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稱職的外籍雇員 海軍作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無疑具有抵御侵略的功能。但晚清時期，西方列強既要侵略中國，又願意向中國提供軍事顧問﹔清政府則既要發揮外籍雇員作用，又要維護本國主權──這真是個微妙而復雜的問題。從兩次擔任北洋海軍總查的琅威理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矛盾關系的詳盡體現。 琅威理，1843年1月19日出生於英國。14歲進入皇家海軍學校，16歲入海軍實習。以後一直在英國海軍服役。1879年，李鴻章委托駐英公使曾紀澤向英國海軍部訪覓顧問時，曾紀澤便推薦說，琅威理新近將送炮船來華，此人“誠實和平，堪以留用”。這年9月，英國海軍上將古德路過天津時，李鴻章與他談到擇派兵船熟手，古德也說琅威理明練可靠。11月，琅氏護送四艘“鎮”字號艦抵津，李鴻章與他晤談數次，又看他調閱操演，甚為滿意，便當面延聘，月薪白銀 600兩。 琅威理表示，他來華任職，第一，須有調派弁勇之權﹔第二，須向英國海軍部請假並獲允准﹔第三，中國方面須與英國海軍部商妥，將他在華服務年限作為海上服役年資，不能影響他在英國海軍中的升遷。李鴻章請曾紀澤與英國海軍部洽商，但海軍部猶豫不決，一則是不願其現役軍官為中國訓練軍隊﹔二則琅威理既為中國所聘，應該留職停薪，海上年資亦當暫停計算。此事陷入僵局。直到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及海關官員赫德、金登干等人出面活動，才使事情有了轉機。 1882年秋天，琅威理來中國任職，頭銜是副提督銜北洋海軍總查（他在英國的軍銜是中校），負責北洋海軍的組織、操演、教育和訓練。琅威理治軍嚴格，辦事勤快，認真按照英國海軍的條令訓練，為海軍官佐所敬憚。中法戰爭爆發後，琅威理因英政府宣布局外中立而回避去職，請假回國。1886年1月應邀重返中國。此時他已升任英國海軍上校，故月薪增至700兩。 1886年5月，醇親王巡閱北洋，以琅威理訓練有功，授予二等第三寶星並賞給提督銜。以後李鴻章在發給琅威理的文電中，常用“提督銜琅威理”或“丁琅兩提督”的稱呼。 由於丁汝昌不熟悉海軍事務，艦隊訓練多由琅威理主持。接觸過他的人說：“琅威理終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嘗在廁中猶命打旗語傳令。”丁汝昌在琅威理第一次辭職後曾說：“洋員之在水師最得實益者，琅總查為第一。……人品亦以琅為最。平日認真訓練，訂定章程，與英國一例，曾無暇晷。即在吃飯之時，亦復手心互用，不肯稍懈。”“琅亦深得各管駕、弁兵之心，於今尚有去後之思。”他日夜操演，官兵請假離船甚難。在他的作風影響下，無人敢出差錯。軍中流傳著“不怕丁軍門，就怕琅副將”的說法。在其任內，北洋海軍的訓練水平達到了顛峰。 “撤旗事件”始末 1886年，琅威理重返中國。在服務合同中，中方要求琅威理承諾在五年內將中國海軍的訓練提升到國際水准，並且必須應允在戰時幫助中國作戰，除非作戰對象是英國。對此項條件，英國外交部和海軍部還有不同意見，琅威理與中方的關系也似乎沒有中法戰爭前那麼融洽。他認為在中國得不到足夠的信任和授權。 1890年2月，北洋艦隊南下避凍。24日，丁汝昌率“致遠”等四艦至南海一帶操巡，琅威理、林泰曾、劉步蟾督帶“定遠”、“鎮遠”等艦在香港維修。3月 6日，“定遠”管帶劉步蟾忽然降下提督旗換升總兵旗，表明自己是艦上的最高長官。琅威理責問：“丁提督離職，有我副職在，為什麼撤下提督旗？”劉步蟾答： “按海軍慣例應當如此。”琅威理立即致電李鴻章，對自己的地位提出質問。北洋海軍提督旗圖形為黃灰黑藍紅五色，角上飾以錨形。而總兵旗為黑、綠、紅三色。這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 3月7日，李鴻章致電北洋海軍第二號人物，左翼總兵林泰曾：“琅威理昨電請示應升何旗，《章程》內未載，似可酌制四色長方旗，與海軍提督有別。”制四色旗是調和折衷之語。但李的電報，明確表明了北洋海軍隻有一個提督。6月25日，北洋海軍返回威海，盯琅一同赴津，與李鴻章面談撤旗事件。李鴻章明確以劉步蟾為是，琅威理當場提出辭職，李鴻章接受了他的請求。 琅威理回國後，逢人即訴說其在華受辱。8月18日，中國駐英公使薛福成電告李鴻章，英國外交部已電駐華公使復查此事，並考慮撤退全體在華英籍人員。薛問 “能否轉圜？邦交有益”。20日，英國公使華而身向李鴻章詢問琅威理辭職緣由。李鴻章指出“中國海軍稱琅為提督，乃客氣用語”。22日，他又致電薛福成，指出“琅威理要請放實缺提督未允，即自辭退。向不能受此要挾。外部等或未深知，望轉達。似與邦交無涉”。 11月4日，英國拒絕了李鴻章另聘英人為北洋海軍顧問，以代替琅威理的請求，並召回在旅順港服務的英國人諾加，宣布不再接納中國海軍留學生。中英之間的海軍合作關系進入低潮。 就英國政府而言，派遣海軍顧問，其目的是既想控制中國海軍，又要抵制其他國家在華勢力的擴展。英國公使威妥瑪說，改組中國軍隊之權必須隻掌握在某一個國家手中。如果我們不是這個國家，就將“極其有損於我們的利益”。1881年10月，赫德在給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主任金登干的信中提到，李鴻章可能任命美國海軍提督薛斐爾擔任北洋海軍的總司令，法國人則在推薦戈威因和努瓦康擔任這一最高職，而英國領事館和公使館則阻撓他控制中國海軍的活動。1882年春，金登干密函英國外交部官員龐斯福德和海軍上將凱古柏，要求英政府支持向中國派遣海軍顧問的請求。外交部請海軍部同意這個要求，海軍大臣答復說：“中國如有強大海軍，對我們是否有利，尚有疑問。”經過爭論，海軍部給了琅威理三年假期。赫德對英國政府的拖拉作風很不滿意。他抱怨說：為使英國控制中國海軍，他已奮斗了25年。假若他是法國人或德國人，早就取得了驚人的成績。 中法戰爭後，赫德更露骨地對金登干說：“法國、德國和美國都想抓到海軍領導權，但我保持海軍掌握在英國人手中。海軍衙門的成立是向前邁出一大步，中國需要琅威理：那麼好的開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務必促他來華!" 他不厭其煩地強調：“現在領導權是在我們手中，但是為了我們兩國的利益，特別是為了我國的利益，我們應當繼續將它掌握在我們手中。” 在赫德和金登干的活動下，英國政府對琅威理來華就聘開了綠燈。海軍部1885年10月要求琅威理立即動身前往中國，琅威理對通知的“命令”口氣感到不快，因為他妻子即將分娩。現在尚無証據証明琅威理本人直接參與了英國政府企圖控制中國海軍的計劃。琅威理更像是一個固執地注重個人名譽和待遇，同時對於工作也極端負責的職業軍人。但以上引文，集中表述了英國政府以及赫德等人企圖通過琅威理，對中國海防軍以及對中國政府產生更大影響的意圖。從這個意義上說，撤旗事件的處理表明了中國官方的正確立場，在主權問題上決不退讓。李鴻章努力保持艦隊不受外籍雇員的控制，在必要時不惜採取斷然措施，以回答要挾。這一事件也充分表明，外籍雇員同清政府僅僅是雇佣關系，他們沒有獲得更多權利。 琅威理離去的後果 但是問題並不僅僅在此。中國作為一個落後國家，在向近代化轉化的艱難征途上，如何一面進行反控制的斗爭，一面又努力汲取西方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始終是一個更為重要又長期沒有很好解決的課題。劉步蟾與琅威理的矛盾，除了指揮權之爭外，從某種程度上也曲折反映了北洋海軍內部對於嚴格管理的厭煩情緒。 事實上，早在1877年第一批進口炮艇來華後，北洋水師官兵已與外國雇員發生過類似沖突。李鴻章在給朋友的信中提到，聘請的外國軍官不願前來，“問其何以不願，據雲僅令教練而不假以節制擢陟之權，弁兵必不聽令，斷難進益。即以‘龍’、‘虎’兩船原募各教習，皆以求退，因兵官以下，毫不虛心受教，炮船機器久恐廢壞雲雲”。琅威理個性強脾氣躁，他的管理風格使得一些中國軍官難以接受。劉步蟾、林泰曾等在英國多年，深悉交際和交涉的重要，看琅威理不過是客卿，並不是上級領導。所有閩籍管駕，皆擁護劉、林，是以琅威理上書李鴻章，提出“兵船管駕，不應專用閩人”，由此引發撤旗事件。事實上，確實有理由作此懷疑。自從《北洋海軍章程》頒布後，琅威理豈會不知道艦隊隻有一個提督，而他自己不過是一個榮譽銜的顧問？如果在1890年2月24日丁汝昌離港到3月5日間， “定遠”上依然飄揚著提督旗的話，6日劉步蟾的撤旗舉動顯然就是故意尋舋發難了。 尤為糟糕的是，琅威理走後，北洋海軍的訓練和軍紀日益鬆懈，操練盡弛。軍官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當北洋封凍，海軍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更顯得撤旗事件像是一場悲劇的開端。赫德後來幸災樂禍地對金登干說：“琅威理走後，中國人自己把海軍搞得一團糟。琅威理在中國的時候，中國人也沒有能好好利用他。”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近代海軍發展史上的一個慘痛教訓。 作為對比，日本海軍也是英國人一手訓練起來的。皇家海軍的英格斯上校為日本海軍建設做出了很大貢獻。英格斯本人回憶說，他在日本服役時，日本政府曾封贈他以貴族，使他能有足夠的權力和地位，以與日本的高級將領接觸。日本海軍從英國人的教育中得到極大的好處。當他們認為有理由獨立行走時，歐洲軍官便體面地告退。而日本人“堅持走著他們在英國的指導下踏上的道路，他們不僅使艦隊保持著英格斯離開時的面貌，而且更趨完善了。” 甲午戰爭爆發後，李鴻章開始為北洋海軍重新尋找一位外籍顧問。人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琅威理。琅威理此時在英國得封港擔任後備艦隊指揮官兼“毀滅”號軍艦艦長，統率著皇家海軍後備隊的38艘軍艦。他對於邀請他重返中國大擺架子，公開的理由是英國宣布中立，他不能以現役軍人身份前往中國，又不願辭去現任的海軍職務。隻有在戰後當英國政府許可時才可能前往。但私下卻提出了中國政府難以接受的苛刻條件，如必須由皇帝以璽書形式頒給他海軍最高職銜等等。他始終不忘撤旗事件之辱。 於是赫德指示金登干另外尋找一個海軍顧問。金登干推薦前日本海軍顧問，現任英國皇家海軍炮廠監督的英格斯。有意思的是，他竟是金登干的表兄。 還在金登干往返於倫敦和得封港之間，為琅威理重返中國進行斡旋交涉的時候，李鴻章已經迫不及待了。11月15日，他任命美國人馬格祿為幫辦北洋海軍提督。通過丁汝昌傳諭各管駕以下員弁，謹受指揮。馬格祿是天津的一艘拖船“金龍”號的船主，並無海軍背景。北洋海軍的一位洋員評價他說：“彼已過中年，且以沉湎於酒著名。此老邁之耍手殆視此役為莫大之機會而躍赴之無疑，然以斯人當斯任，實為至殘酷、至愚蠢之事﹔對於丁提督，此事尤為殘酷。”自他上任後，並未為海軍做出什麼積極貢獻。聘他任職，實是多此一舉。 這又要分析中國人的心理了：李鴻章為什麼要給北洋海軍找一個並不精通海軍的洋顧問呢？是讓他來管理，還是僅僅自我安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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