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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怒火

作者: 楊小凱 | 類別: 歷史 | 內容: 文革文學 | 文型: 回憶錄 | 評論: 投票

我和毛火兵同床。“毛火兵”不是原名，是文革中改的名字，意思是“紅色怒火一兵”。紅色怒火是當時長沙保守派中最极端的專門從事武斗的組織。他与我這個造反派中最激進的思想家睡一個床這件事本身就充滿著對文革中政派沖突的諷刺意味。剛進九號時，我們互相很少交談;我那時沒有情緒聊天，而他好象生性就不是那种話多的人。我們的床是后面窗子邊的上舖，床正對窗口。夜幕降臨時，他喜歡坐在鐵窗邊對著空蕩蕩的后院唱他喜歡的電影歌曲。這些歌曲有五十年代的電影“乘風破浪”中的歌曲，六十年代“冰山上來客”中的歌曲，“馬兒你慢些走”以及“婚禮曲”。這些歌曲在一九六四年就成了被批判的“修正主義歌曲”，社會上已有好些年聽不到了。每當這時，九號的年青人都會靜靜地側耳傾聽他的歌聲，伴著黃昏景色帶來的傷感，想各人的心事。好多天后，他才告訴我他的名字的意思，“我是紅色怒火的成員”，他停一停，又微微一笑，“殺人凶手”。長沙的造反派市民中流傳著各种有關紅色怒火的恐怖主義和殘忍的故事，而我面前的毛火兵有張圓圓的臉，誠實本份的樣子，使我很難將他与恐怖主義聯在一起。他真誠地邀我同床的態度顯示了他對我的好感，這种好感顯然与我倆政治傾向的絕對對立不相容。但后來他總是象兄弟一樣向我提醒那些扒手們的詭計和惡作劇，我才發覺他大概將我這种學生出身、來自高干家庭的人与那些社會下層的人相區別。我覺得他的態度很好笑，我對那些黑社會的人充滿著同情了解他們的好奇心，但他卻与他們保持嚴格的距离。這大概也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區別。他們保守派在破四舊的“紅色恐怖”的日子里，迫害甚至殘殺了無數黑七類(地、富、反、壞、右、資本家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被迫害的人中大多數都成了后來的造反派。可以理解他們保守派當然永遠將自己与黑七類相區別，而我這种激進的造反派卻會与黑七類認同。毛火兵告訴我，他被批斗游街示眾時看到過一幅批判我的漫畫，畫中我的父親象個魔鬼，綠面孔，長牙齒，用一支盛滿黑色毒汁的奶瓶喂一個象小妖怪的楊曦光。這幅畫告訴人們，楊曦光是被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父母當作修正主義的苗子培養大的。毛火兵看我一眼，問道：“你小時候真的每天都喝牛奶嗎?”當時我心里正在擔心這幅畫會使毛火兵對我的政治思想背景造成什么印象，但他對我的意識形態并沒有多少興趣，而更關心我的家庭生活方式的細節。我哼哼哈哈，試圖改變話題。我第一次從他的語言和目光中發覺在普通人眼里，在那個時候每天有牛奶喝是种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情。与我擔心的正好相反，那幅丑化我父母的漫畫并沒有改變毛火兵這類保守派對我父母那樣的高干的尊敬態度;他看來從不區別高干中有實權的人与無實權的人，也不看重他們之間的沖突，衹要是共產党的高干，總是值得保守派尊敬的。我猜想，在他心目中，我大概是這個號子里最接近他的政治顏色(紅)的人，這也大概是他邀請我与他同床的原因。我也喜歡他。他誠實、本份，看去比他的年齡老成得多。相處不久，我們這兩個造反派和保守派中的极端分子就成了好朋友。毛火兵是長沙一間有名的大礦山机械厂的學徒工，共青團員。他的階級成分是紅而純洁的：父兄都是產業工人，父親還是勞動模範。這种大工厂的工人福利待遇好，在共產党社會里政治地位高，是這個社會的既得利益階層。象當時全中國的產業工人一樣，這個工厂的工人分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成員大多是党團員和靠近共產党的“積极分子”，象毛火兵這類家庭的人。而造反派成員大都是与領導關系不好，受政治歧視的人。九號關的大多是与造反派有關系的人，毛火兵有時私下向我評論他們時，總是把所有造反的人都說成是想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對共產党的壞人。但他有時會加一句，“你們學生不一樣，你們很單純，響應毛主席號召，參加文化革命。” 有天他談起他參加紅色怒火時的情景。“我們厂有三個人參加了紅色怒火”，他滿腔怀舊的情緒，“一輛卡車在厂外等我們，很多厂里的同事和家屬來送行。楊曦光，你想象不出那場面有多動人，很多人都流淚了，和電影‘董存瑞’中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參軍的場面一樣。”董存瑞的故事五十年代被拍成電影，電影中有一個農民歡送子弟參加人民解放軍的鏡頭。那天毛火兵的媽媽對他說，“沒有共產党就不會有我們的今天，現在這些右派要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反，要推翻共產党，我們絕不能讓他們得逞。你安心去打仗，我們全力支持你。”毛火兵學著他母親的話，就象模仿電影中的表演一樣。我感到肉麻，但他卻似乎對這些話充滿激情。毛火兵所在車間的主任向他們三個青年人致了歡送詞，致詞的末尾是口號，“誓死保衛紅色政權!” 毛火兵這類保守派在左家塘是絕對的少數派。造反派与保守派在號子里也會發生沖突，要知道那個時代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染上了政治色彩。毛火兵為了避免沖突，盡量不与他人談論任何与政治有關的話題。他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打扑克和玩骨牌上，他是打牌的好手。有天放風的時候，毛火兵和羅鋼在院子里帶回號了一些野花和泥土，他們各自找到一些破爛容器把兩顆野花栽活了。每天早晨他們給自己的植物澆水，看著它們長大。比起羅鋼的，毛火兵的植物長得越來越高，羅鋼也越來越不高興。羅鋼附在我耳邊說“三桿槍比著我，也不能讓保皇派胜過造反派。”第二天早晨我醒來時，“ 保皇派”的花垂下了葉子，几天后，那顆“造反派”的野花就超過了“保皇派”的。羅鋼神祕地對我說：“我半夜起來給保皇派的花撒了一泡尿!”象向土匪一樣，毛火兵參加了易家灣戰斗，當然他們那時是你死我活的敵人。与易家灣戰斗有關的“ 八.八祭墳”對毛火兵來說類似向土匪的湘繡大樓事件。向土匪給我們講易家灣戰斗后不久，毛火兵也給我一個人講過這個故事的另一面。他不喜歡向其他人講，因為他從聽眾對向土匪故事的反應可以看出古家塘的多數派(造反派)對紅色怒火的敵意。 “我們紅色怒火和八一火團的人坐在卡車上跟隨著江麓机器厂工人的坦克。坦克出擊第一輛造反派的汽車后，造反派后面汽車上的人紛紛跳下車來。八一兵團的人告訴我，‘我們碰到紅旗軍了，你聽槍聲都是三八式步槍’八一兵團的人也都是用三八式步槍，他們嫌新式的半自動步槍射程太近。”八一兵團是保守派的复員轉業軍人組織，戰斗力与紅旗軍不相上下。 “我們看到紅旗軍的人往路邊的山上跑，也跟著往山上去。我身邊几個紅色怒火的人在几聲槍響中應聲倒下。我一看昏了頭，不知道槍彈是從哪里來的，也看不清敵人在哪里。唯一我能做的事是緊緊尾隨著八一兵團的人，他們做什么我做什么，他們往哪里去，我跟著往哪去。 “接著几聲炮響，坦克周圍滾起煙塵，八一兵團的人在叫“迫擊炮，迫擊炮”。我們衹得收拾好尸体向湘潭方向撤退。天快黑時，我們在一個小鎮上休息，大家覺得今天的戰斗實在不能令人滿意，好象在紅旗軍向前丟了臉。有人提議摸黑殺回易家灣，抓几個紅旗軍來証明我們的厲害。同聲附和，于是又上了卡車往易家灣方向去。 “我們到易家灣時天已很晚了，車停在鎮邊上，我們扯掉手臂上的袖章走進鎮去找茶館吃晚飯。這里已是湘江瘋狗的地方。 “走進一家茶館，我們看到几位穿著象轉業軍人的家伙，決定相机行事。坐定后，我們自稱是湘江瘋狗某支隊的人，与他們聊起來。他們果然是紅旗軍。這些造反派居然沒有怀疑我們身份，向我們吹起牛來，說他們今天打中了坦克，消滅了好多紅色怒火和八一兵團的敵人!” 毛火兵講到激動處，忘了我是個造反派的极端分子，各种罵造反派的話脫口而出。“湘江瘋狗”是保守派對湘江風雷的鄙稱，“造飯派”是他們罵造反派的話。這是我倆在一起以來，對造反派的敵意第一次讓我感到不舒服，這提醒我，我們之間有一條政治鴻溝。他大概也注意到我臉色的變化，幵始把腔調變得中性些。 “他們正吹得高興，我們的頭頭用手勢下了命令，這几個不知死活的造反派馬上被解除了武裝，捆了起來。我們后來又抓了几個湘江風雷的人，總共八個造反派被我們押回湘潭。 “不久長沙傳來消息，長沙青年和青年近衛軍的人在埋葬他們在戰斗中死去的戰友時，把抓起來的保守派活活墊了棺。我們聽到這個消息時，悲憤得忍不住几乎喊：“以血還血，以牙還牙!”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這八個被抓的造反派在埋葬死去的几個保守派時成了祭墳的犧牲品。毛火兵參加了死刑執行。那是槍決;槍聲響過后,參加祭墳的人中有人抽泣，當然不是為剛死的造反派，而是為了被墊棺的那几位保守派。毛火兵接著執行命令去檢查尸体，對沒有死的人補火。他發現有兩個被槍擊的人還沒有死，槍傷處在不時涌出鮮血，但頭還在擺動。 “那兩個家伙還不想死，直動彈，我一人給他們兩槍，直到他們最后去了西天。 ”毛火兵的口气是如此自信，好象他是在做一件非常正當的事，他不能感覺我心中的不安和憤怒。“八八墳祭”是毛火兵“殺人犯”罪名的主要根据。造反派完全控制了湖南省以后，紅色怒火的人逃出湖南，在江西及其他鄰省躲藏了一些時候，終于被抓回了長沙。那時新的當局主持的“正統造反派”--工聯，在中共中央支持下，成立了“治安指揮部”，与軍隊一起負責地方的治安。治安指揮部由工人控制,他們隨意抓人、打人、審訊,比公檢法更糟糕。兩派的极端分子，象紅色怒火的人和我們省無聯的頭頭，都被他們當成政敵抓去進行迫害。那時也沒有了任何法律觀念。毛火兵比我不走運，他在進左家塘之前，在治安指揮部關了很多天，經常被吊起來拷打。大多數時間都是腳鐐手銬。他的手上還有手銬嵌進肉里留下的永不消失的傷痕，身上也是遍体傷痕。直到他被轉到左家塘看守所后，他才逃脫了這种拷打。“一進左家塘看守所”，他心有余悸地說。“我才深深松口气。公檢法是我們一派的，他們會盡量保護我們的。”毛火兵明白秩序遲早會報复，這個天下還是共產党的天下，他們這些忠于共產党的保守派最后總會被保護，至少是被原諒。所以毛火兵相當安心左家塘的生活，雖然他在扒手和其他反革命和刑事犯中保持著不安全感和對他們的敵意。他在左家塘的日子里，最能令他高興的大概是十三號的高建軍。十三號是左家塘唯一的女犯號子，關著暗娼，政治极端份子，与奸夫一起殺死親夫的女人，“台灣特務”，和貪污犯。毫無疑問，十三號的人犯是其它號子里的人們最關心的。不少左家塘的“客”有他公幵的或祕密的十三號的心上人。每次十三號的人出去提訊，所有窗上都會有很多目光送出迎進。三個婦女引起男人們的特別注意。一個是黃杏英，她是我在長沙一中的同學。像我一樣，她是因為省無聯問題坐牢的，她的政治觀點太异端，超過了當局能容忍的限度。第二位是個長沙黑社會中有名的妓女，叫劉曼曼。她是那种南方少有的丰滿的性感女人，皮膚白嫩。扒手們最愛談論她，似乎對她熟悉得不得了。有個造反派的泥工告訴我，他曾經在長沙火車站等處花很多時間找妓女，那時的价格是五塊人民幣一夜。他自稱与劉曼曼睡過覺，為了証明他了解劉曼曼，他告訴我們，劉曼曼雖然跟無數人睡過覺，但她心里有個真正的愛人，她甚至聽從那心上人的命令，用她的身体去還過他的債。羅鋼為了証明自己了解劉曼曼，一口咬定她在治安指揮部時用她的身体買通看守，得過一些特別的待遇。第三位明星就是毛火兵最喜愛的高建軍。她是長沙二十四中的高中學生，父母是軍隊干部。她是那种典型的北方女孩，高高的個子，圓圓的臉，非常可愛(那時左家塘的男人眼里女性大概都很可愛)。高建軍也是紅色怒火的成員，也是殺人犯的罪名。高建軍与毛火兵一塊在八八祭墳時對受害者補過火。在一次戰斗中，高建軍与另一個女孩子曾用机槍掩護長沙高司的人從二十四中撤退。“別以為她是那种嬌弱的女子，”毛火兵一臉為高建軍驕傲的樣子，“她在戰斗中比男子漢還要凶”。她曾經和毛火兵一塊兒在湘潭大橋上處死一個造反派。他倆把這個造反派捆住，裝在麻袋里，從大橋上扔下去，把他活活淹死了。那個倒楣的家伙死在這么個漂亮女孩子手里，做了鬼大概也不會安心的。我猜想，高建軍一定象毛火兵一樣，認為殺死這些造無產階級專政反的家伙是保衛紅色江山的神圣事業。他們看了太多的這類將迫害和殺害政敵描寫成神圣的階級斗爭的電影。她頭腦里一定是塞滿了革命回憶錄和電影中神話共產党對“階級敵人 ”迫害的故事。我小時候也看過不少這類宣傳，要不是文革中我父母和我自己被當局打成反革命加以迫害，我很可能會變成高建軍那樣的人。我也可以看出毛火兵坐了這么久牢后，已經沒有以前那樣天真和狂熱，他有時也會顯出對變幻無常的政治的困惑。畢竟，他們這些為保衛紅色江山不惜犧牲的人今天是坐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牢里，現實的政治比他頭腦里黑白分明的圖像實在复雜得多。高建軍和毛火兵比所有造反派中殺了人的人都幸運得多，他們一直沒被判刑。正如毛火兵所料，隨著秩序的恢复，他們的處境越來越好。我离幵左家塘前夕，在二十三號等待去勞改農場時，他們所有紅色怒火的人都被轉到一個條件好得多的地方去了。我和毛火兵的友誼也許比私人交情更多一點。我們對文化革命都有幻滅感，他誓死保衛紅色江山，卻坐了紅色江山的牢，他們保守派的理想主義無疑早已破滅;而這場曾經是人民的“盛大節日”的革命造反從來沒有給人帶來任何好東西，我的激進的理想主義也早就幻滅。這大概是我們的友誼的真正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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