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來，正當蔣介石還沉浸在剿滅中共的夢幻中時，日軍已把遼、吉、黑、熱河四省攫於手中，並大兵南下，壓入山海關，控制了長城內外各口隘。平、津兩市東西北三面受敵，中國北方豐饒的半壁河山岌岌可危。而江南上海也成了中國不設防的城市。中國，正在不知不覺中一步步走向淪亡的邊緣。
在這3年中，日本國內也是風雨飄搖，政局動蕩。內閣政府走馬燈似地換了三屆。但無論哪一屆內閣，似乎根本沒有注意到國內的危機，他們的眼光總是越過茫茫的大海，盯住了遙遠的中國。面對3年來日軍在中國北部所取得的戰果，幾千萬日本人驚訝得目瞪口呆，欣喜若狂。而居日本萬民之上的天皇裕仁，則更是心旌蕩漾，激動不已。這個對日本帝國擁有無尚權力的君主，多年來始終包藏著一顆野心：他要征服中國、征服亞洲，甚至征服世界，他渴望他的帝國疆域無邊，子民如雲，他要實現先帝沒有實現的夢想。當日軍的鐵蹄跨過長城，整個中國大地都感受到它的震動時，裕仁不禁大喜過望。他時常對著宮中那張巨幅世界挂圖發呆。望著圖中央那巨大的雄“雞”形的中國，想到超過日本帝國3倍國土面積的中國東北大地已然在握，他的臉上忍不住綻出了花朵。嘗到甜頭的裕仁更加縱容和支持內閣、軍方對中國所採取的擴張戰略。這樣一來，隨著日軍入侵戰火的不斷擴大，攫取中國統治權不久的蔣介石終於被身邊的這隻猛獸驚醒、開始認真思索自己所處的實際境地來。
7月，長江中、下游地區又進入了酷熱難當的盛暑，然而素以“涼島”著稱的廬山卻仍是林木青翠、涼爽如春。蔣介石這時又上了廬山。這裡他太熟悉了，無論當年的北閥，還是今日的“剿共”，江西對他都具有特殊的意義。每次赴江西，他除了有時在南昌呆些時日外，其它辦公、生活地點一般都是選在雲遮霧罩、充滿神秘色彩的廬山。
10日午後，蔣介石信步出了居室，沿著牯嶺街緩緩地向山上走去，幾名侍從人員小心地遠遠跟在後面。今天，他像是有滿腹心事，雖然步態還似以往那般沉穩，但卻顯得有些緩慢。他時而抬頭望望四周，像是在欣賞霧中群山的溫柔、美麗，可時而又低頭陷入沉思，偶爾晃動著手中的拐杖，像是要驅走心裡的煩惱。浮動著的輕紗一般的薄霧，使日照峰若隱若現。朦朦朧朧，有一種捉摸不定的感覺。他也像處在幻境中，對過去和未來產生了一種難以捉摸的困惑感。
自他投身革命以來，雖然曾經歷過幾次危機，但更多的卻是取得勝利的成就感。然而這3年他卻深感艱難。國內各軍閥實力派此起彼伏的反蔣倒蔣尚未平息，國軍對中共的幾次“圍剿”也出乎他預料地屢屢慘敗，而日本人又借機在北方連連發難。尤其日本人，就像是一隻窺視中國已久的餓狼，再也沒有耐心等待了，趁地陷於中國內戰而無法抽身時，不顧一切地扑向了中國大地。東北三省硝煙未盡，日軍又殺出山海關，侵佔熱河，扼住平津，虎視眈眈地盯住了華北，真是得隴望蜀，絲毫沒有止息的意思。這使得中國人心中對日本人仇恨和對他退縮的憤怒終於不可遏制地爆發出來。中共和一般民眾自不必說，就是國民黨內部對他也有頗多指責。中國大地上一浪高過一浪的反蔣抗日怒潮使他感到了統治地位的震顫，感到了一種過去所未曾經歷過的危機，也多少沖擊了他早已埋藏在心裡的戰略步驟。以他本意，各軍閥平定、國民黨軍政大權獨攬後，下一個要征討、剿滅的，便是他一直認為最妨礙獨裁大業的心腹之患，中共和紅軍。前四次較量，他都大敗而歸。但他已從輕視中共。紅軍的陰影裡走了出來，他要集中他的全部軍力，與中共、紅軍進行一場生死較量。正當他為第五次“圍剿”頭幾個回合得手而洋洋得意時，日本人卻又在華北發難。江北半壁河山的危機，引起了全國各界排山倒海般的抗議狂潮，而他本人也不能坐視整個北方淪入日軍之手。這使他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
曾在保定陸軍學堂和日本振武學校受過軍事熏陶的蔣介石心裡當然清楚，以他國民黨現有的軍力根本無法同時抗擊日本和中共紅軍兩方面的壓力。這樣，他必須在抗擊日本和剿滅中共之間作出選擇。
這種選擇太令他痛苦了。兩個對手中任何一個得勢，都將對他的江山穩固構成致命的威脅，但他在一定時期內又隻能樹立一個敵手。此時如果放棄對中共紅軍的“圍剿”，調集他的國民黨軍主力到遙遠的北方去抗擊日軍，他認為沒把握取勝。日本畢竟是個工業、軍事上的強國，武器裝備先進，作戰思想領先。與這樣一個世界上先進的軍事帝國正面對抗，國民黨軍必將陷入漫長的戰爭而無力自拔。即使他最後勝了，那也是兩敗俱傷。而中共、紅軍則可能坐山觀虎斗，急劇擴大地盤、壯大自己的力量，來日終將成為他的心腹大患，這是他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更何況他認為初攬大權，根基尚未打牢。所以此時他是不會作出這種選擇的。可不放棄剿共的話，就意味著要眼睜睜地看著日本人不斷地侵入北方，不斷地踐踏中國的主權。而他作為中國政府的代表，權力的象征，在這種情況下逆流而行，他日後的道路上遍布荊棘、困難重重不說，甚至有可能被中國民眾憤怒的狂潮所淹沒，他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使他茶飯不思，夜不能寐，苦思焦慮著如何解決這一難題。
蔣介石畢竟不是凡夫俗子。他所以能在20年間由一個無名小卒，神奇地邁過他的許多舊長官，躍居中國第一人，叱?風雲一時，除了他能巧妙地駕馭機遇，政治上圓滑善變外，他那決不半途而廢的韌勁，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精神也幫了他的大忙。不論他少年時代對事業的追求，還是他後來頂住國內外驚濤駭浪般的沖擊，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都體現了他的這一突出特點。就是日後被中共趕出中國大陸，他也時刻沒有動搖過有朝一日反攻大陸的決心。他的這種韌性在某種程度上簡直可以說是一種瘋狂的執拗。
眼下，正是他的政治私心，和他剿滅中共的執拗，使他決定繼續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他還是以剿滅中共為後快，對日本人則採取交涉、拖延的策略。
就在前一天的第一期廬山訓團開學典禮上，身兼團長的蔣介石又一如既往前去發表了一通精神訓示。他對這些身為高級軍官的學員自然十分重視，他知道他們是成就他今後大業的棟梁，他更清楚眼下他們並非個個擁護他的政治主張。治人必須治心，治心方能正本，必須首先讓他們明白中央的真實意圖。
望著台下戎裝筆挺、神採奕奕的學員，他頗有些激動，大聲說道：“現在總有些人嚷著要和日本人開戰。他們終不知，貿然和日本開戰，不啻自尋滅亡。現在開戰，日本真是隻要3天，就完全可以把我國要害地區都佔領下來，滅亡我中國。所以現在這個時候，說是可以和日本正式開戰，那是痴人說夢，太不知道自己，也太不知道敵人了。”
他頓了頓，望著台下虔誠、激動、驚訝、茫然，表情復雜的一張張面孔，提高了聲調，繼續說道：“現在本黨的中心，還是要安定內亂，共黨不除，難以抗日。當然對日本，我們也絕不屈服，但要講策略，要會周旋，我們的外交方針是‘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
他的這番話倒也實實在在展現了他當時的思想，但有一句話恐怕他自己也不會相信。日本3日真能滅亡中國嗎？日後蔣介石曾譏諷“日本無政治家，無領袖，其國之危，亦可惜哉！”其實當時他就十分清楚中日兩國的實力對比，他知道中國要擊敗日本不易，可彈丸小國日本要滅亡中國也是難上加難。他所以夸大其辭，無非是想為自己的理論尋找借口，這不過是他政治手腕中的一個小把戲而已。
他的心裡，時刻都沒有忘記他的老對手，中共和紅軍，這幾乎是他一生中的心腹大患。早在1923年，中共就已被他擯出了合作的圈子。那年，他以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的身份訪蘇時，對蘇聯的政治制度進行了仔細觀察，他發現：“蘇聯的政治制度，乃是專制與恐怖的組織。”以他的話說，“與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他還發現。蘇聯對中國外蒙有野心。這更堅定了他不與蘇聯、中共合作的態度。不合作，那就意味著隻有消滅，他的政治觀點歷來如此。因而從這一天起，當時還與國民黨密切合作的中共和蘇聯顧問便成了他開始算計的潛在對手。日後，隨著他在國民黨中地位、權勢的不斷升高，他的這種觀念日趨強烈，最後終於導致了他對共產黨人的大規模屠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數年後，正是他背叛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走上了專制和恐怖的道路。歷史捉弄了國民黨，也把當時貧弱的中國更進一步引向了黑暗。
實際上，他早看出了中共潛在著一股不可遏制的發展勢頭。他並不怕那些軍閥實力派，幾年間無數次的較量，各路實力人物、英雄好漢都無一例外地栽在了他的手下，但唯有中共始終是他平起平坐的一個對手。他對各軍閥遠交近攻、重金收買的手段曾屢試不爽，但在中共面前卻根本無法奏效。他明白這個具有自己的主義和信仰的組織如果發展下去，等待他的將會是怎樣的命運。所以他不惜冒著失去一切的危險，也要把這個強健的幼虎扼殺在搖籃裡。 “九.一八”事變前的兩個月，他曾公開宣稱：“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為奴隸，亦不可得。”荒謬、反動得令人稱奇，這仍是他的一種策略。日後無論他對兩廣的李宗仁，西北的馮玉祥、還是對曾在淞滬抗戰中立下殊功的19路軍，他都是置日本人於不顧，以剿滅共產黨而後快。他那種由於中共的叛亂而干擾了其抗日的借口在他所做所為的映襯下，顯得蒼白無力，前後矛盾，他的政治私心，他的獨裁統治決定了他隻能走3年“對外妥協，對內鎮壓”的洋務主義老路，他也不是第二個曾國藩而已。1923年他仇視蘇聯的原因之一是蘇聯對中國外蒙有領土野心。但20年後，正是他為了使蘇聯干涉中共，確保他在中國的統治，竟屈服於蘇聯的壓力，承認了外蒙的獨立，犯了連他自己都無法原諒自己的罪惡。
眼下，看著他的數十萬正規部隊對紅軍的“圍剿”取得初步勝利時，他自然急不可待地要剿滅紅軍，消滅中共，徹底地了卻他心中的隱患。對日本人，他認為時候未到。他要在自己的統治地位穩固後。在中共這個心腹之患去除後，再去會日本人。那時，即使他敗了，中國仍是他蔣介石的中國。
我們今天評價蔣介石，不應以極端的眼光看待他。他畢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人，一個善與惡共存的人，一個對中國歷史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雖然他的一生有不少反動之處，但也有過對日本人絕不投降的閃光一刻。因此說他當時有意賣國，自然有失客觀，人們也難於理解。就是做為一個平民百姓，他也知道自己是個中國人，更何況他還是中國的軍政領袖，一個對中國古老的民族、悠久歷史深感驕傲的人。
但直至全面抗戰爆發，他一直都在走著一條彎路。中國有句古語說得好：“兄弟?於牆而外御其侮。”在外敵圖謀中國不已的情況下，他卻一門心思對內征剿，這畢竟是逆歷史潮流的。逆歷史潮流而終究是要被歷史淘汰的。
從蔣介石的一生來看，他還是頗有些民族心的。事實上，早年的蔣介石曾經是個民族主義者。當初他之所以投身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他頭腦中的民族主義思想使然。1904年，還是個17歲少年的蔣介石，便在寧波學習時，從他的啟蒙教師顧清廉那裡形成了“赴日留學，研究軍事，獻身民族事業”的民族思想雛型。日後他曾公開袒露過他少年時的那種富國強兵的夢想，他說：“我在本縣龍津中學肄業的當時，因為痛憤鄉裡土豪的橫行。目擊我們國家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尤其在那時看到日本以上個弱小的國家，能夠發奮圖強，戰勝帝俄，予我精神上以最大的刺激。所以我在龍津中學肄業不到半年，請求家母准許我到日本去學軍事，來盡到我國民一分子的義務，促成我們國家的雪恥自強。”隨著時間的流逝，他的這種思想急劇膨脹著，撞擊著他的靈魂。幾年後，久已壓抑在心中的這種思想終於不可遏制地爆發出來。
那是1906年，他在保定通國陸軍學堂學習時，一次上衛生課，日本軍醫教官抓起一塊泥土放在桌上，輕蔑地對台下的中國學生說道：“這塊泥土中有4億個微生物，就像中國有4億人口一樣。”
身為教官，日本人太狂妄，也太沒教養。蔣介石一聽這話，一陣怒火從心頭升起，他倏地站起身，挺胸昂首，急步走上講台。隻見他叭叭地把那泥土分成八塊，指著其中的一塊大聲道：“日本有5000萬人，是否亦像5000萬個微生虫，寄生在這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中？”
日本教官從未想到一個中國人，一個他的學生，就有如此大膽之舉，一時目瞪口呆，隨之大怒。理屈詞窮之際，見全班隻有蔣一人剪了辮子，便一口咬定他是革命黨。蔣不亢不卑地答道：“隻問你比喻對不對，不要問這題外事。”一時竟使日本教官下不來台，台下的張群等中國學生無不為蔣的愛國正氣所折服。課後，日本教官仍是暴怒不已，不肯罷休，找到學堂總辦趙理泰，要求嚴辦蔣介石。
蔣很是幸運，沒有碰上一個昏憒的軟骨頭。總辦趙理泰不僅對蔣介石深為同情，而且對他的敢作敢為和民族正義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後蔣介石在幾乎絕望的情況下，奇跡般地獲得了4個赴日歷學名額中的一個，很難說與此事無關，正是那次赴日，他結識了孫中山，開始了他日後飛黃騰達的軍事、政治生涯。留日期間，他的民族主義思想被進一步強化了。一度，他對鄒容《革命軍》愛不釋手，早晚詠誦，就是睡覺也不放下。書中的反滿思想和民族主義的論述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在給表兄單維則的一首詩中，表達了他久已積蓄在胸中的感情，詩寫道：
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儼然一腔民族使命集一身的豪邁感。 然而，蔣介石的思想也像當時動蕩的中國大地一樣，在不停地變化著。十余年後，隨著他在國民黨內地位的不斷提高，隨著他個人獨裁夢想的逐步成形，他開始意識到外國列強對於他個人目標的實現意味著什麼。這時，他的那種企盼國富民強的理想開始不幸地萎縮了。在他建立起自己的獨裁統治後，昔日的那個熱血青年早已不見蹤影，出現在中國人面前的依然是一個對外妥協、對內暴政的新軍閥。中國人悲憤、嘆息，扼腕頓足，哭泣著民族不幸，詛咒著太多的變幻。
1926年1月，他在談到北伐的根本目的時，不再堅持“革命的第一目標為打倒帝國主義”了，而變為打倒北洋軍閥。當時他曾振振有詞地解釋道：“打倒軍閥是打倒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實質上仍是打倒帝國主義。”這時潛藏在他心裡的封建意識公開化了。從這一天起，他開始了向封建主義的轉化。
1927年3月，英美等國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事件”，在無任何警告的情況下，以北伐軍騷擾領事館為借口，用軍艦突然向中國軍民開炮，造成多人死傷。但作為中國新政權首腦的蔣介石，卻不敢義正嚴辭地向對方抗議，為中國人作主撐腰。結果第一次與帝國主義者交鋒，就軟弱無力地敗下陣來。“濟南慘案”，他更是完全屈服於日本的壓力之下，令北伐軍繞過濟南北上，眼睜睜地看著10多名中國外交官被日本人割鼻、挖眼，令人發指地殘害了。這時的他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反蘇反共的所謂民族主義者了，他已純粹轉變為一個對外妥協、對內鎮壓的封建獨裁者，一個新軍閥，這既是國民黨的悲哀，更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望著漸漸隱去的薄霧，愈加清晰的群山，蔣介石心有所動。他一向認為毫無隱秘的群山未必真正最美，最美的恐怕還是霧中變幻多姿、充滿神秘色彩的山巒，虛實相濟，亦虛亦實。大自然如此，人世間又未嘗不是。蔣的一生，尤其他在中國大陸的前半生，也確實忽左忽右、變化無常，這倒完全符合他的特點。
蔣介石並非一個光明磊落的政治君子，他總認為政治上的坦誠、直率是種幼稚，甚至是對政治的無知。在他日後的仕途中，他所以能叱?風雲，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政治上的狡詐、圓滑，兩面三刀。翻閱歷史，常使人驚訝不已。僅僅在蔣介石初攬大權至“九.一八”這幾年間，他便多次處於內外交困的逆境中，有時甚至是與共產黨和幾乎整個國民黨相對抗，但最後往往總是蔣介石僥幸取勝。最後他被共產黨趕出中國大陸，對他的一生可說是一種必然的結局。但他的圓滑善變、反復無常，和善於進行政治投機的本領，是國民黨內無人能與之抗衡的。
蔣常對人說，世上唯孫中山對他有知遇之恩，是個真正理解他、最受他敬重的人。但實際上，他對孫中山卻遠沒有他說的那麼恭敬。他不止一次地以反對個人崇拜為名，含沙射影，直接攻擊孫中山。1924年6月24日，他在黃埔軍校對學生訓話時，公開說道：“我們革命是以主義為中心，跟著這個主義來革命，認識這個主義來革命的。決不是跟著一個人，或者認識一個人來革命的。如果跟著一個人，或者是認識一個人來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叫盲從，那就叫做私黨，那就叫做把他人當奴才、走狗了。”當時在國民黨內稱得上領袖，有崇高個人威望的人，非孫中山莫屬。對人們不把他這個暴發戶放在眼裡，他早已怒不可遏，難免說話尖酸刻薄，毫不留情，“中國人的思想習慣到如今，仍舊是幾千年前皇帝奴隸的惡劣思想。”
當時的他慷慨激昂，似乎充滿民主思想和革命正氣，給學生們一個革命者無私的面孔，既打擊了孫中山，又借機樹立了個人威信。但日後剛愎自用，容不得別人有半點異議的蔣介石，對張學良等主張抗戰的將領不止一次地吼道：“我就是革命，反我就是反革命。”這時的他不僅不再反對個人崇拜，反而一遇機會，就大肆宣傳：無論皇帝、總統還是委員長，一國沒有領袖不行。對領袖就是要絕對服從，必要時是盲從。
他的一生常常前後矛盾，判若兩人。
還是在1924年，蔣私下不知對孫中山建議過多少次取消聯俄容共政策，主張驅逐蘇聯顧問和中共，但均未被孫中山採納。年底，孫中山病故，他便突然間像是換了一個人，對任何人再沒談過反對聯俄容共之事，反而成為聯俄容共的熱心人了。
1926年1月1日，國民黨二大在廣州召開，剛從戰場凱旋歸來的蔣介石一下成了廣州的軍事、政治明星。但這次會議期間，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佔據了統治地位。第一次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的蔣再次顯示了他縱橫捭闔、巧妙表演的過人能力。在公開的演講、集會上，他高喊著聯俄容共、擁護第三國際的口號，“左”得熾熱，“左”得令人信服。就在國民黨和蘇聯顧問們真誠地為得到蔣這樣的左派而慶幸時，他們作夢也沒想到他們正在扶起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時蔣已把眼光盯在了3個月後的“三.二○”事件上了。 3月20日，蔣介石口頭命令海軍局長、共產黨黨員李之龍將中山艦等2艘戰艦開往黃埔侯用。但李之龍奉命將戰艦開去後，蔣矢口否認有此命令，反誣中共圖謀造反，對國民黨有野心，而且國民黨右派汪精衛也與此事有關系。隨之，逮捕了他的學生李之龍及中共黨員多人，包圍蘇聯顧問寓所，解除10多名蘇聯顧問聘約。4月20日，汪精衛被迫離開國民政府，亡命法國。蔣兵不血刃地排斥了中共和蘇聯顧問，趕走了國民黨異己，登上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寶座。5月，蔣又以《整理黨務案》來限制中共在國民黨的領導人數，削弱中共的地位。
他政治手腕的高明，在他一手策劃的這次事件中清楚地展現出來。雖然“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當時震動國內外，連他自己日後都承認這是國共雙方力量消長的分水嶺，但這個鋒芒初露、野心勃勃的政治新貴井沒有被國、共兩黨及蘇聯的政治影響所沖倒。他在排斥異己削弱中共影響的同時，又高聲唱贊歌，多次公開說道：“兩年來本黨聯蘇俄，容納共產黨，對革命勢力之增厚，革命廣泛之進步，喚起民眾及反對帝國主義之影響，實非淺顯。由此觀之，應認共產黨為革命勢力之一種，蘇俄有助於中國革命。”並高唱擁護第三國際的調子。老謀深算的蔣介石深知他羽翼尚未豐滿，北伐也離不開中共和第三國際的支持，所以巧妙地“左”“右”飄忽，使斯大林錯誤地認為，一直在算計著他的蔣介石，是一個將對共產主義產生積極影響的人物，結果在第一回合的較量中就稀裡糊涂地敗在蔣的手裡。
從日後蔣介石瘋狂地要剿滅中共來看，他根本就不可能把中共和蘇聯視為自己的勢力，他養虎、驅虎隻是為己所用。隻要他認為時機成熟了，他會毫不猶豫地殺死這隻曾為他立過殊功的猛虎。與他在政壇上斗了幾十年、遠在廣西的李宗仁對當時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心中不禁叫絕：“汪氏既除，蔣氏表示左傾，……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並非由於政治觀點的改變，事實上，隻是其個人權術，以虛虛實實的姿態，排除異己，以達其個人獨裁的目的。”這次事件，蔣介石終於邁出了他事業中最得意的第一步，也給他的政治生涯烙上了一個鮮明的印記：毫無信義的詭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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