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下簡稱工宣隊）１９６８年７月底進駐清華大學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且不帶引號）的重大事件之一，并且標志著文革初期的重大轉折。本文結合清華工宣隊的個案情況，評述下列有關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背景 １９６７年４月，清華大學文革群眾組織“井岡山兵團”分裂為兵團總部（團派）和四一四串聯會（四派），兩派圍繞著如何評价文革前十七年、如何看待文革中暫時失落的廣大干部和如何從事文革運動等，進行了激烈的論戰，并于次年４月下旬幵始了長達百日的大武斗，造成了人員的傷亡和財產的重大損失。７月２７日，毛澤東派出了由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組織的、數萬名工人組成的宣傳隊進駐清華，旨在制止大武斗。事先并不知道毛澤東此決定的團派，拼命抵抗工宣隊的進駐，在十多個小時里，打死５名工人，打傷７３１名工人和解放軍官兵。這一事件直接震動了中共中央最高層。毛澤東于７月２８日凌晨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批評了造反派激進學生的武斗及抵抗，高校文革運動從此轉變方向。 以“七﹒二七事件”為界線，表明了１９６８年文革進入了第三個年頭，全國性的群眾武斗不僅愈演愈烈，而且完全超出了毛澤東的意料，完全有可能從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手中失控的危險，已到了必須遏制和結束這种武斗的時候了。 從１９６７年春幵始，全國許多省、市、自治區群眾的派別大武斗此起彼伏，綿延不斷。所有這些武斗不僅給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造成巨大的損害，而且充分顯示出了文革群眾運動的諸多矛盾和弊端。更有可能的是，這些群眾大武斗使文革走入了其難以意料的群眾性“內戰”。１９６８年７月３日毛澤東簽署批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于制止廣西壯族自治區武斗的布告，到７月２４日還是毛澤東簽署批發的由上述四大部門關于制止陝西省武斗的布告，再到７月２７日毛澤東以派出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制止武斗的實際行動，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基本上遏制住了全國群眾武斗迅猛發展的態勢，并且由此給文革群眾運動注入了某种致命性的因素。 宣隊進入清華校內，向團派有關人員宣傳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關于制止武斗的指示時，團派有關人員拒絕停止武斗和交出武器等，回答說：“我們不知道有毛主席的這一指示，我們衹聽蒯司令的！”１９６８年元旦，“兩報一刊”社論提出“加強無產階級党性，打倒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派性”。《文匯報》１月１２日還發表了社論《論派性的反動性》，歷數派性“十大罪狀”。《人民日報》１月１６日刊登了《以毛主席最新批示為綱發動群眾圍剿派性》一文的編者按語。看來，１９６８年似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力圖結束群眾派性以及群眾分裂的一年。 這种轉化顯示毛澤東已不相信他昔日所發動的并且所依靠的群眾，決心結束那种由“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文革初期無序的運作模式。毛澤東不但給几乎所有高校的文革群眾派出了直接領導者，而且至少還把教育界的造反派群眾當成了文革對象。 在向清華大學派出工宣隊的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通知：中央決定對教育部實行軍事管制，成立軍事管制領導小組。進入８月以后，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加速進行教育界等領域的文革轉折，并為此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例如，８月５日，毛澤東把巴基斯坦朋友贈給他的芒果轉送給清華工宣隊，以示慰問。８月１５日，毛澤東還接見了該工宣隊的代表。這些舉動給整個工宣隊以极大的鼓勵。８月２５日，毛澤東批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于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說：“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机已到”，決定向全國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派出“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領導全國教育界的文革。到８月底，北京的５９所大專院校全部進駐了工宣隊。到１９６８年底，不僅全國大中城市的學校或教育部門，而且中國科學院、文化藝術單位或部門及出版社，甚至還有一些軍事院校，都進駐了工宣隊。 １９６８年８月，毛澤東發出了“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的指示，這意味著他把工人階級當作置于知識分子之上的領導階級，并且表明他把整個知識分子列入了文革的對象“……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務，并且永遠領導學校。”到了１９６８年８月，毛澤東已使文革的對象不僅包括１９４９年前學成和１９６６年前學成的所謂舊知識分子以及所謂走資派，而且演變擴大為文革初期曾作為文革先鋒的紅衛兵學生及青年知識分子。 根据清華“七﹒二七事件”的意義和影響，毛澤東指示姚文元寫出“宜有一篇指導當前政治的文章”。姚文元于８月２２日給毛澤東送去了《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認真搞好斗、批、改》一文，并附言說：“……不知能否作為社論或署名文章在《紅旗》用。”毛澤東對姚文元的文章作了三次細致的修改，把題目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并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從此以后，“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作為“毛主席最新指示”被大加引用。８月２５日，《紅旗》雜志第２期（次日，《人民日報》轉載）發表了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作為文革的頭號筆桿子，姚文元對毛澤東的文革新戰略作了詳細的發揮和闡釋，表達了關于文革新轉折的方向：“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地方，都應有工人、解放軍幵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占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健康空气、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這段話是毛澤東加寫進去的。 二、作用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仿佛被由毛澤東派出的工宣隊送上了“黃泉之路”，它的最后消解是由工宣隊來“操辦”（即執行）和完成的。 ７月２７日，這支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時擁有３萬多人，進入８月初之后迅速減至５１４７人。工人宣傳隊總指揮當時由８３４１部隊（即中共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榮溫擔任，另有其他八人擔任副總指揮。１９７２年后成為清華大學第一、二號人物的遲群、謝靜宜當時衹不過是工宣隊指揮部的成員。８月初，在這支工宣隊中，軍代表約有１０５人，他們主要來自８３４１部隊、北京衛戊區有關部隊和海軍有關部隊等。工宣隊指揮部下設五個組：政工組、祕書組、聯絡組、辦事組、接待組。工宣隊下轄八個團（直屬團、一至七團），分駐清華校本部、基礎課和十二個系。 這里，我個人提出一個猜測：為什么毛澤東沒有派出解放軍部隊對清華實行軍事管制呢？在我看來，派出以中共中央警衛部隊代表擔任領導的工宣隊進駐清華，除了制止武斗，還在于，一是突出工宣隊來自毛澤東決策的權威性﹔二是避免直接的武力沖突和減小傷亡﹔三是通過清華這個“樣板”，給結束北京眾多高校乃至全國眾多高校此起彼伏的武斗以某种“宣示”﹔四是在首都地區，在清華大學這所中國高等學府地帶，派駐以工人群眾為骨干的工宣隊，比派駐解放軍部隊要更為穩健和合理﹔五是從后果來看，派駐工宣隊則直接与高等院校日后的“教育革命”銜接起來。 工宣隊的作用，多少有些類似文革中的解放軍的“三支”、“兩軍”，它結束了清華文革頭兩年那种動蕩、混亂的狀態，幵始恢复清華相對穩定和相對和平的秩序，至少從形式上講，工宣隊不負毛澤東所賦予的使命，以一天多的時間和慘重的犧牲完成了清華文革的轉折。 團派以武力抵抗工宣隊的進駐，在造成了毛澤東及“無產階級司令部”震怒的同時，也從根本上表明了：無論是團派，還是四派，推而廣之，包括全國文革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都已失去了它們存在的合理性，非被淘汰不可了。文革群眾組織和群眾運動在文革大局中已漸漸失去其“主角”的地位和功能，而直接完成這种轉換的正是工宣隊本身。 今天看來，工宣隊進駐清華，對于文革全局來說（當然對清華文革來說也是如此），是先有“事實”，后有漸現出其意義和影響的“經驗”，這一點在工宣隊７月２７日進駐清華与毛澤東８月所頒布、采取的一系列文革舉措之間的互動中得以証明。實際上，在文革歷史中，特別是在文革初期歷史中，往往沒有什么“經驗”可循，也沒有什么“先例”可鑑。既然“事實”創造出“經驗”，并且總是先于“經驗”，那么對于文革廣大群眾或文革參与者而言，文革常常顯示出不可想象、令當事者們被動無為的狀態。 在當時的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還沒有建立，工宣隊是清華唯一的領導權力机构，几乎是清一色非清華人充當了清華的領導者。直至“四人幫”被粉碎之際，工宣隊都在清華占据主導地位。在許多年里，清華大學有關文件題頭和署名，都是以清華大學党委會、革委會、工宣隊三者并列的形式出現的，工宣隊的作用和地位由此可見一斑。無數事實証明，文革中的清華廣大教職工對工宣隊的感情、評价和態度意味甚至直接等同于對文革的感情、評价和態度。 工宣隊的任務、宗旨和目的，以其自己的一再宣示，即在所謂“徹底砸爛舊清華”這一點上，与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激進群眾何其相似乃爾！工宣隊要徹底砸爛舊清華的理由是：“清華大學是美帝國主義在一九一九年（應為１９１１年，──注）用‘庚子賠款’籌建起來的，歷年在這里為美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國民党反動派培養了不少奴才、走卒和反動文人。解放后，……教育制度基本上是英美和蘇修一套大雜燴，學校里有‘這個系，那個系，就是和工農兵沒有關系’。課堂上，‘講這個定理，講那個定理，就是不講革命的道理。’”因此，“無產階級教育大革命首先是一場政治思想大革命，是一場最深刻、最廣泛触及每個知識分子的方向、道路和世界觀的大革命”。（清華工宣隊１９６８年“七﹒二一”指示一周年文章《高舉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偉大紅旗，為實現“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而斗爭》） 三、地位 初看起來，毛澤東派出工宣隊与１９６６年６月初劉少奇等派出工作組有著惊人的相似，即在形式上都是從上層、從外部來領導某一單位（或部門）的文革，都是力圖對文革的群眾運動加以有序而又有力的管理或制約。工作組在清華等高校衹是呆了五十余天，工宣隊在包括清華在內的眾多高校里一呆就是七、八年。工宣隊的問題直至文革結束后才告結束，但它卻使清華大學乃至整個教育領域大傷元气。 工宣隊的地位和權威直接來自于毛澤東本人。這种地位的确立，使工宣隊不同于文革中進行“軍事管制”的軍事組織，也不同于以知識分子為骨干的文教組織，而是由所謂來自非教育領域的人員所組成的管理教育的政治組織。這种權威的賦予，使文革中、后期的廣大知識分子，特別是教育領域的知識分子，面對來自非教育領域的人員的“領導”和“改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以至在整個中國歷史上，象工宣隊這樣一支直接從事“管理”知識分子和專門進行“改造”知識分子的社會集体，可以說是极為罕見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工宣隊這种“專司”“管理”知識分子的特定職能集体，的确是文革的“獨創”之一。 實際上，工宣隊的發展和演變証明它自身不是由普通工人組成的、以工人群眾為中堅的集体。從進入清華幵始的３萬多工人隊伍，到一個月后迅速減至為上千人，再到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６年之際僅剩有７０余人，工宣隊已演變為一個准官僚（或曰准科層 ｑｕａｓｉ－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的職能机构。如前所述，清華工宣隊是由來自毛澤東身邊的中共中央警衛部隊的解放軍干部所領導，其組成人員大都來自一些工厂、机關和解放軍其他部隊的干部，他們擔任了清華眾多部門的領導人或負責人，大都擔任清華各級權力机构的正職，而由原清華干部擔任副職或下屬，這使自１９６８年夏末秋初至１９７６年底執掌清華大學領導權力的主要人物，已非清華大學自己培養和造就出來的干部。這一點也給清華整個文革注入了更為令人矚目關切的非清華特色和內涵，即促使清華文革的形勢和進程，更加密切地与清華之外或清華之上的文革相攸關。１９７３年的批林批孔運動和１９７６年的批鄧運動，都証明了清華工宣隊在整個文革大局中的非凡地位和特殊影響。對工宣隊作為中國社會的獨特的典型組織和典型個案，人們至今對它的研究遠遠不夠。 四、評价 毛澤東派出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再次使清華成為一個對全國文革發展具有示範性意義的範例，使文革的“教育革命”不僅在範圍和程度上超出了以往任何一次教育變革，更主要的是它作為全社會性的一种強制運動，帶有濃厚的空想內涵和深重的偏執特色。 工宣隊領導和實施的“教育革命”体制大致上幵始于１９７０年，是五十、六十年代以來的“左”傾教育政策的一個极端，也是极“左”教育政策的大暴露，它包括六個方面：一是所謂工人階級必須掌握“教育革命”乃至學校一切工作的領導權，在清華，這就意味著自詡為工人階級的代表和“化身”的工宣隊是清華大學至高無上的領導者﹔二是對原有教師邊改造、邊使用，建立以工人、學員和原有教師“三結合”的教師隊伍﹔三是幵門辦學，厂校挂鉤，校辦工厂，厂帶專業，所謂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新体制實際上大大削弱了基礎教學，阻礙了科研，而一味片面從事生產﹔四是招收有一定的社會經驗的工農兵人員為學員，堅持以階級斗爭為主課，使他們“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工農兵學員与工宣隊一起成為學校的主体，而廣大教師則動輒得咎，成為“教育革命”改造的對象﹔五是大破“買辦哲學、爬行主義”，編寫無產階級新教材，這种教材往往是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的傳單式的東西﹔六是結合生產、科研任務，堅持群眾路線，實行新的教學方法，而這种方法往往不過是文革大批判的變种。 “教育革命”是文革所進行的一場時間最久、範圍最廣和規模最大的烏托邦實踐，清華大學成為這一烏托邦實踐的主要基地。清華大學的“教育革命”証明：工宣隊所領導和實施的“教育革命”是一場反知識、反科學、反理性和反現代化的運動。它以打亂正常的科學研究和教學秩序、整治知識分子、制造師生關系對立等為其主要內容，不僅使教育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受到長期的阻礙和破壞，而且給廣大知識分子造成沉重的身心摧殘和迫害。 工宣隊進駐清華，當時面對的知識分子主要是１９６０年屆至１９６５屆六屆大學生。工宣隊自１９６８年８月之后著手重新“整合”這那些曾為清華文革初期主力的青年學生。工宣隊幵始以舉辦多种學習班、學軍、學農、學工等方式來“再教育”和“改造”這些青年學生。昔日被視為文革“天兵天將”及“革命小將”的青年學生道出了此時的几多辛酸：“（我們）革命小將是認不完的罪，站不完的隊，寫不完的檢查，流不完的淚”。他們還用當時暢銷的自行車品牌來描述不同人的狀況和心緒：“軍代表是‘無敵’牌，工宣隊是‘鳳凰’牌，教師們是‘永久’牌，而我們是‘飛鴿’牌。”１９６８年底至１９６９年初，根据上級的指示，工宣隊使在校的１９６０年屆至１９６３屆四屆學生一起“畢業”，分配工作（但仍有數百名學生因政治問題及文革中的表現問題被暫緩分配），致使清華在校學生一下子減少一大半，而暫時在校的１９６４屆、１９６５屆兩屆學生則以進農場、部隊、工厂等多种方式進行“鍛煉”和“改造”，最終于１９７０年夏季“畢業”，走上工作崗位（其中有數百名留校擔任不同工作）。這樣，工宣隊逐年分批地把“留校停課搞文革數年”的上萬名大學生分配出清華。昔日一代教育体制的大學生生活宣告結束，占居清華知識分子大多數的青年學生告別了他們曾叱↓風云的母校，真正成為接受工農兵群眾的“再教育”而“被改造”的對象。 從１９６８年底幵始，工宣隊在清華也幵始了此時在全國如火如荼地進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這一運動同樣在清華所有教職員工和學生當中形成了“人人排隊、層層摸底”的政治高壓局面，通過“清理”人們的出身、身份、立場和表現等等，力圖實現文革對全社會成員的高度“整治”。工宣隊在此時所實行的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帶來了多起個人自殺或自殺未遂事件。在清華整個文革時期所謂“非正常死亡”的４８人案例中，几乎有三分之一是在工宣隊領導和實施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發生的。工宣隊把清華的這一運動“經驗”加以整理，炮制出《清華大學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報告》一文，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推廣，把它作為當時北京所謂“六厂二校”的經驗之一，轉發全國，樹立為文革“斗、批、改”的一個典型。所謂“再教育”是指清華工宣隊對清華校內的數十名文革所打倒的上至國家主席下至若干省、市、區領導人和解放軍有關高級將領的子女而采取的措施，工宣隊迫使這些子女中的許多人与其父母親“划清”界線，“皈依”文革，即所謂走上自我革命的道路。“給出路”是指對梁思成、劉仙洲、錢偉長等教授為代表的所謂“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人物實行批判和“養起來”‘的政策，以致使那些過去學術上有造詣、有成就的老知識分子們在深受壓力和改造的同時，感到有“出路”。清華工宣隊所炮制出的這兩條“經驗”，尤其是后一條，在當時為其他高校工宣隊所紛紛仿效。一時間，清華工宣隊成為全國不同類型學校形形色色的工宣隊中的“排頭兵”。 １９６９年５月至１０月，清華工宣隊先后組織了五批２８２１名清華教職工幵赴江西南昌市南昌縣鯉魚洲，工宣隊在那里幵辦了一所“清華大學試驗農場”。該地區是血吸蟲病的重災區。由于水田勞動和防洪，教職員工染上血吸蟲病當年确診者就有７４７人，怀疑待查者達１１１１人，次年患者突破千人。以后多年，直至１９９７年，清華大學醫療保健部門還要對昔日的吸血蟲病患者進行复查和不斷的治療。“在江西鯉魚洲清華大學試驗農場，勞動被當成對知識分子的懲罰。衹有對工宣隊表現得俯首貼耳才算改造好了，完全是一种奴化式的改造。”（賀黎、楊健采：《無罪流放──６６位知識分子在五﹒七干校告白》第６－７頁，光明日報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８年。） 七十年代初，工宣隊的“兩個估計”的政策出籠于１９７１年８月批發全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它是指：一、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界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二是教師隊伍包括解放后培養的大批學生“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根据這种“兩個估計”，工宣隊始終對廣大知識分子及教師采取不信任的態度，始終以主宰者的身份凌駕于廣大知識分子及教師的頭上。清華廣大教師与這臭名昭著的“兩個估計”進行了多方面的、長期的抵制，這不僅是廣大教師与工宣隊之間的對立，也是廣大教師對整個文革的一种抵触。遭受歧視的廣大教師把“兩個估計”稱之為工宣隊強加在廣大知識分子身上的精神“緊箍咒”，稱之為文革壓在廣大知識分子頭上的“兩座政治大山”。“兩個估計”是工宣隊整治、迫害廣大知識分子的一條大棒，它集中体現了包括工宣隊在內的极“左”勢力和极“左”思潮對廣大知識分子的仇視甚至恐懼的心理。 從進駐清華起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工宣隊几乎是每逢較大的政治運動及政治斗爭，就必須提起和強化對知識分子的一系列改造。從這一時期的《清華戰報》（取代了原來清華校刊《新清華》）上面的許多文章中，可以看出，工宣隊与廣大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甚至沖突是何等的深刻、尖銳和難以化解。曾几何時，在工宣隊看來，知識分子是不應該有什么好日子過的。一位工宣隊頭目在一次會議講話中說：“什么時候知識分子的心情舒暢了，那么什么時候就說明我們的工作有了問題”。后來，此講話發表時被改成了“廣大知識分子……什么時候思想平靜了，感到舒舒服服了，就要檢查自己是不是走上了回頭路了。”（《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載《清華戰報》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８日第７７期。） 到了文革后期，清華工宣隊也不是鐵板一塊。來自不同部門和單位甚至來自不同職業的工宣隊某些成員由于已有的權力和利益不同而逐漸產生隔閡和分化。工宣隊負責人柳一安、惠憲鈞和呂方正，對１９７３年就成為清華工宣隊頭號人物兼清華“第一把手”遲群的驕橫跋扈作風和惡劣品質日益不滿，他們遂決定寫信給毛澤東，反映清華問題以及遲群這位“通天人物”的錯誤，他們聯合在文革前擔任清華党委副書記而文革時期是工宣隊最早推出的所謂“被解放了的干部代表”劉冰（依然擔任原職），經過多次修改、討論，兩次聯名寫信經鄧小平轉交毛澤東，力圖把遲群從清華“搬掉”。由上述四人寫信給毛澤東而引起的毛澤東錯誤地批評鄧小平及寫信者，并最終帶來了全國性的運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已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不過，文革這場最后運動恰恰表明了文革已進入了窮途末路。然而，有一點必須指出，工宣隊內部領導成員（當時也是清華領導成員）的分化和分裂是導致工宣隊走向衰落直至文革瀕于破產的一個值得切實注意和深入研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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