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文艺界、学术界似乎刮起了一股“清”风。已经寿终正寝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大清王朝”似乎一下子让人觉得那么亲切，令人那么怀念、那么神往起来了。先是有多部给“大清王朝”几个最高统治者作传的所谓历史小说，很快又有人让他们以圣君明主的形象出现在荧屏上。而且，从康熙、雍正到还珠格格，从刘罗锅、纪晓岚到余成龙，纷纷粉墨登场，没完没了。据说还有人要将晚清的所谓“中兴名臣”而实为镇压太平天国刽子手的曾国藩抬上荧屏，荧屏几乎成了顶戴花翎和猪尾巴辫子的一统天下。此外，更有学术界的推波助澜。许多刊物上有盛赞清朝为“一代盛世”，纪念（当然未明题为纪念）清朝逊国90周年之类内容的文章。由此看来，似乎许多人都因自己没有早生一两个世纪，做“咱大清王朝”的顺民而深感遗憾。余生也晚，连“咱大清王朝”的一点尾巴也没赶上。可是我感到，能够生活在 21世纪中国的蓝天白云之下，呼吸着新鲜、自由的，带着海风吹来的咸味的湿润的空气，真是我莫大的荣幸。但既然“清”风浩荡，鄙人不妨凑一凑热闹，凭着一点“纸上得来终觉浅”的浅陋，也来说一说“咱大清王朝”。 鸦片战争以后直至清朝灭亡的晚清六七十年，那是一个让人不堪回首，让人无可如何的尴尬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空前灾难期，不说也罢。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满清“辉煌”的创业史和所谓的“康乾盛世”。 有学者认为“清朝的创业史，其历程恰如一部英雄史诗、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是一个奇迹”。我猜想，这位学者的祖上可能是满清王室，故而他对祖宗的业绩如此钦敬。对于满清王室来说，他们的业绩确实是“英雄史诗”，“是奇迹”。可是对于中国最广大的民众来说，清朝的创业史就是他们的灾难史。 如果说满洲人在进入山海关以前所进行的战争是为了统一民族而进行的正义战争，那么他们在汉奸吴三桂的帮助下，击溃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山海关及入关之后的战争，就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了（尽管满族早已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员）。它与13世纪蒙古人的进攻中亚和东欧以及14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的占领巴尔干的性质基本相同，都是落后的蛮夷之族对较为先进的文明之族的征服，在社会发展的角度上来说，谈不上什么进步，而是倒退。不同的是，对于被征服者来说，蒙古人和土耳其人是远方的外来民族，而满洲人是在中国版图之内的边境地区新兴的少数民族。这场战争给中华大地和中华民族带来的毁灭性的破坏，无论我们是翻开官方的正史还是民间的笔记野史，都是赫然在目的。略举数例如下：1645年5月，清军血洗扬州；10月，再屠江阴，“满城杀尽，然后封刀”（许重熙《江阴城守后记》）；昆山也被屠城，嘉定则被连续屠了三次。其他的侥幸没有被屠但人口逃散，房屋毁坏的城镇、乡村更是不计其数了。因此，到1652年（顺治8年）全国人口锐减为1400万，而明代全国人口的最高数字是6330余万（据王世贞所说）。随着人口的锐减土地也在大量的荒芜。据史料记载，清代顺治末年（1661年）全国的耕地面积是5亿多亩，而明末（万历8年，1580年）是7亿亩。 也许有人要说，在“除旧布新”的战争期间人口减少，土地荒芜而导致生产暂时的停滞是在所难免的。不错，可是中国历史上有哪一次改朝换代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劫难？他们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恐怕只有20世纪的日本侵略者才可与之“媲美”。 而且，清朝在取得了全国政权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把全国人民都平等地作为自己的臣民，而是把其他民族的人民当作异类，作为奴隶，实行野蛮的民族高压政策。故而，从清初的“反清复明”到清末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华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满清王朝的反抗斗争。这说明已经灭亡了的、反动、腐朽的明王朝尽管是一个让中华人民痛恨的政权，但满清王朝也绝对不是一个能让中华人民感到“亲切”的王朝，正是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清王朝的的版图确实是大大地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这也许可以算是他们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但是，从大中华的角度来说，清朝所开拓的疆土大部分在汉唐时代不就是我们的匈奴、突厥、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吗？而且有些是在汉朝中央政府或唐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的。在看到满清王朝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同时，再肯定清初的开疆拓土是不错的，但如果把它抬到了太高的位置，说是“英雄史诗”，是“奇迹”，那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其实，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满清王朝简直谈不上有什么创业史，他们至多是在守业，事实上最终也没有能完全守祝幸亏它不到300年就被灭亡了，总算还没有把我们的一点家当败完。 以上是满清王朝的“创业史”，下面再说一说所谓“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时代，所谓太平盛世是很有几个的，但其实都不过是“淫雨季节中忽然出现的几日晴天”（柏杨语），对于劳动人民来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太平乐土。而所谓的“康乾盛世”恐怕还算不上“晴天”，只能是“阴天”。史学界传统的看法就认为汉唐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无论是国家实力还是社会的安定都是所谓“康乾盛世”无法相比的。所谓“康乾盛世” 之时，欧洲列强都在致力于对内改革政治制度，发展近代科技，对外四处扩张，英国即将成为“日不落帝国”，而满清政府还在关起门来满足于自己跟自己比的所谓 “盛世”。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因下江南而闻名于世的酒肉皇帝，即隋炀帝杨广、明武宗朱厚照和“康乾盛世”的“圣主”之一的乾隆皇帝弘历。康熙下江南虽然较为节约，但其浩大的费用也不知挥霍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而到乾隆下江南时，豪侈远远超过他的祖父和历史上的另两位前辈。其声势之大、糜费之甚是真正的史无前例。而且据史书记载，南巡集团“象一群初登岸的饥饿海盗一样，所到之处几乎都要洗劫一空”（柏杨《中国人史纲》），巡幸所到各地，“酒无虚日，城开不夜”（戴逸《简明清史》第二册第363面）。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不体恤人民疾苦的酒肉皇帝能治出什么“盛世”来。 “康乾盛世”的三个皇帝都喜欢大兴土木来劳民伤财。康熙在热河建避暑山庄36景，乾隆扩充为72景。当时有民谚云：“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仍是热河也。”雍正修圆明园28 景，乾隆扩建成40景。皇帝生活如此豪华奢侈，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以及大地主、大商人当然是纷纷仿效，无不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官吏的贪污已成为合理、合法的了，敲诈、勒索来的银子美其名曰“养廉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清代是十分普遍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和坤就出在乾隆末年。 官贪吏虐，广大的劳动人民只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在“盛世”的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的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沉闷和黑暗，朝鲜使臣赵显命于乾隆8年（1743年）出使中国后回到朝鲜就报告说：“外似升平，内实蛊坏。以臣所见，不出数十年，天下必有大乱”（《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果然，其后不到30年即相继爆发了山东王伦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闽粤天地会起义等。实际上，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世，各族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康熙末年有朱一贵起义，雍正时有谢禄正起义，乾隆时有李梅和李开化起义，较大的群众斗争则举不胜举。中华民族向来以坚韧的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而着称，而这些生活在“盛世”之下的人民却被迫铤而走险，纷纷起来反抗，可见是一个何等的“盛世”！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 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 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 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在这首令人不忍卒读的诗中，我们仿佛听到了200多年前的穷苦人民被迫买儿买女时，骨肉离散所发出的悲惨凄切的哀号声。这首短短的、朴质的《鬻子行》与没完没了、场面豪华壮丽的《还珠格格》之类是大异其趣的，然而，不管是文学价值还是思想价值都是远非后者所能相提并论的。感谢诗人魏来朋，他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所谓“盛世”中真实的民生图。 满清统治者除了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之外，在文化上也进行极权统治，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和打击，以达到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的目的。众所周知，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秦始皇的“坑儒”与之相比也黯然失色。绝大多数的文字狱都是在“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世，如康熙2年的庄廷的《明史》案，株连甚众，“名士伏法者221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卷11）；雍正6年的曾静、张熙案不仅诛杀了许多人，充军了许多人，而且连死者都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乾隆朝文字狱更是家常便饭，案件总数比康、雍两朝合计增加四倍以上。残酷的文字狱产生了恶劣而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之下，知识分子要保证安全，只有走两条路，一条是做无实用价值的八股文，考科举，做官之后去压迫民众，另一条是埋头于故纸堆里，去做寻章摘句的考据工作。这两项工作无论做得多么好，都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甚至还要阻碍社会的进步。还有，文字狱使满清政府跟人民的距离拉得更远了，人民对政府更痛恨，更不关心了。 满清统治者在文化上实行极权统治的另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以“御纂”和 “钦定”的名义对全国书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审查，许多有思想启蒙意义的进步书籍被他们以“悖逆”的罪名加以删改。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时，就有许多书籍被进行了这样的“阉割”而让人们“不识庐山真面目”了，更严重的是大量的有价值的书籍被他们销毁。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章太炎《哀焚书》第五十八）。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则认为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总数的十倍。因此，顾关元先生指出，满清统治者借编书的名义号召人们“献书”，而其实是大量地毁书，比行令强制毁书要高明得多，其目的不是在文化而是在政治。这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次空前大浩劫，其破坏性肯定是大大超过秦始皇“焚书”的。因为秦朝时中国的文化典籍毕竟有限，而清朝时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可以说，象满清统治者这样的对文化典籍的整理，不要也罢，让那些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遗产保存在民间，将会更有价值。 最重要的问题是满清王朝统治中国268年间，中国到底有没有进步，有多大进步？这个问题我们由以下几件史实的对比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广泛发展海外关系，进行物质和文化交流，并展示国家武力，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抗衡，其造船术和航海术在当时世界上都是一流的；明神宗时张居正改革之后，“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人文学士在提到中国时无不羡慕向往”（据金庸《袁崇焕评传》中所引用的有关史料）；明代末年已有从西洋进口来的火枪和火炮，崇祯皇帝上吊之前就用当时最先进的三眼枪来抵抗过。而在1792年（乾隆58年），英国派使臣马甘尼来到中国希望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马甘尼看到中国极度落后，武装部队如同叫花子，使用的是西洋早已抛弃的刀枪弓箭之类，高级官员都不识火柴为何物；1852年太平天国攻占岳阳后，从地下掘出了200年前吴三桂所埋藏的大炮，居然锐不可当，很快就依靠它攻占了湖北重镇汉阳，清军的落后可见一斑。 以上这些简略但确凿的史实，彻底划破了所谓“康乾盛世”的漂亮画皮，我们可以看到隐藏在画皮下的是满清王朝吃人魔鬼的丑恶面目，认识到他们的所谓“创业史”其实就是吃人的历史、“败家”的历史。象这样一个阻碍了中华民族正常发展近三百年，使中华民族沦为任人宰割的、西方人眼中的“劣等民族”的残暴、腐朽的满清王朝，我们还要真诚地歌颂，还要无限怀念而不胜向往吗？我们还要让它“真的再想活他五百年”（电视剧《康熙王朝》主题歌歌词）吗？如果真的还有这样的人，我们要说，他如不是一个十足的疯子，绝对就是别有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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