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國加入WTO後，產能過剩問題突然消失，曾經擔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現在是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的王建這樣回憶：“在上世紀90年代末之前，已經有了兩次全球化，但前兩次都沒有出現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情況，而在第三次全球化過程中，制造業開始向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轉移。”
這次轉移如此迅猛，導致中國出口導向經濟發展迅速 ，“我們把別人全部打垮了,在全世界的案例中間，從來沒有一個大國會是這樣發展，這也形成了獨特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曹遠征回憶。
在“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下，國際間收支越來越不平衡，中國出現資本項下和貿易項下雙順差格局，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第一個從學術角度提出，這種模式是不能維持的。
從2005年開始，中國就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說降低出口退稅率、提高勞動工資成本、提高土地使用價格等政策進行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2006年，國務院還出台了《敢於加快促進產能過剩產業結構調整的通知》，其中鋼鐵、電解鋁、煤炭、汽車等行業就被列入產能過剩產業。
“事後由於金融危機，有人批評這些政策，但從歷史角度上看，誰也沒想到會有金融危機。”曹遠征說。
問題重現
金融危機導致正在進行的增長方式調整和產業結構調整被迫推遲，為了應對危機，中國推出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這也使得目前產能過剩問題重現。
也因此，一些專家學者開始擔心，中國是否正在逐步喪失經濟結構調整的良機，重新回到過去依靠投資和外貿發展的老路上？
蘇格蘭皇家銀行（RBS）中國研究部主管劉鳴鏑女士觀察到，雖然中國決策層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調整結構的重要性，但從實際步伐上來看，目前中國政府更注重保增長而不是調結構。
數據也可以說明上述問題。今年1-8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3%，對經濟的貢獻率超過80%，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從1-7月的11.6%上升到了1-8 月的14.7%，反映鋼鐵業投資的指標──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從1-7月3.3%上升到了1-8月的11%。從貸款投向來看，上半年隻有7%的新增貸款流向房地產， 7月份這一比例上升到54%。
在這種生產模式下，中國產能過剩問題重現。
8月份工信部發布《2009年中國工業運行夏季報告》就已經提出產業過剩問題，與此同時，全國人大財經委在報告中也提到，中國有19個產業已經出現過剩，19個產業中有很多是從2006年就已經開始調整的產業。
這些數字是否意味著中國經濟真的遇到過去的“老問題”了？
“中國過去就靠投資和外資來維持高增長，如果把這兩個東西拿掉了，新的增長沒有培養起來的時候，就等於自毀其路。”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說。
“實際上中國產能的升級和調整貫穿了整個經濟發展的所有過程，是一個持續的、漸進的、長遠的過程。”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場研究室主任曹紅輝說，不過曹遠征卻認為，這60年期間有一點是一成不變的，都是一個靠各種要素投入量的發展過程，經濟發展在質量上的轉變並不明顯。
必須面對的問題
如果看中國20年之後的經濟，光大証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肯定是悲觀者。“現在我們的比較優勢是勞動力成本低，但最終經濟發展要靠技術來拉動，這時候中國有比較優勢嗎？”
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依靠投資和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很簡單，以前別人有需求，你可以出口，但現在別人需求少了，你自然要改變經濟增長模式。”王建說。就此曹遠征也表示，中國所謂轉變經濟結構不是要不要轉變，而是必須轉變，世界經濟都在調整，要求你中國必須要變。
幾年前，中美之間曾就全球失衡是中國責任還是美國責任爭論，現在，9月底在美國匹茲堡招開的G20峰會上，美國再次暗示中國責任。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就明確指出，“要把調整經濟結構作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以內需為主、特別是最終消費拉動經濟增長”。
但如何發展內需、進行結構調整？目前存在很大的爭論，“很多討論集中在兩方面：一個是反危機政策能不能和結構政策相協調，要不要退出？現在這個判斷還沒做出來，這個政策全世界都有爭論。”曹遠征觀察到。
這個討論延伸到產業層面，就是中國現在是否存在產能過剩問題？“很多人還抱有幻想，認為中國會出現以前的那種幸運，未來的經濟發展會解決現在一些產業產能過剩問題。但曹紅輝認為，中國一旦錯過此次時期，將錯過了最好的調整機會，“因為世界經濟不行，此時中國調整是比較容易調整的，如果別的國家經濟起來時，中國再想調整就十分困難了。”
除了是否需要結構調整之外，另一個有分歧的問題是結構調整短期政策和長期政策各是什麼樣子?
曹紅輝認為目前調整不僅是結構性的，而且是全面的、多層次的。王建認為，如果要解決整個結構調整問題，就不能隻靠供給這一端，“而要提升需求，而城市化要提升需求，必須走城市化的道路。”而潘向東還認為，除了城市化之外，中國必須進行產業升級。
如何解決？
從政府角度上看，中國必須在擺脫經濟衰退和結構調整之間、短期結構調整和長期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之間找到均衡點。
短期來看，我們已經看到中國政府也在努力減少經濟刺激的副作用，例如工信部現在開始對產能過剩開始警惕，提出清潔能源、風能、太陽能出現了新一輪過剩問題，而對老的產能過剩，比如說鋼鐵、水泥、玻璃開始採取一系列措施。
但對中國正在進行的結構和產業調整，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教授有些悲觀，“分權體系成為結構調整的障礙，在地方利益支撐和地方市場格局下，目前結構調整並不能帶來結構優化。”他還舉例，“目前我們為了產業調整而進行了一些購並，主要由政府主導性的，並不是企業本身行為，表面上整合的不錯，但是產能的問題解決不了。”
不過曹遠征卻從目前結構調整中看到了積極的現象，“這個調整我們說80年代和90年代的調整不一樣，”曹遠征說，“首先，我們主要靠市場經濟體系、依靠價格體制改革促進結構簡化和經濟進步。同時政府開始制訂更嚴格的標准，比如制定環保標准、能耗標准等促使結構的轉變。”
其次，目前的結構調整也出現一個重大的跡象，“金融危機把我們驚醒了，我們認識到靠出口導向維持不下去，而內需的核心問題就是收入，這次在反危機政策裡面就也提出了保增長的目的是保民生和保就業。”曹遠征繼續說。
最後，調整結構也有新的方向，即鼓勵產業結構和產業比例關系的調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發展服務業，提高服務業在整個三個產業之間的比重。
當然，曹遠征也承認，目前改革還有一個誤區，那就是調整產能依靠政府干預，這是計劃經濟的老思路，被經驗証明是不行的，所以我們要進行改革，必須要進一步推行價格體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財稅體制的改革等。
“總體上，結構調整是持續性的工作，不能說一蹴而就就解決了，”曹遠征說，對此劉元春認同，他表示，雖然中國增長方式轉變還是朝良性的方向發展，但調結構的速度必須要完全建立在社會結構改革基礎速度之上，所以發展過程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慢的多
未來的國有化猜想
按照所有權，中國的經濟大致可以分為兩塊：國有的經濟和非國有的經濟。非國有經濟主要包括民族資本和外國資本。
在國有經濟部分，基本構成就是國有企業。從1998年開始，這個領域一直在持續進行改革。
在3年脫困之後，以國務院國資委的建立為契機，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進行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充分體現為三個特點：第一就是，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第二就是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制﹔第三，政府作為出資人代表，並在所有權與經營權方面進行了分離的探索。
到目前為止，基本建立了一個新的框架，前述兩個特點已經基本形成，而第三個特點，則在目前已經出現了雛形。國有企業董事會正在建立，國有企業向股東分紅的制度已經開始展開。
基本特征
國有企業布局的調整在目前還沒有全部完成，但是基本的趨勢已經確定。
國有經濟正在向把握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目前，中央企業80％以上的資產集中在石油石化、電力、國防、通信、運輸、礦業、冶金、機械行業。而在金融業，也主要被五大國有商業所主導。
國有經濟的兩個基本特點是：首先，在基礎能源、原材料生產領域，出現了國有化趨勢。
這充分體現在了鋼鐵、煤炭、電力等等領域，而在有色金屬、稀有金屬領域同樣如此。隨著中國對於這些產品出口管制、出口成本的提升，在這些領域，弱勢企業面臨或倒閉或被整合的命運。
其次，在已經形成的格局方面：國有經濟基本掌握了整個中國的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
在物流領域，中國鐵路基本被壟斷，在航空運輸方面，民航運輸周轉量的80%以上，是國有經濟部門承擔的，在水運貨物周轉量方面，國有經濟承擔的比重也接近 90%﹔在信息流領域，全部的基礎電信服務和大部分增值服務由國有企業承擔﹔在資金流方面，中國五大國有銀行擁有的資金佔絕對多數，並決定了整個社會資金的分配。
財富流向
在上述兩個基本特點下，在國有經濟成分與非國有經濟成分之間的交易關系，存在著兩個關鍵的指標：一是資源價格﹔二是信息、資金和物流的 “過路費率”──國有企業掌握著這三者的供應。
如果資源價格相對於整體價格水平下降，那麼國有部門的貿易條件就會惡化，這個時候整個社會的財富就開始流向非國有部門，體現出來的是整體經濟的“私有化”。
如果資源價格相對於整體價格出現上升，那麼國有部門的貿易條件就會改善，這個時候，整個社會的財富就開始流向國有部門，體現出來的就是整體經濟的“國有化”。
在資源價格與下游產品價格上漲存在剪刀叉的情況下──資源價格漲幅持續超過一般工業品出廠價，並高於消費物價水平，整個經濟體現出來的趨勢是“國有化”。
“過路費率”也是一樣，其相對於整體價格水平的變化，同樣會出現“國有化”或者“私有化”的現象。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經濟在未來將出現國有化或者私有化的周期性變化。
由於資源價格、“過路費”對經濟周期的敏感度要高於一般產品。在經濟景氣時，上述價格將高於一般產品的上漲幅度﹔而在經濟衰退，通貨緊縮的時候，他們會高於一般產品的價格下跌。因此進一步說，在經濟景氣的時候，中國經濟會呈現出“周期性國有化”，而在經濟衰退的時候，中國經濟會呈現出“周期性私有化”。
整體經濟在景氣周期的推動下，出現了“周期性國有化”。而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另一方面的“結構性國有化”──不隨著經濟周期出現的國有化趨勢，也在展開。
結構性國有化趨勢的出現原因，主要是因為目前在資源行業的國有化程度，還有上升的趨勢──這部分產業就是當前所說的“高耗能產業”。
譬如，在高耗能產業、節能減排的趨勢下，一系列政策出台。這些政策可能被利益集團操縱，從而成為國有經濟整合非國有經濟成分的契機。此前，鋼鐵行業宏觀調控政策下，很多民營企業關張。
當前，中國經濟處在“結構性國有化”和“周期性國有化”的雙重趨勢下。
走出去
對於國有經濟而言，他們的獲利主要來源於資源的交換。
為了實現開源，他需要擁有更好的競價地位，這又需要防止外部資源的競爭。這引發了政府在能源、原材料領域進行管制。
另外一方面，實現開源，要掌握更多的資源，國有經濟需要走出去，在海外掌握上游資源──一方面，這將有利於他們掌握更多可交換的資源﹔另一方面，有利於他們在資源定價中，處於有利地位。
國有經濟的“開源”問題，本身就醞釀了這樣的矛盾：資源 “管制”與“走出去”拿到的資源走進來的問題。這個矛盾，有待於“走出去”的規模的擴大。隻有當中國國有經濟在這些部門掌握的海外資源獲得的收益，與開放資源管制所引起的損失，達到一定的平衡的時候。資源管制才可能全面解除。
所以，期望國有經濟控制的資源性產品短期內解除控制，是不太現實的。當然，國有經濟走出去的腳步，是必然要加快的，而這將帶來一系列的國家外交戰略的變化。
從目的看，國有經濟走出去，就是去拿資源的。
這種對資源的爭奪是全球化的。在實踐中，沖突將體現為中國能源巨頭與國際能源巨頭之間，中國礦山巨頭與國際礦山開發商的之間。這些沖突將體現在企業並購、礦山爭奪、訂單等等諸多方面。
如果順利的話，整個故事的發展可能結局是：中國國有資本成功滲透到全球資源領域，並掌握定價權，並以此為基礎，形成一個新的全球經濟體系。
中國市場十大趨勢:
1.市場競爭將由國內的、局部的、不完善的競爭轉向國際的、全方位的競爭，將由國內市場的國際化變為國際市場的國內化﹔
2.市場競爭將由單體企業之間的競爭轉向企業群之間的競爭。未來不僅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而且是企業背後的集團與集團、供應鏈與供應鏈、連鎖流通組織對連鎖流通組織、物流體系對物流體系的競爭﹔
3.市場競爭將由生產能力的競爭轉向生產能力和流通能力的競爭﹔
4.將由產品的競爭轉向品牌的競爭﹔
5.將由行業存在形式的競爭轉向商業存在模式的競爭﹔
6.將由單純追求市場份額的競爭轉向對市場快速響應能力的競爭﹔
7.將由直接爭奪客戶的競爭轉向爭奪銷售終端、創造客戶價值的競爭﹔
8.將由價格戰、廣告戰等單一形式的競爭，轉向提升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的高層次競爭﹔
9.將由對貨幣資本投資的競爭，轉向對人力資本獲取的競爭﹔
10.將由完全決定於企業效率的競爭，轉向政府行政效率的競爭和政府管理經濟的能力的競爭。
即將退場的企業:
1.權貴資本企業（裙帶企業）。它們習慣於渾水摸魚，用權力獲得買賣的時代將迅速消失﹔
2.產業結構和資本結構有問題的企業。也許他們的規模很大，但始終是“光著屁股在游泳”，而退潮又是必然要到來的﹔
3.增長方式有問題的企業。“做生意而不是做企業”，善於抓機會卻疏於管理守業的企業，會發現賺錢越來越難﹔
4.不規范，不誠信，速度慢，信息不透明的企業，活著是一種折騰。
從世界工廠到定位中心
文國際大宗商品的買賣大多以期貨價格為基准，國際競爭已經從傳統制造業領域轉化為金融衍生品領域的競爭。誰成為世界定價中心，掌握大宗商品、金融資產的定價權，誰就站到了財富創造和國家核心競爭力的一邊。
定價權的形成與期貨市場的發展密切相關。國際上主要大宗能源、原材料的定價權都掌握在歐美發達國家手中，而中國作為一個大宗商品的需求大國，隨著其經濟的發展，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對大宗商品的價格也開始有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
當前我國期貨市場正在從國內定價中心向亞洲地區定價中心發展，一些品種正在成為國際性的價格。
歐美壟斷定價權
現在，全球已經形成了以CBOT（芝加哥期貨交易所）農產品、LME（倫敦金屬交易所）有色金屬和NYMEX（紐約商業交易所）能源為主的幾大商品定價中心。
1848 年，由芝加哥82個商人發起創立了CBOT。該交易所成立後，以現貨為依托，同時為現貨貿易服務，並不斷創新交易模式，對交易規則不斷加以完善，交易品種和規模不斷擴大，玉米、大豆、小麥等品種的期貨價格，不僅成為美國農業生產、加工的重要參考價格，而且成為國際農產品貿易中的權威價格，農產品的國際貿易價格逐步形成了以CBOT的期貨價格為基准，CBOT也就獲取了世界農產品的定價權。
LME 是一家有著130多年歷史的世界最大的基礎金屬期貨交易市場。LME交易所成立伊始，隻交易銅和錫，隨著歷史的發展，交易所適時適勢地逐步增加了新的交易品種和修改交割商品的品質。隨著英國國力的增長和交易所自身的發展，LME逐步成為了有色金屬的定價中心。到2000年4月10日，在銅、鋁、鎳、鉛、鋅、錫六個商品的基礎上創立了LMEX──倫敦金屬交易所期貨指數，指數交易不能進行實物交割，與股指期貨類似。
20 世紀70年代初發生的石油危機，給世界石油市場帶來巨大沖擊，石油價格劇烈波動，直接導致了石油期貨的產生。石油期貨應運而生，最先推出的是 NYMEX1978年11月上市取暖油期貨合約，1982年上市含鉛汽油期貨合約，1986年被無鉛汽油期貨合約取代，1986年上市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WTI）期貨合約，該合約推出後交易活躍，為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商品期貨合約，1990年上市天然氣期貨合約，這樣基本上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能源期貨體系。在所有能源期貨合同中，原油、天然氣、汽油和取暖油四類產品的比重超過98％。
目前原油期貨是最重要的石油期貨品種，世界上重要的原油期貨合約有4個：NYMEX的輕質低硫原油即“西德克薩斯中質油”期貨合約、高硫原油期貨合約，倫敦國際石油交易所（IPE）的布倫特原油期貨合約，新加坡交易所（SGX）的迪拜酸性原油期貨合約。
中國因素
當代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由美國一極向美、歐、亞三極方向發展，而其中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尤為令人矚目。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年均 GDP增長率為10.5%，而同期世界平均GDP增長率僅為3.3%，美國的GDP增長率僅為2.8%。2007年，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整數據，我國GDP 已達33800億美元，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日本，而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2008年世界發展指標顯示，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佔全球經濟份額的9.7%，而發展中國家目前則貢獻了全球產出的41%。
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動，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必然會導致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重新分配，作為近十年來年均GDP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工業化進程所推動，第二產業所佔的比重仍然較大，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深入，必然要消耗大量的資源，尤其是基礎能源和有色金屬。比如2008年，我國銅消費量佔全球的27%，鋁、鉛、鋅的產量、消費量均佔世界總產量、消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是世界有色金屬的生產和消費大國。
由於我國有色金屬礦產資源的基本狀況是銅資源嚴重不足，鉛鋅保証程度不高，鋁資源數量不多、質量不好，所以我國約62%的銅、44%的鋁、30%的鉛和15%的鋅是依靠進口生產的。因此，中國的經濟增長必然會對大宗商品的價格產生重要影響。
2001-2007 年間，CRB指數的走勢與我國GDP的走勢幾乎是一致的，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國際市場上大宗商品價格也隨之一路上揚，在此期間，我國GDP由 109655億元上升至249530億元，漲幅為127%，而CRB指數由190.61點上漲至476.03點，漲幅高達 150%。
但是，過去在世界范圍內開始廣泛顯現的“中國因素”並沒有成為主導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國力量”，外貿大國的背後是我們進口高價的原材料，再利用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生產出商品出口。中國經濟實際上在用廉價的生產要素價格補貼發達國家。隨著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高，迫切需要從“加工中心”轉變為“定價中心”，力爭在大宗商品上有話語權和定價權。
在參與世界大宗商品定價權的爭奪過程中，我們要善於利用品種分工與時區分工。所謂品種分工，是指世界上的定價中心各有自己的市場輻射半徑，有其自己的市場環境優勢和產品基礎，當某些生產大量消費商品的市場基礎與該定價中心的市場基礎相重合時，該市場就會具有形成這種大宗商品價格的定價權威性，其他的市場可能會成為它的影子市場。
這就要求具有定價權的期貨品種要本土化。因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國際的，要上市一些具有本土優勢的品種，特別是我國大量生產消費的大宗商品品種，形成完整的商品期貨品種體系。例如，我國的大豆、玉米品種雖與芝加哥的大豆、玉米品種屬於同一類商品，但我國的大豆、玉米是非轉基因產品，因而我國的大連商品交易所就會成為非轉基因的大豆、玉米的定價中心。
所謂時區分工，就是幾個重點時區的期貨市場有所劃分，都有一個形成價格的中心，為商品定價服務，這可以滿足不同時區交易延續進行的要求，使得期貨市場為經濟發展服務，隨時為套期保值者提供規避風險的手段。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國在形成世界商品定價中心的過程中，先努力把我國的期貨市場建成亞洲時區的定價中心，正確體現“中國因素”。交易所要信譽良好、有吸引力，並具有不斷地自我發展的能力，擴大市場的輻射力。
中國因素的影響正逐步顯現。一些品種正在成為國際性的價格，以當前有色金屬產品為例，上海的銅和鋁的價格都有一定的獨立行情，也對LME產生相當的牽引力，我國的橡膠品種所形成的價格不僅僅被國內的廠商作為定價的基礎，也成為東南亞橡膠生產經營企業定價的基礎。
從工廠到定價中心
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現階段，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已經從初級資源以及產品市場的競爭，發展到貿易金融定價權的競爭，隻有把我國的期貨市場建立成世界性的大宗商品定價中心，才能使其價格發現和規避風險功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國內企業也可以利用期貨市場進行更好的套期保值，從而避免國際農產品、能源、原材料價格劇烈波動。
首先，在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後，要成為世界定價中心，我們應該在尊重中國歷史的前提下，從基本國情出發，決策部門要從戰略的高度重視發展我國的期貨市場，政府發揮主導作用，有序競爭，集中資源壯大交易所力量和影響力，同時相關政府部門切實履行職責，比如發布權威信息，引導生產、加工和消費，使得市場正確反映中國因素，以形成中國價格，進而成為世界價格。
其次，要使交易規則和管理體制國際化。什麼叫規則國際化？就是說在一百多年裡國際期貨市場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在尊重市場規律的情況下形成了很多保護投資者利益和維護期貨市場正常運轉的規則，所以我們期貨市場好多規則要與時俱進，不斷適應市場需求，做到國際化。比如對上市的期貨品種合約設計及交易、結算、交割、倉庫設置等各環節進行調整和完善。
同時管理體制也要國際化，不僅市場本身，我們的監管也要按照市場規律來運行，這需要監管部門適當放鬆管制，放寬市場准入條件，這樣有助於世界商品定價中心的形成。
我國當前人民幣還不能自由兌換，幾大交易所的報價還是人民幣報價，這樣直接影響到報價的權威性和影響輻射力，進而影響到世界商品定價權的形成。我國期貨市場參與者還僅限於國內的企業、機構和個人投資者，還沒有對外開放，交易所的會員更是受到嚴格的限制，這些都影響到交易所形成的期貨價格的國際影響力，因此隨著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進程，市場參與者和會員的國際化也將提上議事日程，LME會員的國際化促成了其成為世界有色金屬的定價中心，當然首先要做的是市場參與者的國際化，我們設定好主場，讓世界各國投資者參與，增強影響力。
最後，按照期貨市場發展的客觀規律來修改相應的法規，使其能夠促進期貨市場的發展，同時努力發展資本實力強大的本土期貨機構和投資主體，不僅有資金優勢，還要有優秀的管理團隊和研究團隊。培養機構投資者，發揮機構投資者的資金優勢、團隊管理優勢，更好地發現供求關系，使機構投資者成為期貨交易的主體，這樣世界商品定價中心形成後，在世界金融衍生品競爭中中國才能佔據一席之地。
（常清為金鵬期貨經紀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農業大學期貨與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期貨業協會專家委員會主任，中國期貨市場創始人之一。秦雲龍為中國農業大學碩士研究生。）
中國農業在“鐐銬下跳舞”
在思考半個多月之後，朱隨興決定加入龍大集團。
加入的方式是，朱以自己名下的1.6畝耕地經營權入股，成為龍大23000名農民股東之一。每年他將按照自己的股份領取分紅，作為附加條件之一，他的一位兒子受聘於龍大集團，成為一名農業工人。
龍大集團是中國最大的農業經營公司之一。在山東、河南和內蒙古擁有4000畝農田，每年加工150000噸食品，並有約30家子公司，出口菠菜、蘋果和凍肉等多種食品。朱隨興，是山東萊陽的一位農民。
把自己的命運托付給一家公司，在70歲的朱隨興看來多少有些冒險。不過在目前的條件下，這可能是他最好的選擇。畢竟，那塊隻有兩個籃球場大的土地已經無法養活他越來越多的子孫。
這也是中國政府現在鼓勵的一種做法。以土地經營權入股農業公司，是政府允許的三種土地流轉形式之一。通過農業公司這種現代化的生產組織方式，中國農業生產效率有望得到顯著提高，在世界農業市場中更具競爭力，在農地不斷減少的情況下，有效地避免糧食危機。
以公司形式存在、覆蓋整個農業產業鏈的農場取代目前的家庭零散種植﹔農民退出歷史舞台，轉而成為農場的股東和農業工人，如果這兩個轉變成為事實，中國農業便有望邁入現代化的進程。
不過，這樣一個變革的進程注定是一場帶著鐐銬的舞蹈。
過去60年，為了解決農業和農民問題，至少三代中國人進行了無比艱辛的探索，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現在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在農業和農民問題上，新一輪的博弈再度展開。
中國的政府部門嘗試通過漸進的土地經營權流轉，為規模經營騰出空間，就是希望農民都能像朱隨興所做的那樣。
事實上，這種流轉一直就是被允許的，到了2008年，中國開始為流轉提供更多的便利，比如把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固定為“長久不變”。
但顯然不是所有人都贊成這種做法，以地方政府、房地產開發商和部分經濟學者為主體的一股力量極力主張把土地私有化。
在這些主張土地私有化的人士看來，政府應該把這塊地的所有權出讓給朱隨興。而朱隨興可以自己做出選擇，出售或轉租給大農場，也可以選擇把地權賣給開發商，然後去城市中購置房產做一個城裡人。
如果選擇後者，去城裡居住便需購買各種各樣的生活必需品，這必然是一個刺激消費的過程，有助於擴大內需。與此同時，進入城市的朱隨興們將為中國的工業化創造新的“人口紅利”……
不過，與此相伴生的是，除了一套房子和一紙城市戶口，朱隨興們一無所有。朱隨行們想知道，“一旦做了城裡人，怎麼討生活呢？”
相比較之下，中央政府設定的路線更容易讓他放心，政府承諾土地權益掌握在他自己手裡，可以轉租，也可以收回。
這種進退自如的彈性機制將給他安全感。像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農民一樣，朱把土地看作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把土地私有化或許會讓他高興，但如果私有化隻是為了剝奪他的土地則另當別論。
“他們隻是盯上了我的地，卻不管我的死活。”他拍著桌子說。
中國隻需一億農民
中國的耕地正在迅速的變少，農民卻仍然還有8億。這困擾著陳錫文等農業決策者們。陳是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這些官員們發現，自己站在一個承前啟後的緊要關頭。舊的體制被摧毀了，新的體制還沒有建立起來。他們希望建立一個高效、富有競爭力的農業新體制，但這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
18億畝耕地是中國8億農民的生活來源，由於經營分散，生產成本居高不下、農產品質量標准落後、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這已經形成了中國社會的一大危機症候。
中國決策者們希望中國未來的糧食安全將更多仰仗現代化的生物、澆灌等農業技術。但讓分散經營的農民投資購買並掌握這些技術，顯然是不可想象的。
可以預見，分散經營的現狀必須要在今後數十年內逐步得到解決。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人往哪裡去？
即便按照日本農業小農場的模式，中國18億畝耕地也隻需要1億農業工人。如果按照大農場的模式，則需要的農業工人更少。
中國的農民作為一個經濟階層，為中國經濟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作為一個政治階層，則長期處於尷尬的境地。中國政府已經承諾要在未來逐步消除農民的身份區隔，給予農民國民待遇。但如何給幾億農民落實非農就業崗位，對於政府是一個天大的難題。
政治家們擔心，這些“新晉市民”在城市中如果沒有穩定而體面的工作，僅僅依靠社會福利體系養活，他們將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不過，這已經是最樂觀的估計，事實上中國的社會福利體系根本不可能覆蓋到這個龐大的群體。於是，社會學者們擔心，中國將會出現拉美和印度式的貧民窟，這些“新晉市民”將成為流民。
別打土地私有化的主意
於是，中國政治家們的一個共識是，隻要農村安定、農民安居樂業，中國社會就會穩定，一切的改革、發展才有可能。而保証農村安定、農民群體穩定的根本在於，確保農民掌握地權──哪怕僅僅是土地承包經營權。
反而言之，如果貿然推進土地私有化，按照農業集中經營的趨勢，絕大部分的農民肯定會賣掉地權。而失去土地之後的農民，將成為中國改革進程中最脆弱的人群，一旦遭遇經濟社會波動，他們的抵抗力是最弱的。
這並不是天方夜譚。就在去年的經濟危機沖擊下，一度茁壯的中國制造業突然萎靡，而受沖擊最深的則是一億多農民工。當時官方稱，2500多萬農民工失業回鄉。
這個數字讓很多社會學者倒吸一口冷氣。“還好，他們在農村還有一份土地。且不說這份土地能不能養活他們，有這塊地在，農民就有定心丸，就不會作出過激的舉動。”一個學者說。
在這個鐐銬之下，官方更希望強調穩健可控的農業現代化。因此，中國的決策層一再強調，不會實行土地私有化，而是會長期堅持家庭承包經營的制度。
陳錫文認為，這是當前唯一正確的選擇，它既符合農業生產特點，也符合中國人多地少的國情，其制度優勢還將長期保持。同時，它極具彈性，允許經營權流轉，“它就像一張安全網，政府通過這張安全網確保農民的土地權益不被以任何形式剝奪，同時也不妨礙農民自由嘗試多種非農化的道路。”
走向資本強國的強石
2009年9月25日，10家創業板公司集中上網發行，這是准備十年之久的創業板推出的第一批 “成員”。
隨著第一批創業板公司的集中發行，中國資本市場從無到有，已經形成藍籌股市場、中小企業板市場、創業板市場以及整合後的代辦股份轉讓系統共存並行的局面，我國資本市場結構進一步完善，市場功能的發揮得到飛躍。
同時，中國資本市場僅僅歷經二十載，規模便躍居世界前列，迅速跟上排名全球第三位的經濟總量。多數學者也指出，中國股市已經開始體現出經濟“晴雨表”的功能。
資本大國崛起
兩年前的10月，上証綜指成功站上6000點整數關口，深証成指則突破2萬點大關。當月最高峰時，滬深兩市總市值超過30萬億元。10月5日，英國《金融時報》刊文評價說：一個資本大國正在崛起。
根據彭博社的數據，截至2009年9月，中國股票市場市值達3.2萬億美元。
掌管著約250億美元新興市場資產的坦普爾頓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執行主席默比烏斯甚至認為，隨著中國國有企業發售新股以及眾多人口拿出更多的錢來投資於股票，中國股票市場的市值將在3年後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
中國資本市場異軍突起、突飛猛進的強力支撐來自中國經濟的持續繁榮。
在過去的近三十年中，中國經濟發展成為全球亮點，GDP年增長率保持在9％左右。西方經濟學家驚嘆：“在近20年的時間裡，中國10多億人口的收入提高了4倍。在人類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如此多的人，在物質生活方面經歷如此快速的改善。”
然而，中國股市與宏觀經濟表現曾經歷過相當一段時間的背離，因此備受爭議。
在股改前，盡管宏觀經濟發展欣欣向榮，但上市公司盈利水平低下，A股指數持續下滑。在2005年之前，盡管GDP增速連續4年維持在10%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平均達到30%左右，但上市公司盈利增長始終低於工業企業，甚至出現了2005年工業企業利潤增長高達24%，而同期上市公司盈利同比降低6%的不正常現象。
同樣，股改之前，上証指數連續4年出現了與宏觀經濟走向背離的持續下跌，甚至在2005年一度跌落到1000點以下。中信証券徐剛在當時也指出，這些現象都充分說明了國內A股市場無力承當經濟“晴雨表”的角色。
從2005年開始，隨著股改的推進，中國股市從市場基礎制度層面消除了與國際市場的基本差異，解決了上市公司大股東與中小股東利益相悖的局面，中國股市在發展中第一次出現各類股東利益一致的價值取向，市場由此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
摩根大通中國投資銀行副主席龔方雄近日指出，股改解決了資本市場整個設計過程當中一個重大的結構性問題。資本市場經過這些制度建設和制度改革之後變得越來越成熟，在這一波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風暴中經受住了檢驗。
龔方雄說：“我們國家的股市在全球范圍內是率先觸底的，2008年底和2009年初就進入反彈，也是全球反彈最早的。很快，我們中國經濟的反彈現實也得到確認，全球股市也隨之開始反彈，現在來看，全球經濟已經有從第三季度開始復蘇的跡象。”
隨著中國創業板推進，我國資本市場的結構也將變得更加完善。
“晴雨表”功能初現
過去，中國股民對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這句話一般不信。
高盛亞洲區董事總經理胡祖六認為，考慮現代金融理論，無論哪一個資產定價的模型，都會發現資本市場尤其是股市應該是和國民經濟有非常緊密的關系，所以說股市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應該是有理論基礎的，投資尤其是固定投資和股市的關系也應當是極為密切的。
在胡祖六看來，根本的原因在於當時的股市規模還太小，“我國的股市盡管經過長足發展但還是太小了，不成熟，不夠發達。從市值來看，當時A股和B股市值加起來也勉勉強強佔到GDP的50%，這當然是偏低的。”
不過，現在情況已經有所不同。不久前，中國証監會主席尚福林在總結中國股市過去的變化時說，目前中國股市的市場規模、結構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市場功能不斷健全，直接融資功能得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能力明顯提高。“中國股市正呈現經濟晴雨表的作用”。
“三年前我提出中國股市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晴雨表，還不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但是股改是重要的轉折點，股改以後股市國民經濟晴雨表的作用大大加強。”天相投資顧問董事長林義相說。
股改極大地改變了上市公司股東行為，以前大股東經常侵佔上市公司資源，掏空上市公司的行為時有發生。但是現在經濟增長帶來的成果留在了上市公司，並且大股東還將大量資產注入上市公司，情況正好反過來了。
目前股市市值已經超過GDP，中國經濟的証券化水平大大提高，資本市場對國民經濟的作用越來越大。“隨著許多大型國有企業上市，中國經濟中的中堅力量基本都已經進入資本市場，資本市場更能體現國民經濟晴雨表的作用，同時更能影響整個經濟。”林義相表示。
不過，他也認為，關於中國証券化程度需要辯証地看待。股市市值雖然已經超過GDP，証券化率達到100%以上，這個比例已經不低，世界上多數發達國家也基本是這個水平，但是林義相表示，中國的這個比例有高估的成分，一是其中股市市值計算包括了流通股與非流通股兩部分，而非流通股部分市值被高估了﹔二是按照國際通行標准，中國GDP是低估的。
還有一些業內人士對於中國股市作為經濟晴雨表的身份依然質疑。
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貝多廣就表示：“（中國股市）不是晴雨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目前的上市公司隻是代表國民經濟當中的很小一部分。國民經濟是由很多支柱產業，很多大企業，實實在在地構成的。”
貝多廣舉例說，比如移動通信運營商，即使中國聯通已經上市，但由於中國移動尚未發行A股，股市就不能真正反映這個行業。另外，在汽車行業、進出口行業，實際上還有相當大量的資產沒有進入股市，所以國內股市不能完全反映中國的國民經濟。
不過貝多廣認為，隨著中國股市越來越成熟，規模越來越大，好的公司越來越多，晴雨表的作用一定會表現出來。
制度創新要堅持
中國資本市場雖然成績斐然，但從廣度和深度而言仍有待繼續發展和改革。
龔方雄指出，“目前我國市場風險管理的工具仍然有限，我們的制度創新和制度改革仍然要堅持下去，千萬不能因為這次金融風暴的影響而放慢了改革開放和對於市場的深度和廣度的改革及發展。”
中國証監會上市部副主任張新在不久前的一次論壇上指出，“解決資本市場存在問題的方案，第一個原則還是要高度重視資本市場的重要性。”
在張新看來，一個金融體系如果沒有資本市場的支撐，單純是負債的金融體系，風險是非常巨大的，“這一點要高度的充分的認識到”。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此次金融危機從某種意義上說，金融創新過度是直接的導火索，但是中國的情況跟美國根本不同，美國是金融創新過度，而中國則是金融創新不足。
目前中國的主要問題是金融產品過於單一，金融衍生品基本沒有。因此，必須堅持推進我國銀行業的金融創新，不斷豐富金融產品。金融創新不僅僅是產品的創新，也包含體制的創新。
有業內人士認為，在金融衍生品創新方面要堅持審慎原則，控制風險。中國的創新要依照中國的情況，找出創新點。從具體做法上，隻要大力發展企業債市場，探索中小企業融資擔保形式，就可以幫助中小企業借助資本市場獲得融資，為實體經濟復興起到直接作用。
中國社保：建構預防性體系
“都說養兒能防老，可兒山高水遠他鄉留……”一首令人心酸的歌曲《父親》唱出了農村養老的無奈。
也許再過三年，這樣的擔憂將不再存在。再過幾十年，“養兒防老”將成為闡釋一個逝去時代的歷史名詞。
不久前，國務院剛印發了《關於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新農保”試點工作正式啟動。目前，各地紛紛召開專門會議，布置試點這項惠及9億農民的養老工程。
每月拿著社保卡，到銀行領取幾百上千元的養老金，這些隻有城裡人享有的待遇，農村人很少有人奢望過。人保部部長尹蔚民9月說，“廣大農民在‘種田不交稅’、‘上學不繳費’、‘看病不太貴’的基礎上，又向‘養老不犯愁’邁進了一步。”
在傳統家庭養老功能日漸式微的情況下，社會化養老正伸向廣大農村。不僅如此，近年在農村領域進行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村低保制度、社會救助制度正讓中國的社會保障這張網，越織越寬，越織越密。
“整個社會保障制度要前置，不僅要‘救火’，還要‘防火’。”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儲福靈說。在學者看來，中央高層已經開始重視預防性社保體系建設，正在進行的新醫改重點提出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正是基於 “防大病”考慮。
目前正處於制度建設階段的中國社保，依然需要進一步的整合與改革。“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困有所濟”，素有“社會穩定器”之稱的社保將解決人們“後顧之憂”，以便更好地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
中國式社保
每月14日至18日，北京各工商銀行營業廳會比平日繁忙很多。一大早，就會有很多大爺大媽前來排隊，很多前來辦理業務的人都奇怪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老年人聚集。一旁的保安笑著說，都是來領養老金的。
“退休後就指望這筆錢養活自己了。”在工商銀行東直門營業廳一位大爺說。說完，小心地將剛領的1800多塊錢折好，連同一張紅色社保“存折”，一同放到口袋裡，拍了拍後，緩慢走出銀行大門。
據了解，北京市企業退休人員170多萬，這些人正是通過每月領取的養老金，安度晚年。今年9月初，“新農保”試點啟動，不遠的將來，數億農民也能像城裡人一樣依靠領取養老金，“養兒防老”將成為歷史。
放眼到整個中國，養老正成為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據統計，中國開始進入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期，老年人口年均增加800萬人。目前中國擁有1億多65歲以上老年人，到本世紀40年代將達到峰值3.2億。屆時，平均每5個人中就有1個65歲以上的老人。
以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險制度是中國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制度相繼建設，構成了中國式社保60年急速建設和變革的圖景。
新中國最初的保障由國家包辦，發展到後來，由國家和企業共同承擔，社會成員被分割在各個單位，這些成員的“生、老、病、死”全系於所在的單位。因此在那個年代，找個“鐵飯碗”工作是件無上榮耀的事情。
90年代中後期，政府、企業、個人開始共同承擔社會保障責任，社會保障作為一項社會制度被確立下來。在中國的社保改革歷程中，1998年是個特殊的年份，這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時組建了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一了社會保險管理體制。
有別於計劃經濟時代的社保，中國開始了新型社會保障制度的全面建設階段，從此，各種各樣的制度文件走出中南海，惠及民眾。
200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時，再次組建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首次將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企業人員的社保管理統一起來。在學者看來，若干年後再看，這一定又是個偉大的開始。
要“救火”，更要“防火”
“現在還是制度建設、完善階段。”在一些學者看來，中國社保體系目前並不完備，正在進行的制度框架討論，這就好比建設一個大樓前討論究竟應該蓋方的，還是蓋圓的。
在這個討論過程中，人們對社保看法正發生微妙的變化：年輕人不再隻關注自己工資漲了多少，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留意起自己的社保賬戶，關心起醫藥費能報多少，關心老了後能領到多少養老金。
隨著政府財政在社保支出上力度加大，老百姓享受的待遇水平正逐步提高。在長期關注社保的學者看來，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密不可分，經濟是社保的基礎，“沒錢，談何養老？”而通過社保化解每個社會成員風險後，又會促進經濟的發展。
對於未來的社保體系，儲福靈認為首先會實現“廣覆蓋”。政府在制度設計上時，應該覆蓋全體國民，但是在實際執行中要做到 “廣覆蓋”，而不是“全覆蓋”，因為有一些制度是自願參加的。
更大的改變，將是統籌城鄉社保制度。
在儲福靈看來，中國的城鄉差距大，長期以來，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主要針對城鎮，這是個很大的 “誤區”。他認為，城鄉統籌在整個社會保障體系設計中，就是統籌規劃，協調推進。不能隻做城市的，不做農村的，避免“兩張皮”。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孫樹菡認為，現在的社保制度按照不同居住區域、職業人群等進行劃分，這麼多的制度，下一步肯定需要進行整合。
孫樹菡主張建立普惠式社保，同時應該更多的向弱勢群體傾斜。在她看來，過去是低水平的社會公平，但是隨著經濟發展，社保並沒有相應實現較高水平的公平。現在應思考社會保障的目標定位究竟是公平共享的普惠型，還是維護底線公正的差別型，也就是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
一般認為，社會保障包括三個方面──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在儲福靈看來，還應該在這之前加上“社會預防”。從預防角度，整個社會保障制度要前置，不僅要“救火”，還要“防火”。
“這樣一個預防性社保體系構建，應當是未來設計的一個關鍵點。”儲福靈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