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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连载（159）
2008-04-10
1980年秋，中共为讨论《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召开了一次超大型会议。出席者达四千馀人，均为党内各方要人。许多与会者认为，毛的个人品质有严重问题。其中一些人在诉说毛的这一问题时，还表现出强烈的义愤来。为此，邓小平不得不出来为他的老首长说话：“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麽都归功於一个人。”(4) 如果说指责毛泽东个人品质不好的那些人只是说了其一，那麽强调个人为制度所决定的邓小平也只是说了其二。除此之外，还有个其三，就是制度能够决定人但其本身也是由人制定的或是由人选择的（马克思在其《关於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提出过类似问题(5)）。 至於人为什麽要制定或选择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制度，除有客观情势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人自身方面的原因，即制定制度者或选择制度者很适合或很喜好这种制度。 据黄克诚记述，毛泽东早在主政中央苏区时，就“过於使用顺从自己的人，对待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例如，过於使用像李韶九这种很会顺从自己但品质很坏的人，过於纵容他为所欲为地搞“肃反”、打“AB团”，以致激起“富田事变”、造成红军分裂。(6) 另外，邓小平本人在为毛泽东作上述辩护的同时，也承认后者有这样的问题：“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7) 在一个党里，有了这样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整”的党老大，又有了这样一个“把什麽都归功於一个人”的制度，自呈相辅相成之势。人们既可以说后者影响了前者，为前者提供了制度性保证；也可以说前者影响了后者，为后者提供了创设性动力─前者毕竟拥有能为本党制定或选择某种制度的权力。两者互为因果，很难说谁就绝对地影响谁，或谁就绝对地被谁所决定。 诚然，这位党老大有时也会作出一些谦让姿态，比如提议不准以个人名字命名城市或街道、不准向个人祝寿或送礼。他的这些姿态，孤立地看很悦目，很让那些仰着脸看他的人感动不已；但与他实际做出来的那些事联系起来看就很表面化了，就很不足以称道了。 在他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大运动时，都有一些人站出来劝阻他，十分认真地指明其间种种弊端，但他拒绝劝阻，并严惩劝阻者，甚至置其中一些人於死地。当他搞的这些运动已完全失败并造成惨重后果时，又有一些人站出来纠正他，十分善意地提出许多补救措施，但他又拒绝纠正，并又严惩纠正者，末了还不许人追究他的任何责任。他的这种宁可我负天下而不可天下负我的执政方式，实属无道之君所为。 总之，毛泽东在其执政生涯中，既要做全国人民的政治领袖又要做全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就如同既要当秦始皇又要当孔夫子一样，无疑是困难的，是不伦不类的。(8) 注解 (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英文版，第53页。 (2)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3)迈克尔．H．哈特《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中文本，第1─5页。 (4)邓小平《对起草〈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8─302、308─30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6)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7)引自：同(4)。 (8)如今，达赖喇嘛也面临同样问题。他的因袭身份要求他既要做藏人的精神领袖，又要做藏人的政治领袖。前者要求他必须讲心正意诚，必须为人坦坦荡荡、有话直说；后者要求他必须讲斗争策略，必须学会躲躲闪闪、含糊其辞。可是，他在处理西藏问题时很难将这两者统一起来。 一方面，他的信徒中有相当一部份人坚决主张西藏独立。他若要想继续做这些信徒的领袖，就应该针对他们的主张给出一个能使他们感到满意的说法。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大多希望以较为缓和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即大多支持西藏高度自治，而不赞成西藏独立。国际社会十分明白，他们如果明确支持西藏独立，就会冒两方面的风险：一是要与中国政府直接对抗─这是他们不愿由自己来冒的风险，二是会促使许多西藏人为此而流血（因为中国政府会为反对西藏独立而不惜动用武力）─这是他们也不愿看到的由别人来冒的风险。基於这些考虑，他们倾向於促使达赖喇嘛能够与中国政府对话，寻求一种双方均有妥协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达赖也十分明白，他既要想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就应该尊重国际社会的意见，就应该针对他们的主张也给出一个能使他们感到满意的说法。 显然，达赖喇嘛针对这两方面主张所给出的两种说法，是很难一致起来的。这种不一致，对於一个政治领袖来说，是很正常的，是很适合他的职业的─相机行事可以说是政治家的日常功课；但对於一个精神领袖尤其是一个宗教领袖来说，就不正常了，就不合乎他的身份了─一个受人敬仰的活佛，应该像赤子一样单纯，而不能老於世故、通权达变，或者说，应该像水晶一样透明，而不能一面清晰、一面朦胧。 当然，达赖喇嘛也有自己的话可说：我们搞的“政教合一”不好，即在把政治“合”入宗教的同时，也把前者讲求功利、讲究权谋的行为方式带入后者中；然而，你们搞的“教政合一”也不好，即在把宗教“合”入政治的同时，也把后者讲求功利、讲究权谋的行为方式强加於前者。 
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明镜出版社） 【多维编者注】毛泽东无疑是给中国二十世纪这段历史划出最深痕迹的人物，不仅曾左右过他生前的中国，而且仍影响着他身后的中国。中国大陆学者单少杰，以独立立场、经数载寒暑写成《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前毛泽东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和美国华裔史学大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为该书作序（多维网曾经刊出）。单少杰1953年出生於安徽省合肥市。1978年毕业於安徽师范大学。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本校哲学系任教至今。本书自2000年出版以来，声誉鹊起，受到海内外广泛重视。多维网经授权连载该书主要篇章，到此告一段落。全书订购请到明镜出版社网页：http://www.mirrorbooks.com/ 多维获得明镜出版社授权，即将选载国际知名藏学专家梅尔文·戈尔斯坦教授《达赖喇嘛与中国：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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