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读过美国着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青年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与实践受到了胡适很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胡适十分尊敬。
青年毛泽东没有出国与胡适有关
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着名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8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作过报告，解答问题。从这，我们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尊重和仰慕。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对此，毛泽东作了解释，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 ’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毛泽东不去法国的第二个原因呢，则与胡适的态度有关。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问过”胡适，胡适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
毛泽东不去法国留学的第三个原因，还与那一时期刚好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关。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但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当时在报刊杂志上见到的“主义”，在文人学者嘴里的“主义”是琳琅满目：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而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基尔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针对一切“主义”的，而非专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胡适对“主义”的抨击，其矛头针对的是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方法。
在胡适看来，那种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问题是思想上“懒”的表现，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极容易，这是一。
其二，胡适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如若我们不去实地研究这个社会的需要，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曲，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怎么能有用处呢？
其三，胡适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其四，胡适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到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负责任、自欺欺人的梦话。
胡适的这些观点遭到了反驳。陈独秀因为被北洋军阀政府关在监狱里而没有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对当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实际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也就是说谈不上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要说明的是，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首先并主要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但直至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始终都认为自己与胡适之间的友谊超过自己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
就目前见到的史料，毛泽东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因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71大类，合计144个要研究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
而五四运动的发生更坚定了毛泽东留在国内参加火热斗争的决心。
之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书社里重点销售的图书也有胡适的一些着作，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书信》、《短篇小说集》，或是登载胡适文章较多的刊物《新生活》，还有就是胡适的老师美国杜威教授的书，如《杜威五大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治的发展》等。
胡适对毛泽东早期革命实践的支持
《西行漫记》记载，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的前夕，曾专程前去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
胡适欣然接受，表示尽力给予支持。
是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当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时，胡适看过之后立即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 36号《新书评介》一栏中，对毛泽东的文章和《湘江评论》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此时的胡适已经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可却对充满反叛精神的《湘江评论》与毛泽东的这篇《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给予这样高度的评价，也反映了新派教授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器重。可惜，《湘江评论》只办了五期，就被湖南督军张敬尧下令给查封了。
正是由于胡适对《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的褒扬，使得该文迅速为《新青年》、《晨报》、《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所推荐与转载。后来大陆在上世纪50年代批胡适时，把胡适主持《每周评论》时撰写的这篇文章算到了李大钊身上。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又拜访了胡适。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到了这次拜访胡适所谈的内容。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他去拜访了胡适，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求教。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追忆了这件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59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生日，中午，胡适在台北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谈起了毛泽东的老丈人杨昌济。
胡颂平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带进去的吗？”胡适告诉说：“不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
那天，胡颂平还特地问胡适：“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胡适告诉说：“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不过，毛泽东说自己进北大图书馆是杨昌济先生介绍的。
毛泽东从胡适处取回请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后，就正式拟定了“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并采纳了胡适的一些具体意见和办法。1920年4月，当毛泽东领导的“驱张”(驱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他就回到了湖南。毛泽东一回到湖南便给胡适写信报告湖南“驱张”后的形势，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重庆谈判后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 胡适终其一生，不赞成阶级斗争理论，不赞成暴力。
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鼓吹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讲宽容，讲人权，说民主是人类在政治上最进步的方式。
1927年以后，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关于国共两党内战，没有见到胡适对暴动的批评，但可以肯定，胡适是不会赞成武装斗争的。不过，在30年代中期，胡适在一些文章里对苏俄还不时给予赞美，直到1945年美苏勾结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暴露于世后，胡适才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有趣的倒是他对国民党不间断的批评，抨击国民党的专制。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统战策略。最突出的有两件事。一是1945年3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发表胡适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 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他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胡适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第二件事还是发生在那一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左舜生等六人访问延安。在见面之后，毛泽东便以学生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有趣的是傅斯年对延安的感受与黄炎培截然相反。从延安回到雾都重庆，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可傅斯年却说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自己的老师兼朋友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也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
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是年8月24日在纽约发了一封着名的电报给毛泽东：“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此时正值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而斯大林于胡适电报之前两天，也催迫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电报说：“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对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毛泽东非常不满，1949年年底，毛泽东去莫斯科终于讲了出来。
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了，但他还是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笑拒了。这样一来，胡适从统战名单中除去了。
胡适对蒋介石的“关怀”反唇相讥
时间进入50年代，经过镇压反革命、土改和抗美援朝后，新中国政权已经完全得到了巩固。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时之间，批判会不计其数，批判文章如雪片飞舞，使胡适在大陆的威信扫地，一大批专家学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那时，大陆还派人向旅居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笑了：“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没有随胡适到美国而留在大陆。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进华北人民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结束分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他也写了批判文章在《中国青年》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文章中他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但胡思杜并没有因为批判了父亲，和父亲划清阶级界限而幸免于难，1957年他成为右派分子中的一员。
胡适回台湾时，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专门约见了胡适，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蒋介石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不领情，反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是暗指1927年蒋经国在莫斯科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这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只好报以苦笑，不欢而散。
就在大陆批判胡适思想的时候，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在“特字99号”《特种批示》中称胡适“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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