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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香港工作的若干重大事件（1）
2008-04-30
多维社记者高伐林／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许家屯以“旅游休息”为名避祸出走，隐居美国南加州“中国山”（Chino Hill）已经17年。这位被媒体称为“继林彪后中共最高级别的出走官员”，1993年在台湾出版《许家屯香港回忆录》，后来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许家屯回忆与随想录》，除此之外，人们很少听到这位深谙香港情况、曾为香港回归殚精竭虑的前中共驻港最高负责人的声音。两年多前多维社记者专程登门拜访，发表《许家屯隐居美国15年，正在想什麽？》，此后他又归於沉默。用他的话说，当年本是“局内人”，现在成了“局外人”，他不愿对香港事务发表意见，以免构成干扰。  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避祸出走隐居美国南加州已经17年。（多维社记者高伐林摄）
但是*欲静而风不止??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后，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相继发表谈话和在回忆录中以激烈言辞抨击许家屯。自称“九二老人”的许家屯无法再保持沉默，“来而不往非礼也”，接受报刊和电视采访，回击他认为的“诽谤之辞”，澄清相关历史事实。2007年12月，多维社记者再次登门拜访，根据他多次讲话录音，整理了这份记录稿，刊载于《多维月刊》和《多维时报》。 中央对香港方针虽定，具体问题有分歧 多维：你在1993年回忆录中，评述了出国前在香港新华分社的工作。对回忆录中所写，现在你有没有什麽还想披露、补充，或者想订正的？  许家屯对多维记者表示：对1993年在台湾出版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他将有一些重要的补充。（资料图片） 许家屯（以下简称“许”）：我当时写回忆录时，是有保留的，保留的是这麽几个部分： 第一，我从接受任务到离开香港，具体情况，回忆录基本上都有了，但是没有连贯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背景，我有所保留； 第二，香港党的组织，和安全部门的工作，基本上没有讲； 第三，有关我在香港参与和主管的对台湾工作的情况，我做了保留。 对於第二、三方面，许多东西我还要继续保留??特别是其中有些重要情况，仍然不便公开；有些东西，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讲。对於第一方面，我要做些补充说明。 1983年调我到香港工作，是偶然，对我来说也很突然。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干部“四化”要求，我已经过了退休年龄；我从来没有做过外事工作。不过既然党要我去香港，我从来不讨价还价。中央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分别找我谈话，做了交代。国家主席李先念，是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是赵紫阳），也找我谈了话。主管港澳的廖承志，也跟我谈了。他们的谈话给我的感觉是，中央同志之间，在贯彻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大的原则方针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因此带来了后来在香港六年半一系列的问题。  《许家屯回忆与随想录》。（明镜出版社提供） 他们最关心的是中央对香港的情况不太了解。赵紫阳特别提出来：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等人在中央领导人会见的时候说，香港一些高层人士反映，新华分社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希望中央直接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告诉我，他们跟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一起商量，派乔宗淮??乔冠华的儿子，到香港中文大学任客座讲师，挂个名，联系香港的社会高层人士。这条线，不经新华社，直接通中央。中央对了解香港情况的重视，可见一斑。他们交代我，你去了之后，这条线就用不着了，乔宗淮由你分配工作。 胡耀邦特地提出：你在江苏的经济工作抓得比较好，看看怎麽样充分利用香港的经济？ 胡启立还专门交代，要我到香港三个月后，系统地、全面地向中央做一个报告。 他们提出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文革”中，香港党、工农群众，以及爱国人士，反对港英压迫，搞反英抗暴斗争，尽管是必要的，问题是过火，有理、有利，但没有掌握有节。延伸出来，对党的工作是很大的伤害，他们归纳成“一左二窄”??“窄”是基础面太窄。 
《多维月刊》2008年2月号登载多篇独家内幕报导，十分畅销。 与廖公（廖承志），会上见面不算，曾接触过两次。第一次是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的同时，我去他家。香港的巨商查济民先到，他已经知道中央要收回香港，就搞了一个英文的收回香港的若干条建议。廖逐条回答他，我听来十多条都不止。见我的面以后，廖继续回答这个建议书，一边翻译，一边解答，哪一条写得不错，哪一条原则上可以考虑，哪一条不行。看起来是回答建议人，我体会同时也是对我做交代，因为我当时对这些具体问题一无所知。他非常认真、态度很自然、自在、很潇洒，举重若轻。 还有一次接触。我向中央提出请求，到香港去之前，放我一个月假。中央同意了，我就去了一趟延安，瞻仰我接触革命思想之后心中就一直向往的圣地。然后到广东，一方面休息，一方面找人了解香港情况。到深圳去了一趟。当时要参观中英街很困难，我想去看看都没有得到批准。这个时候，廖承志正在广东，我便又去看他。他简要地将香港的情况做了交代，重点讲了历史方面。还要我赴港之前找港澳办秘书长鲁平，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了解一下情况，特别要我去找一个退休的老社长。从他的谈话，我感觉不到当时胡赵他们提起的“一左二窄”的迹象。 （《多维月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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