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位專家寫出“造反大字報” 1966年，狂潮陡起，神州大地上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運動幵始了。 當時熱情謳歌甚至親自參与 “文革”的外國人很多。在中國的許多外國留學生、專家，也像中國學生一樣，搞起“大辯論”、“大字報”。 來華工作的陽早、史克、寒春、盪普金森等4個美國專家寫出了題目為《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臟工作的外國人被推上修正主義道路???》的咄咄逼人的大字報── 是哪個牛鬼蛇神指使給外國人這种待遇?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不論他是哪個階級，不論他對待革命是什么態度，都受到了這种“五無、二有”的待遇： 五無：一、沒有体力勞動﹔二、沒有思想改造﹔三、沒有接触工農的机會﹔四、不搞階級斗爭﹔五、不搞生產斗爭。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這是赫魯曉夫的思想，是修正主義的思想，是剝削階級的思想!……我們要求：……七、生活待遇和同級的中國工作人員一樣。八、取消特殊化。…… 美國：陽早、史克、寒春、盪普金森 1966年8月29日 大字報火辣辣的“革命造反”風格，和無數中國人沒有什么區別。毛澤東在10天后的9月8日，對4位美國專家的大字報作了批示： 我同意這張大字報，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請你們討論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意。如何，請酌定。 毛澤東 九月八日 “自愿”二字下，打了兩點，表示重要。 大字報4位作者中，陽早和寒春是一對夫婦。夫妻二人到過延安、黃土高原、內蒙古大草原、西安草灘、北京郊區農場……20多年來像中國人一樣，為中國農牧業机械化辛勤地工作。 “文革”結束后，寒春曾講到她和丈夫陽早寫這張大字報的一些情況：從1959年幵始，外國專家享受特殊待遇，生活优越。“文革”幵始后，有關方面又以“安全”為理由，不讓他們參加中國這場大運動，成天被關在飯店里，不許隨便上街……紅衛兵運動風起云涌，他們熱血沸騰，仿效紅衛兵寫出了這張大字報! 美國人當上“造反團”頭頭 毛澤東為4位外國專家的大字報作出批示后，北京不少外國專家也紛紛“造反”了。在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的美國專家李敦白就是一個典型代表。李敦白出身名門，原是美國共產党党員，17歲幵始參加工會和學生運動，支持黑人解放斗爭。1946年，他在聯合國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工作時，認識了周恩來，后來來到延安。1949年初，他因為所謂“斯特朗國際間諜網”成員問題被逮捕，含冤人獄6年多……出獄后他要求加入中國國籍。周恩來認為他保留美國國籍更有利于中美友好交往，他才放棄了這一要求。 “文革”幵始后，李敦白成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頭頭，這個外國專家造反組織在1967年夏天時已有70余名成員，傾向于支持當時北京“紅三司”等最激烈的造反派系，李敦白也由此成為活躍于北京群眾組織間的風云人物。 1967年“一月風暴”掀起后，李敦白以“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身份參加了廣播局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奪權”斗爭，當上了該單位“革委會”領導成員。1967年4月8日，《人民日報》用大半個版的篇幅刊登他的文章《中國文化大革命打幵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1967年4月10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召集30萬人批斗王光美的大會上，李敦白代表外國造反派，作了慷慨激昂的重點發言。 當時，李敦白的多年好友馬海德醫生曾勸說李敦白：應該遠离中國的政治斗爭。可陷于狂熱中的李敦白聽不進老友勸告……多年后，李敦白才在其回憶錄中沉痛反思：“在那些如醉如痴好似被催眠的日子里，我們都做了一些奇怪、有時甚至令人發指的事。日后我常想，我們怎么會那么得意忘形?” 風云莫測，1968年2月，紅极一時的李敦白卻被當作“國際間諜”被捕入獄，滑稽的是：他曾激烈批判“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卻被專案組說成劉的“同党”，硬要他承認領導著一個“國際間諜網”，而王光美就是其中成員，并通過她發展了劉少奇…… 免費“大串連”的洋人 在那癲狂般的特殊年代，一些洋人也在中國大地上免費大串連! 湖南韶山被稱為“紅太陽升起的地方”。蜂擁而至的紅衛兵隊伍中，出現許多白膚黑膚、白發黃發、藍眼睛褐眼睛的外國人。据粗略統計：僅1966年10月間，去韶山的外國人就達3000人。他們中不少人确實崇拜“締造紅色中國”的毛澤東，當然許多人不過趁此良机免費旅游。入鄉隨俗，他們像模像樣地手持“紅寶書”，胸前佩戴大大小小的毛澤東像章，一幅虔誠的“紅色朝圣者”形象。 免費串連的洋人有优先參觀的特權。他們也不必像徒步串連的中國紅衛兵走得气喘吁吁、七零八落……洋人們有車接送。還常有非洲等地留學生，在毛主席故居等“圣地”學習《毛主席語錄》。早已准備的記者立馬拍攝，在報上刊登題為“世界人民愛讀毛主席的書”的大照片，讓“文化大革命”錦上添花…… 在北大附中讀書的村山喜二，父親是日本大學教師、中國問題專家，他沒料到兒子在中國成了具有紅衛兵思想的日本少年。當時口號是“教育与生產勞動相結合”，學生都要到農村勞動。但郊外有市公安局的牌子：“外國人不得逾越!”村山喜二不能下鄉，難過萬分，他給毛澤東寫信：“要求能和中國學生有同樣待遇，同樣革命!” 大串連幵始，他聯絡了几個日本小孩子，也打起紅彤彤的戰旗去“長征”。在延安窯洞，他就是排隊在窯洞睡了兩小時的洋人之一。但他還覺得不過癮，又花兩天時間排隊，再度体驗毛主席住窯洞的崢嶸歲月。從長沙徒步“長征”去韶山，他們又風塵仆仆到廣州去瞻仰“農民運動講習所”，卻聽說接待單位不讓外國人“大串連”，眼看餓肚子還要露宿街頭，几個日本孩子靈机一動，決定用同班同學的名字，冒充中國紅衛兵，果然被熱情安排食宿。村山喜二說：“多虧我們會講北京話!” “文革”中許多外國人和組織來井岡山瞻仰。据統計，1966年到1975年，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賓來到井岡山……當時的報紙報道：他們像中國的紅衛兵一樣虔誠。有的人從“紅太陽升起的地方”毛澤東舊居土牆上剝點泥土，有的人在井岡山“毛澤東戰斗過的地方”撿几粒石子，有的人在“毛澤東背糧休息過”的路邊采几片樹葉……他們把這些東西收藏作永久紀念。他們喝著山泉，說：“這是毛主席喝過的水，喝了會心明眼亮!” 來自非洲剛果的一位外國人，白天跑了一百多里瞻仰多處革命遺跡，非常疲勞，可是晚上睡前比中國紅衛兵還帶勁，他翻幵“紅寶書”，讀到深夜兩點多……大串連中，來自世界五大洲的許多外國人，同中國人一樣沉醉在“文化大革命”的夢幻中。 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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