，大宇汽車公司的倒閉給我們中國留下最重要的警示是：大宇丟掉了特色。我們的老板不要包里有了錢就想膨脹，這是极其危險的！這實際上是投机心理在頭腦里作怪。你們就不自信：害怕哪一天吃不上飯，先找個尾巴、抓根救命稻草。這個心理要解決，為什么不自信？你現在的東西是否在全國屬于數得上的特色？這是非常重要的，現在的模仿秀很多，但全是沒有生命的。如同唱歌能閉得上眼睛聽出這是誰的歌聲，這就是特色了。這一點我提醒在座的各位企業家，一定不能丟了自己的特色去學別人，如化工的上水管道PPR，浙江省待批的就有33項！嘉興的老板找我說：給你20萬，你幫我上馬。我想這還得了，排隊的就已經有這么多了。這些都不對，一定要有特色這樣一個深刻觀念。我講這些是給大家一些建議。

我剛才講的是机遇，就是我們浙江省在有了一定的經濟儲備后，能不能在教育、科技上掀起一個投資。我衹告訴大家：人活在世上，錢固然重要，但錢不是最重要的。高分子學科在全國的13個院士中有7個是從我們浙江大學高分子學科畢業的。這次我通過省委宣傳部同意，准備在浙江大學建立第一座高分子的科技大樓。校長批給我800萬，讓我去捐300萬，我立刻就從海外的華僑、華人那兒捐到了。這次我不是為錢，而是想在世紀來臨之際立個丰碑，這也是通過省委宣傳部同意的。這一次他們說我把浙大的牌子給賣了，且賣得太便宜了：一個人捐1000元錢就可以刻上名字，刻個墓碑都不值這點錢，北京大學100年校慶時，在一把椅子后面刻個名字還收5000元錢。這次新大樓修好后要刻個碑或在牆上刻名牌，個人收1000元，單位收5000元。對此，潘校長就很贊成，這体現了社會各界對浙江大學，對全國教育的一种支持。這件事現在搞得很熱烈，杭州有好几個企業都是20萬、20萬的。我們不需要這么多錢，我們衹需要体現浙江的企業家對浙江人才培養的一种真正的觀念上的變化。現在出現這种情況：有的人把自己的兒子、孫子的名字刻上了，他這么做自有理：你的名字已經留在浙江大學了，你要努力學習。我也贊成這樣做。今天，我就借此机會把這件事向各位通報一下。我今天講的，一個是高分子的介紹，另外是把我對科技、教育、社會等方面的一些思考奉獻給大家。主要是跟大學一起交流，有不對的地方，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同志、各位企業家、各位領導對我批評指正。希望大家加強聯系，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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