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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当年为什么不肯施救邵飘萍
2008-05-04 邵飘萍的死因,目前有很多说法,比较流行的是因为“宣传赤化”,支持国民军等比较正面的原因,另一种是因乱拿津贴,报格有缺等负面原因。前者是根据当时军阀处置邵飘萍时罗列的罪名,以及根据《京报》报道分析得出;后者是最近学者根据当年报人回忆进行研究的成果。这里不一一例举,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共产党刊物《政治生活》,也批评邵飘萍在职业操守上的瑕疵,“邵君晚近言论的确趋于进步的。有时也发表接近民意的文字,自然我们不能证明邵君发表此种文字时的动机若何……”;“根据北京各报所载,邵君向无定见,以金钱为转移,致遭各方毒恨,最近以宣传赤化嫌疑被奉军枪毙。如此记来,似邵君素行乏检,最近又犯军阀,真是罪有应得,死得活该”。对邵飘萍遇难的原因又增加了几分复杂。在一个法制社会,一个人被判死刑,从理论上讲,和他的道德与社会人际关系并没有直接联系。但在北洋政府时期,则完全不同,执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与判断,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宣判反对者死刑,而罗列出的罪名只是一个幌子,一个欺骗大众、对付舆论的借口。邵飘萍遇害就属于后者,因此内部原因比较复杂,需要分清楚表面原因和真正原因,间接原因与直接原因,以及远因、近因各是什么。 邵飘萍“宣传赤化”是导致他被杀的表面原因。这也是邵飘萍被判死刑的“罪证”,这个罪证的罗列是有根据的,《京报》在1926年1月以来,报纸上刊登的关于苏俄消息很多,而他反对章士钊,支持学生运动也是事实。关键是此次张宗昌、张作霖父子联合进京,打的旗号就是“反对赤化”,并以此获得帝国主义的金钱支持,因此更需要抓几个、杀几个“宣传赤化”的人给“出资赞助者”交差。但选择谁、不选择谁就全凭他们自己的意志,毕竟《京报》不是刊登苏俄消息的唯一报纸,而邵飘萍也不是支持学生运动的唯一人士。邵飘萍的被抓、被杀确有更深层原因。 得罪奉系军阀是邵飘萍被杀的主要原因,这里面就比较复杂。实际上当时骂张作霖的不仅仅是邵飘萍和《京报》,北京的《晨报》、《世界日报》等对奉系都有微词,但邵飘萍事前拿了奉系的钱却不为其说话,还指责并诋毁张作霖,让张作霖有被戏耍了的羞辱感。因此这是得罪奉系的重要原因。另外,由于邵飘萍与冯玉祥关系甚笃,也拿他的津贴,并在报纸上赞扬国民军,指斥张作霖为“违反民意,妄肆野心”,“独夫民贼”等,这又是一层仇恨。不过笔者认为导致邵飘萍被害的直接原因是他在郭松龄倒戈事件中的角色,以及郭松龄与张学良的关系。这是被很多研究者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松龄是张作霖的心腹大将,曾为张作霖立下赫赫战功。他与张学良关系甚好,既是张学良的老师,也是他的部下,可以说郭的决定就是张的决定。二人不仅相知,而且相谅。张学良曾说,郭松龄是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人,二人还义结金兰;张作霖也戏言,张学良除了不能把自己的老婆给郭松龄外,有口吃的都想着他。直到晚年,张学良还感叹道：“如果郭松龄在,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为难了;如果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可见他对郭松龄的倚重和深情。但郭松龄和奉系内部另一实权人物杨宇霆不和,并反对张作霖举兵入关的战略决策,他与奉系并不十分和谐。1925年,郭松龄与夫人到日本参观军事,听到张作霖正在日本购买武器,要与南方的国民军开战,郭松龄愤慨至极,遂决定联络冯玉祥共同反奉。这段历史史学界已有详细论述,并不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在这场关乎奉军命运的大事变中,邵飘萍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他不是最早联络郭松龄和冯玉祥的人,但在郭松龄回国后与冯玉祥的联络中,邵飘萍起到了重要作用。 邵飘萍和冯玉祥关系甚笃,曾因不凡的见识让冯玉祥聘请他为高级军事顾问,并得到丰厚津贴,《京报》上常有赞扬冯玉祥革命军的文章。当郭松龄和冯玉祥决定联合之后,他不仅在报纸上称赞郭松龄为“人民救星”,张作霖为“马贼”“人民公敌”,而且在私下的交往中,“主动宣传国民革命的形势,大摆张作霖引狼入室的罪行,促使他及早下决心,与割肉饲虎的张作霖决裂”。更派自己的如夫人祝文秀往来于北京、天津,暗中联络二人。祝文秀曾回忆说,“我经常为飘萍秘密递送文件,往返于京津、东北等地。飘萍每次要我代他去送信时,总是先朝我上下打量一下,然后把信拿出来,告诉我送信的地点,同时叮嘱我衣装打扮要华丽一点,阔气一点,有派头一点,应对时要机灵一点,”“有时要我穿得朴素一点,普通一点”。当时冯玉祥驻京郊,郭松龄居天津,祝文秀经常往返于京津之间,替邵飘萍送密件。在回忆中,祝文秀虽然没有提及信件的内容(她也不可能知道),但印证了邵飘萍在冯、郭联合倒张事件中的作用。 ( 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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