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2005年一個夏天的傍晚，我們一家三口在美國新澤西家中吃過晚飯，隨意地坐在餐桌旁聊天。兒子在卡內基.梅隆大學商學院學金融，他抱怨同宿舍的同學經常鬧到早晨5點還不睡覺。我習慣性地開始教育他，要他培養自己的“定力”，要學會適應環境，在任何環境中都能保持自己的心態平和。說著說著，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像九斤老太一樣，搖了搖頭，說道：“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我們那時候七八個人擠一個小房間，還特別高興，哪像你們，倆人一間房還說休息不好。” “你們七八個人都幾點睡覺？”兒子問。 “學校規定晚上10點熄燈。熄燈後躺在床上說一會兒話就都睡著了。” “你們都那麼聽話嗎？” “我們管得嚴啊，學校到時候就拉閘，如果有人在床上打著手電筒開夜車，指導員鄒祖建老師都在外邊喊：‘熄燈啦！’” “什麼叫做指導員？” “我們是按軍隊編制叫指導員，相當於你們的學生顧問。” “多好啊，真羨慕你們，學生顧問還管你們睡不睡覺？我們要見學生顧問還得先預約。” “這就是中國的好處啊！你們哪裡會有這樣的學生顧問呢！你們不是講‘自由’嗎？睡不好覺是你們自己的事情，跟學校有什麼相關？” “那些不睡覺的同學都在干什麼？” “看書啊，還能干什麼？我們那一屆學生學習特別用功 ，口號是‘把四人幫奪去的時間補回來’，經常有人廢寢忘食地在被窩裡打著手電筒讀書，如果沒有鄒祖建的吆喝，恐怕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失眠。” “我們那些同學要是安安靜靜地看書就好了，他們打扑克、喝酒，鬧得你腦袋疼！”兒子從小學到大學，從未遇到過鄒祖建這樣的老師。美國老師隻管教書，什麼思想品德教育啊，什麼行為規范啊，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他想了想，問道：“你們那個學生顧問叫什麼？你跟他還有聯系嗎？” 我搖了搖頭，不僅沒聯系，如今他在哪裡我都不知道。可惜這麼善良的指導員，因為我們搞了個轟轟烈烈的“黨史課罷考”，給他的個人前途蒙上了陰影。有人說他給免職了，我想指導員又不是什麼特別高級的職務，大約是調到別的什麼地方去了，免得他對學生的寬容變成放任我們“資產階級自由化”。 二 “你們都學些什麼啊？孔夫子嗎？” 兒子在美國長大，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美國人一談到中國文化，就會講孔子，似乎隻有孔子才是中國文化唯一的代表。他哪知道，因為孔子不“革命”，文革一開始就被批倒批臭，早被踏上成千上萬隻腳了，我們剛進學校的時候連孔子的邊都沒摸著。 “我們跨進大學校門的時候，文革剛剛結束，可是文革的余毒厲害著呢。我們第一個學期的課程跟前幾屆文革中入學的工農兵學員的課程一模一樣。隻學中共黨史、毛主席詩詞、魯迅文選。你知道毛澤東是誰嗎？” “知道，我們歷史課學過，他趕走了蔣介石，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我還是無法想象，你們學習的內容居然隻有毛澤東！你們老師怎麼能這樣呢？” “那時候全國都是如此，也不能怪老師。” “你們的教材是全國統一嗎？”兒子感興趣地問：“我們每個學校每個老師的教材都不一樣。” “中國的中小學是全國統一教材，大學是學校自選教材。不過學什麼內容基本上全國統一，有教育部管著呢。” “教育部？屬於國務院的嗎？美國的教育部好像什麼都不管。” “那當然啦，美國是多元文化啊。即使聯邦政府關閉幾天，美國也照樣運轉。中國就不同了，中國政府管所有的事兒，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沒有政府不管的事兒。文革當中搞一元化領導，所謂‘全國上下一盤棋’，文革後經過了多次體制改革，現在的中國已經改變了很多。” “你們為什麼隻學毛澤東呢？你不是說中國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一輩子都學不完嗎？” “都被‘破四舊’破了啊！文革的時候除了毛主席著作就隻剩下魯迅了，還有八個樣板戲。” “什麼叫做‘破四舊’啊？” “這是文革術語。當時紅衛兵認為除了毛澤東和魯迅以外，所有的詩歌、小說全部是封資修的東西，一律應該燒毀，所有的戲劇全部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一律禁演。” “我明白了，這是愚民政策，不讓你們接觸西方文化，你們就不會去挑錯，因為你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東西，比如《遠大前程》《湯姆.索亞歷險記》等等。” 我覺得兒子說的有一點道理。 “連莎士比亞都沒有了？” “沒了。”我試圖用更簡練的語言來解釋當時的課堂狀況。於是我告訴他，因為沒有其他的內容可學，也因為高壓的政治氣候和無限崇拜以及其他許多個無限，當時講授毛主席詩詞的老師非常喜歡用“博大精深”四個字來形容毛主席詩詞，一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就可以分析出七八九十層意思來，其“博大精深”真真令人嘆為觀止。久而久之，我們就送給他一個綽號，叫做“博大精深”。 兒子像聽天書一樣聽著我的故事。他很驚訝地問道：“你們不尊重老師，還敢給老師起綽號？” 我們給老師送綽號其實並無惡意，隻是好玩而已。多數的綽號都誕生於熄燈後的宿舍裡。白天那些特別用功的同學常常在圖書館苦讀，像我們這些不那麼用功的學生常常尋找各種借口在教室或者在宿舍裡聊天混日子，隻有到晚上我們這些人才老老實實躺在床上，開始唧唧喳喳地發表各種妙論。這種時候最得意的人通常是那些嗓門最大，又能夠別出心裁地制造笑話，引起哄堂大笑人。 我已經記不清誰是給老師送綽號的始作俑者了。也許是程穎，也許是我自己。我們這個宿舍住了七個人，有幾個“最”──年齡最大的是錢華，高中68屆畢業生，老三屆，進學校就已經二十七八歲了，為人頗有老大姐之風，當時中文系許多有困難的同學或者弱小同學都得到過她的特別關心和照顧﹔最小的是程穎，大約是應屆畢業生，進大學的時候才剛剛十八九歲。程穎名符其實，非常聰明，每當那些特別用功的同學正在寒窗苦讀的時候，她往往在看小說或者聊天，但是每次考試卻總能考出好成績，令同窗們羨慕不已﹔最深沉的是朱偉明，出身於知識分子世家，很有書卷氣，經常憂國憂民，一臉嚴肅，可是她偏偏生來嬌小玲瓏，讓人感覺像個小大人似的﹔為人最熱情、最善良、最樂於助人的是楊泓﹔最單純、最真誠的是彭明﹔最努力上進，最勤奮學習的是元琳。 我們的宿舍熄燈以後經常傳出一陣陣的轟堂大笑。這時候我們個個文思如泉涌，各種智者哲言、幽默笑話、作弄人的鬼點子層出不窮。隻要有一個人起了頭，其他人就跟著起哄，“鬧夥子”，唧唧喳喳你一言我一語，個個“語不驚人死不休”，恨不得把小小的十二平米的宿舍屋頂給掀下來。 一般說來，憂國憂民的嚴肅話題總是錢華開始的。她是我們這幾個人中最喜歡深度思考的人，也是最冷靜最嚴肅的。她通常不參與我們譏諷某某老師或者某某同學的談話，但是她比較關注時事政治，經常跟我們一起討論一些非常嚴肅的話題，對文革啊，反右啊提出嚴厲的批判。 互相嘲笑和挖苦通常是我發起的。那時候我們上外國文學，老師講了英國名著《簡愛》，許多女同學都為簡愛的追求女性獨立追求愛情的勇敢所折服，紛紛表示願意為愛情犧牲一切。看到這麼多可愛的女同學，我不禁為他們犯愁，擔心她們的痴情付諸東流。於是我發表了一句名言──“中文系女生中有這麼多簡愛，可惜沒有這麼多羅切斯特”。 許多年以後我的這句話一而再再而三地獲得了驗証，以至於我的這句名言被流傳至今，最後被五班的同學魏光焰大作家寫進了小說中，終於得以不朽。 當時有一位名叫陳竹的老師為人爽朗，每次上課第一句話就是“久違了，哈哈哈……” 一天熄燈之後我們躺在床上，程穎說：“你們猜明天陳竹老師的第一句話會說什麼？” “那還用說，肯定是‘久違了，哈哈哈……’”楊泓很有把握地說。 第二天一上課，看見陳竹老師走向講台，程穎向我們眨了眨眼，我們相互神秘地一笑，就等著看他第一句話說什麼。 “久違了，哈哈哈……” 陳竹老師一開口，程穎興奮得發出了一聲尖叫，我們幾個人控制不住失聲大笑起來。陳竹老師莫名其妙地看了看我們，不知如何是好，幾秒鐘後，他自己也覺得好笑，跟著大笑起來。 從此我們就送給陳竹老師一個綽號──“久違了”。高興的時候，後邊還要加上“哈哈哈……”。 “想不到你們大學時代還挺好玩的，不過我們玩的內容可比你們豐富多了，各種各樣的PARTY，我是跳舞的高手，你不知道吧？你們躺在床上聊天就高興得不得了。我們在中學的時候也給老師起綽號，不過進了大學就不敢起綽號了。我們學校的老師都是某一方面的天才，雖然許多人講課講得並不好，但是有些老師真的很了不起，我真心佩服他們。”兒子好像是大學裡的順民，不像在家的時候一副離經叛道的樣子。他說紐約有一位大富豪之子，拋棄自己財產繼承人的優越地位，到布朗克斯一個黑人區的中學去做老師，幫助了許多離經叛道的黑人青少年，當他傾其所有幫助了一個有犯罪嫌疑的黑人少年，為那個少年提供食宿之後，卻被那位黑人少年凶殘地殺害了。“你說這樣的老師不應該尊敬嗎？” 我無言以對。也許我們當初給老師送綽號真的是一種文革余毒吧。因為那時候所有的尊師重道的傳統都被當作封資修被砸得粉碎。 三 “上個月我們學校組織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對伊拉克戰爭的抗議示威活動。整個匹茨堡市許多人都參加了，有好幾萬人呢！你們上大學的時候搞過什麼抗議之類的活動嗎？”兒子終於想起一件自認為足以難住我們的事情。 “有啊！黨史課罷考！”一提到大學時代的壯舉我仍舊很興奮。 我不太記得黨史課罷考的發動經過，但是我覺得六班的老大姐、高中六六屆的王玲玲和我們班的錢華在這次罷考中起了核心作用，或許我們班上的幾個女生熄燈後躺在床上，大罵黨史課搞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是促使王玲玲、錢華等人積極發動黨史課罷考的催化劑。 那時候的黨史課實在是太不像話──1979年還在講“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說是黨史，其實是對毛澤東個人歌功頌德的歷史，從中國共產黨的創立，直到毛澤東逝世，所有的歷史隻有毛澤東是唯一正確的，陳獨秀、李立三等全部是錯誤的，一部黨史如同當時的樣板戲，總是在最困難的時候，毛澤東就像一盞指路明燈照亮了前進的方向。似乎所有人都是錯的，隻有毛澤東是永遠正確唯一正確的。真不知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走過那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的，是怎樣打敗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就這樣一部黨史，還要我們死記硬背。 “為什麼要死記硬背那段歷史呢？你為什麼說那段歷史寫得不對呢？為什麼人人都知道不對還要強迫你們學習呢？”兒子感到費解。 我不知道該如何解釋。當時文革剛剛結束，文革後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正在醞釀的過程中，許多舊的東西仍舊被一些人死死抱住不放，我們走在了時代的前面，而我們的黨史課老師還生活在過去的年代中。不知道他是被歷次運動整怕了，還是真的形成了那種因循守舊、片面思維的習慣，每次上課都以極端崇拜的語言講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豐功偉績。 我們認為我們罷考的理由非常充分。我們的邏輯非常簡單，既然黨史課的內容有嚴重問題，就不應該再去學它，更不應該強迫我們去背，去考試，不是要搞歷史唯物主義嗎？為什麼非得要我們去搞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呢？ 我們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忘記是誰起草了那份聲明，隻記得那是一個下午，我剛走進宿舍的門，就聽見他們在商量罷考的事，於是不知從哪裡找來一張白紙，我們就在上邊簽了名。當時好像五班的魏光焰（現在的魏大作家）很激動，我們唧唧喳喳地簽了名，又唧唧喳喳地在一起議論了半天。
考試之前學生們分成了兩派，一派要參加考試，一派堅決罷考。在預定的考試日期來臨的時候，我們都呆在宿舍裡堅決不進教室參加考試。畢竟是從小都做馴服工具，事事聽黨的話成了習慣，對於我來說，老師就代表黨和國家，雖然沒去考試，其實心裡很不安，感覺到一種無形的壓力。後來學校讓我們所有參加罷考的學生都到教室集中，我很緊張，怕學校給我們不及格或者什麼其他處分。到了教室以後，發現罷考的學生大約佔我們系學生的二分之一，幾乎人人面色凝重，擔心大難臨頭。大約大家都跟我一樣，當順民當慣了，再無理的事情都習慣於委屈求全，忽然開始造反，有點惶惶然吧。
來了一位很革命的老師，忘記是書記還是什麼人，講了許多革命道理，把我們教訓了一通。聽著他反復使用的文革語言，我們的斗志反而被激發了，我們不再害怕了，我們開始據理力爭了。 王玲玲站起來，義正詞嚴的指出如今還給我們講“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這樣的黨史課有多麼荒謬，最後她很激動地說：“黨史課罷考是我的責任，要處分就處分我好了，跟其他同學沒關系。” 錢華也站起來，很激動地願意承擔罷考的全部責任。 彭道福、余志丹、熊忠武等同學紛紛站起來表示願意承擔責任。我們對於每一個人的講話都報以熱烈的掌聲。 所幸的是，文革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學校並沒有給我們任何處分，也沒有強迫我們再考試。今天回想起來，覺得當時學校和中文系的領導還算開明，雖然把我們批判了一通，但是在那種左傾的余毒仍舊很有市場的年代，沒給我們處分已經很不容易了。 時光的隧道穿過了20多個寒暑，我本人也繞著地球畫了無數個半圓，我的思想在東西方文化的強烈撞擊下，發生裂變又重新組合，開始站在一個全新的角度來看待我們的歷史、現在與未來。中國國內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已經被徹底重寫，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等等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曾經發揮過的作用都被重新評估。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已經不再隻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歷史。今天回顧我們當初“罷考”的壯舉，隻能用“偉大”兩個字來形容。我們可以很自豪地說我們是罷考的英雄。我們當之無愧“英雄”的稱號。也許全國所有大學的中文系隻有我們在極左路線仍然荼毒全國的時候鬧了個“罷考”的壯舉。我們是多麼地先知先覺啊，小小華師中文系，居然比北大清華的學生們還要先知先覺！ “原來你們也有抗議的自由啊，好像中國並不像美國的新聞媒體報道的那麼黑暗，你們罷考不是也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嗎？”兒子總是從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來觀察中國事物。“美國也經常發生這種事情。在中西部一些很保守的地方，有些家長跑到學校抗議教達爾文的進化論，有些學校就把進化論的課取消了。” “你怎麼能拿抗議教進化論與黨史課罷考相比較呢？抗議教達爾文的進化論是錯誤的，是一種宗教偏見，而我們是正確的，歷史已經証明我們是正確的。”我非常嚴肅地答道。 有時候我真的覺得跟兒子談話簡直是雞同鴨講。 2007年6月21日寫於美國新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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